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弓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教研部，广西 南宁 530021）

当前，人类在与新型冠状病毒展开殊死搏斗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该病毒是之前从未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人类对它的了解还不是很透彻，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做好自我保护，包括保持基本的手部和呼吸道卫生，坚持安全饮食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聚集等就显得尤其重要。技术层面的研究正在持续进行，是否同时可以从文化层面予以审视？从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其中的生态观中找到一些有利于疫情防控的经验、思想，从而为人类应对重大疫情，构建一套预警体系和防控措施提供中国智慧，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包涵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学界已有了大量研究成果可供参考。汤一介先生从《易》中蕴含的义理阐述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1]乔清举教授的专著《儒家生态思想通论》（2013）和他的一系列论文都阐述了儒家对生态问题的态度和相关举措，为了解这一学派的生态观提供了帮助。①这一系列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乔清举．儒家生态文化的思想与实践[J]．孔子研究，2008(6)．详细考察了儒家生态文化思想和实践两部分内容。乔清举．论儒家的祭祀文化及其生态意义[J]．现代哲学，2012(4)．从儒家祭祀文化着手，考察其对自然的敬畏和报答，认为人从属于自然，使人们对于自然保持敬畏的情感。乔清举．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J]．社会科学，2012(7)．通过论述儒家自然哲学中“通”的四方面内容和价值来表明儒家哲学的生态本性。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维度[J]．哲学研究，2013(6)．从基本、宗教、道德、政治四个维度考察了儒家生态哲学的定位和意义。乔清举，曹立明．论儒家生态哲学的范畴体系[J]．道德与文明，2016(4)．探讨了儒家生态哲学的构成体系，认为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于人的行为的制约。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意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4)．探讨了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的内涵、范围、研究方法等特点。祁志祥考察了道家生态美学意义。[2]张连国则详细论述了《管子》的生态哲学内涵。[3]这些论著阐述了先秦时期各个流派的生态思想观念，着重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点。这些思想在当前乃至今后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乔清举教授曾撰文提到“生态哲学是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首先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作为概念的‘环境’、‘生态’，遑论这门学科了。”[4]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无所谓生态文化的概念，尽管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理念、生态观，但与其他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名词一样，他都是西方概念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就使学界在使用这一概念的同时应该注意其适用范围，究竟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是否能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体现？或者说现存丰富的史料中的确存在大量对生态的表述，这些表述前后一致构成一定的体系乃至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从而影响一个时代的生态观，进而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则应该进行深入考察。

传统文献中确实存在大量关于生态问题的记录。而且不局限于某一个学派，这在上文简单的文献梳理中已得到了体现。但如果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化的考察，从宏观层面阐述保护环境，尚不足以警醒世人。而中国历史上儒、道、墨、法、阴阳、杂、农等百家九流，他们的思想中都蕴涵着尝试对人与自然构建一种他们认为最为和谐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思想的很多成分在今天看来还是存在价值的。尽管各个流派的生态观念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但从当前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这些生态观念中存在一些共性特征。而现有的研究对于这方面的涉及较少，也没有从系统梳理传统生态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而将传统生态文化纳入疫病防控的层面加以考察，更能直观体现传统生态文化的约束力度的大小和相关制度的得失。因此在疫病防控角度找出传统文化中的共同理念、措施具有现实意义。

在儒家生态文化中较为显著的特点如重天人合一，敬重自然，能够视自然为生命的一部分，故而能做到“斧斤以时入山林”，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也由于天人合一，才能在敬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而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乃至于法家甚至规定不得向街道乱弃垃圾。《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5](P167)当然韩非子以重刑禁止弃灰于道是为避免百姓之间的争端，但其中也蕴涵了保护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已得到充分研究，在学界也取得了共识。这里着重阐述先秦生态文化中的另一特质，即“不贵难得之货”。从生态文化的角度解读即不对自然界过分索取。由于这句话出自《老子》，②《老子》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魏源对于贵的诠释说：“货以难得为贵，则民病其无而至于盗。”见［清］魏源．老子本义[M]．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3．王弼认为“难得之货虽细，贪盗为之起也。”又说“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箧，没命而盗。”见［魏］王弼．老子注[M]．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39；2．故学界多从道家的角度阐发他，也限制了其生态思想价值的阐发。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一性，诸子百家都有相通之处。道家观点，其他学派亦可见到相关痕迹。这在治先秦学术者已有发现。现仅就此特质作出阐述，先以儒家而论。

