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傅道彬

关注思想是《左传》叙事的重要特色。以往《左传》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注重了《左传》的宫廷事变、战争攻伐、外交聘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而忽略了《左传》的“思想叙事”和对思想家的深切关注。与一般主要记载政治人物的文治武功的历史著作不同，《左传》乐于记录春秋时代思想家们的深刻思想，以激赏的笔调表现思想家们的理论建树和君子风范。《左传》描述了管仲、申叔时、孙叔敖、叔孙豹、子产、季札、叔向、晏婴、蔡史墨、孔子等一批思想家的生平事迹，以大量文字记载他们的思想与行迹，展示了春秋时代新人文主义的理性觉醒和思想光芒。如果说管仲、子产、晏婴等还有政治功业名垂后世的话，如申叔时、季札、叔向、晏婴、蔡史墨、孔子等，并不以文治武功而见长，让他们彪炳史册的主要是他们的思想风采与理论建树，在《左传》中具有进步思想观念的思想家通常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

依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轴心时代”和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哲学突破”的理论，春秋时期正处于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和“哲学突破”的历史阶段。春秋时期的“哲学突破”并不是来自于哲学家们书斋里的深思熟虑，而是得益于思想家们融入时代潮流，得益于对整个社会历史变化风云的理性观察和深切体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结束中世纪的黑暗、开启文艺复兴时代的那批思想家时说：

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一样，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们也常常行进在道路上。春秋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有壮阔的旅行经历，正是这些壮阔的旅行，使得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有了“天下”的目光。他们的旅行或因为战争，或因为逃亡，或因为外交，或因为功名，或者干脆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而离开故国，奔走他邦，行迹匆匆，旅行的脚步让他们扩大了眼界，加深了思想。行走的过程是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交流与传播的过程，春秋时期哲学的繁荣是与思想家的旅行相关的。

《左传》所记思想家无不具有关山跋涉长途旅行的经历，而生活在不同邦国的思想家常常在旅途中相逢，思想的交流深化着哲学的深度，也拓宽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道路。《左传》特别记载了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的“上国之行”，所谓“上国”即鲁、齐、郑、卫、晋等中原各国。《左传》自成公七年“通吴于上国”始，吴人均以“上国”称谓中原诸国。例如，昭公二十七年“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哀公二十年“吴犯间上国多矣”等，所谓“上国”都是指华夏中原民族。季札这次上国之行不仅观看了鲁国的《诗经》表演，也与叔孙豹、晏婴、子产、蘧伯玉、叔向等著名思想家进行了思想交流，季札的“上国之行”是一次文化之旅，也是一次思想之旅。《左传》在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中，将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重大事件暂时搁置一边，转而详细叙述季札的上国之行，正是为了展示春秋风雅精神和思想风采的需要。

1.吴季札与“通嗣君”的外交使命。季札的这次出行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 年。这一年吴王余祭被杀，夷昧新立，按照周代礼制，季札此番出访是负有通告嗣君的外交使命的。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写到“吴季札来聘”时，特别强调：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关于此番“通嗣君”的“嗣君”，《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有所不同。杜预认为“嗣君”当是余祭，而贾逵、服虔则以为是夷昧。不过，按照《左传》的记载，此时余祭已任吴王四年，季札出使时余祭已经在本年的一次“观舟”活动中被越俘所杀，因此季札此番通报天下的“嗣君”应当是夷昧。

在《左传》《新序》《史记》等经典文献中，季札是以圣人般的形象出现在春秋时代的历史舞台上的。在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中，除孔子外，还没有哪位具有季札一样的道德精神和人格风采。《史记·吴太伯世家》详细叙述了吴国自太伯避季历而逃入荆蛮，自仲雍、季简、叔达、周章五世，于武王克殷时而列为诸侯。再至春秋寿梦时，渐渐强大，始称吴王。《史记》以吴王更迭为叙述线索，风云变化，刀光剑影，脉络清晰，渊源有自。而应当指出的是，《史记》在吴国历史人物的叙述中，着墨最多、叙述最为详尽、形象最为鲜明的不是那些在吴国历史上功业赫赫的君王，而是一位普通的公子季札。季札从未涉足吴国王位，却成了吴国历史叙述的中心人物，着墨之多超过了吴国任何一位君王。季札赢得人心的不是他的权位，而是他高尚的道德精神和人格风范。

