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发

在苏联和俄罗斯史学研究中，“慕尼黑阴谋”或“慕尼黑勾结”(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是对慕尼黑协定(Мюнхе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具有谴责意味的别称，它是1938年9月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会议上签署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的多边协定。对于不同的国家，慕尼黑协定有着不同的含义。就德国而言，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是它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成果。对英法等西方国家来说，慕尼黑协定是它们解决欧洲争端和协调对德关系的重要步骤，反映了它们试图通过对德绥靖维持欧洲和平的一厢情愿。从苏联角度讲，慕尼黑协定是英法对德国绥靖政策发展的顶峰，也是西方反苏阴谋的象征。

当时的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全面掌握了慕尼黑会议前后有关德国侵略计划、西方国家政策意图以及它们同德国私下交往等秘密情报。“斯大林(Иосиф Сталин)和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每天都收到英国大使与外交部互通电报的全文、英国外交大臣对大使电文的回复。”[1]情报资料证实了苏联领导人对慕尼黑阴谋的判断：英法等西方国家以排斥苏联的方式召开慕尼黑会议并制定慕尼黑协定，就是试图建立反苏统一阵线并且通过对德国的绥靖引导德国向东侵略扩张。面对西方“祸水东引”的企图，苏联以更大的力度改善苏德关系，于1939年8月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使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率先爆发了战争，苏联不仅由此暂时躲避了战火侵袭，而且还在其西北边境外建立了苏联利益范围。

有关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动机与结果，自条约签订后至今，在西方和俄罗斯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对立的解读。许多西方学者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不愿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缔结反希特勒同盟，它在1939年8月同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是允许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相反，苏联史学家和大部分俄罗斯史学家则认为，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被迫的，因为英法两国的统治集团不愿同苏联达成反法西斯同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摆脱了同德国和日本两线作战的危险，挫败了西方国家建立反苏阵线的计划，躲过了战争并获得了约两年的时间以加强国防。

中国史学界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比如，由朱贵生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粉碎了英法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对苏联的包围，使苏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加强战备，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143王斯德指出, 在当时的形势下，“苏联完全不必马上与英法决裂,不必立即和德国签订条约”，而应当“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尽量拖延和德国的谈判，争取时间”以同英法结成反法西斯同盟[3]。王绳祖阐述了苏德条约的严重后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改善了德国的战略地位，破坏了最使希特勒害怕的英、法、苏联盟，排除了最令德国担心的两线作战的危险，使德国做好了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外交上的准备。”[4]411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已经越出历史范畴而成为西方和俄罗斯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上经常论战的话题[5][6]，因而不仅保持了它持久不衰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联对“慕尼黑阴谋”的侦察和了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打破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体系的矛盾和对立。从苏俄角度看，它一开始就处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包围中，战后由西方大国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石，是国际资本意志的体现，因而是必须予以改造和推翻的。1919年3月，在苏俄的引导和主持下成立了共产国际[7]，其宗旨就是支持和促进世界各地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形式的革命运动，动摇和打破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苏联同西方国家敌对和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和纳粹德国崛起。面对着在欧洲出现的大德意志帝国侵略扩张的威胁，苏联同西方国家开始着手改善关系，商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以阻止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

1933年12月19日，在德国已经退出国联、苏联同法国开始探讨两国互助条约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有关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重要决定，同意苏联加入国联和签订防止德国侵略的区域性互助条约[8]305-306。

经过艰难的谈判，1935年5月2日，苏联和法国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苏联或法国按照国际盟约第七节第15条规定行事并且两国都具有真诚的和平意图，但仍受到一个欧洲国家的无端进攻，法国和苏联将相互立即提供援助和支持。”[9]3095月16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签订了类似苏联和法国的互助条约。条约议定书规定，“它们间的互助义务只有在具备本条约所规定的下列条件时才能生效：法国向遭到进攻的一方提供援助。”[9]336

这是苏联同西方国家走向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重要努力。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的矛盾和对立，双方在走向建立集体安全的艰难过程中，无法捐弃前嫌和赤诚相待，而是彼此猜忌，相互防范。如同对方一样，苏联始终以警惕的眼光和戒备的心理密切注视着西方国家的一举一动：它们是否玩弄反苏阴谋，是否同德国勾结以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不幸的是，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发回的各种情报信息不断地证实苏联的猜测和判断。 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人员渗透到西方国家和德国的要害部门，他们的工作是极其有效和富有成果的。根据苏联的情报资料，从魏玛德国到纳粹德国，它们的对外目标是不仅要清算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不公”，而且要染指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东部地区，建立一个夺取欧洲霸权的“大德意志”帝国。

从德国外交部获得的情报表明，在希特勒上台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国家已经成为魏玛德国侵略意图的对象国[10]52。苏联情报员多勃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обров)，30年代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高级工程师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1931年，他在柏林会见了纳粹种族理论思想家罗森伯格(Альфред Розенберг)。1932年起，他又同后者定期在罗马举行秘密会晤。苏联特工了解到，如果希特勒上台，苏联同德国的军事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10]53。

同时，苏联情报人员还报告，希特勒了解西方国家不愿同德国开战和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准备为此挑起并利用西方和苏联的矛盾。希特勒告诉圈内人士：“我必须同资本主义博弈并借助共产主义幽灵遏制凡尔赛体系大国，让它们相信，德国是对抗红色洪水的最后堡垒。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度过危急时期、清算凡尔赛体系和重新武装的唯一方法。”[10]53

1936年9月11日，针对纳粹党代表大会对苏联的攻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苏里茨(Яков Суриц)在致莫斯科的电文中建议，“向德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安排我国一名领导人发表强硬的公开讲话，停止向德国运送原材料”[1]24。9 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在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中表示同意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的建议。然而，苏联最高领导人却予以拒绝。9 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定了李维诺夫和苏里茨关于向德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的建议[1]24。