儒家重礼，从繁复的礼仪中体现出儒家“不贵难得之货”的生态理念。儒家推崇的礼的象征物礼器被视为国之重宝，灭其国必毁其宗庙，迁其鼎（礼器）。于是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因此礼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难得之货、宝贵之物。在先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最为珍贵的国之重器。但儒家对于礼器中的重器九鼎是什么看法呢？儒家经典之一的《左传》借王孙满之口提出了“在德不在鼎”[6](P4056)的观点。这是其不贵难得之货的一个重要例子。类似的例子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再次出现过。吴起作为魏武侯的大臣，在魏武侯因自己的疆域拥有山河险阻而洋洋得意的时候给予他严正的劝谏。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7](P2623)

这则史料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回答楚庄王的措辞结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将道德提升至物质之上。只是《史记》更加扩大了贵重之物的范围，但二者蕴涵的儒家不贵难得之物的价值理念却如出一辙。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文所谓的儒家文化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司马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但在他的时代儒术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亦在所难免。自汉代以来，诸代帝王多有以禁止地方贡献方物的做法很好地阐释了儒家不贵难得之物的为政理念。如《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土贡一》就详细记录了各地贡献方物的详情。大概可分为四类，其中反例与文意不涉故不录，仅采与文有关者三类如下。

（一）拒绝方物

例1：文帝后六年，大旱，蝗，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

例2：东汉世祖建武十三年，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例3：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市。樊儵临终，奏乞罢之，明帝从之。[8](P646)

这3例拒绝方物的史料只不过是从《文献通考》随意摘录出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分析这3例，都是汉帝拒贡奉之例，如第2例是汉光武帝拒各地进献美食异味的例子；第3例是汉明帝采纳樊儵的建议，再次禁止地方进贡美食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进献之物都是具有难得之物色彩的方物。

（二）处罚进献者

为了进一步实现德政，贯彻不贵难得之货的理念，还存在对进献方物以阿谀上级的作法进行处罚的事例。

例1：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内外敢有献奇技异服者罪之。[8](P647)

例2：孝宗登极赦：“自今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於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馀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8](P676)

不管这些例子中的帝王是否出自真心实意禁止地方进献方物，但对不听禁令者予以惩罚的措施多少体现了儒家德治的意味。而不贵难得之货则是儒家德治的一个具体细则。

（三）进献方物额度

马翊郡（贡白里皱文皮三十一领。）

扶风郡（贡龙须席十领。）

朔方郡（贡白毡十领。）安化郡（贡麝香二十五颗。）

咸宁郡（贡麝香一颗。）

河东郡（贡绫绢扇四面、龙骨二十斤、枣八千颗、凤栖梨三千五百颗。）

彭城郡（贡绢二十匹。）

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柑子二千颗、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蜡百斤。）[8](P650-668)

在海上油田依托式开发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周边各种油品掺混外输方案进行研究，从研究效率和经济性角度来说，寻找一种适合于本油田的黏度预测模型较一一开展掺混实验更加可取。首先调研了国内外油品掺混黏度预测模型，然后以渤海垦利油田群中新开发稠油油田原油为基础，掺混周围可能的3种稀油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与实验值进行比较分析，认为:

从上述贡奉的特产的名目数量明显看出儒家不贵难得之货理念的限制，进贡之物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达不到贵重的层面。在专制时代面对至高无上的君权，扶风郡甚至只需要进贡龙须席十领！而且各地所贡之物都是些橘子、茶叶、丝麻、药材之类的寻常土特产，并不是什么奇珍异宝。当然这只是土贡，进贡的一种。《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9](P1395)按照《周礼》的意思，进贡的物品有九大类。这当然只是一个概数，因为进贡的目的《周礼》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致邦国之用”。国家用度只靠这九类物品显然是不够的。但即使如此，儒家不贵难得之货的理念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了。

