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

周梅森从发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1983)开始，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及剧本，他的小说与现实、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关联度很高，甚至被称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而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几乎部部出现观剧热潮，引起广泛关注，并激发热烈的社会讨论及舆论，其中甚至不乏“现象级”影视剧的出现(比如《人民的名义》和《人民的财产》改编而成的《突围》等)；无论是其小说原著还是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剧，都能摹写出高度浓缩的社会众生相，描摹出一幅表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与反映改革开放和时代变革的巨型的“清明上河图”。甚至可以说，作家难得地具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高压反腐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举动，展示在世人面前”[1]这样的勇气与魄力。

除了两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全部成为热映热议的“现象级”电视剧，小说原著引起的关注度也非同凡响。周梅森2017年出版的《人民的名义》自出版迄今已经印行销售200多万册，而2021年“姊妹篇”长篇《人民的财产》也再度飙热。这两部作品毫无疑问是周梅森所有现实题材作品里面的代表作，说其代表“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再度回归与复热等，都没有错。但这一切的称谓，其实都反映了作家、艺术家在肩负反映时代的历史责任的自觉意识之下，所创作出的能够更多反映时代和时代生活的作品，不仅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力度空前的反腐决心，也契合了中央纪委向相关部门所提出的，希望能以文艺作品来“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要求，侧面呼应党和国家希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号召。以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为例证，对改革文学和现实主义题材的深化与重构作出思考，无疑会对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给予该类改革文学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及价值观等层面的正向引领。

一、现实主义题材的深化：兼具“疼痛”与“光芒”

2017年初《人民的名义》在某网站试播，观看人数就已逾750万人次。而当年3月28日，作为“当反腐第一大剧”的《人民的名义》首播在CSM全国网和CSM52 城市网，皆刷新2017年该网新剧收视纪录。在其他网站也刷新开播剧观映最高纪录。该剧仅开播两天话题阅读量即已达上亿、几十万的讨论量[2]。2021年秋，《人民的财产》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突围》，收视飙红、热度剧增。据统计，该剧连续多日居各省卫视黄金档收视率第一位置，长期占据网络热议显著位置，在微博平台曾达到数亿的话题阅读量。

的确如作家周梅森所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反腐成效,但在《人民的名义》之前，尚无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小说及影视作品。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也曾出现一大批反腐剧，2000 年至2004年初或许可以称之为反腐剧的“黄金时代”，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国家干部》《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但却因一时数量泛滥、质量堪忧，2004年监管部门先后下文，对反腐剧和涉案剧作出处理意见与责令整顿。从此便是历经长达十多年的“冬眠期”。整顿之后，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的飙热，以及该类题材所取得的影视剧与小说创作上的“双丰收”，不仅标示着该类题材的再度回归，而且也标示了现实主义题材深化的新的向度、维度与可能性。

在记者采访《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及相关问题时，周梅森说：“作家要有面对生活、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我希望文艺政策能激励优秀艺术家跟上时代、反映时代。”[3]周梅森对于作家普遍“躲避文学的思想性”是怀着深深的避忌之心的，周梅森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肩负起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责任”。在他看来，最可怕的问题是当并“没有人查禁你”的时候，作家反而是“自己先把心封闭起来了”[3]。一味地批评年轻人就喜欢看那些古装玄幻题材和小鲜肉偶像类的作品，并不见得就合适。据统计，像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观众六成以上都是“80 后”“95 后”甚至不乏“00 后”的年轻人。《人民的财产》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突围》，也因聚焦国企改革与反腐廉政建设而备受瞩目，以致于被观众和媒体称为：有些创作者他自己的名字就是IP——譬如周梅森。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变化的作品，一直都是观众所期待和符合群众精神诉求的。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总制片人、导演李路在被采访时指出，“文艺创作只有紧贴时代和人民关切的热点，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2]。这其实也是小说原著作者反复强调和重申过的写作旨归。小说和电视剧都力争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反腐生态”[2]。《人民的财产》也是贴近现实生活，通过聚焦书写京州中福80周年庆典前80天的故事，也正是小说主人公齐本安从“千年老二”(副职)下调到京州中福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在齐本安与前任做交接审计工作、接触到贪腐实质性问题和环节的时候，被集团董事长林满江仓促拿掉党委书记一职，先后派去属于逆淘汰的干部陆建设和同样涉案贪腐的“佛系”干部皮丹)，在做前任靳支援的离任审计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发现京州中福给付的本来应该是作为协同市里造福民生而拿出的协改资金——改造棚户区的五亿资金，被区里干部丁义珍和京州中福的几个问题干部(李功权、王平安等)索要回了京州中福，却又不翼而飞、一时不知所踪。