在斯大林看来，比德国更危险的敌人是英法等西方国家，因为它们试图推行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以推动它向东侵略和扩张，用心极其险恶。所以，尽管希特勒公开辱骂苏联并且怀有侵略苏联的意图，但是斯大林暂时忍辱为重，他不愿因激怒德国而同德国迎头相撞。在欧洲上空布满战争乌云的危机时刻，苏联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防止西方国家同德国建立反苏统一阵线和躲避德国的侵略锋芒。所以，在了解和摸清希特勒意图和计划的同时，苏联更为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它们同德国可能的反苏勾结。

1930 年代后半期，苏联情报员比斯特罗列托夫(Дмитрий Быстролётов)成功地从一名债务缠身的英国外交部官员(密码开发与分析专家)那里购买了该部每日加密电文的副本，并由此获得了英国外交通信的密码[11]273-274。之后，有关英国大使与英国外交部的互通电文由苏联情报员截获后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1935年3月25—26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在柏林同希特勒会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伦敦情报站很快就得到了西蒙同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伦敦准备让希特勒去摧毁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便推动他向东侵略，从而避免同德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0]53

1937年1月，苏联伦敦情报站的“剑桥五人帮”间谍小组成员菲尔比(Kim Philby)，奉命前往西班牙开展工作。根据他从当地德国人所获得的情报得悉，“希特勒接下来的扩张目标将是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0]56。

苏联柏林情报站长巴尔巴罗夫(Федор Парпаров)定期向中心发送有关德国外交部同英国和法国外交部谈判的情况。“从情报中可以看出，伦敦和巴黎更关心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抵制法西斯侵略。”[10]56

1937年5月，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担任英国首相。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迈斯基(Иван Майский)认为，张伯伦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第一条是在国联和集体安全的基础上真正抵抗侵略者(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伦敦—巴黎—莫斯科‘轴心’。这条道路是唯一可靠和有效的，但是它要求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密切的合作……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有着非常敏锐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样一条道路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条道路是直接同侵略者交易，这实际上非常接近于向侵略者投降。张伯伦恰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12]215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和苏联方面得到的情报证实了迈斯基的上述判断，英国和法国准备在中欧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国打开东进的绿灯。1937年11月19日，在柏林同希特勒举行会谈时，英国枢密院主席哈利法克斯(Edward Halifax)赞扬希特勒在“把共产主义赶出德国”和“阻止它向西方传播”方面所做的事情[13]144-145。他承认凡尔赛和约产生了其他问题，并提示希特勒，在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我们并非坚持要维持今日的现状，但我们关注的是，要避免那种可能导致复杂化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够在主要当事方自愿和善意下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当然丝毫都不愿阻止它”[13]147。他还要求让同德国和英国具有特殊关系的意大利和法国参加谈判，“如果我们四国达成一致，我们就能以此为和平事业以及为想要在这些基础上进行的建设奠定最牢固的基础”[13]145。哈利法克斯的讲话清楚地表达了对德国的绥靖意图并且把苏联排斥于有关欧洲事务谈判之外的想法。

1938年3月3日，英国驻德国大使韩德森(Nevile Henderson)在同希特勒的谈话中强调，英国需要同德国解决的并非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想要为同德国的诚挚友谊建立基础——从改善局势到创造新的友好理解的精神”。英国政府认为，“目前的时机对于改善相互关系的尝试是有利的”[14]53-54。

3月10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同英国政府领导人会谈后写道：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是年2月已任英国外交大臣——引注)“力争达成没有苏联参加的欧洲四国谅解”[15]119。张伯伦的亲密顾问威尔逊(Horace Wilson)在同里宾特洛甫谈话时强调：“现在应当把俄国完全撇在一边。”[15]119

更有甚者，5 月 9 日，苏联情报员发回了一条令苏联领导人极为惊悚的情报，它展现的是资本主义反苏同盟瓜分苏联的可怕情景：“苏联领土将被这个联盟‘分割’如下： A)英国获得中亚和北部沿岸地区(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B)德国占领乌克兰左岸直到北高加索——有进入黑海的出海口。C)波兰占领乌克兰右岸——也有进入黑海的出海口。D)意大利占领高加索……E)日本人占领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在莫斯科周围，建立一些小型的没有出海口的‘独立的’俄罗斯国家。”[16]195-196

不过，这前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德国才是最为突出的实际威胁，它完全掌握了西方绥靖者求和惧战的软弱心理，因而按照自己的侵略计划在欧洲横行无忌。3月12日，德国以奥地利国内政治纷乱和冲突为借口，出兵占领了维也纳，并把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一个省。继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陷入了危险境地。苏联情报机构迅速掌握了德国对捷的领土要求和战争计划、英法两国对德绥靖以及对捷施加压力等秘密情报。根据苏联方面的情报，希特勒侵略锋芒指向了捷境内有350万德国人居住的苏台德地区。

在德国成功吞并奥地利的鼓舞下，1938年4 月 24 日，苏台德地区德意志党领导人汉莱因(Konrad Henlein)在卡罗维发利的演讲中公然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要求，他认为，实现这些要求将为捷境内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民的和平相处创造基础[1]28。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Edvard Benes)拒绝了汉莱因的要求，他认为承认苏台德地区为国内德意志人地区的法律机构和法律单位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在国家领土之外从法律上保护德国人并且建立和承认苏台德自治的要求，应当由政府担保予以规定[1]28。

但是，西方国家已有自己的战略规划和具体考虑。在4月28日举行的英法巴黎会谈中，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向法国外长庞纳(Georges-étienne Bonnet)清楚地阐明了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立场。按照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迈斯基的说法，哈利法克斯的立场和观点是：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它既无法自卫，也无法接受外来援助。英国不会对中欧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但法国必须对布拉格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它对汉莱因做出根本让步，必须迫使捷克人同德国人达成协议[12]239。