生态文化上，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不好奇珍异兽，不寝其皮，不食其肉。而且历代帝王多有下令禁止进贡异味、珍馐的事例。这在上文已经列举出来了。那么民间是否仍然受到儒家生态文化理念，具体来说在饮食上不贵难得之货，不食用或很少食用野生动物？许倬云先生引宋玉《招魂》、景差《大招》认为南方楚人的肉食多为常见肉食。此处列出的食物“多野味而少鱼类，大约作者为了招诱魂魄，只举了难得罕见的异味，反而把日常食物不提了。”[10](P13)许倬云教授还根据《礼记》总结了先秦时期肉食的种类有：牛、羊、豕、犬、鸡、雉、兔、鱼、鹑䳛、蜗、鳖、麋、雁等。这些肉食来源几乎与今天世界上的肉食来源无异，可算作寻常食物。

法家与儒家在很多地方都是针锋相对，那么法家是否具有类似的生态理念？先看《管子》卷二十三《地数》篇的记载：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12](P1360)

明言禁令而果于杀伐，是典型的法家作风，这也是一些学者将《管子》列入法家的原因。①《管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为道家，自《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而管子思想庞杂，不成于一时一人，其中确有类似于老庄的思想，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可以视为“申、韩之先驱，斯、鞅之初觉。”故后世多将管子视为法家代表之一。详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清］戴望．管子校正[M]．诸子集成，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在封山的时段敢有犯禁入山捕猎采伐者，施以肉刑。在这种禁令下，哪有人敢犯险去猎取山珍异味呢？若说这则史料言之不详，还可以看下一例。《管子·禁藏》：

“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折竿，所以息百长也。”[12](P1017)

直接申明不要有杀生，取卵，伐木，摘花等行为。但如果武断执行禁令，在当时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代实在也不现实，如何把握禁令，《荀子》在《王制》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3](P105)

也就是说在草木鸟兽繁衍的时候，人不要去干预大自然。为的是能够取得自然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但可以看到这些可供人持续发展的资源也不是难得之物。

古人不仅注意到不贵难得之货，同时也认识到要注意以时节向自然索取。而即使对于自然界寻常的资源的索取，古人也认识到过渡开发索取的危害。《吕览》卷第十四《必己》篇就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13](P157)这就是竭泽而渔的源头。同卷《义赏》篇更为明确地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13](P147)可见无休止，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即使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古人充分地认识到其危害。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有类似的禁令：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14](P26)

可见对自然的索取注意不重难得之物、不贵难得之货，注意取之有时、取之有度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基本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记载有这一基本思想。而这一良性生态思想恰好值得人与自然矛盾空前突出的现代人类社会认真思考和借鉴。特别是在当前病毒源头、自然宿主都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贯彻传统生态观中不重难得之物、不贵难得之货，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的理念，对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是人类防控病毒的最好办法之一。

二、传统生态观指导下的疫情防控措施

从病毒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疫病不断作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即有关于疫病的记录。《诗·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懲嗟。”郑玄笺：“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天下之民皆以灾害相吊唁，无一嘉庆之言，曾无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15](P944)又《公羊传》卷八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注：“㾐者，民疾疫也。”[16](P4855)这些都是目前古文献中较早的关于疫病的记载。而曹植在《说疫气》中的描绘①曹植在《说疫气》中写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见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77．，以及《晋书·武帝纪》的记载②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即政府因疫病而停摆。见［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5．据沈约《宋书》记载此次大疫死亡人数达十万人。则在疫病给人们带来的灾祸之惨烈程度和影响范围上作出了详尽的记录。据粗略统计，先秦时期，有5次疫病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清朝则多达74次。这只是正史记载的大疫情，而载于方志及其他史料中的局部疫情尚未统计在内。由于疫病频繁发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总结出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形成独特的生态文化，这在上文已经作出考察。下面对古人具体疫情防控措施作出考察，特别是传统生态文化与防控措施之间的关系。

（一）传统疫病预防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原则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中医自然也不能摆脱其影响。中医认为疫病的来源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岁不忧喜，故有天行瘟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则病无所侵矣。”③［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5册，第306-307。一方面孙思邈认为疫病是与四季更替等自然现象一致的，是自然的一部分，即“天”的一部分，是与人一致的，因而无法消除，“是以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疫病的致病源头病毒在地球上已存在了三十多亿年，而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才仅仅数千年，以现在人类的科技还无法完全认识病毒。从这一角度看，孙思邈的观点符合实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人类要坐以待毙？孙思邈认为人类虽然不能完全消灭疫病（病毒），但是可以“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病毒虽然可怕，但只要掌握规律，再根据规律适当调养，还是可以避免病毒的侵害。在他看来避免疫病侵害的办法有两种，这两种方法也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原则。他说既然“天地有斯瘴疠”，所以应该“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这个方法即使今天也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就是在认识病毒的基础上阻击病毒。现在研究病毒找到的抗体也是以“所生之物”来“防备”病毒。因此虽然现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但相关原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是能够找到论述。在孙思邈看来，只有做到这样才能“病无所侵”。他坚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摄生”。即养生，要“能知撙节，与时推移”，即善于节制自己，不贵难得之货，同时要善于适应自然的变化，还是要做到“天人合一”。