而齐本安是在“临危”之际受命的，京州中福的纪委书记田园刚刚抑郁症跳楼自杀不久，又突发燃气管道大爆炸这一恶性事件——施工人员在棚户区道路施工当中不慎挖漏燃气管道导致“九二八”大爆炸。即便在这样的群众伤亡事件中，对于改不改造棚户区，竟然仍然需要李达康书记与诸位同僚在数次会议上斗智斗勇，不废止前面的文件和文件里对群众同意拆迁所规定的苛刻的百分比额度，哪怕新的民意测验和统计，只差那么区区几个百分点，也成为不能棚改、被市长吴雄飞掣肘反对的言之凿凿的理由，出现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和民意很难在行政层面通过的情况……《人民的财产》和它改编成的电视剧《突围》，同样收获了广泛的关注度和舆论热议。正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与矛盾，在人性与人心的撞击当中，探讨时代巨变中如何守住国有资产——人民的财产、如何守住初心。《人民的名义》虽然是写改革过程中的反贪腐和廉政问题，但是所涉及的企业改革遇到的问题仅仅指向大风厂(被强吞)——仅仅是山水集团吞占大风厂股权、地皮和意图强拆大风厂这个重要事件，而《人民的财产》对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和政府施政中的问题尤其是国企改革问题，则予以更加集中和密集呈现，较《人民的名义》更加直面“改革”，是专门探究国企改革问题的小说。

之所以说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是现实主义题材深化的一个重大表征，首先在于两部长篇小说对于重大题材的敢于选取、敢于责任担当(作家的时代责任提当、社会责任担当和艺术担当)，其次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以及价值观引领等，都体现了现实主义题材深化的向度与维度。从能够创作出反映中纪委、党与国家要求以及符合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艺术作品层面而言，两部长篇均反映了反腐倡廉主题(以及反腐倡廉当中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比如陈岩石等人保护大风厂群众股权和工人自发组织的“护厂”问题)、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与反腐中保护和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问题——这些都将两部作品定位于“主旋律”题材的价值维度——符合党和国家指导性精神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及精神需求的“主旋律”题材。

两部作品的成功，也喻示着该类题材历经审查整顿的休眠期，终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历史时期，与时代需要作家剧作家创作出这样的符合人民群众精神诉求的作品的时代背景之下，破茧而出化蛹成蝶。而小说与电视剧均大获成功，除了剧作会有演员选择和演员表现力等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因由还是作品(小说与小说改编而成的剧本)本身要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要具备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真实性。关于两部作品在艺术真实性方面的探索与难能可贵，后文中还要细述，这里则从两部长篇小说均是在反映了现实生活与社会生活里兼具“疼痛”与“光芒”的那些现实问题层面，显示出作家与作品在现实主义题材深化方面的能力与造诣。

《人民的名义》小说一开篇就是反贪风暴中，侯亮平在候机时回忆前一天晚上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赵德汉捧着大海碗吃炸酱面，老旧不堪仅仅有七十平方米左右的房改房，卫生间的马桶和厨房里水龙头都在嘀嗒着不是在漏水而是在被刻意地“偷水”……如此简陋陈旧的老楼居所里，侯亮平将赵德汉带往他在别处帝京苑的豪宅，满墙顶天立地的铁柜里是一捆捆新旧不一的钞票被码放成了密不透风的“钞票墙”。这位吃住简陋、每月只往独居乡下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里寄三百块钱的赵德汉，竟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贪污受贿的金额是“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块”……同样地叩击人心和颠覆人民群众三观般的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同名电视剧的前两集也展现了这个小说情节，演员侯勇饰演的赵德汉，将一个农民子弟沉着冷静心理素质极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平日里他所装出的假象也足以欺骗邻居与观众：骑自行车上下班，住老旧的机关房改房筒子楼，在陈旧简陋的家中吃炸酱面，瞒着老婆、每个月偷偷给乡下老母亲仅仅寄300 元钱去……而在其隐秘的豪宅里，则藏匿有颠覆大家认知的——2.3 亿元人民币现金。赵德汉这个贪官并非周梅森凭空杜撰出来的，其人物原型就是曾经因贪腐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魏鹏远案为公众所知是在2014 年10 月，连搜出2.3亿元的现金都是来自该案的真实案情——在魏鹏远的一处房子里，检察机关当场就搜出2 亿多元人民币现金。这些改革与现实生活中的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都备感“疼痛”的极少数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怎么反映？如何反映？都是时代交给作家的责任与世道人心对于作家写作的真诚呼唤——作家须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变化与顺应时代需求的作品。

