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进

（中共金沙县委党校，贵州 金沙 551800）

红军歌谣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领域。长征途中，红军为有效发动底层民众参与革命，根据各地的阶级特征与社会状况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动员举措，红军歌谣便是长征途中红军群众动员的重要形式。当前学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尚多处于政治军事史为主的研究脉络之中，[1]而以红色歌谣为研究主体、立足于特定区域的考察较少，从群众动员视角对黔北红军歌谣进行的专论性研究更是鲜见。红军歌谣作为革命文艺的重要内容，刚一诞生便被赋予发动群众的特殊使命，并且党中央曾试图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根据地，这使得红军歌谣在黔北地区得到广泛传唱，存留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一定程度反映了该时期红军在黔北的群众动员状况。笔者取红军歌谣的广义概念，即反映红军活动歌谣的总称，在类型上主要包含由红军编制的歌谣和民间创作的歌谣两种。在此基础上，拟以黔北地区流传的红军歌谣为研究对象，从黔北红军歌谣的类型与传播、群众动员的展开与具体成效三个方面论述红军歌谣与黔北红军群众动员的内在关系，以期能为该领域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一、黔北红军歌谣的类型及传播

红军歌谣具有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的使命与功能，因而在革命活动中得到充分重视。早期红军宣传工作者在群众宣传中逐渐认识到：“宣传工作的形式很多，如刷写标语、开会演讲、演文明戏、讲革命故事等，但群众接受得最快、传播最广的还要算歌曲歌谣。”[2]黔北红军歌谣最早产生于红军长征时期，按创作群体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红军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歌谣。红军较早设立了总政治部、文工团等组织机构，这为红军歌谣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机构支撑。如红军总政治部的文艺工作者莫休在遵义大捷后创作了《凯旋歌》《再战遵义歌》，产生了较大反响。[3]红军政治工作领导人萧华在遵义刀靶（刀靶水与刀坝水为同一地方，下同）大捷后创作了《遵义会议放光辉》：“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4]该歌谣反映了作者对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衷心拥护，至今在遵义刀靶水仍有流传。此外，由红军创作的红歌还有诸如《你看世上平不平》《娄山关》等。第二类是民间艺人编创的红军歌谣。在红军革命歌谣与群众运动的影响下，遵义民间艺人将黔北的山歌、花灯戏等民间艺术形式融入红军歌谣的创作中，创作出具有黔北地域特色的红军歌谣。如桐梓东山乡雇农石玉清，红军长征经过他家乡时，他把所见所闻编唱成五六十首民谣传唱，其中《红军好比亲爹娘》等5首登载在《革命歌谣选（二）》上。再如遵义县（今遵义市播州区，下同）铁匠蒋锡臣能粗读书报，可随口编唱山歌，红军在遵义县时，他曾为红军修枪支、打大刀，对红军有着真切的好感，因而创作了《当上红军人人爱》《盼望红军早回来》《云顶山，红旗飘》《穷人有了救命王》等红军歌谣。[5]遵义民间艺人还以黔北特有的花灯戏调编创红军歌谣。在黔北民间的红色花灯艺人中，遵义县的李祖德、蔡恒昌与仁怀的朱国珍等较有影响。李祖德创作了著名的《红军送我一把壶》，蔡恒昌创作了《红军灯》《新闻灯》《穷人把田分》等红军花灯词，如《穷人把田分》唱道：“红军来临，百姓欢迎，打倒土豪，吓死劣绅，实行土地法，穷人把田分”。[4]朱国珍创作了鲜活生动的《十二月唱红军》。刀靶水陈启庸还以快板书形式创作红军歌谣，快板书红军歌谣《红军来到刀坝水》《刀坝阻击战》歌颂了红军在遵义县（今遵义市播州区，下同）刀坝水的革命活动与人民在红军离去后的怀念。[4]民间红军歌谣立足地区实际，又充分融入了民间艺术形式，歌谣深入至底层百姓的生活世界，反映群众利益述求，因而广受群众欢迎。

