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滨，王琳峰，李 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 100044）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 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①引自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其中可实证中国“1万年的文化史”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就是“上山文化遗址群”。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阶段，是新石器革命的主要成就。在目前已知的主要农业起源中心，都对其后的早期文明起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有关农业起源的研究，不仅在国际考古领域属于重点研究方向，作为世界四大主要农业起源地的中国，农业起源也是中国考古界的重要研究方向。对此，我国考古界的严文明先生对此问题早就予以了深切的关注和专题研究，包括提出中国的长江流域是稻作起源的论说。在此基础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持续20多年的田野考古，于钱塘江流域为主的浙江东南丘陵地区发现了20余处被命名为“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址②2000年以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由2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在钱塘江流域与椒江流域发现了不少于20处被称之为“上山文化”的遗址群，年代距今10 000～8 500年。2020年，“上山文化遗址发现20周年”会议由“上山遗址”所在地浦江县政府组织召开，参加会议的科研院所包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以及国外相关科研机构等。；经由国内外著名植物或农业考古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基本论定“上山文化”时期在这一地区发生了水稻的驯化与种植过程，已发现的考古遗址遗物基本符合柴尔德先生提出的“新石器革命”要素。虽然有关世界农业起源的研究存有诸多观点，但“上山文化遗址群”这一重大发现向公众展现了一系列有关上山文化遗址与稻作起源相关的田野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学等最新研究成果，基本判断出这一地带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时间段内发生了人类的稻作文化起源过程。这一判断有助于见证中国的稻作农业起源，有助于揭示中华文化的基因形成过程与内涵，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明自尊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鉴此，本文针对“上山文化遗址群”具有完整揭示人类稻作农业起源的潜在可能，将其视作可见证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要阶段的优质资源。有鉴于农业起源研究及其相关资源保护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本文仅从资源保护的角度，以规划调研资料为基础，依托目前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进展，尝试对“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潜在遗产价值标准与现存环境特征展开初步的分析与探讨，并于全球农业遗产视野下开展初步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基于遗产价值的系列遗产“上山文化遗址群”资源保护与管理的框架性策略，希望有助于下一步的遗产价值研究与保护管理与阐释工作。

1 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基本特征分析

在作为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研究之前，首先当立足文化资源的保护立场，结合考古资料、相关研究成果以及遗产的实地勘查情况，从遗产研究与保护的角度对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包括遗产的遗存概况、价值属性、时空界定、地理特征、生态系统、生活基地选址等方面的特点，在此以目前的各类研究成果、现场调查以及地理测绘图面分析为基础，开展下列分析。

1.1 遗存概况

据目前的考古工作发现，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分布以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分布至椒江上游的山间盆地或河谷地区[1]，主要分布于金衢盆地内的主要干流衢江、武义江、东阳江两岸。在近5 000 km2的范围之内，已发现遗址21处：浦江上山遗址、后陈遗址；嵊州的小黄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东阳老鹰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荷花山遗址、下库遗址；金华青阳山遗址、山下周遗址、三潭山遗址；兰溪皂洞口遗址；武义大公山遗址；永康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庙山遗址、山遗址、长田遗址、太婆山遗址；仙居下汤遗址；临海峙山头遗址[2]（图1）。实际的遗址数量当远超此数。上山文化时期的遗存主要包括壕沟、房址、灰坑、墓葬、水塘、台地等遗迹和各类出土器物；出土器物主要包括石器（含磨制石器）、陶器（含早期彩陶）、极少量的骨质遗物和丰富的稻谷遗存。

图1 上山文化遗址群分布图（来源：作者依据考古遗址点坐标绘制）

据此，考古研究将上山文化分期依据陶器形态分为了早期、中期、晚期[3]。其中，早期下限距今约9 500年，上限超过10 000年，早期遗址包括上山遗址、庙山遗址、大公山遗址、太婆山遗址；中期下限约距今8 600年，上限距今约9 200年，中期遗址数量最多，包括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山下周遗址、湖西遗址、桥头遗址、下汤遗址和皂洞口遗址[4]；晚期年代距今8 500～8 000年左右，遗址数量较少，包括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桥头遗址、峙山头遗址（表1）。