其实，仅仅是敢于如实反映现实与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痛点”与难点，已经难度非同一般。周梅森致力于创作书写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直广受关注和瞩目，这首先源于他对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自觉把握。他自言自己“大量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很多人好奇他作品中的人物原型与事件原型指向现实生活中哪些人物和事件，他承认肯定来源于生活的东西与层面有很多，但是属实不能透露太多，他自曝曾经有40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告他，告到中央和中宣部，连电视剧都不让他拍[3]…… 其次，要敢于和勇于表现现实中的“疼痛”之处。《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自称“农民的儿子”，还敢自称“都是为人民服务”。祁同伟贪污腐化掉后能对自己的同学H省反贪局局长陈海下手，差点要了陈海的性命；后来布好局、设计侯亮平，差一点就要了侯亮平的性命；在做省公安厅厅长的多年里，不仅是与高小琴成为事实夫妻、育有一子，而且利用职权帮助高小琴的山水集团做强做大、聚敛不义钱财；甚至在职期间，将老家的亲戚乡邻都安插到了不同的岗位上……这些，难道不是现实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最需要表现的时代“痛点”吗？这些社会乱象与不正常现象，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党和国家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规纪要求。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这些让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备感“疼痛”的地方和方面，就是对于现实主义题材深化开拓的一种表现。敢于揭出病痛和内疮，摘除毒瘤，这回应人民之举，本身就是现实主义题材深化当中，表现出了现实中的“疼痛”，便同时呈现了人性与人心以及正向能量维度的“光芒”。

与《人民的名义》中赵德汉、高育良、祁同伟等，《人民的财产》中林满江等，总是常常把“人民”放在嘴边，却耽于权钱利益、耽于美色，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与言之凿凿的霸道“贪官”的理论言辞当中，掩盖的却是信仰城池的失守、褪去与人民的鱼水联系。像林满江满口社会与经济的进步要忽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甚至做出将之称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诡论，他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贪腐、套取与侵占国有资产做巧言辞令的狡辩，但实质是信仰的丢失、精神旗帜的变色。这样的一些人，即使言必称“人民”，其实他们早就在内心切断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等作品，其实都是“艺术家们在用创作‘回应人民’”[4]。《人民的名义》中有查处贪腐行为险被除掉性命的反贪局局长陈海，有退了休仍然为大风厂职工不懈奔走、在大风厂遭遇强拆时挺身而出的老干部陈岩石，有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位置调到H省接任被车撞险丧生的陈海职务的侯亮平，有新任H省省委书记沙瑞金……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和退休了仍然在发挥余热的党员同志，在另外一些干部腐化变质、捞钱捞利侵夺群众利益的种种现实的“痛点”面前，能够始终恪尽职守，或者即使退休了也始终坚持信仰为信仰而奔走而“战”——与贪腐和违纪行为作斗争，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他们在反贪腐和查处贪腐行为的斗争过程中遭遇的艰难挫折与危险以及面对的丑恶现象等，是现实主义题材需要表现的现实生活的“痛点”，对于赵德汉、高育良、祁同伟等人贪腐案的揭出，本身就是党和国家刮骨疗毒、收获正气与民心的正能量之道，是绽放精神与理想“光芒”的一种题材选择。

而像《人民的财产》中的齐本安、张继英等人，对于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在管理层的贪腐和违纪行为的深查、深究不放，也显现了该作是回应民心、回应人民的艺术佳作，是艺术家作家的良心之举。《人民的财产》这部小说，就从国企改革、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其流失与城市棚户区改造等各个层面显示出现实主义题材的深化与重构的可能性。周梅森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他避忌自己写作的是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一类的作品，他并不想做一个“单纯编故事的匠人”；在周梅森心目中，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不避刀斧”——《人民的名义》中发现的官员贪腐问题与违法乱纪问题，不可谓不重大，《人民的财产》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曾经发生且害国家害人民不浅。个人、少数人聚敛权力与财富，毁掉的是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作为一名时代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果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痛点，发现了各种社会问题，那就要勇于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周梅森称《人民的财产》中仅仅浓缩写了80天的故事，齐本安却是拼尽全力凭借“一身硬骨头”“闯入他人不能也不敢之禁区，换一个玉宇澄清” ——前文已述，周梅森何尝不是凭借一身硬骨头，勇闯他人不敢闯的禁区——直接触及国有资产流失的社会“痛点”(包括直面城市棚户区改造之难、贪腐问题等社会的“痛点”)[5]，奉献出了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力作《人民的财产》。