季札让国、三辞天下是其人格中最具人性光彩的一章。按照《吴太伯世家》记载，寿梦有四子：长曰诸樊，二曰余祭，三曰余眛（夷昧），四曰季札。寿梦最属意的君王继承人是季札，而季札却坚决辞让不就，只好由长子诸樊暂时继任，“摄行事当国”。而当寿梦的丧礼完成，诸樊再次提出让位于季札时，季札再次严词拒绝。《左传·襄公十四年》记：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季札的辞让不是对权力争斗的畏惧，也不是某种政治策略的姿态，而是出于人格信仰和道德立场的坚守。季札的回答里特别强调了“能守节”的思想格言。“节”是道德的节操，是政治的信仰，是人格的追求。“有国，非吾节也”，无异于一种政治宣言，在王权倾轧、你争我夺的争斗场上，季札的宣言宛如一束精神的光芒照亮黑暗，光芒里挺立起一种高洁而伟岸的人格。他宁愿放弃恢宏的宫殿而躬耕田野，也不肯违背精神的追求而屈就藩篱。

季札辞让之辞中，引用曹公子子臧的故事，为自己立论。子臧的故事，分别见于《左传》的鲁成公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的记载中。曹宣公在讨伐秦人的战役中战死，曹人派公子子臧迎接宣公的灵柩，而使公子负刍在国内守卫，负刍趁机作乱，杀死太子自立，是为曹成公。诸侯讨伐曹成公，而欲立子臧，子臧以“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予以拒绝，宁逃亡他乡，也不肯接受君位。“节”是节义，是节操，是节气，这种人格的节操、道德的节气、精神的节义，在思想与道德的实践中熠熠生辉。不过季札的这种“节”的坚守，还应该有更悠久的历史渊源，吴始祖太伯、仲雍当年不就是因为让位季历而文身断发、逃奔荆蛮吗？人们将吴太伯三次辞让称为“前三让”，将季札三次辞让称为“后三让”，在季札的高尚人格中，似乎有着某种文化基因的传承和联系。

季札“通嗣君”本身是一次外交旅程，而《左传》的叙述却没有将重点放到外交通报上，而是将笔墨集中到对思想和艺术的关注上，详细地叙述了季札与各个诸侯国重要思想家的会面交流，以季札的旅行展现盛大而完备的礼乐盛典，刻画出春秋思想家的群体形象。这使得季札的出访从“通嗣君”之旅，变成了一次艺术旅程、思想旅程。

2.“上国之行”路上的盛大艺术演出。鲁国与吴国是地理上的近邻，也是季札聘访中原的重要起点。《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 年），吴国“始通于中国”。吴国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这里的“始通于中国”，应该是吴国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正式沟通。无论怎样，吴国都是一个崛起的新的国家，在中原各国心目中有一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吴国使者的到来，给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礼乐文化发达的鲁国以盛大的《诗经》演奏招待吴国的使者季札，季札观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季札观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次艺术活动展示了《诗经》的原始形态和结构形式。季札观诗的顺序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小雅》—《大雅》—《颂》—六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这里呈现的艺术面貌已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一致。“六舞”的演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礼乐盛典中，不仅仅是《诗经》风、雅、颂演奏形式，而是风、雅、颂、舞的四体形式。“六舞”本身是一种史诗的表现形式，六舞即是“六代之乐”的基本形态。“六代之乐”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谓“以乐舞教国子”，乐舞即“六乐”，包含了“《云门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六乐”的真正意义是时代的记录、历史的象征，按照郑玄的理解，“六乐”是“周所存六代之乐”。吴季札所观“六舞”，《韶箾》即《大㲈》，《大夏》亦即《大夏》，《韶濩》即《大濩》，《大武》亦即《大武》，而《象箾》《南籥》与《周礼·大司乐》所记不同，但仍然可以看出是以“六代之乐”为基本内容的。“六代之乐”包含了黄帝、尧、舜、夏、商、周的上古历史，对“六代之乐”的欣赏将人们带回往古的漫漫历程，实现了天地融合、古今一体的神圣境界。季札对六舞叹为观止的赞叹，可以证明“六舞”才是整个诗乐盛典的高潮，所以季札才在“见舞《韶箾》者”后，由衷赞叹：