表1 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概况统计表

1.2 价值属性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众多属性中，农业遗产较之传统的历史建筑、历史城镇之类，属于是后起之秀。虽然在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保护名单中包含有60多处遗产，但属于农业起源性质的世界级保护遗产尚属鲜见。上山文化遗址群在价值属性上当属于农业起源类，或可谓见证“新石器革命”的典型遗产。

1.3 时空界定

时间范围暂定为距今10 000～8 500年。有关上山文化年代的认定目前尚存在不同说法③不同说法主要参见文献[3]以及陈伟驹.关于上山文化年代的讨论[J].东南文化,2018,34(6):39-45.，为了对上山文化遗存及历史环境的理解具有更多的包容性，暂取目前学界已有不同说法的最大年代上限与下限，作为资源保护讨论范围，且有待以后修正。

空间范围暂定为目前已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即以钱塘江水系为主的浙江境内的东南沿海诸水系。值得关注的是，该空间范围按照全国水利流域的划定不属于长江流域。

1.4 地理特征

1.4.1 地质特征

金衢盆地经晚中生代的区域伸展作用而发育起来的晚白垩世—古近纪裂谷盆地，整体地势平坦开阔[5]；该盆地总体沿北东—东延展，北靠千里岗山脉、金华山脉，南依仙霞岭，东临会稽山[6]；周边丘陵非喀斯特地貌或溶岩地质，基本不具备以洞穴为主的定居条件。

1.4.2 东南沿海诸水系

在中国7大水系的长江水系至珠江水系的出海口之间，间隔着一段大约1 800 km长的中国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南北向的“东南沿海诸水系流域”。其中除了归属长江流域的苕溪（注入太湖水系）与信江（注入鄱阳湖水系）之外，其余水系均属独流入海。

在浙江境内的诸水系中，流域面积位于前三的是钱塘江水系（流域面积42 200 km2）、瓯江水系（流域面积17 958 km2）和椒江水系（流域面积6 613 km2）。

目前考古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群”分布点主要涉及钱塘江水系，少量涉及椒江水系。上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的钱塘江水系中，与遗址点分布相关的水系有钱塘江的支流衢江、武义江、东阳江、浦江、曹娥江以及椒江流域的支流永安溪、逆溪等。随着文化年代的推进，上山文化遗址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由钱塘江上游山间盆地向下游沿海平原分布的趋势[3]（图2）。

图2 浙江东南沿海诸水系流域与上山文化部分遗址分布示意图（来源：作者依据考古遗址点坐标绘制）

1.4.3 地貌特征

遗址群所在地多为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其间水系发达为丘陵和中低山区发育红壤和黄壤；上山文化遗址一般位于支流的支流附近，可沿水系直通东海，多位于河流二阶台地与三阶台地的边缘，黄海高程在65～128 m之间④目前各遗址点海拔高程值暂依据现场实地调研的GPS位置与Arcgisonling在线数据所提取。。海拔高度可分为5级：青阳山遗址海拔为65 m；三潭山遗址、山下周遗址、小黄山遗址海拔在74～76 m之间；青碓遗址、老鹰山遗址海拔在85～86 m之间；大公山遗址、下库遗址、长田遗址、山遗址、峙山头遗址、荷花山遗址、湖西遗址、庙山遗址、上山遗址、桥头遗址海拔均在92～96 m之间；长城里遗址、太婆山遗址、下汤遗址海拔在105～128 m之间⑤各遗址点海拔高程值为作者依据现场实地调研的GPS 位置与Arcgisonling 在线数据提取。。

1.4.4 气候特征

上山文化时期处于全新世早期，气候升温转暖；钱塘江流域小盆地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6.7℃。较之现代金衢盆地的年平均气温17.3℃要低0.6℃。