表现现实“痛点”与社会问题，表现这些在近些年小说与影视剧中少有反映和表现的“疼痛”之处，昭示的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光芒；作品中人物所经历的被打压、被残害乃至冒着生命危险匡扶正义的现实“疼痛”，显现的是他们正义凛然、一身正气的人性“光芒”。《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高举反腐大旗，反腐是对现实“疼痛”的揭示，召唤的是中华民族持续反腐继而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这是揭出痛点之后的“光芒”。“疼痛”与“光芒”，都需要现实主义作家的笔力和格局。作家既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又要兼具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发现与把握的能力，需要作家具备重视、发现并揭示社会现实中的迫切问题、现实痛点的魄力，并且在反映时代精神、历史的本质以及独具时代特色等方面，能够创作出堪为“回应人民”的良心之作。

二、改革文学的深化与重构

从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始，以“乔厂长”的上任为标记和发轫，改革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经历经四十余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赤橙黄绿青蓝紫》(1981)，堪容的《太子村的秘密》(1982)与柯云路的《新星》(1984)，张炜的《秋天的愤怒》(1985)、《古船》(1986)等，都被指认为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贾平凹在80年代成名之后一度遇到一些“危机”与不被理解，直到贾平凹写作出了被当时的评论家称谓系写作了“改革三部曲”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1983)，评论家才一时释然和击掌相庆般认为贾平凹终于也跟上了时代步伐，写出了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6]。其实今天读来，贾平凹的“改革三部曲”只不过是反映了时代与经济等的变革在乡村淳朴的乡人身上的极为隐含与曲折隐微的反映。作品里古雅古朴的文风、所表现出的乡村里淳朴民风与传统伦理的沿袭等，都是作品更为显著的特色。但是在当时“改革”的时代主题之下，这三部作品没有被从“寻根”意味或者是从寻根文学层面来解读，反而成为了当时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不是也能从另外一个维度并且是能够部分地反映，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能够创作出反映人民需要和时代要求的作品，都是时代对现实主义作品提出的必然的、不可违拗的写作要求。

这些早期的改革文学代表作，虽然是适应于改革之初的社会现实与时代要求被呼唤而出，但是由于改革初期社会变化与新旧交替加之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尚不及后来经济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化那样巨大、社会现实与人性人心也不及后来那样复杂，而且作家对该类题材也尚处于探索和摸索时期，文学写作经历“十七年”——正所谓“得”也有，“失”也有，在创作领域，一切都需要被打破和重新树立——似乎成为当时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共识，甚至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这样的愿想和激情也冲动着作家与一些评论家们。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由于改革文学尚系一种崭新的萌芽阶段的写作潮流，作家的写作手法和文学经验只能在摸索当中一点一点进步。对发生在工厂、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与变革，先要反映改革的时代要求，然后还要褪去只一味迎合解读政策的政策图解式书写的倾向。当时的理论家即已能够清晰指出，希望改革文学写作者能够尽可能和更多地反映改革历程的曲折，并且能够在人物形象(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塑造方面更进一步、更深一点，塑造出性格更为丰满复杂完善的人物形象，这其实一直是发表改革文学的刊物和文学理论家们对于改革文学的殷切愿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早在1979年秦兆阳就指出过《乔厂长上任记》对于改革历程的复杂性刻画与表现得尚不够充分，对改革历程的书写有简单化之嫌，对于改革所会遭遇的阻逆势力没能充分描写和表现出来。这就让作品在对读者的说服力和艺术特色方面打了折扣，而该作在说服力与艺术特色这两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7]。