中华传统文化中摄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原则就是“以形补形”。《黄帝内经·五常政大论篇》说，“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①《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3册，第248页。)就是说这个原则。《黄帝内经》把人的五脏与五行五色相比对，并认为食物的五味可以与之相得益彰，即“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猪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②《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3册，83-84页。这样人的五脏与宇宙中的五行、食物的五味互相调和再次印证了“天人合一”原则。从上文的论证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屡被现代医学质疑的“以形补形”原则，也具备一定的科学原理。当然也要注意到过分遵崇“天人合一”原则对疫病的防治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如在科学技术条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因此认为疫病是上天对人间的诸多不满的一种谴责。《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7](P259)于是遇到疫情不去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想办法，反而要求君王象征性地下罪己诏，甚至“有天灾则饰明堂”③《大戴礼记》卷八，《四部丛刊·经部》第49册。的做法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关于疾病预防，传统文化中的防控疫病思想首重个人卫生。《礼记·丧大记》：“疾病，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对于因疾病而病危的人要彻底清扫他的居住，还要换下他穿过的衣物，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个人卫生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墨子·非攻》才说：“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将居处之不安（不洁净、不卫生）作为人们生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对待。

个人卫生都如此看重了，那么直接关系到人们身体健康的饮食卫生自然在传统防控疫病思想中更受重视。因此孔子在《论语》中说得更为详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食物腐败、食物未彻底加工熟孔子都认为不能食用，《鸡肋编》也描绘东南一带“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18](P10)。这些涉及个人饮食卫生的观点、具体措施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合理成分。

另一方面，疫病预防应重视环境卫生问题。《孙子兵法》中就提到“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对此，北宋的梅尧臣进一步发挥道：“下则卑湿，所以生疾。”因为地势低下则阴暗潮湿，易生病菌，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不利于健康。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懂得环境卫生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上文也提到《韩非子》中明令禁止在街道乱扔垃圾。唐代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杂律》也说：“其有穿穴垣墙以出污秽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①［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二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2册，第323页。再次以法律的形式声明了注意公共环境卫生的重要。《后汉书·张让传》中还记载当时的人们懂得给道路洒水以避免扬尘肆虐。“又作翻车渴鸟，实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19](P2537)唐人还知道对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予以保护。并通过法律手段对不合时宜的烧荒砍伐树木等行为进行惩罚。②《唐律疏议·杂律》卷二十七记载：“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又曰：“毁砍伐树木稼穑者准盗窃论。”见是书第336页；第341页。元代甚至严禁人们污染河水。《新元史·河渠志二》：“至治二年敕金水河在世祖时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秋疏涤，禁诸人毋得污秽。”这些都显现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环境卫生的重要价值。

最后，古人还懂得加强身体锻炼以预防疾病。《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缦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20](P414)认为小孩子常处于温暖的被褥下反而不利于其身体的健康，应该盖稍微薄一点的被褥，这样才能磨砺意志锻炼身体，从而获得健康的体魄。到宋代，还经常有类似的言辞出现。如《宋史·呼延赞传》说：“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21](P9489)又同书《郭忠恕传》也提到郭忠恕这个人“盛暑暴露日中，体不沾汗，穷冬凿河冰而浴，其旁凌凘消释，人皆异之。”[21](P13087)他们都是通过恶劣的环境来磨砺体魄，锻炼身体，从而获得较强的免疫力。这些强身健体的方法业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符合养生科学的。

（二）传统疫病防治措施

在具体疫病防治措施上，古人认识到疫病的严重性。“民之灾患，大约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瘴，必岁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为甚。”[22](P1507)将疫病视为四害之一。因此在遇到疫情发生时，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予以应对。对于疫病，政府也倡导积极防控、积极治疗，而且许多措施今天仍然适用，值得学习。