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季札被一种神圣的道德精神所征服，这是思想的力量，也是审美的感化。在这种艺术征服和陶醉中，季札沉浸在艺术的境界里，已经失去了任何思考和议论的能力，以一句“观止矣”宣布了艺术欣赏活动的结束。

季札对《诗经》的欣赏，是沿着二南、十二国风、二雅、三颂、六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的线索，一一评点，细细解读。季札在艺术欣赏中，时而哀婉忧伤，时而情采飞扬；时而沉浸陶醉，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议论风生，时而叹为观止；随着音乐旋律的变化，季札的情感也逐渐走向高潮，今夕何夕，陶然忘世。季札观乐为中国文学呈现了风、雅、颂、舞的原始宏大形式，留下了古典美学和艺术欣赏的话语体系。为阅读的便利，这里将季札的评论表述如下：

二南：

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十二国风：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

二雅：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三颂：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六舞：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

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沉醉是春秋艺术欣赏的常态。《论语·述而》记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陶醉于《韶》乐的审美境界，忘记了物质世界的享乐。《左传·昭公元年》记，晋国主帅赵武，在郑国参加了隆重的赋诗盛会，诗酒往来，其乐融融，赵武不禁感叹：“吾不复此矣。”“不复此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生命沉醉，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生命体验。而季札更是将这种艺术的沉醉推向了极致，“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季札已经无法用语言说出诗乐带给他的强烈的生命感动。无论是孔子还是赵武，欣赏的内容都与季札相同，都是以《诗经》为主体的上古音乐形态。由此看出，《诗经》及上古乐舞的表演，曾经带给春秋人怎样的心灵震动和审美愉悦。

一次普通的“通嗣君”的外交之旅，在《左传》的描写里变成了周代文学史上最完整最全面的歌诗艺术展演，这次演出几乎涵盖了周代宫廷的所有经典艺术形式，而季札的情感也随着艺术的展演而心潮起伏，云飞浪卷。从二南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的审美赞叹而又意犹未尽的评论开始，到“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的无以复加的感叹结束，不仅显示了春秋时代歌诗艺术的繁荣，也显示了春秋时代士大夫们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左传》很少关心旅行者路上所见的风景，却对思想和艺术的交流情有所钟，季札即兴点评式的文艺鉴赏——几乎每段都以“美哉”开头，然后过渡到思想意蕴和精神品格的分析——建构了古典审美批评的基本模式。季札观乐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彰显了春秋时代士大夫的风雅精神和艺术修养。

中原各诸侯国的诗乐艺术，对逐渐崛起的吴国有了巨大的吸引力，《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记载：

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

礼乐文明一直深深吸引着吴人的心灵世界，寿梦与中原沟通，所到之处，以“观诸侯礼乐”为基本文化追求，三代之风迅速改变着吴人的精神境界。至季札时，吴人的礼乐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季札在鲁观乐时表现出来的艺术修养，显示了吴人的诗乐欣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3.思想家群体形象与“上国之行”的人物品评。季札的旅行从吴国出发，途经鲁国、齐国、郑国、卫国、戚地、晋国，途中他与叔孙豹、晏婴、子产、蘧瑗（籧伯玉）、史䲡（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叔向等相逢交流，中原世族贵胄的精神修养吸引着季札。《左传》每当写到季札与他们相逢，都以“悦之”写出他们之间精神上的相互认同与欣赏。在《左传》中，季札的“通嗣君”之旅是一条思想家联结的纽带，春秋时期熠熠生辉的几位思想家都通过季札出使的历史线索联系了起来，叔孙豹、晏婴、子产、籧伯玉、叔向等形成了一个思想家群体，构成了思想家叙事的历史单元。