有研究者在分析能够较为完整地见证改革文学发展历程的《当代》杂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所发表的众多改革题材作品中，梳理与分析出改革文学尤其是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出三种走向：“情感路线”“官场路线”“寻根路线”[8]。早期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变革曲折度，一直在被呼吁应该更加反映出改革历程的曲折复杂当中，慢慢成长。彼时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的笔力与格局，可能是因为当时时代和社会现实与现在相较终究还是较为简单、不够复杂和曲折，有一定关系。彼时的改革文学对于改革历程的曲折复杂程度的书写，与当下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当中的曲折、艰难与复杂度，是不能相比的。而且，也远没有周梅森这两部作品所反映出的贪腐的严重程度以及党和国家对于惩治贪腐的决心与力度。而且周梅森的这两部长篇，其实是改革中的贪腐问题或者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与保护问题，都已经在金额额度与事件的严重程度上，绝非早期改革文学可以比较的。《人民的名义》直接就是案件推动型小说，而且是反映贪腐与反贪腐的大案和要案。《人民的财产》在周梅森的自我解读里，算不上案件推动型小说，但是，事实上深埋在小说里的，也是对贪腐问题与贪腐事件(案件)的深入追查——石红杏是如何充当了林满江贪腐的“白手套”，五亿协改棚户区的资金是怎样不翼而飞的——牵扯出的是数名或者贪腐或者不作为的国企与政府官员，而将京丰京盛两矿低价卖给傅长明的长明集团、然后再高价赎回两矿导致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这样掏空和套取国有资产给私人公司的做法，数额巨大，性质极为恶劣。齐本安锲而不舍地追查，本身就是在查隐在国企改革背后的大案要案……这些都是早期改革文学所不可能遇到、发现并且在作品当中能够具有与呈现的。

早期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在情感书写方面取胜。当改革历程本身不那么曲折复杂的时候，情感书写较胜一筹不是坏事。情感的三个维度——爱情、亲情与友情，往往在早期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中占据相当的比重。彼时改革历程本身所能够提供的情节远没有现在这样跌宕起伏、百转千回，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也远没有现在改革题材所表现得那样复杂甚至产生严重的现实后果与历史后果，所以当时颇为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情感书写乃至三角与多角的情感关系，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令初期的改革文学显得耐读和丰富了许多。有研究者分析了像焦祖尧《跋涉者》，这部被认为是标示了改革文学初步成熟的作品，就颇为重视情感关系的书写。而像苏叔阳的《故土》中，男女的情感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情感线索在这里和改革线索起码是并驾齐驱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比改革的吸引力更强。”[7]

在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这里，亲情、友情与爱情依然存在，但已经远远不是早期改革文学书写所呈现的维度与向度。《人民的名义》当中，侯亮平、陈海、祁同伟都是高育良的学生，他们对于老师高育良与师母吴慧芬都有着真挚的感情，如家人一样的感情和亲情。而这份感情与师生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侯亮平侦破贪腐案的一种帷幕，高育良祁同伟在这份师生情、同学情的掩护下，给侯亮平设置了不少的迷雾和障碍。像祁同伟、高小琴、赵瑞龙设“鸿门宴”邀请侯亮平赴约，本意是安排狙击手刺杀侯亮平，差点就阴谋得逞……也正因为是本来可以信任的感情，被贪腐官员干部的利欲熏心撕碎，才会愈发呈现现实的“疼痛”与贪腐行为的可恨可恶，贪腐对于人心人性的侵蚀已经让贪腐者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而祁同伟、高小琴之间的婚外情，高育良与高小风之间的婚外情，都是导致两位干部走向贪腐、做出各种违法违规违纪恶性行为的因由和被拉下水的重要原因。他们之间的男女情，当事人沉迷其中，但在读者观众看来，既不高尚也不纯粹甚至连干净都谈不上，他们之间不正常的男女感情，却是促成他们向同学、向学生伸出黑手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契机与逻辑起点；他们对于自己合法妻子所造成的感情伤害，也是不可低估的。惟其让周围家人、亲人、友人甚至读者与观众都感到内心疼痛，也才会产生那样高的阅读热情与观剧热度。

《人民的财产》中，作家周梅森根据自己早年在煤矿工作获取的生活阅历——组织安排人收养矿难孤儿的真实故事，塑造出了这样因为是孤儿从而被矿上劳模程端阳师傅收养并抚养成人的仨师兄妹——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当年矿工会的老主席师傅将三个孩子带到劳模程端阳家，代表党组织把孩子们和包在手绢里的300元钱交给程师傅，交托程师傅既要把他们养大也要教孩子们一门技术。三个人对于师傅的感情、亲情，在小说中时隐时现，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当三位主要人物关系纠葛、矛盾难以破解时，师傅这里所发生的故事情节，都有着拨云雾见日月之效。程端阳叮嘱齐本安石红杏他们三个人不能有人掉队，实际上是对林满江的贪腐变质已有了身为师傅和“母亲”的一种心理预判。石红杏对大师兄林满江曾一直暗恋和崇拜着，这条情节线在《人民的财产》中并不构成主线，但却在一种合理化的情感逻辑中，内在性地诠释了石红杏为什么会糊里糊涂地充当了林满江贪腐的“白手套”？她为什么会私设小金库，给林满江的妻子等高官及其家属报销巨额消费账目？她为什么会在长明集团与京丰京盛矿交易时对低价卖出、后又高价买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产生了十亿元的不正常的“交易费用”，她也浑然不觉？从来没对低价卖出国有资产、高价回购做过任何质问和深究……直到齐本安在前任靳支援的离任审计中、在民营企业家老板钱荣成的要挟性“举报”的威胁下，才慢慢和真正地认清了大师兄林满江的真面目，可惜已悔之晚矣，丢掉了性命。女儿牛石艳与民间讨债公司头目李顺东的感情纠葛，也不是作家周梅森充分展开描写的情感线索，但却因之在一定程度上让有着“政治小说”“官场小说”意味的国企改革小说，具备了人心和人性层面的丰赡维度，在令小说可读性增强方面也不无裨益。