1.5 生态系统

上山文化时期，人类利用植物资源以淀粉类物种为主，这种行为发生于特定的生态系统环境中，包括2大生态系统：开阔的林地生态系统和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林地生态系统提供了丰富的坚果类和动物资源，包括橡子、栗子、鹿等；湿地生态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并呈现出自身的植物群落及其演替。由于生长的水深不同可分为挺水植物（水稻、芦苇、香蒲等）、浮水植物（芡实、菱角等）、沉水植物等[7]。不同的动植物受到气候变化、水位变化、季节性降雨、动物行为、人源干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一种长期平衡的原始生态系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修复原始生态系统、解读万年前上山人的农业起源是相当重要的科学凭据。

1.6 生活基地选址

在定居点的选址特征讨论之前，有必要就距今万年的上山文化定居点的指称开展一些的讨论。一般意义上，“聚落”一词的定义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但这一定义用于不同地区、不同文明进展的时段，特别是用于“聚落”的起源阶段—当属于一种渐变的过程时，对其如何指称较为贴切便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概念。

上山文化历经的2 000年的遗址点中，包含了一定的建筑基址、灰坑、陶器等定居生活的遗迹；作为聚落最鲜明的要素—环绕建筑基址与灰坑群的“环濠”遗迹，则出现在上山、湖西、下汤、小黄山等中期之后的遗址中，早期遗址和其余大多数遗址到底有没有环濠尚属未知，特别是上山文化早期遗址至中期遗址之间的沿用关联和形式差异究竟几何，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由此，以“聚落”一词指称上山文化2 000多年的定居点时，尚需对这一概念开展进一步细化的专题讨论。为此，本文针对人类早期定居活动、暂采用“生活基地”一词指称整个上山文化的定居聚落。其空间范围以自然低丘的地形单元及相邻溪流的关联范围为界，其内必含有房基、灰坑、陶器等遗迹遗存，但未必有明确的环濠围合；其场所除了生活活动之外，应包含一定的生态系统特征，包括不排除少量的渔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可能。

在此概念下，我们可以通过实地勘查，从地形地貌的分析及其各要素间的空间关系辨析，归纳出下列3点上山文化生活基地的选址特征。

（1）位于水系上游流域的山间盆地。从地形图上分析，考古已发现的20余处遗址点位置可以看出，上山遗址等大部分遗址点位于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下汤遗址位于椒江流域的仙居盆地，“多距山地2～8 km”[5]，只有个别遗址不属于这一情况。这些山间盆地均为钱塘江、椒江水系的上游支流贯穿其间。相较于上山文化之后的河姆渡遗址所在地“宁绍平原”和良渚遗址所在地“杭嘉湖平原”，绝大多数上山文化的遗址点所在的地貌基本属于“从属性平原”—规模不等的山间盆地中的平原，与长江三角洲面积广袤的“独立型平原”相比，对农业大规模生产的支撑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

（2）位于水系支流的溪流一侧—不在江边在溪边。从生活基地与水系流域的关系分析，目前已发现的20多处遗址点绝大多数位于水系流域的支流边上，距离“基本小于1 km”[5]。尤其是上山遗址与蜈蚣溪、下汤遗址与四鸟坑（溪）、桥头遗址与铜溪，都处于紧贴状。这一现象反映出人们定居的生活基地与水资源利用之间存在着距离上的不近不远、水量上的不大不小的关联约束。

（3）位于相对独立的孤丘或山前岗地。从现有的地形测绘图进行高程分析，可以发现遗址点即生活基地的地貌大多属于山前相对独立的岗地（上山遗址、桥头遗址等）或孤丘（荷花山遗址、下汤遗址等），基地周围都拥有较为宽阔且低洼的平坦地貌，由于该地貌已经历了万年的自然风化与人工活动的影响，有关距今万年前上山文化各遗址点周边的原始地表、即“原地”高程究竟几何，亟待考古工作的推进。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客观把握现存岗地或孤丘与周边洼地在万年前的实际高差，才能廓清生活基地的边界所在，由此获得先民在定居点较为全面的原始图像，为遗产区的划定和原始生态系统的修复提供依据。

综上，有关上山文化遗址的稻作文化属性与特征须进一步开展，以便更好地讨论有关先民生活基地结构、社会秩序、人口分析、生业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遗产价值特征研究。