同年 5 月，英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牛顿(Basil Newton)认为，在奥地利被兼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是“无望的”。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无法对抗德国，即使法国可能还有英国给予援助，那也需要时间，捷在援助到来之前或在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之前就将被占领。英国大使为此呼吁捷政府向苏台德德国人做出最大的让步[1]29。贝奈斯总统不愿顺从，他坚定地表示，捷军队已做好战争准备，将同全体人民一起作战。贝奈斯还确信，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法国然后英国都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1]29。

然而，苏联方面所获得的情报表明贝奈斯总统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也是在5月，希特勒在接见德国空军武官时谈到了对东斯拉夫国家的占领和殖民化问题。出席会议的德国空军中将格尔斯滕贝格(Alfred Gerstenberg)了解到，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得到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支持，英法采取了积极行动以把德国侵略引向东方，并承诺将为此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交给希特勒[1]28。

5 月中旬，贝奈斯总统在会见苏联代表时谈论了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进攻时的防御计划，他表示，“他将尽一切可能捍卫国家政权及其边界”。 不过，两周后贝奈斯的立场陡然发生变化，声称他不想要战争并准备做出一些让步[1]30。

苏联方面掌握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了绝望境地的情报消息。一方面是德国对捷的强硬行动愈益咄咄逼人。5月初，德国媒体在苏台德问题上掀起了激烈的反捷运动，指责捷当局压迫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1]31。更为严峻的是，德军此时已经在德捷边境集结重兵。针对德国的外部威胁，5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针锋相对地宣布部分动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抵抗侵略者。捷军总参谋克雷伊奇(Ludvik Krejci)提议把捷军的服役期限从两年增加到三年，并在 6 月召集预备役人员[1]32。另一方面则是英法等西方国家对捷的压力和逼迫增强了。虽然也是在这一天，根据苏联驻英全权代表迈斯基的描述，英国对德国的举动发出了英国可能介入的警告，但是英国并不准备同法国一起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在向德国发出警告的第二天，5月22日，英国驻法国大使菲浦斯(Eric Phipps)告诉法国外长庞纳，如果夸大英国对德国警告的意义那将是极其危险的。菲浦斯还建议要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以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苏台德问题。

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还指示英国驻捷大使，必须坚持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进一步施压。让捷政府对汉莱因做出重大让步，考虑在苏台德地区建立德意志人民族议会的可能性[1]33。法国也指责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防卫措施是“仓促的”，并指出它们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其效果将是极其不利的”[1]32。

正是在英法的压力下，5月下旬—6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克劳夫特(Kamil Krofta)表示准备从边境地区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1]33。6 月 3 日，贝奈斯总统通知英国驻布拉格大使，此前被征召的捷军 49,000 名预备役人员已经解散[1]33。

在捷克斯洛伐克五月危机期间，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也曾分别讨论了依据双边互助条约向捷提供援助的问题。但是，由于各方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并且如果苏联提供援助还将需要过境邻国波兰和罗马尼亚，因而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1938 年夏天，在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谈话中，法国驻苏联大使库隆德(Robert Coulondre)提议不用考虑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他认为现在讨论苏联军队通过外国领土的可能性还为时过早，只需通过调查了解布加勒斯特和华沙是否准备在发生冲突时与法国站在一起就足够了。实际上，法国已经清楚地知道，波兰不会让苏军通过其领土，它已经表示要对试图飞越波兰领土的苏联飞机开火，而罗马尼亚国王对红军通过他的国家领土也不好商量[1]30。

更令苏联震惊的是，根据苏联的情报，英法开始考虑撇开苏联直接同德国进行损害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1938年6月初，法国驻德国大使弗朗索瓦-庞塞(André Fran?ois-Poncet)在同希特勒的谈话中提出，法、英、德三国共同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以实现该问题的公正解决。最初，英国不同意三方谈判，认为此举不会令希特勒满意。但是，弗朗索瓦-庞塞认为，通过谈判的方式可以实施捷克斯洛伐克潜在中立化的计划，这就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废除同苏联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应能引起希特勒的兴趣。法国大使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成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障碍。这个想法也吸引了法国外长庞纳，因为它让法国有机会摆脱束缚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义务[1]34。

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已经得知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英法将作让步和捷将屈服的情况。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巴黎情报站长尼古拉耶维奇(Косенко Николаевич)从巴黎向中心报告，法国将向希特勒作进一步的让步，要让他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该情报站还了解德国和法国在反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接近的危险性以及法军军官中亲德派的活动[10]54。内务人民委员部布拉格情报站长米哈伊洛维奇(Адам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ич)定期向中心通报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特别是捷总统贝奈斯的投降政策和西方国家的政策[10]54。

英法最后拟定了解决苏台德问题的方案，主要内容是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50% 以上的德国人口居住的地区转交给德国，德国人口较少的地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但获得自治州的地位。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9月19日，英法的方案转交给了贝奈斯总统。英国驻捷大使牛顿继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称希特勒可能会出乎意料地进攻捷克斯洛伐克[1]40。

当天，贝奈斯总统紧急会见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告知他已收到英法联合提案。贝奈斯强调，简单的延迟回复可能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致命后果。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将在任何条件下保卫自己。贝奈斯要求苏联政府回答，如果法国忠诚于条约并且提供援助，苏联是否会根据条约立即提供援助。如果德国发起进攻，贝奈斯向国联理事会提出适用上述条款的请求，苏联是否会根据国联章程第16和17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1]41。