改革文学长篇小说当中发展出重要的一支——官场小说，改革文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愈来愈特征明显和广受关注的一翼就是官场小说化。官场风云诡谲和权力斗争，越来越成为很受关注的小说看点。即使有论者认为官场斗争和权力斗争，是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当中即有，像有论者就分析了张贤亮的《龙种》中有“舌战群儒”的场面，而这种场景模式，为后来的官场小说沿用，“舌战”的前提和根由被认为是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复杂权力关系当中，反面人物往往比正面人物塑造得更加生动、丰富和成功。通过分析《新星》对权力描写更加深入，甚至将之与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相联系，认为由《新星》可以联想到《人民的名义》[7]。实际上，早期改革小说哪怕是官场小说对于官场生态和“舌战”等权力斗争场面的描摹，都尚显简单、并不复杂。而对于贪腐已经构成违反党纪国法的大案要案等，只有到了后来，尤其是像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当中才达到极其剧烈和白热化的程度，达致了此前的一般改革题材官场小说所难以企及的复杂层面与刀光剑影的程度。

《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对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进言，明着是替学生侯亮平说话，实际上却是步步要将侯亮平栽赃拿下。他预先设计与安排的栽赃诬陷陷阱，在咄咄逼人的“谈话艺术”当中，时时要将侯亮平置于死地。《人民的财产》中林满江与正派的领导干部张继英讨论人事任命的谈话，表面上林满江口口声声都是富有经济理论原理的阐发，实际上却是步步设陷阱，将自己要把齐本安拿下(以自保)、委任本该逆淘汰的干部陆建设与皮丹先后去先分齐本安的权、后直接拿下齐本安的职位(全都是林满江的“一霸手”的主意)，将这些人事决定兜头全都摁到张继英的头上——说这些不合理的人事安排都是她的意见，自己则是同意她的意见，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京州市政府面对着燃气大爆炸的恶性社会事件，市委书记李达康依然要在会议中以“说话艺术”来化解吴雄飞市长的各种掣肘与咄咄逼人的进攻，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纪委书记易学习的转变与支持，等等。哪怕是民主生活会，也被心里眼里只有权力之争、没有人民利益的吴市长搞得宛如“交战”般勾心斗角，火药味十足……

改革小说发展出的“寻根”方向，在早期的改革小说当中比较明显。像张炜和贾平凹所写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就显现出很多“寻根”的因素，从中可以看到比较鲜明的地域文化因素的东西，民族根性和乡间传统伦理等乡土社会的“根性”也很明显。而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当中，没有明显的寻根倾向，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但细究起来，两部长篇小说却是有着特定的地缘性背景的——都发生在H省(汉东省)和该省省城京州市。在2017年，号称如果把《人民的名义》排在第二火的位置，没有哪部剧敢排第一火位置的情况下，这部小说和这部剧彻底带火了拍摄地南京——汉东就是千年古都南京。据称还意外爆红了南京的旅游——南京游意外爆红。据统计，《人民的名义》95%左右的镜头在南京拍摄完成，据该剧导演李路坦言，南京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与剧作场景一致的标准地点，摄影棚搭不出这种效果”[8]。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周梅森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南京这座城市，他小说的很多素材和事件与故事的原型也都是来自现实生活。周梅森在20世纪70年代末调到南京《青春》杂志编辑部，这里是被周梅森称为自己的“大学”的地方，而挂职徐州的经历又让他接触了官场，对官场有了最为直观的接触与了解。