在鲁国，季札与叔孙豹相逢。叔孙豹是《左传》历史叙事中具有君子风范的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士人思想原则就是他提出的。叔孙豹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活跃在春秋的历史舞台上，他娴熟辞令而又刚正不阿，即使在昭公元年面对死亡威胁时，他仍然从容镇定、波澜不惊，捍卫国家尊严，连对手也称赞他是具有“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左传·昭公元年》）品格的君子。季札与叔孙豹的相逢，是君子相见，两人内心是欢愉的，因此《左传》便以“悦之”来书写他们内心的喜悦。但即使如此，季札还是尖锐地批评了叔孙豹“不能择人”的性格弱点，为他的悲剧命运做了预言：

（季札）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叔孙豹有哲人和政治家的睿智圆融，也有陷入世俗情感的荒诞不经。叔孙豹因为逃亡路上的一夜风流而有了私生子竖牛，正是因为对竖牛的盲目信任，使得叔孙豹最终落得病饿致死的下场。季札与叔孙豹是君子之见，襟怀坦白。季札聘鲁，叔孙豹是主要接待者，盛大的活动也是叔孙豹安排的。但是季札并不因此虚与掩饰，而是剖白心迹，胸无杂尘，将叔孙豹“不能择人”的弱点直接揭破。后来的事实证明，叔孙豹的悲剧恰恰是因为其性格的“不能择人”造成的。

在齐国，季札与春秋时期另一位圣人般的人物晏婴相见。季札的“上国之行”，仿佛是专门为寻访君子、寻访知己、寻访心灵的契合者而去的。《左传》写到季札与晏子相逢谓：“遂聘于齐，说（悦）晏平仲。”也就是说，在与齐国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中，季札单单对晏婴目光独照，心生喜好，引为知己。虽然《左传》并没有交代究竟晏婴的哪一点引起了季札的注意，但晏婴身材短小，貌不惊人，吸引季札注意的只能是晏婴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思想修养。走过齐国宫廷，季札已经嗅到宫廷里某些不详的气息，因此季札善意地提醒晏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谢绝一切权力和财富，放下一切世俗功名追求，才能免于祸难。季札感受到齐国终将有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山雨欲来，风起云涌，季札认为在一个乱世里，只有谢绝一切繁华才能保全性命，东山再起。正是在季札善意的提醒下，晏婴一直身居陋室，安贫乐道，决不更宅，以节俭的生活习惯和高尚的君子人格，赢得了齐国上下的尊敬，在齐国血雨腥风的宫廷争斗中得以全身。

季札与郑国子产相见，将季札“上国之行”的情感推向了一个高峰。如果没有子产与季札的相遇相知，季札的“上国之行”一定黯淡无光，流于寻常。季札与子产心灵相通，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子产是春秋时代最具魅力的政治家。清人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谓：“《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子产是《左传》精心刻画的艺术形象，是最富春秋精神的历史人物。子产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性，以“天道远，人道迩”的理性清朗，对抗巫术的玄学迷蒙；子产具有卓越的思想见识，洞察人性，从“无欲实难”的人性分析中，制定政治策略；子产具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结构，他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有全面了解，他以超越同时代人的学术视野，审视现实世界，俯瞰历史风云，解释纷纭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现象；子产具有爱国情怀和历史担当意识，“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基调，他以非凡的个人才干使得弱小的郑国在强国环伺的险恶环境中得以保存；子产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修辞水平，在春秋变化多端的国际环境中，子产常常赋诗言志，极尽风雅，而他的许多辞令不仅具有思想的逻辑力量，更体现着艺术的审美水平。人们不应该只注意政治家的子产、思想家的子产，其实也应该关注文学家的子产。