第二天，9 月 2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示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向贝奈斯转达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复。同时，法国政府获悉了给予贝奈斯答复的内容[1]41。当天，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讨论英法联合提案的会议期间，苏联全权代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打电话给贝奈斯，告知了苏联政府的答复，贝奈斯对此表示感谢。会议对英法提案给予了答复，主要内容是：根据宪法，捷政府在议会没有决定的情况下不能做出有关改变边界的决定。接受该提案将意味着国家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发生变形，其结果是它早晚将完全成为德国的附庸。即使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作出牺牲，和平仍然得不到保证。欧洲的平衡将被打破，这将给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带来严重后果。所以，捷政府呼吁英国和法国重新考虑他们的提案[1]41。

也是在9月20日，苏联驻捷情报站发来如下消息：9月19日，英国和法国驻捷大使已经代表本国政府向捷总理米兰·霍查(Milan Hodža)转达如下：“1，他们遵循维护欧洲和平的崇高原则，认为必须使苏台德地区归并于德国。废除捷克斯洛伐克与其他国家的互助条约体系，代之以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邻国加上法国和英国保障捷边界不可侵犯。”[17]118。

苏联情报机构报告捷克斯洛伐克最终屈服于英法压力：9 月 21 日夜里，贝奈斯接到了期限只有六个小时的最后通牒：要么接受“英法计划”，要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德国进攻时英国和法国不向捷提供援助。经过夜间会议的讨论，到早上 8 点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投降，接受了“英法计划”。

9月29—30日，在慕尼黑举行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首脑会议上，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自1938年10月1日至10日，苏台德及其他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转交给德国[18]。随后，英国和德国声明称：“昨天晚上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表达了我们两国人民永不彼此作战的象征性愿望。”[19]11312月6日，法国同德国也共同表示要建立和平与睦邻关系[19]113。

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对德国的让步，满足了德国的民族复仇主义的最后愿望，西方与德国的关系就此已经理顺。德国扩张和侵略的矛头不应对准英法及其盟国，或者说，德国今后的扩张和侵略对象应当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就如法国外长庞纳所希望的那样，“从此德国的政策将转向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15]148。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迈斯基后来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说，英国政界以及接近政府的报刊都相信，“现在希特勒将去东方，他的近期最大的目标是乌克兰”[20]208。

在《慕尼黑协定》从酝酿到签署的整个过程中，虽然苏联同其中的涉事方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订有互助条约，但却受到孤立和排斥，基本上就是一个孤独的看客，无能为力地旁观西方国家主宰欧洲事务的安排。

为了平息苏联的不满和愤怒，在慕尼黑会议开幕的当天，英国曾在私下同苏联做过沟通，试图作些说明和解释。迈斯基在日记中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迈斯基写道：“(1938年)9月29日。哈利法克斯邀请我去他那里。他一开始就进行辩解。英国政府担心，今天已经在慕尼黑举行的四国会议可能引起苏联政府的疑心，因为它非常了解我们对那些让人想起四国公约事情的态度。尽管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的只是四个大国，但是，英国过去和现在都希望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接着哈利法克斯叙述了召开慕尼黑会议的情况。因为非常想要防止战争，首相(张伯伦)于9月28日上午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意大利首相——引注)发出了‘最后呼吁’。下午四时，当张伯伦在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希特勒发来了要求29日前往慕尼黑参加会议的邀请，墨索里尼和达拉第也将参加会议……英国政府没有提出邀请苏联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会期极短并且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第二，也是最主要的，英国政府早就知道，对于希特勒的建议它会得到(苏联)怎样的答复。不能因为会议与会国成分问题的争论失去维护和平的最后机会。”[12]288

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苏联明确声明它同慕尼黑会议及其协定没有关系和瓜葛。1938年10月2日，针对合众社记者关于苏联政府授权法国总理达拉第代表苏联在慕尼黑四国会议上发言的报道，苏联塔斯社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当然没有授予达拉第先生任何权力，过去和现在与慕尼黑会议及其决定没有任何关系。合众社的上述报道是彻头彻尾的荒谬捏造。”[20]28-29

10月4日，塔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机关报‘布拉格报’9 月 30 日在‘巴黎—伦敦—莫斯科’标题下刊登了该报驻巴黎记者发来的消息，似乎法国和英国政府定期向苏联政府通报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情况，而且苏里茨同志和庞纳先生之间、哈利法克斯先生和迈斯基同志之间似乎就这个问题举行过长时间的会议。布拉格报记者由此得出结论，慕尼黑会议‘不仅仅是四国协定’。”[20]32为此塔斯社受权声明：“布拉格报记者的上述消息完全不真实。塔斯社受权报道，在庞纳先生和苏里茨同志、哈利法克斯先生和迈斯基同志最近举行的会晤中，苏联的两位全权代表所获得的信息内容没有超出每日新闻所公布的消息。没有举行过任何会议，更没有苏联、法国和英国政府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命运和对侵略者让步的协定。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同苏联进行协商，它们只是把既成事实告知苏联政府。正如 10 月 2 日塔斯社报道中所声明的那样，过去和现在苏联政府同慕尼黑会议及其决定都没有任何关系。”[20]32

慕尼黑会议之前，苏联情报员的情报和苏联使馆的报告告诉斯大林，西方国家根本没有建立集体安全的真心实意，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德国的绥靖，推动德国向东扩张侵略，成为反苏先锋和堡垒，最终挑起苏德战争。

慕尼黑会议之后，在斯大林看来，西方国家将在反苏和绥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所谓的集体安全已经渺无希望。苏联情报机构发回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1938年12月21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转述了芬兰驻英国公使11月25日同英国政府官员所进行的谈话：“英国和法国不会阻止德国向东扩张。英国的立场是这样的：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发生重大冲突之前，我们将拭目以待。”[17]72斯大林当然不会听凭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图操控欧洲局势，更不会容忍它们把德国侵略祸水引向东方和苏联。