两部小说所写的发生在“H省”“京州”和“汉东省”“京州”的故事，是有着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地缘性背景支撑的。虽然周梅森一再宣称两部小说的虚构性，强调“京州”也是虚构的城市，但实际指向却是江苏省与南京市。在南京大半辈子的生活经历与所见所闻，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灵感与素材来源。《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建在水边的美食城，高育良喜欢奇异的石头，陈岩石喜欢侍弄花草，高小琴山水集团的山水度假村……无不是有着南京的风土人情特征与文化底蕴的。影视剧中，更是与现实中的南京可以一一对应：《人民的名义》中沙瑞金书记与李达康书记骑自行车逛的“林城开发区”，拍摄地是青奥滨江公园，退休的检察院老干部“陈岩石”所居住的疗养院取景在——中山植物园。而大报恩寺、金奥大厦和新街口等南京地标建筑，在剧中也频繁“出镜”[8]。而在《人民的财产》中，周梅森曾经讲到其中的一些商人都是有现实原型的，自己生活当中就吃过这样的人的亏，而写“佛系”干部皮丹通过反复离婚获取买房资格，他言称自己看上的河西南的房子对应的其实正是当时南京的楼市。京州的棚户区与民间社会构成等，也有着影影绰绰的南京的影子。就好比莫言有高密、苏童有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迟子建有东北的白山黑水、贾平凹有秦岭和陕西地域风情的熏染与文学领地……周梅森虽然明说，“‘京州’是我虚构出来的，是我的一个文学领地”，但之所以如此写，应该也是作家不能脱离生活实际与现实生活的需要，他“不要再重新虚构一个地方”，因为“没有力气再虚构一个省”[9]。

如果非要说《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有着文化之根、地域之根，那么这“根”就是江苏省和南京市了，具体说就是南京市。从早期改革小说，张炜与贾平凹那样的乡土气息浓厚型的改革小说，到如今的南京市为地域之根的官场反腐政治——改革小说，小说选材和题材，本身也蕴含与彰显着改革小说的发展流脉与传承变化。

三、叙事探索与人物塑造新变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电视剧剧名《突围》)所获得的空前的购买、阅读热潮与观剧热度，与作家在现实主义题材方面选材符合民心民意、顺应时代要求有关系之外，与作家面对这样的重大题材所持有的艺术家的笔力与格局——处理这样难于处理的素材，似乎更加关系密切。周梅森一直自称《人民的名义》是案件推动型小说，更加容易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称《人民的财产》不是案件推动型小说，写起来似乎更加难一些。在周梅森的解读里，他似乎更加偏爱《人民的财产》——这符合常情常理，作家总是对于后写的作品有许多的偏爱。但是在笔者看来，《人民的名义》至少是在扣人心弦方面，要超过《人民的财产》。个人的阅读习惯，也是喜爱《人民的名义》要更胜一筹。

周梅森毫不讳言自己“想创造一种宏大叙事的模式”，必须承认，《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所采取的都是反映时代与历史本质的宏大叙事的结构方式，作家本人想“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10]。周梅森还自言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我们知道的有莫言等多位作家)，更多受马尔克斯的影响，而自己“受秘鲁作家略萨的影响较大”；在周梅森看来，“略萨是结构大师”，他把略萨的作品拆散了加以分析，所以自己的小说包括剧作“都是复式结构，多线索齐头并进”[10]。《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两部小说皆没有设置传统的章节，分别是从“一”到“五十四”、从“一”一直到“七十一”完成全篇。这是最适合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文本结构。每条情节线索分别演绎成不同的故事序列，而不同的故事序列里的人物和故事又发生着关联。与中国传统小说多采取“树状”中心主义叙事结构，即围绕一个主要人物的叙事骨干，其他人物是作为帮手或者是对手存在。相对于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只能是起到陪衬或者反衬的作用。《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结构不再是一个主要人物处于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而是主线副线无数条线索，交织而成类似德勒兹所谓的“块茎状”结构[11]。这种多元并呈的结构方式，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多元中心主义的叙事结构。这是周梅森为两部现实主义题材长篇所采取的、符合素材所要表现的故事与情节是一件或者多件案件交错进展的题材要求，并且完全符合作家与作品要表现出社会众生相这一写作目的。