2 遗产潜在价值标准初探

世界遗产的标准评估第一步便是评估其是否具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所列6条标准的某一条或多条。上山文化遗址群虽已历经20余年的考古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在植物考古方面获得了长足进展，但对于一项万年前的遗产而言，面对6条标准的自述声明，仍然有大量的考古与多学科研究工作需要深化、梳理、辨析，为了有效推进这些工作的进展，本文暂推出2条粗略的评估，作为深化价值研究的基础步骤。

2.1 潜在的世界遗产价值标准

根据我国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对照世界遗产申报的价值标准，暂且依据柴尔德的农业革命理论，初步认定“上山文化遗址群”可符合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iii“见证价值”和价值标准iv“典范价值”。初步论述如下。

（1）上山文化遗址群见证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稻作农业起源”重大阶段。在全球视野下，上山文化遗址群生物学层面的水稻驯化证据标志着物种在基因上的转变⑥（加拿大）克劳福德（Gay Crawford）：关于上山文化的重要性，从最显著的2点来说，上山标志着定居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物种在基因上转变和驯化。，考古发现的相关动植物遗存、伴随人类早期耕种行为，标志着定居的产生与出现，均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稻作农业起源⑦（英国）傅稻镰（Dorian Fuller）：这促使我们重新在世界范围内思考，从狩猎采集到进入全新世农业定居社会，并最终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走向文明的基础是能够支撑足够的人口，因此栽培行为的出现成为从旧石器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关键…… 所谓“新石器革命”的诸多特征均在上山文化中充分体现出来……上山文化非常明确已经从这个起点出发，是稻作文明产生的源头，也为其后续发展设定了方向……站在全球视野看文化变迁和人类生态意义上的转变，上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稻作起源及稻作农业的发展影响了当今半数以上人口的生存，直接诱发了距今5 000～4 500年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籼稻的驯化，并广泛向东、向南影响了新石器化过程，奠定了东亚文化圈的人类文化生态本底格局（影响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次大陆、南亚环太平洋岛屿、东北亚）。

（2）上山文化遗址群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东亚地区“新石器革命”的典范。上山文化遗址群属于全新世东亚地区最早完整包含了新石器革命5大特征—“农业、磨制石器、定居聚落、陶器、信仰”的遗址群，尤其是伴随稻作栽培同时发展的定居聚落、东亚最早的彩陶突出承载了人类的创造力，呈现出2 000～3 000年的连续性，于公元前9 000年左右成为东亚第一个文化中心区，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新石器革命”阶段的考古遗址典范。

2.2 尚需关注的价值标准

考虑到农业起源必定包含着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即人地关系，目前的价值评估尚有待于考古工作在原始地形地貌和生态系统复原研究方面的进一步成果。因此价值标准v“人地关系”可作为具有潜力的世界遗产价值标准，在获得充分的考古研究资料后再予以评估。

3 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策略

对比分析是世界遗产重要的研究工具，也是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成立的基础。本节将基于对世界农业起源相关遗产的现状，根据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基本特征，提出“同期同类”“基于价值”2个方面的对比分析研究思路，以待今后展开更加深入的对比分析研究，从而归纳出上山文化，即中国稻作起源遗产的特征。

3.1 全球农业遗产现状分析

3.1.1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农业起源遗产

据统计，UNESCO《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农业类遗产16处，其中有3处涉及农业起源（图3）。这3处遗产分别位于非洲加蓬（洛佩·奥坎德生态系统与文化遗迹景观，编号1147）、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库克早期农业遗址，编号887）以及美洲的墨西哥（瓦哈卡州中央谷地的亚古尔与米特拉史前洞穴，编号1352）（图4～图6）。这3处史前农业起源遗产年代均在距今1万年左右，属新石器文化，所见证的农业起源物种为玉米、香蕉、芋头、番薯等，不包含大麦、小麦、玉米、粟等欧亚大陆文明主要粮食作物，且都位于中美洲和非洲等亚欧大陆以外地区（表2）。