二、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批判和反击

慕尼黑会议及其协定对于苏联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容忍的，因为它们在苏联面前显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反苏统一阵线的阴影，恶化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使苏联有可能单独面对纳粹德国的侵略。所以，慕尼黑协定的炮制者西方国家遭到苏联猛烈的口诛笔伐。

斯大林亲自制定和掌握对西方国家批判的主调。就在慕尼黑会议前的同一个月，从1938年9月9日—19日，《真理报》以每天一章的方法刊登了由斯大林亲自主持和指导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该书的最后一章是论述国际问题的，它完整和清楚地表达了苏联党和政府对过去五年里国际形势和西方国家政策的观点和看法。

《教程》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1935—1937年的国际形势。《教程》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始于1929年下半期的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1933年底，之后虽然有些复苏，但是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又开始了。“这种情况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矛盾更加尖锐。为此，侵略国家就更加力图以其他弱国为代价来补偿自己在国内经济危机中的损失。”[21]316

《教程》谴责西方国家在侵略面前的退让：“民主”国家假装战争与它们无关……并且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阵地交给侵略者，同时让他们相信，它们准备抵抗。《教程》揭露说，西方国家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更害怕欧洲的工人运动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付这些“危险”运动的“良药”[21]319。

《教程》特别对英国进行了揭露：“英国统治集团在这里奉行的是类似于沙皇时期俄国自由君主资产阶级所奉行的那种政策，它们害怕沙皇政策的‘极端性’，更害怕人民，并且因此而对沙皇奉行说服政策，就是说奉行勾结沙皇反对人民的政策。众所周知，俄国自由君主资产阶级因这种两面政策受到严惩。必须认为，英国统治集团和他们在法国和美国的朋友也将遭到历史的惩罚。”[21]319

由于《教程》是在慕尼黑会议前十天在《真理报》上连载完毕的，更重要的是，鉴于《教程》是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撰写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的批准，它对国际问题的论述和对西方国家的批判实质上就是苏联处理慕尼黑阴谋的指导方针。

紧接着，就在慕尼黑会议召开前后，9月28日至10月1日，在就《教程》出版召开的宣传工作者会议上，斯大林提醒人们不要“把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的立场说成只是防御性的、和平主义的”。他解释说，布尔什维克不单单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思念和平，然后只是在他们遭到进攻时他们才拿起武器。这是不对的。有时会有布尔什维克自己将发起进攻的情况，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情势合适，如果条件有利，他们自己就开始进攻。他们不完全反对进攻，不完全反对任何战争”[22]13。

1939年2月，联共(布)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Владимир Потёмкин)的匿名文章，题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形势”[23]。该文是按照斯大林旨意撰写的，因而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并且党的十八大前夕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后，又不做任何修改地重新刊载于“宣传员辅导”系列图书之一的《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十八大报告的学习材料》[24]。

文章认为，资本主义阵营不存在团结一致，“他们相互磨刀霍霍”。德国和意大利“试图重演慕尼黑游戏”，所以值得提醒西方注意慕尼黑会议对他们的悲惨后果。文章为此把苏法关系和苏德关系作了对比。“法国竭尽所能削弱1935年5月2日签订的苏法条约的意义……而苏联和德国签订的拉巴洛协定仍然存在。”文章两次提到希特勒1月12日对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的“殷勤态度”和德国代表施努雷(Carl Julius Schnurre)将要来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还谈到德国非常需要苏联的原料和粮食。文章寓意深刻地指出：“这样，对于即将在西方开始的游戏，德国打出了自己的东方牌。但是，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产生麻烦的话，希特勒就需要在东方有一个安定的后方。”[24]84这既是警告英法，也是暗示德国，其中的含义可由它们自己去揣摩和猜测。

两天后，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苏联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从内容上看，斯大林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与1938年10月出版的《教程》几乎完全相同。因此，斯大林在十八大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借用党代会的讲坛正式宣布后慕尼黑时期苏联新的对外政策。

斯大林认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是事实”，并且谴责西方国家对侵略国家的纵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是，它还没有成为全面的世界性战争。侵略国家发动战争，千方百计地损害非侵略国家的利益，首先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利益，而后者却往后退缩，一再向侵略者让步。这样，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以非侵略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公然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事情，而非侵略性国家根本不想进行抵抗，甚至进行某种纵容。”[13]184-186斯大林严词谴责西方国家：“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意味着纵容侵略和发动战争，从而使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13]186

斯大林嘲讽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们在等待德国“向苏维埃乌克兰进军”时失去了耐心，德国人让他们非常“绝望”，因为德国人不是继续向东方推进，而是返回了西方，要求归还殖民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地区给了德国人是作为一种对苏联发动战争的代价，但是，德国人现在却拒绝履行义务。斯大林由此预言：“不干涉政策的拥护者们所玩弄的巨大的危险的政治游戏可能以他们的重大失败而告终。”[13]188-189斯大林的讲话清楚地表明苏联对同西方国家共建欧洲集体安全已经不抱希望和幻想。

在揭露和批判西方国家反苏阴谋的同时，苏联方面已经开始思考和规划自己的应对和反击措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Жданов)的一份手稿表明，苏联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利用德国同西方国家的矛盾，尤其是德国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忧虑，同德国改善关系和达成协议。日丹诺夫的手稿里以独立的句式没有连贯地写道：“英国——和平与集体安全的真正敌人”；“‘进军东方’——英国人发明的东西”；“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一样仇视。为了钱。不惜手段诋毁苏联。把战争引向东方——只要自己活命。” “同德国达成协议是否可能？俄国——最好的顾主。不要怜悯德国。希特勒不知道别人正在暗害他。在东方削弱自己对他是没有意义的。转向西方。进军东方已经让德国付出巨大牺牲。同德国达成协议。”