孔子对于子产是高度称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孔子引用《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来称赞子产能成为国家根基。公元前522 年（鲁昭公二十年），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孔子竟泣涕长流，悲怆地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没有资料证明孔子与子产曾经相见，因此孔子对子产的激赏便少了些现场的具体和亲切。比起孔子来，季札与子产的相逢，便有了具体的生活气息。他们的相逢超越了一般的喜爱，而达到心灵上的高度契合。《左传》记载：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两人初见，便有一种“如旧相识”的感觉，这种“如旧相识”并不是生活中的曾经相遇，而是精神意义的灵魂契合。“如旧相识”源于礼乐文明熏染的外在风度，更源于植根于生命深处的内在精神。这样的描写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的初次相见：“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季札与子产之间“如旧相识”，不是男女私情，却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简单的心理认同，而具有生命本源上的相识相知的意义。两个伟大的思想家跨越千山万水而相逢，一见如故，相互倾心，互赠礼品：一件洁白的缟带，一袭朴素的麻衣。寻常的礼物显示的是子产与季札非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不是世俗的利益交换，而是精神的真正交融，是思想与人格的相互征服。季札一路行走，不会只与子产有礼物馈赠，而是只有这两个人的馈赠才彼此称心，抵达精神。临行之际，别情依依。此时郑国执政卿是伯有（良霄），季札见证了这位嗜酒如命的执政者的奢华侈靡，以一个“侈”概括郑国，富有远见地预言伯有将陷于祸难，而未来的执政者一定是子产。季札一方面钦佩子产的才干见识，预言郑国祸乱之后，“政必及子”；另一方面季札深知政治的严峻险恶，深深为子产的命运担忧，反复叮嘱其“慎之以礼”。季礼希望子产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有所作为；也为处于风急浪高环境中的子产和郑国充满忧虑。这为第二年伯有被杀死于羊肆，而子产登上郑国的执政舞台做了铺垫。

卫国是一个君子辈出的国家，季札与蘧瑗、史䲡、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也相互倾慕。季札感慨道：“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季札与孔子不曾见面，但他们却有共同的知己和朋友。孔子在卫居住多年，也与蘧瑗（伯玉）、史䲡（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叔文子）等相识相知，《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们的评论：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论语·宪问》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论语·子路》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论语·宪问》

季札见过的几位卫国君子，孔子也都曾见过，孔子居卫期间对卫国君子多有了解并有较高的评价。在孔子那里，蘧伯玉（蘧瑗）是时时躬身自省的君子，善于改过，努力减少错误的发生。孔子高度评价了史鱼刚毅正直的人格精神，无论政治清明还是黑暗，都有如箭杆一样刚正不屈。相比之下，蘧伯玉知道进取也知道谦退，有些圆通有些世故有些明哲保身，并不是一味地宁折不弯，政治清明则仕进，政治黑暗则将自己掩藏起来。在卫国侈靡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公子荆淡泊廉洁的人格在孔子看来格外珍贵。他治家有方，刚有一点儿资产，他就说充足了；稍有一点儿积蓄，他便说已经完满了；等到富足了，他便说十分美好了，孔子称赞的是他知足常乐的性格。孔子对公叔文子（公叔发）的人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是否不言、不笑、不取于人？公明贾解释说这是误传，公叔文子是当言则言，当笑则笑，当取则取，顺乎本性，适可而止，所以从不令人生厌。刚直的史鱼、圆通的蘧伯玉、淡泊的公子荆、适度的公叔文子，《左传》未曾记载季札与孔子有过相逢与对话，但是从对卫国这些君子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二人精神世界的一致性。

4.“闻钟声焉”与“挂剑而去”：“上国之行”的思想史意义。晋国是季札“上国之行”的最终目的地。春秋时，晋国在中原各国中国力最为强盛，许多小国尤其是华夏诸姬都仰仗晋国的庇护，因此晋国是各诸侯国频繁礼拜的国家。春秋以来，晋、楚争强，晋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具有特殊的号召力，晋国的是非取舍对于整个春秋形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晋国是季札此行的最重要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而到达晋国之前，《左传》突然加入了一段“自卫如晋，将宿于戚”的记载，忽起波澜，却别有意味。戚地处于晋、卫两地之间，本是卫国孙氏世族的领地。孙氏一族，世代为卫国重臣，至孙林父时凭借着强大的势力驱逐了国君卫献公。后来卫献公重返卫国，孙林父仓皇逃入戚地，苦苦挣扎。季札途经戚地，本拟在戚地住下，黄昏中却突然听到孙林父宫室演奏音乐的声音，所谓“闻钟声焉”。季札颇感怪异地说：

