文/ 吴士新 by Wu Shixin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公共艺术研究所）

中国公共艺术存在本土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本土化”？它是以西方的样式发展，还是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呈现出特殊的样式？在上述问题被抛出之前，当前，我们似乎更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公共艺术是舶来品，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革命与建设联系在一起，并逐步实现本土化。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公共艺术家都需要回答“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并围绕这一核心进行内涵丰富与外延拓展。如果说当代意义上的中国公共艺术是在民主、民权、民生等具有民众主体的政治思想的产生和沿革伴随下逐渐发展起来的的话，那么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艺术为大众服务”为公共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培植了广泛而基础的思想沃土。

公共艺术常常被看作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产物——尽管它来自于古代的民主思想。不过，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公共艺术都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它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下一个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普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受制于现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并由此体现出艺术的公共性。可以说，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共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表达个人诉求、传达集体意志的某种载体。如果我们仅将公共艺术看做是一种艺术语言、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它可能存在一种从西方到东方传播的过程——即所谓的本土化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艺术又像是与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相匹配的艺术模式、艺术制度的某种结构类型，而艺术品充当了这个结构中的符号。

滑田友《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浮雕 1958年 354×200cm

由此，我们可否简单地以西方艺术的价值标准来定义“公共艺术”，以此推论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作品都被排斥在外，而不考虑中国公共艺术生存的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一部分学者甚至据此认为中国不存在公共艺术。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从民众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共艺术存在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对于公共艺术理解的不同，导致了我们对公共艺术本土化认识的差异性。

任何艺术都不是抽象的、纯粹的艺术，尤其是公共艺术。它曾经一度是一个国家、民族宣传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的重要工具。二战之后，公共艺术的迅速发展表明了不同国家、民族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从而让艺术超越民族的狭隘性，成为艺术国际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如美国、前苏联都曾经利用公共艺术进行本国政权意识形态价值的宣传，达到宣扬政权意志的目的。

以雕塑为例，中国公共艺术的本土化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雕塑民族化。从80年代初宏大的历史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保留了“文革”的意识形态，到80年代后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艺术语言形式既有对西方雕塑艺术的一种跟随，又有对民族传统雕塑的一种探索。“本土化”一词暗含了“民族化”的意义。这一时期中国城市雕塑中大量的革命题材、名人题材都采用了写实的且具有民族化风格的语言特征。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雕塑呈现出艺术形式、语言的多样化。公共艺术的本土化是在探讨西方艺术问题、语言、样式的本土化趋势中完成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至今，随着中国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国公共艺术发展呈现出主动迎接艺术的现代化与国际交流，公共艺术的创作能力、生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公共艺术逐渐走向时代的民族自觉、价值自立与形式自洽的阶段。公共艺术的生成策略、发展模式、语言样式都在经历了一轮从被动生成转向内生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艺术”一词的理解上，通常会存在两种误区。一种误区是将中国古代带有社会性质的艺术或者在具有交际性的空间中的艺术看做是公共艺术。显然，这种观点把艺术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作为公共艺术的核心，而忽视了公共艺术的设置方式、服务对象，将公共艺术进行泛化。另一种误区是将公共艺术涂抹上具有西方民主政治色彩，用西方标准来定义公共艺术，从而抹杀中国公共艺术存在、发展的特殊性。显然，上述两种误区走了两种极端——公共艺术的泛化与狭隘化。与西方公共艺术发展相比，中国公共艺术发展逻辑有着共同性，也有着差异性。我们不应该用两者的差异性来抹煞两者的共同性，也不应该用两者的差异性来掩盖两者的共同性。

潘鹤《开荒牛（孺子牛》)铜雕 1983年 5600×2000cm 广东省深圳市市委市政府门前页

从共同性方面来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公共艺术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产物，它离不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商业资本和现代城市化发展。公共艺术的发展是艺术为了适应上述制度所进行的变革。公共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应该与基层制度的发展相适应。公共艺术的服务对象不是抽象的“人民（大众、公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动可见的人。他可以是某个社区的群众，也可以是某个国家的公民。