事实上，苏联在最初决定同西方谋划欧洲集体安全时并没有关闭改善苏德两国关系的大门。还在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报告中就曾指出，法西斯主义不是苏德关系改善的障碍。他表示：“当然，我们绝不会赞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制度。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譬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制度并未妨碍苏联同它建立起最良好的关系。”[13]276-277,91

德国方面同样存在着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与英国和法国的期望不同，德国在慕尼黑会议上得手后其侵略的锋芒仍然是指向西方。1938年10月24日，希特勒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同波兰大使利普斯基 (Joseph Lipski)谈话时提出德国方面的要求：归还但泽；允许修建通往东普鲁士的域外铁路和高速公路； 波兰遵守反共产国际条约[25]137。11月16日，在同国防军司令部参谋长凯特尔(Wilhelm Keitel)和陆军司令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的密谈中，希特勒向他们描述了未来同西方国家的作战计划。他表示，德国将同意大利结盟，然后在此基础上德国和意大利将各自在不同的战区对付西方民主国家。意大利的战场是地中海和北非，英国和法国则由德国对付。希特勒认为，首先应当对付法国，而法国的失败将使英国无法在欧洲大陆获得战略立足点[26]144。也就是说，希特勒已经在慕尼黑会议后确定了德国下一步的对外行动目标，而这样的前景必然要求德国同苏联关系的改善以避免未来德军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后来出版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日记的叙述，苏德关系改善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苏联反击西方国家的起始点是1939 年 1 月：“斯大林指示苏联驻德国大使梅列卡洛夫(Алексей Мерекалов)开始同德国外交部谈判。应当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能达成协议，而现在我们可以了。’”[27]6

1月11日，梅列卡洛夫在会见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维尔(Emil Wiehl)时同意恢复两国有关贷款的谈判[28]184-185。1月20日，德国通知苏联，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东欧处处长施努雷将于1月29日前往莫斯科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希望苏联方面最好至少在 1月25日之前拟定一份订货清单，以便使谈判保持应有的速度[29]191。第二天，1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责成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等各部门负责人“在1939年1月24日提交可以用德国贷款定购的绝对需要的机床和其它种类设备的单子”[29]5。文件清楚地表明，苏联准备通过恢复苏德贸易谈判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此时，纳粹德国已经加快在欧洲的侵略步伐。1939年3月中旬，希特勒撕毁英法精心炮制的慕尼黑协定，在斯洛伐克被迫宣布独立后，又建立了德国的“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4月11日，希特勒给德军下达了旨在摧毁波兰军队和吞并但泽的“白色”行动(Operation ‘White’)指令，还暗示对波兰的进攻将以不宣而战的形式开始[25]142-143。

德国在慕尼黑协定之后继续向东扩张和侵略的动向，凸显西方对德国绥靖政策的破产，从而引起西方国家的极大忧虑。英国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也掌握了希特勒将要在西面发起侵略的情报资料。1939年1月28日，根据英方情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电告英国驻法国和比利时大使，希特勒“正在考虑对西方列强发起进攻以此作为随后在东方采取行动的准备”[30]38。

现在，面对德国侵略战车一路疾驶的险境，西方国家只能继续探索同苏联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可能性。在战争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赞成同苏联缔结军事同盟的西方民众呼声日益高涨。在英国4月进行的“你是否赞成建立英法俄军事同盟”的问询中，肯定和否定的回答分别为87%和7%[31]84。至于法国，因与德国毗连和一战时期与德国结下的宿冤，它对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感受更深。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苏里茨在4月11日给莫斯科的信函中说，在法国许多人相信，“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不能再不要援助了，不管这种援助来自哪里。不能再无视苏联”。按照他的说法，在法国报刊上所有对苏联的攻击几乎都消失了。“我首先应当确定的是，现在这里同我们谈话的调子完全变了，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傲慢。现在他们是用请求者的语言同我们谈话，就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他们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他们。”[28]368-370

4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英国驻苏联大使西茨(William Seeds)提出了苏联有关苏英法三国互助的建议：“1，英国、法国和苏联签订一个为期5—10年的条约，相互承诺在欧洲发生对任何一个缔约国侵略的时候立即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任何援助的义务。2，英国、法国和苏联承诺，在发生对位于波罗的海地区和黑海地区并同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侵略的时候，向这些国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任何援助。3，英国、法国和苏联承诺在短期内讨论并确定为执行第一和第二条规定给予所有这些国家军事援助的规模和形式问题。”建议还要求，有关互助的政治条约和军事条约应同时签订；战时禁止同侵略者签订单独和约；废除波兰和罗马尼亚1921年的针对苏联的条约[28]386-387。

苏联上述建议的目的就是通过三国互助和三国对所有的苏联邻国提供安全保证的形式既能有效地防止德国可能的侵略又能构筑苏联西北部牢固的安全带。但是，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相互敌视和互不信任，由于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把互助谈判看作是阻止对方同德国接近与合作的手段，苏联同英法两国的谈判进行得非常困难。事实上，还在1939年初，“剑桥五人帮”间谍成员伯吉斯(Guy Burgess)就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伦敦的)基本政策最后无论如何都是同德国一起反对苏联。”[10]551939年3月26日，张伯伦自己在信函中也写道：“应当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我一点也不相信它有能力采取进攻行动，甚至如果它愿意的话。我不相信它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很少有共同之处。它想的只是在所有国家中间挑拨离间。此外，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都对它持仇视和怀疑态度。”[32]403

此时，准备实施对外侵略计划的德国已经急不可耐。为了保障德国未来同西方战事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免除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德国方面急于加快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步伐。