异哉！吾闻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

在季札看来，钟声是快乐愉悦情感的表现。而此时的孙林父亡命戚地，其境遇有如燕之累巢于帷幕之上，岌岌可危。大难将至，却有心作乐，季札禁不住心生感慨，迅速离开了戚地。面对鲁国盛大的礼乐演奏，季札表达的是叹为观止的审美沉醉；而在戚地孙林父的乐钟里，季札却听到了危机四伏的政治忧惧。一样的钟声，却是不一样的心理反应。而季札的匆匆离去，终究还是令孙林父感到了恐惧，“终身不听琴瑟”，正是季札的“闻钟声焉”给孙氏家族留下了政治训诫。

在晋国，季札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季札看到了赵氏、韩氏、魏氏三家的强大，认为“晋国其萃于三族”，季札敏锐地意识到韩、赵、魏三家正在崛起，三家分晋的形势渐渐形成。在春秋历史舞台上，赵武、韩起、魏舒皆一时之俊杰，季札也深深为他们的精神气质所吸引，难掩对他们的喜爱之情。“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说（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彼此亲近，而是根植于生命的精神吸引，其本质是心灵的、思想的。

叔向是季札“上国之行”最后一位以“说（悦）”相称的精神知己。晋国是春秋时代的中心国都，风云激荡，英雄辈出，而叔向则是春秋时代晋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叔向熟悉礼乐，诗书唱和，辞采风雅，光彩照人，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总能挺身而出，率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连孔子也称赞其为“古之遗直也”（《左传·昭公十四年》）。“直”是叔向的性格特点，也是命运坎坷的原因。因此，季札特别叮嘱叔向“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季札分析了晋国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政治局面：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

一方面是国君的奢华侈靡，一方面是世卿的贤良精干，公室渐渐衰落，而大夫们富可敌国，政权正向大夫们的家族转移，因此季札才提醒正直的叔向在乱世中保持警惕。这正是两个知己之间真诚的心灵对话，季札壮丽的“上国之行”也至此结束。

季札的“上国之行”本来已经结束，但《史记》《新序》等补充的一则“挂剑而去”故事，却使得季札的“上国之行”余音缭绕，兴味盎然。《史记·吴太伯世家》记：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史记》的记载运用的是倒叙笔法，却把季札“上国之行”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徐国处于吴国与鲁国之间，应该是季札北上的第一站。季札佩剑行聘中原，徐国国君对季札身上的佩剑颇为喜欢，却不好意思开口。季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却因为使命在身，而没能慷慨解赠。而待季札归来，徐君已经故去，坟草青青，哀情依依，万分悲凉的季札只好将自己的宝剑解下挂在树上，告慰友人，兑现心中的诺言。对于重大义、重然诺的季札来说，虽然当时没有向徐君许诺，而在心中已经暗允：完成“上国之行”的使命，便将宝剑赠予徐君。徐君虽去，心诺犹在，挂剑而去，跨越生死，沟通天地，故事充满了悲壮的色彩。这就是“心许”，这就是超越语言、超越生死的心灵对话。其实季札“上国之行”的路上，与各国诸君子的相知相悦，都是一种“心许”，由“心许”而生发的心灵相悦，正是春秋时代君子人格和风雅精神的显现。刘向《新序·节士》在写到延陵季子挂剑而去的时候，特别写到徐人歌谣：

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季札有赠好，千古尚如新。”（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绵布》）季札挂剑而去的故事义薄云天，悲壮动人，成为心灵知己的象征，久久为人们称颂传唱。

季札的“上国之行”，旅途艰辛，风尘仆仆，却一路行走，一路思考，一路欣赏，一路品评人物，一路相逢知己，历史的沉思与现实的忧患笼罩在心头，一次肩负“通嗣君”的外交之旅，变成了艺术欣赏的行程，也变成了思想交流的旅程，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春秋中和美学思想的呈现。季札观乐对二南、风、雅、颂、六舞等上古诗乐有系统的评论，观乐的过程显现了《诗经》的原始结构形态，也表现了古典的中正平和的审美精神。季札观乐中对《周南》《召南》《邶》《鄘》《卫》《王》《豳》《魏》《小雅》《大雅》的评论使用了“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险而易行”“思而不贰，怨而不言”“曲而有直体”等语言，标志着观诗活动中中庸的平和的审美理论体系的建立。而季札对《颂》诗“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的至高评价，更揭示了春秋中和美学的底蕴，通过“A 而不B”“A 而B”的形式，对立而平衡、融合而不极端的中和美学主张，把相生相克的艺术形式与相互对立的思想情感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构成完美的和谐的艺术境界。这是季札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周代诗乐的基本美学风格。