表2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早期农业遗产

图3 《世界遗产地图》上的农业遗产（来源：底图来自世界遗产中心《2019—2020世界遗产地图》，作者改绘）

图4 洛佩-奥坎德生态系统与文化遗迹景观米特拉史前洞穴（来源：https://www.thousandwonders.net/Lop%C3%A9+National+Park）

在目前的《世界遗产名录》中，特别是在亚欧大陆范围内，还没有可见证大、小麦起源和大、小米起源的世界文化遗产。

图5 库克早期农业遗址（来源：https://whc.unesco.org/en/list/887/gallery）

3.1.2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名单中的人工栽培关联遗产

图6 瓦哈卡州中央谷地的亚古尔与米特拉史前洞穴（来源：https://lacgeo.com/prehistoric-caves-yagul-mitlaoaxaca-mexico）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0）建立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名单中的农业遗产，该类遗产结合了农业生物多样性、韧性生态系统以及宝贵的文化遗产。从该名单的价值标准陈述可以看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遴选标准侧重生态系统和生态价值，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完整性是重点，类似世界自然遗产的遴选标准，并非专门针对农业起源的要求⑧全球农业遗产申报5条标准： ①有利于粮食和生计安全的农业系统；②丰富而独特的农业生物多样性；③传统知识和技术；④强烈的文化价值观、集体形式的社会组织以及资源管理和知识传播价值体系；⑤独具匠心的水土管理系统和技术造就，令人叹为观止的陆地和海上景观。。

自2005年以来，已有23个国家的62处系统入选，包括了高原农业、绿洲农业、农林复合、草原游牧、稻鱼共生、旱作农业等全球不同的农业类型（图7）。其中10处是与人工栽培历史相关的遗产，从保存野生—人工栽培品种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角度承载农业遗产价值。该名单中，中国2处申报材料提到了农业起源考古遗址：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表3）。

图7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中的农业遗产（来源：底图来自世界遗产中心《2019—2020世界遗产地图》，作者改绘）

表3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中的人工栽培关联遗产

3.2 与同期同类遗址比较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基本可以概括为：两大流域与两大源流[8-9]。这2条独立的源流分别为：以沿黄河流域分布的、以种植粟和黍2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赵志军认为：农业起源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地点，它是一片大的区域，从时间概念上讲，植物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可能2 000年才有一个大变化。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万年遗址，距今为13 000～9 000年，属全新世早期阶段，代表了不同的地域的农业起源进程（图8）。代表性遗址包括华北地区的东湖林、转年遗址、南庄头遗址、于家沟遗址、薛关遗址、下川文化遗址、柿子滩遗址等；黄河中游地区的贾湖遗址；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的玉蟾岩遗址、江西吊桶环遗址等。

图8 稻作起源阶段与中国全新世集成气温序列重建示意图

鉴此，可从下列3个层面进一步开展与上山文化遗址群同期同类的遗产比较研究：①与中国万年或同期稻作遗址比较（包括钱塘江流域、澧阳平原、淮河流域等同期遗址）；②与东亚、南亚的稻作起源遗址比较；③与世界的农业起源遗产比较（含全球重要粮食作物起源遗产缺口分析）。

3.3 基于价值特征的世界对比分析框架

综上初步分析，目前已知的材料可支撑上山文化在种植驯化、彩陶烧造、定居聚落3个方面展现出显著特征。因此，除了以《世界遗产名录》为基本对比范畴之外，尚可基于3大特征从下列4个方面开展专题性的对比分析，以利于进一步揭示出上山文化的特色所在：①稻作起源—对比范围囊括国内同类同期考古遗址，其以澧阳平原、淮河流域的同期遗址为主；国际同类考古遗址，以东亚地区的稻作起源类考古遗址为主；②农业起源—对比范围拓展至与世界其他早期不同农业作物的起源遗址相比较，进行异同分析，归纳出上山文化、即中国稻作起源的特征；③聚落起源—以人类从非定居走向定居的早期考古遗址为对比分析对象，不拘国内国外、不拘大江南北，由此归纳出上山文化的定居聚落特征；④彩陶起源—对比范围也需要囊括国际、国内同类物证，但重点在起始阶段，不必展开至其后的彩陶大千世界。