红军歌谣对黔北群众运动有着重要影响，但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间也经历了一个传播的过程。红军革命歌谣的传播途径多样，主要有集会教唱、培训班教唱、晚会演唱等形式。红军重视通过群众大会向群众教唱红色歌谣。1935年1月12日在遵义县革委会成立的群众大会上，李伯钊、贺子珍等女红军与“红军之友社”的成员给群众教唱革命歌曲《我们的祖国就是苏维埃》，场外群众也高唱《当兵就要当红军》。举办培训班也是红军歌谣传播的重要渠道。红九军团驻湄潭休整期间，召集进步青壮年举办学习班与“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内容除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外，其间还教唱革命歌曲，如《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战歌》等。[6]红军教唱红色歌谣的史实还可从民间歌谣中得到反映。遵义铁匠蒋锡臣编作的《红军教我唱军歌》唱道：“甲戌年间红军过，红军教我唱军歌。我唱军歌声音大，歌声飞过九重坡。干人听了心欢喜，豪绅听见打哆嗦。”[4]红军在黔北教唱的歌曲还有《红军纪律歌》《红军歌》《亲爱的工农兵》《步哨歌》等。[7]集会演唱也是红军歌谣传播的重要途径。1935年3月，红军过茅台时为红军战士和茅台群众举办了演唱会，会上演奏了《红军都是英雄汉》《当兵就要当红军》等红军歌谣。[8]红军在仁怀长干山（长岗镇）休整8天，期间在长干山小学操场为军民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时长近三个小时的联欢文娱晚会，晚会上演唱了《妹送哥哥当红军》《你看世上奇不奇》《推翻大山》等红色歌谣，受到群众的欢迎。[9]此外，民间艺人的传唱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途径。如遵义团溪的花灯艺人蔡恒昌在红军来时，他编演《新闻灯》，组织灯班走村串寨歌唱。红军离开后，他又组织花灯班子，在团溪一带暗地里给干人们演唱《新闻灯》。[5]

二、红军歌谣与黔北的群众动员

1.黔北群众动员的社会背景

红军历来重视革命宣传，且在宣传实践中贴合地区实际，故颇具可行性。长征临行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即阐明行军途中广泛开展群众宣传的迫切性，并强调须在立足沿途群众关切的问题上，“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10]川黔交界地区有着红军群众动员的经济、社会基础。在川黔交界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阀地主的苛捐杂税、租债的剥削，群众生活极端痛苦”。[11]“红军到达黔北后，发现这一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较为落后，党在这里又无工作基础，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比较困难。”[12]正如1935年2月20日红军总政治部强调：“贵州地区，物产不丰，粮食较缺，更需要我们大力注意，运用群众路线来进行筹款，征集资材的工作。”[11]国民党与贵州军阀对红军的污名化宣传更使红军形象受损。国民党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头号大敌，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负面宣传。如国民党1943年拟定的“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单列“剿匪宣传”一节，旨在“宣传赤匪罪恶”，并“令本部宣传队全体动员，并分途挨户晓谕，揭破赤匪罪恶”。[13]贵州地方军阀也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1934年6月28日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在发布的贵州省政府训令中污称：“共匪之毒甚于洪水猛兽，认苏俄为祖国，视同胞若仇雠，以烧杀为政策，以劫掠为主义，胁人为匪，杀人如麻，每经一地庐舍为墟”。[14]贵州军阀的造谣抹黑给红军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因害怕红军而躲进深山，这也使得澄清红军形象的正面宣传变得更为紧迫。

2.红军歌谣对黔北的舆论塑造

红军的宣传直切黔北地区贫富两极对立的社会状况。正如红歌《拥护红军打胜仗》所描述，“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土豪劣绅住洋房子，工人农民住烂茅篷。还有种种苛捐杂税，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15]一首《不平不平太不平》更是借遵义复杂的地理与气候特征，展现了黔北社会的两极分化与土豪劣绅对穷人的压迫。“不平不平太不平，半边下雨半边晴。穷人吃的苦蕨菜，富人天天吃山珍。不平不平太不平，山山岭岭路难行。穷人累出几挑汗，地主还要欺压人。”[16]灾荒的频发使得这种社会冲突更为凸显。在绥阳宽阔乡流传的红军歌谣《穷人愁来富人狂》反映了荒歉时黔北农村的社会状况，“穷人家中断了粮，喝着菜汤度时光。衣衫破烂难防寒，拄着棍子去逃荒。地主老财酒肉饱，猜拳行令闹声高。天堂地狱两分开，穷人愁来富人狂。”[18]通过切合黔北实际的革命宣传，红军得以将政治主张与民众诉求相结合，达到了与底层民众的共振共鸣，为党领导的黔北群众运动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3.红军歌谣对黔北民众的动员

红军是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以劳苦大众的利益为先。诚如1935年初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所发布告，红军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11]并且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来到遵义城》展现了红军高度的纪律性。“红军来到遵义城，不拿群众线一根。借了东西都归还，买卖公平得人心。红军来到遵义城，讲究卫生不扰民。街道扫得干干净，完全不像‘中央军’。”[18]可见，红军的群众路线不仅旗帜鲜明，而且在黔北的群众运动中得到有力践行。