从差异性来看，如果我们将公共艺术的发展看作外力环境作用的结果，如它围绕着现代国家体制建设的基本要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而形成，而并非从内部自发，那么，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影响因素注定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的。这些因素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首先，民主制度的独特性决定了公共艺术的特殊属性。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政治制度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是公共艺术发展的核心，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其中，大众审美教育是促进公共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可以激发公众对公共艺术的参与热情，提升公众的公共艺术参与能力。艺术教育与艺术价值认同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社会、走向大众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公共艺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城市空间的环境美化，还是公共空间中艺术品设置的审美形式与观念表达，甚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离不开艺术的参与。

其次，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对公共艺术起到重要的作用。公共艺术的“本土化”的过程中，融入了民族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人和谐的社会观、人心和悦 的个体观等。它们不仅是公共文化的体现，还是公共艺术的另一种发展形式，更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念的，一种对传统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的再发现、再利用。例如，公共艺术创作中融入了本土元素——汉字、民族图案、符号元素；对传统自然、文化、社会空间的保护、利用——大运河文化公园、长城文化公园、黄河文化公园等。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例如，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对老旧城区的环境改造、利用，对乡村公共社会的艺术介入、改造，等等。

范水军《记忆》装置 广东省深圳市地铁11号线福永站 图片来自深圳地铁官网

吴为山《孔子》青铜 高7900cm 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再次，公共艺术的本土化是公共艺术观念、制度的中国化。艺术的公共性被嵌入中国观念、中国元素、中国方法、中国方式。这些特点表现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种融合西方现代艺术方法与民族化特点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制度——这些制度体现在公共艺术资金来源、公共艺术设置的程序、公共艺术创作、设置的民众基础、公共艺术的目标等等。进入21世纪之后，“艺术”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参与性。艺术，与民主、科学一道，被提升到改造社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艺术，不再是某些人把玩的专用词，而是大众的艺术、民主的艺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开放性、包容性又反过来体现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上。

此外，中国公共艺术的本土化也是针对全球、国际化提出策略、方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艺术创作常以当下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作为关注对象，从自身的文化、价值判断出发，提出富有高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意见。它可能会融入一些中国文化、中国现实性问题的一些话题。例如，中国发起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将人类的命运共同维系在一起，协作共生，共同发展，更富有大国胸怀。面对复杂多元的价值观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人类社会如何抛弃分歧，求同存异，共同面对全球化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病毒与疾病、环境与污染问题、贫穷与不公正、科技创新与社会伦理安全、核威胁、地缘战争风险、大国博弈与对抗等，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发展，让不同国家的民众共享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当然，中国公共艺术的本土化也意味着艺术语言、样式的民族化。中国公共艺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艺术语言、艺术样式，也要适应人们的现代审美需求。与一般私人艺术相比，公共艺术更易受到空间、场所的制约与裹挟。例如，由不同的建筑合围的现代城市空间，需要何种形式的艺术？差异化的虚拟网络空间，需要何种艺术语言、艺术样式？自然风貌、风土人情迥异的乡村空间中需要何种语言样式的艺术？因此，中国公共艺术语言、样式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艺术家探索一条公共艺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创作语言、样式的道路。

最后，在运作、发展模式上，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也与西方公共艺术不同。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依靠的是以行政为主，行政化和市场化结合的一种运作模式。行政化模式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由相关部门（文化、建设、旅游单位）委托专业机构执行、管理公共艺术的创作、设置、维护、拆除。市场化模式主要依靠市场化的经济手段进行运作。由相关企业、公司以及其他经济体单位运作公共艺术的创作、设置、维护、拆除等相关事宜。两种模式的目的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于文化、社会价值的宣传、展示，而后者则侧重于对消费群体的商业引导。这两种模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公共艺术发展动力的两翼。此外，还有些公共艺术的创作是由相关学术机构引导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艺术的方式，提升地方的空间品质，吸引游客，振兴地方经济。例如，一些地方发挥专业学术机构的引领作用，通过举办“乡村艺术节”“大地艺术季”的方式，拓展艺术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作用。

总之，公共艺术的本土化并不是单纯的民族化，它更多地融合了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公共艺术的本土化发展应该与国家、社会、民众的需要结合起来，与各地不同地方空间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这才是实现中国公共艺术健康发展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