4 系列遗产保护管理策略

4.1 系列遗产

《操作指南》（2021版）中特别提出了系列申报的遗产（nominated serial properties）申报方式的建议。包括3个方面：①各组成部分应体现出文化、社会或功能性长期发展而来的相互联系，进而形成景观、生态、空间演变或栖居地上的关联性。②每个组成部分都应对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有实质性、科学的、可清晰界定和辨识的贡献，亦可包含非物质载体。最终的突出普遍价值应该是容易理解和便于沟通的。③与此一致的，为避免各组成部分过度分裂，遗产申报的过程，包括对各组成部分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遗产整体的连贯和管理上的可行性，并且，该系列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组成部分）必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12]。

根据上山文化遗址群的遗产分布特征，该遗产在申报世界遗产时须按照“系列遗产”的规定进行文本与规划编制。考虑到“上山文化遗址群”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特点，同时，受考古工作不确定性影响，系列遗产的价值体系研究与展示，既要体现出价值整体性，又要明确各单点不可替代的支持作用；系列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既要体现整体性的管理保障，又要发挥属地管理的主动性。因此，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工作框架应明确划分出系列遗产整体与遗产单点工作2个层面。

（1）整体层面。系列遗产整体工作包括完整代表遗产价值的所有部分的整体性工作。作为一个完整的遗产，其整体性表现在包括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认定、遗产辨识、保护管理体系构建、遗产价值展示与解说体系、遗址博物馆风格与展陈内容等各方面须统一的原则与要求。

（2）单点层面。遗产单点工作包括构成系列遗产的每个遗址点的独立工作。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既要与整体统一协调，又要突出自身的特点和现状条件。其独特性表现在包括遗产区划、遗址公园特点、解说标识体系、环境整治、景观提升、遗址博物馆展陈内容等方面。

4.2 遗址点初选名单

系列遗产的遗产点甄选过程是一个伴随着价值研究深化与考古工作推进，并随之不断调整的开放状态。遗产点的甄选原则包括3个方面：①遗址点对遗产整体价值的支撑角度及其在同类遗址中的代表性；②遗址点的考古工作深度与进度；③遗产点的保护管理条件、包括已获得的保护身份。

依据上述甄选原则，上山文化遗址群初选遗址点6处，如表4所示。

表4 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初选名单

4.3 动态调整的可能

考虑到遗产价值在深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调整；考虑到考古工作的不确定性，包括今后不断发现的考古新成果；考虑到遗址的保存与保护管理工作受到属地管理能力的差异影响，系列遗产的遗产点甄选将采用动态调整的方式推进。

与此同时，还可以应用GIS技术，结合上述归纳的上山文化遗址分布环境特征，以水系流域为结构，对整个钱塘江水系流域及周边水系进行空间图形分析，寻找出所有符合上山文化遗址分布条件的地段与地点，开展考古调查和探查工作，以此深化整个遗产的系统性，为价值研究提供支撑。最终的遗产申报名单也需要根据整体研究的深化进行调整。

4.4 遗产构成的要素

基于上山文化遗址群遗产价值与特征的研究，需要全面理解万年遗址的原始生态环境与人工遗存之间的关系，进而展开遗产构成要素的辨识工作。万年遗址的遗产构成要素辨识，将体现在2个方面不同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构成要素：①遗址真实性的解读；②遗址完整性的特征。具体而言，万年稻作遗址的遗产构成不仅应当包含相对完整的古台地、古水系、古聚落（含人工建造遗迹）、古稻田、古窑址（含陶器制作遗迹）等要素，还要辨识出相对完整的先民生活基地的原始地形地貌与自然生态系统。

4.5 遗产区的划定依据

遗产区的划定依赖于对农业起源类考古遗址及其历史环境价值的认知，以完整保护遗产构成要素的安全性、完整性为目标。万年遗址的遗产区划定需要建立在对原始先民生活生产方式较为全面的理解上。可重点考虑2个因素：一是生活基地的范围；二是遗产构成要素的完整性，包括相对独立的地形地貌。故此，遗产区边界的划定有赖于环境考古工作在“原地”探查方面的成果支撑。