1939年5月10日，奉召回国的德国驻苏联使馆参赞希尔格(Gustav Hilger)向希特勒证明了同苏联合作的必要性。第二天回国的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F.von der Schulenburg)同外长里宾特洛甫一起拟定了赞同与苏联和解的论点，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斯大林正在“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共产主义在其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新的苏联爱国主义是以大量借鉴沙皇过去的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共产国际“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通往睦邻关系道路上的所有意识形态障碍都消失了[16]XXIII。

德国方面开始频频向苏联表达改善两国关系和彼此合作的愿望。5月30日，在同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阿斯塔霍夫(Георгий Астахов)谈话时，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软硬兼施地表示，苏德进一步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取决于苏联政府的抉择。他重复希特勒曾经做过的比喻：“在我们店铺里有很多商品。”同时，他也警告苏联：“如果苏联想要站在德国的对手一边，那么德国政府对此已有准备”[16]251-252。

7月26日，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东欧处处长施努雷对阿斯塔霍夫进一步解释了德国店里“商品”的含义：“德国准备向苏联提供应有尽有的选择——从政治和解和友谊到公开的敌意。德国为这个话题的对话敞开着大门。”[16]267施努雷承诺，德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活动“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苏联“利益”，如果进行认真的会谈，德国在这些问题上会“完全迎合苏联”。他还保证德国“不对乌克兰进行任何侵犯”，并提示“在波兰问题上会更容易达成一致”[16]267。

8 月 2 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再次言辞恳切地告诉阿斯塔霍夫：“至于我们之间的其他问题，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严重的矛盾。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就有关从黑海到波罗的海领土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16]271

在德方反复承诺和利诱下，苏联已经不再踌躇和迟疑。显然，在苏联看来现在对制造慕尼黑阴谋的西方国家进行历史惩罚的时机成熟了！在勉强维持同西方国家毫无成效的谈判的同时，苏联开始加大同德国改善关系的力度。

7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通知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迈斯基，英国政府接受苏联政府关于现在就开始进行军事谈判而不必等到政治谈判结束的建议[33]134。但是，谈判尚未开始，苏联方面已经掌握了英国不愿与苏联签订条约的秘密情报。8月3日，“剑桥五人帮”间谍成员伯吉斯发来报告：英军参谋长们都坚定地相信赢得对德战争并不困难，所以，英国政府不需要同苏联签订防御条约。他援引英国外交大臣私人秘书威尔逊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同莫斯科和其它国家签订真正的条约，我们可以不要同俄国签订条约。”[10]55

8月7日，苏联情报部门报告斯大林，德国将可能在 8 月 25 日之后的任何一天对波兰采取武装行动[34]485。这意味着，急欲进攻波兰的希特勒将不得不在东欧问题上向苏联做出明确的让步。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时局。考虑到希特勒试图恢复同张伯伦直接接触的情报资料和对莫斯科(苏英法)军事谈判成功的彻底绝望，认为正式讨论德国人所提出的问题是合适的[34]485。

在得到准确情报的基础上，苏联迅速对同德国和同英法两头进行的谈判做出了取舍。在英法苏这边，三国互助谈判开始陷入僵局，趋于停顿。8月21日11时，英法苏谈判开始最后一次会议。这时，斯大林得到电话通报：“英法苏谈判最后一次会议开始了。继续进行谈判正在变得没有意义……”[35]110

在苏德那边，两国谈判进展神速。8月1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同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举行会晤。在德国大使转交的德国方面的备忘录里指出：“毫无疑问，德苏政策目前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近期要在柏林和莫斯科做出的政治决定将对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几代人之间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两国人民是否有一天将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再次武力交锋，或者他们是否将再次建立友好关系，都将取决于这些决定。以前，当他们是朋友时，两国都很好，当他们成为敌人时，一切就糟糕。”[33]232

8月17日，莫洛托夫向舒伦堡大使面交苏联方面的备忘录：“苏联政府认为，苏德关系改善的第一步可以是缔结贸易信贷协定。苏联政府认为，在短期内的第二步可以是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或确认1926年的中立条约，同时通过一项关于缔约国在某些外交政策问题上利益的特别议定书，使后者成为条约的有机组成部分。”[33]273莫洛托夫明确告诉舒伦堡，斯大林了解情况并且“同意我代表苏联政府所作的转达”[33]269。

8月19日，莫洛托夫向舒伦堡提交了苏德条约的苏联草案，其中提出：“缔约双方相互承诺不对另一方采取任何形式的武力和侵略行动，或者不论是单独还是同其他国家一起对另一方发起进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武力或进攻目标时，缔约另一方将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该国的此类行动。”[33]277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草案的附言要求：“该条约只有在同时签署关于缔约双方在外交政策领域利益问题的特别议定书时才能有效。议定书是条约的有机组成部分。”[33]278

同一天，苏德两国签订了贷款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政府“将责令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处或苏联的进口机构向德国公司转交金额为2亿德国马克的补充订单”[33]280。

在贸易关系进展顺利后，有关两国利益关切的政治问题立即提上了议程。8月21日，莫洛托夫接见德国大使舒伦堡，后者向他转交了希特勒致斯大林的电文[16]287。希特勒在电文中告诉斯大林：“我真诚地欢迎德苏贸易协定的缔结，这是改变德苏关系的第一步。”希特勒表示，他接受苏方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认为“有必要尽快澄清与此有关的问题”。希特勒认为，如果一位德国重要政治家有机会去莫斯科进行谈判，“那么苏联政府所希望的附加议定书实际上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得以搞清”。因此，希特勒提议：斯大林在 8 月 22 日或不迟于 8 月 23 日会见德国外长，他将“拥有制定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的全权”[16]288。