《人民的名义》中，可以看到无数的线索纷繁复杂却不杂乱无序，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形成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和不同的故事序列。侯亮平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临危受命到了省里任反贪局局长，稍一不慎也会像陈海一样遭到暗害。前一刻还在查处赵德汉，后一刻就面临协同办案的陈海被暗害，生死难卜。在京调查赵德汉，发挥侦察员的敏锐目光和感知能力，破获赵德汉贪腐一案。省里任职后，查处与拦截李达康的车，截下要外逃的李达康的刚刚办了离婚手续的前妻欧阳菁；明知是鸿门宴，也只能单刀赴会祁同伟赵瑞龙等人安排的山水庄园见面聚会；审讯欧阳菁时，步步艰难与危险，如果不能让她破防，会连累自己下一步的行动甚至自己的清白与性命；面对自己昔日的学长祁同伟，他是从信任到对对方产生怀疑，并从容侦破案件，捋出事情的真相……他也有凡人的情绪和脸皮薄等性情特点，蔡成功来京想拿一身定制西装与土特产行贿他的时候，他颇为尴尬，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太驳发小的脸面，而且他心里也有对昔日发小的一份随意和亲切存在——蔡成功称他为“猴子”，他称蔡成功为“蔡包子”……侯亮平在面对老师高育良的阴险狡诈和布局陷害时，也亲自上门拜访，但并不能换回老师些许的自省和回头，反而遭遇老师的持续伪装、强横与继续布局设计陷害……

与传统的改革小说普遍地被认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塑造得不够丰富复杂不同，《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中，哪怕是小人物也看点多多，围绕小人物的故事与情节也极为引人入胜。检察院退休干部陈岩石身上的故事，既婉曲悠长贯彻全篇，又敢作敢为，堪谓惊天动地。他一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血浓于水。他在大风厂遭遇强拆时，亲临一线劝解和协助控制事态。如果没有他，李达康书记很有可能在冲动之下作出错误的强拆推进的决定，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他与季昌明的胆识和协助，侯亮平的破案和洗刷掉腐败分子的栽脏泼污等，将悬而又悬。《人民的名义》中的郑西坡父子，《人民的财产》当中的秦小冲父子，都是属于普通民众甚至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写得栩栩如生，将发生在人间小人物身上的不易与温暖，悉数传递给了读者。

像反面人物高育良、祁同伟、肖钢玉(小人物同样刻画得栩栩如生，其急功近利、不惜违背良心与正义的小人嘴脸暴露无遗)、赵瑞龙(甚至那个一直隐在幕后、只有一个影子的高干赵玉春)、高小琴等，其性格与心理都塑造得很丰富、丰赡与复杂，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可以简单化对待的，可恨之人也有可悲之处。他们的蜕变、腐化、在人民信任并交与的权力里迷失了自我，错把权力当成了最好的春药(《人民的财产》当中有类似的表述)，然后迷失了自己……当高育良以自己的地位权力威慑着妻子吴慧芬(真正的明史研究专家)，即使离了婚还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这显现了他人性的阴暗面。高育良在被自己的学生侯亮平揭开虚伪无耻的假面时，还恬不知耻地自我解释和自成一套贪官的理论，还将养在香港的高小凤称为是其“师母”……竟还以高小凤是明史研究专家，自己才喜欢上她来骗人骗己，这虚伪的真相被揭开时——他是如何被赵瑞龙、祁同伟他们设计，将一个完全是靠紧急作弊手段包装过的光有颜没有学识才华的渔民女子高小凤投怀送抱将他拉下了水，不知道高育良还将如何诡辩？

《人民的财产》中齐本安当然是主要人物。但是林满江、石红杏也堪称主要人物形象。而皮丹、陆建设、程端阳、牛俊杰、秦小冲、李顺东、牛石艳、范家慧等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刻画与塑造得就如在电视剧中一样，各个性格鲜明让人印象深刻。反面人物(譬如林满江)以及“类反面人物”的陆建设、钱荣成等人，人物塑造得也都是性格立体、心理曲折复杂。《人民的名义》中的蔡成功，对应《人民的财产》中的钱荣成，可恶可怜可悲集于一身……这些都是早期和此前的改革文学、非“块茎状”繁复叙事结构的改革小说，所难以做到的。《人民的名义》曾经征集读者意见，几易其稿，将关及李达康(受贪腐的妻子欧阳菁所累)的故事与情节修改为——没有腐败，站稳了立场(离婚情节应是为此而设)，这不仅是“疼痛”当中的“光芒”，也预示着这类题材写作，有着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令作品在全部写作完成之前，与读者和观众的互动成为可能。就像20世纪50至7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过程当中普遍出现的“征求意见本”现象[12]。总而言之，两部作品在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小人物的塑造与刻画方面，艺术成就皆可圈可点，代表改革文学与现实主义题材乃至宏大叙事作品的新的可能性与写作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