第二，春秋思想家的集体出场。季札的“上国之行”本来是一次外交通聘之行，但是季札一路上最重视的是与君子结识，与思想家交流。季札“上国之行”的路上春秋思想家们集体出场，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家都在季札的路途上出现，季札的旅程完整地勾勒出了一个春秋思想家的群体。“说（悦）”是季札对叔孙豹、晏婴、子产、籧伯玉、史䲡、公叔发、公子朝、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叔向等人的基本印象，这种“说（悦）”是一种精神吸引和心理认同，是超越世俗功利的心灵相知。这是思想家与思想家的相逢，也是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的“心许”。季札“上国之行”路上出现的思想家，都有重要的理论建树。例如：

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出使晋国，与范宣子有关于“死而不朽”的讨论：

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叔孙豹“三不朽”思想的提出，将精神的意义突显出来。让人不朽的不是物质，不是血缘，而是精神，是思想，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

昭公二十年，晏婴在遄台之上与齐景公进行和、同之辨的讨论：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

和、同问题是春秋哲学经常讨论的，在晏婴和、同之辨的理论里，“和”是有差别的事物的相互融合，是多样性之间的相互补充，因此应该提倡事物的多样性、包容性，反对事物的单一性、一致性。这样的理论认识，显示了春秋哲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烦例举，如果把季札“上国之行”路上相逢的思想家们的理论完整地表现出来，几乎可以呈现春秋哲学最具光彩的部分。

第三，春秋哲学家的心理忧患和批判精神。春秋思想家们有浓厚的末世心态，世族凋零，公室衰微，新兴的大夫阶层迅速崛起，成为春秋思想家的心理阴影。《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婴出使晋国，与叔向会面，老友相逢，对坐长谈，在对齐、晋两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中，两人都有一种“此季世也”的心理感觉。“季世”即末世，世族没落，大厦将倾，他们内心充满了不可挽回的精神绝望。叔向悲凉地说道：“其宗族枝叶先落，而公室从之。”宗族犹如一棵大树，枝叶飘零之后，必将衰落下去。季札“上国之行”的路上，也是带着一种心理忧惧的。季札所到之处，时时有一种政治危机存在。他见到叔孙豹虽然精神相悦，却也看到其“不能择人”的一面，有了“祸必及子”的心理忧患。在齐国，季札隐隐感到陈氏家族势力已经不可阻挡，提醒晏婴“无邑无政，乃免于难”。见到子产，他为子产的思想和才华折服，知道终有一日“政必及子”，同时也以“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为劝告。路过戚地，听到孙林父宫室的钟声，不禁又升腾起“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的内心悲凉。而在晋国，季札更是清醒地意识到三家势力的强大，晋国割据的形势已不可避免，因此他尤其为知己叔向的命运担心起来：“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季札一路上寻求知己，也时时为那些引为知己的思想家的命运担忧。季札的“上国之行”，内心的感伤多于外在的欢欣，独立的思考多于礼节的应对。

季札的政治眼光是富有批判性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在鲁国观乐时对风雅诗篇犀利的政治批判，也体现在他对春秋各国现实政治的深刻分析。对郑国他尖锐地批评“郑之执政侈”，而对晋国他深刻地认识到“晋国其萃于三族”的严峻形势。

《左传》等历史文献以文学笔法饱含深情地写出了季札的“上国之行”，盛大的观诗场面、君子相见的深情款款、“闻钟声焉”的悄然变色、挂剑而去的哀婉悲壮，都写得生动细腻，辞彩缤纷，魅力无限。而更有兴味的是《左传》浓厚的思想兴趣，中国史传文学，第一次这么完整而详细地书写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艺术旅程。

1984 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盘《季札挂剑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