第一，认识到疫病具有传染性，应对病人及时予以隔离治疗，以阻止疫情扩散。《太平圣惠方》卷16《治时气令不相染易诸方》中说：“时气相染易者，即须回避，将息饭食之间，不得传吃，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染。”[23](P458)晋代也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正因对疫病的传染性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开始修建专门的场所隔离病人。早在汉代，面对疫病政府即开始“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以空房舍安置病人。到宋徽宗时，古人已懂得将轻症重症病人分开安置，“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这一点非常难得。事实证明，直至今日，应对传染性强的疫病，这一方法仍然奏效。宋代苏轼也曾经建造收集患疫病的病人的病坊。轼又作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轼乃裒集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槖，得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初，改赐名曰“安济”云。[22](P10495-10496)当时的政府采纳苏轼的建议，为病坊里的工作人员予以奖励。“诏杭州管病坊僧人每三年医较千人以上，特赐紫衣及度牒一道。”[22](P11084)从医人员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提高了他们照顾病人的积极性，为战胜疫病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人员保障。

第二，向公众派医赠药，进行积极干预治疗。《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二》载：淳化三年五月，诏以民多疾疫，令太医局选良医十人，给钱五十千，为市药之宜，分遣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珍视，仍遣内侍一人按行之。[24](P3633)除了组织医生进行治疗，赠送药物之外，官府及社会豪族大家还大量刻印医书，分发众人，为民众普及医学知识。而且还开始注意公共卫生，对疫病中去世的病人尸体，开始集中安排专门机构收治，于远离居民生活区、水源区集中火化，杜绝传染。此外在疫病流行期间，一些政府官员开始注意清理沟渠，疏通城市污水道，上文也提到韩非子曾主张以严刑酷法禁止民众乱倒垃圾。这些都反应出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生态文化在疫病防控措施上的持久生命力。

第三，认识到及时掌握第一手资讯的重要性，采取有效的疫情通报机制。各级政府较为注意发布相关疫情信息。中央政府也经常要求地方政府及时上报疫情。《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中记载面对疫病，魏宣武帝专门发布诏书要求“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详细通报疫情，以便予以处置。宋仁宗针对疫期地方官员上奏的相关情况较少，也专下诏书要求地方及时通报信息。这些措施在古人看来，是十分常见的，还是由于“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在当时人的理念中，君王与下层应该具备宇宙与人一样的结构关系，君王消息闭塞，就相当于个体身患壅塞病、自然界河流堵塞一样，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传统生态文化还认识到疫病多与鸟类有关。《太平御览·疾病》引《山海经·中山经》说复山有企踵之鸟，“见则其国大疫”。又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有一种鸟“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见其来，多苦疫气”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42，《四部丛刊三编》，第338册。。可见传统生态文化已经认识到候鸟按季节四处迁徙容易传播疾病，从今天禽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来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记载仍具有时代价值。

第四，古代开始注重以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上文提到的《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手”。这即是以严刑处罚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儒家虽然推崇德治，摒弃严刑酷法。但是儒家同样以礼的方式给社会划定一个共同遵守的准则，并企图以礼治代替法治。事实上礼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礼记·月令》在涉及到环境保护方面，同样规定了一系列的禁制。如规定初春的时候“禁止伐木,毋覆巢”等等。这与上文提到的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禁令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古人为营造一个合理的生态环境是以法或类似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另外，面对疫情，古代往往设置专门机构收容病人，采取专门措施赈灾救人，这些措施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相关重要物资如医药等，政府已经懂得实施强制管理。自晋代开始，历朝皆颁布药典,对药品实行国家管制。对于突发的疾疫,政府还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应急办法。如准备、派发药物,及时视察疫情,主动采取隔离措施，设置专门机构收治病人，同时减免灾区赋税,减轻摇役,发放物资救济灾民,对受灾家庭给予补助。对处置不力，执行抗疫政策不彻底，导致疫情扩散的官员予以严惩这从一些官员害怕疫情上闻而瞒报疫情可以体现出当时惩罚的力度之大。在现代，以完善法治的手段来防治疫情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无论是疫病的预防、还是面对疫情的应急措施、具体物资的调配、疫情实时资讯的上传下达等问题，都应该以法律的形式作出相关规定，在具体的事件里有一套应急处理的灵活措施，才能打好疫情防控战。