在当天给希特勒的回电中，斯大林表示“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成为我们两国政治关系重大改善的转折点”。斯大林告知，苏联政府“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 8 月 23 日前来莫斯科”[16]289。

8月23日中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随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持续了整个下午。深夜2时30分，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诺相互间不采取任何武力、侵略和进攻行动，无论是单独还是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军事行动的目标时，缔约另一方将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该国的此类行动；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继续进行磋商，以便相互通报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缔约一方不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缔约另一方的国家集团；缔约双方应以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或冲突[33]319-320。

秘密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1.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界线。2.在波兰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界线将大致沿着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划分。3.关于东南欧，苏联强调它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声明它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兴趣[33]321。按照秘密议定书，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以东的波兰、比萨拉比亚都成了苏联的利益范围。

苏德条约的签订从根本上颠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9月1日，也就是苏德条约签订后一星期，纳粹德国悍然进攻波兰，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一战后由英法等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确立的凡尔赛体系在二战的战火中彻底崩溃。

三、小结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的签订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主要是苏联、西方和德国三方关系演变的结果，并与一战后巴黎和会对战败国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处理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

苏俄(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对立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产生了。这种矛盾和对立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调和的。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层面看，苏联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同西方资本主义本能上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从地缘政治层面看，苏联的长远目标是尽力恢复旧俄时期的领土疆域，在当时艰难的国际形势下则必须在资本主义包围下首先维护自己的生存。由此就产生了苏俄(苏联)对外战略的两大任务——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前者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后者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包围，维护和加强苏联的安全空间。

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敌视和对抗的紧张状态。1919年，英法等西方列强巴黎和会上确立了以西方战胜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凡尔赛体系，制定了对苏俄的遏制和包围政策，力图在苏俄周边建立反苏“防疫线”，阻止俄国革命向西蔓延，并最终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此后，苏联在国际上长期遭到西方国家的孤立和遏制。另一方面，苏联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它的对外战略(世界革命和国家安全)同样具有反西方反凡尔赛体系的性质。

正是由于苏联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对立，它们无法成为欧洲集体安全的真正同道者。虽然在法西斯侵略威胁下苏联开始试探同西方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苏联对外战略的棋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当然的头号敌人，所以合作共建欧洲集体安全的尝试并没有改变苏联对西方的敌视和猜疑态度，更没有放松对西方的戒备和防范心理。当苏联情报员和大使们把反映西方各种反苏意图和举措的情报和报告摆放到斯大林办公桌上时，特别是当西方国家对德国的绥靖在慕尼黑会议上达到高峰时，愤怒的斯大林做出了符合苏联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反击——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斯大林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阻止西方国家的“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西方的冲突，确保苏联国家安全，同时创造国际革命的机会。

苏联和德国都是凡尔赛体系的对立者，前者因为十月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遭到凡尔赛体系的排斥和孤立，后者因为战败受到凡尔赛体系的严惩和管制，它们因而都成了欧洲新国际秩序下的“弃儿”。对凡尔赛体系的共同憎恨，很快就成为苏联同魏玛时期德国合作的基础。尽管希特勒上台后在纳粹德国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的规划中，不仅凡尔赛体系大国成了德国的复仇对象，而且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东部地区同样也被德国所染指，但是动摇和打破凡尔赛体系仍然是苏联同德国暂时的利益契合点。在欧洲集体安全前景渺茫并且欧洲上空布满战争乌云的危急形势下，斯大林清楚地确定至少眼下避免同德国的战争是苏联对外战略的当务之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产生了符合苏联对外战略的国家安全的实际结果和世界革命的预期机会。首先，苏德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暂时躲避了欧洲战火的侵袭，在苏联西北边境外建立了苏联利益范围，扩大了苏联安全空间。除了以中立姿态置身于二战初期欧洲的战火之外，苏联还成功地收复了旧俄失地。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及其后续调整规定，以及通过在此基础上苏联所采取的行动，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之前，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等沙俄旧土均已重新归入苏联版图。这也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建立以来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最大收获。

其次，苏德条约的签订引爆了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战火，创造了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良机。二战爆发后一星期，1939年9月7日，斯大林明确告诉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战争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殖民地和原料等方面贫困国和富有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对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我们乐意看到他们打得狠一些，彼此削弱。如果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地位被希特勒所动摇，那也不错。希特勒正在破坏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自己不知道并且也不希望这么做。”[36]18-19根据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试图在战争条件下寻找革命的机会。9月29日，共产国际在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资本主义的支柱不是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法西斯德国，而是拥有巨大殖民帝国的反动反苏的英国。现在提上议程的不是与法西斯而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现在不适用了。”[37]22季米特洛夫本人在《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上刊登的经斯大林修改的文章中提出，要“把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的问题提上日程”[37]24。

因为苏德条约符合苏联对外战略革命和安全的双重需要，特别是保障了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得到苏联方面的肯定。1939年8月31日，在批准苏德条约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莫洛托夫告诉代表们：“这项条约不仅使我们消除了同德国进行战争的威胁，缩小了欧洲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的范围，从而将为普遍和平事业服务——它将保证我们获得力量增长的新机会、保证加强我们的地位、保证苏联对国际发展的进一步影响。”[38]15

即便不到两年后德国撕毁条约和进攻苏联，苏联方面仍然坚持对苏德条约的肯定评价。1941年7月3日，在动员苏联人民抵抗德国侵略的广播讲话中，斯大林阐述了苏德条约的性质，认定它是一项和平条约。他说：“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39]289-290斯大林还认为通过苏德条约：“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39]290

概而言之，作为对西方“慕尼黑阴谋”的反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摧毁了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既保障了苏联安全利益，又创造了国际革命机会。苏德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对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所有反苏行为的历史惩罚，也是苏联对外战略的国家安全和世界革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