4.6 缓冲区的划定依据

缓冲区的划定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农业起源类考古遗址所涉及的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遗址域或遗址开拓区。在此基础上划出对遗址周边的空间环境、视线通廊等具有保护与保障效果的管控空间范围。这一工作同样也有赖于环境考古工作的相关成果支撑。

4.7 保护措施的重点

从针对农业起源类考古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出发，保护措施应重点关注3个方面。

（1）遗产区景观基本要求。以考古学的原始生态系统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点开展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再现，保护措施的内容较之其他大遗址展示，需要更多关注原始植物品种的种植与培育，更多关注原始地形地貌的修复再现。

（2）人工遗迹保护要求。针对万年遗址，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当时即原始人类活动的全面场景，充分认识当时的人工遗迹与文明起源之后的人工遗迹相比，具有规模小、内容简易、材料脆弱的特点，所以需要严格遵循“最低限干预”的原则，保护措施的方案设计要坚持多方案比选，保护措施要特别强调遗址保护的安全性、有效性。

（3）环境整治效果要求。考虑到保护对象距离今天已经跨越了万年时空，所以在落实遗产区、缓冲区的环境整治方面上，必须依据原始生活基地的场景加大整治力度。在这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万年遗址的保护与景观效果，以及传统村落保护与景观在时空上的距离。

4.8 系列遗产的阐释

作为系列遗产类型，在价值的完整阐释方面，需要构建“整-分”结合的遗产价值阐释体系。上山文化遗址群的阐释体系应依据系列遗产理论、围绕稻作文化价值特征制定；阐释与服务设施要突出万年遗址的原始特性，与新石器中晚期考古遗址的场景风格要有所区别。阐释体系应处理好3个方面的关系：①整体与单点的关系；②遗址博物馆与遗址现场的关系；③不同遗址阐释手段的特色需求。

4.9 城镇化的压力

从资源现场调研与信息采集结果分析可知，上山文化遗址群面临着突出的城镇化压力，主要表现在大型交通设施、村庄建设、工厂占压3个方面，需要针对城镇化压力，尽快编制保护总规或遗产管理规划，在遗产区、缓冲区划定的基础上，分别制定清理、缓解、削弱或调整城镇化压力的有效措施，并与遗产地国土空间规划及时衔接，不断提升规划措施的可操作性。

图9 上山文化遗址群面临城镇化压力分析示意图（来源：作者自摄，并分析标注）

4.10 系列遗产的统筹管理模式

作为系列遗产，在管理模式上明显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对此，笔者借鉴10年前我国规模最大的系列遗产、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实践经验，在此提出：上山文化遗址群可按照“六个一模式”进行协调管理：①组建一个联盟组织—联盟的成员可以是动态开放的；②制定一套章程—明确基于整体价值的保护管理，重在构建协调机制；③组成一个专家组—由多学科专家组成、成员相对固定，保障长期稳定的专业咨询；④设立一个秘书处—专职办理协调事务、管理数据库；⑤建立一个年会制度—联盟成员轮流坐庄、定期开展交流培训；⑥建成一个数据库—集中汇总各个遗址点的基础资料及其各个专业的研究成果与相关数据，为保护展示、特别是监测管理提供实质性支撑。

4.11 实操策略

考虑到考古遗址类型的系列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整体保护管理实操策略可以采用5个管理策略：分级分类、分期分批、多学科协同、属地管理、联盟运行。这5个方面均可通过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规划制定，落实具体的操作步骤。

5 结束语

“上山文化遗址群”是继良渚古城遗址之后，可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又一重大文化遗产：它揭示了以钱塘江水系为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东亚地区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突出贡献；可填补世界遗产中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有利于向世界展现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稻作农业的起源”。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优质资源，将其置入全球视野下按照世界遗产的价值研究技术路线开展遗产价值认知专项研究，可支持和促进任重道远的考古工作，并在系列遗产的模式下开展“基于价值的保护管理”，可有效提升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整体保护、研究、管理与展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