最后，传统文化中防控疫病思想最有价值的是首重预防的理念。这一理念对今天的疫病防控有着重要指导价值。前面说过病毒存在地球已达数十亿年，其间又历经多次进化，其适应能力、存活能力十分强大，这无疑加重了人类攻克它们的难度。因此面对病毒，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它，预防它。这些重视预防的思想在传统医学典籍中几乎随处可见。《淮南子·说山训》认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也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42，《四部丛刊三编》，第338册。此尤见古人未雨绸缪，较强的危机意识。又如《备急千金药方·论诊候》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巳病之病。”②［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5册，第19页。加上传统养生文化重摄生以远病，这些重预防、不贵难得之货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养生理念为古人防控疫病、战胜疫病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是先辈从一次又一次大疫中站起来继续书写历史的经验总结。

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下的疫情防控启示

通过上文的梳理不难发现，传统文化在疫病防控中的诸多措施直到今天仍然行之有效，许多防控措施的操作方法、运作原理也为当前疫病防控所采用。那么，传统文化中的疫情防控思想对于今天的疫情防控工作究竟有什么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地方？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要认真领会“天人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切实做到尊重自然，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从而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进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既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得从疫情预防到疾疫防治，再到人员物资调配、信息传播等等都可以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只有坚守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协同发力，才可整体提升依法防控治理能力，为重大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卫生法治守护屏障。[25]在具体疫病防控上，要高度重视隔离这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老办法，不能产生麻痹或因疲倦而疏忽隔离防控的思想。传统疫情防控思想极为重视疫病患者的隔离措施。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显示至少在两汉时期人们就开始注意运用这个方法应对疫情了。这些例子传统文献里有很多，上文说的《晋书·王彪之传》，《宋史·李大同传》也提出“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21](P12642)的办法，只是比较具体，因为此例涉及监狱这样的封闭空间如何隔离患者的办法，也值得今天借鉴。古人甚至早就认识到在城市中严格划分居住区与市场交易区。分离的做法可以避免细菌或病毒感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居住区分离，限制了人口市内流动，即使发生疫情也可避免大范围传播，客观上有助于疫情防控。这也是对隔离措施的进一步发挥。[26]这里不妨再举一例，《清史稿·赵开心传》：“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有司行之急，婴稚辄弃掷。开心疏请四郊各定一村，移居者与屋宇聚处。”[27](P9605)这则史料也比较具有代表性，不仅提到了要对感染疫病的患者进行隔离，还较早地提出了专门设置单独的处所，并给予患者一定的生活物资，使其能够自处以待进一步治疗的中国古代对疫情防控就一贯采取国家积极干预政策。如宋代赵汝愚父子创办养济院积极收治病人。《宋史·赵崇宪传》：“初，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岁久浸移为它用，崇宪至，寻修复，立规约数十条，以愈疾之多寡为赏罚。弃儿于道者，亦收鞠之。”[21](P11992)不仅积极收治病人，甚至以治愈病人的多寡作为衡量绩效优劣的标准。最后，传统文化中的疫情防控思想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准则，即相信科学，大力推广医学知识，破除迷信。早在隋唐时期，政府即开始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反对巫医迷信。政府大量赠送医书给百姓，努力普及人们的医学常识。如南宋时期，政府设立惠民局，派发医书，为提高人们的医学知识，破除迷信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宋史·高宗本纪七》：“（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乙卯，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书。”[21](P572)这些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抗疫工作奠定了庞大的全民科学理论体系。尽管当时的医疗条件、医学知识尚不发达，但其中蕴涵的精神内涵仍然值得今天进一步借鉴。相信科学的另一准则，即是应该秉承传统抗疫思想中的一旦染病要早治疗的原则。明代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就曾指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但要量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①［明］吴有性．《瘟疫记》（卷上）《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9册，第10页。即强调要趁病毒侵入不深，人体气血未乱之际尽快对症下药，积极救治。这一做法以及其中蕴涵的科学精神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积极作用，也体现出传统抗疫思想的巨大价值。

总之，今天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抗疫思想，首先要回归“天人合一”的本源，树立尊重、爱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不贵难得之货的良性生态观；其次，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懂得以法律的手段应对突发疫情；第三，要摒除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成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善于甄别，积极发挥传统文化中的抗疫思想合理可取的部分，加大研究力度，使社会进一步回归理性，为人类对抗疫病提供更多的思路方案和历史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