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红军在黔北的群众运动有效展开。红军扎根于群众，与其他各式军队有着本质区别，因而红军入遵让贫苦百姓看到了希望。《红军一到春雷响》唱道：“红军一到春雷响，土豪劣绅跑无影。打开仓库分浮财，穷苦干人笑盈盈。”[15]红军在茅台开仓放盐分财的事迹被广为传颂，“红军到茅台，开仓分浮财。土豪把头低，百姓笑开怀。”[17]遵义县龙坑场一带的红军歌谣以质朴的情感讴歌红军：“红军好，红军好，打富济贫变世道，家家户户都在说，红军恩情比天高。”[17]在风岗境琊川区有红歌《偏刀水有苏维埃》传颂，“有苏维埃，我们偏刀水，要收地主浮财。实行八小时工制，干人们，干起来，官僚恶霸土豪劣绅，交出字笔（契约）来，投降苏维埃。”[18]遵义县的红歌《红军到，干人笑》也唱道：“红军到，区长跑，土豪哭，干人笑。分白米，领猪肉，打老蒋，灭东洋。红军来了，人人叫好。”[17]据此可知，红军的到来有力地打击了黔北的土豪劣绅、官僚恶霸等势力，维护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

此外，红军歌谣还呼吁贫民推翻官僚与军阀的统治。遵义高坪镇流传的红军歌谣唱道：“官僚军阀面团团，害得穷人没裤穿。打倒周浑元，活捉王家烈，太平世界在今年。”[15]茅台镇的红歌也相类似，“官僚军阀象（像）大山，穷人血汗都压干。跟着红军闹革命，推翻大山天地宽。”[17]红军歌谣既蕴含自身的奋斗目标又反映群众的利益述求，这就使得红军歌谣的宣传直切时弊，深入人心。

三、红军歌谣与黔北群众动员的成效

1.宣传了红军的正面形象

红军歌谣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通过红军歌谣的宣传与组织动员，红军得以将自身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有效地传递给了黔北民众，有力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澄清了反革命势力对红军的造谣抹黑。红军歌谣《黑夜明灯》反映出民众心中红军的光辉形象。“红军红军，黑夜明灯，赶走黑暗，照亮人心。红军红军，人民救星，打倒土豪，百姓翻身。”[17]流传于仁怀的花灯词《搭救干人出火坑》以鲜明生动的语调赞扬红军。“一更一点月东升，贵州来了老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到土豪把田分。二更二点月亮明，红军处处爱干人。不打不骂不拉夫，说话和气笑盈盈。三更三点月伴星，红军硬是计谋深。发动贫民干革命，狠揭财主强盗心。军阀土豪都打倒，建立农会喜洋洋。五更五点月照墙，红军好比亲爹娘。年年月月盼红军，搭救干人出火塘。”[18]桐梓羊磴镇九坝田的红歌《红军来到九坝田》反映了红军给九坝贫民带来的改变。“太阳出来辣焦焦，九坝不怕没柴烧。没柴烧，不心焦。穷人哪有穷到底，红军来了要翻筲。好风光，就翻筲。红军来到桐梓城，土豪劣绅都逃尽。打土豪，好展劲。红军来了像爹娘，穷人不跑有衣裳。有衣裳，不心慌。”[18]可见，红军在黔北的群众运动赢得了黔北民众的衷心拥护，使得红军无私为人民、坚定干革命与救国救民的形象深入人心，汇聚成支持红军革命活动的坚实群众基础。

2.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

红军在黔北表现出的优良作风、鲜明政治导向和为穷人利益奋斗的革命追求，获得了广大群众衷心的拥护。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城，“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入城时，许多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商人都跑到城门口夹道欢迎”。[19]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红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演说。”[20]可见，红军在黔北的革命活动得到广泛支持。

在黔北的群众运动中，红军士兵与底层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遵义市郊流传着红军士兵与农民李祖德关于一把壶的故事。李祖德本为遵义的农民，在打土豪运动中，红军送给他一把瓷壶，令他印象尤深。李是民间花灯艺人，红军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情景，常萦绕心间，红军北上后，他以壶为题编了花灯词《红军送我一把壶》，“红军送我一把壶，干人欢笑财主哭。……翻身不忘共产党，干人心连红军心。”[18]壶虽小，却反映了深厚的军民情谊，寄托了农民打倒土豪、翻身做主人的政治理想。红军在遵义忠庄的活动也广受赞誉。红歌《幸亏来了共产党》反映了红军到忠庄后拯救干人的历史情景。“甲子乙丑那一年，天灾人祸都齐全。……苛捐杂税付不尽，派捐派款难应承。……可恨民国廿四年，拉兵拉丁都齐全。幸亏来了共产党，一家大小才团圆。”[18]

黔北民众对红军领袖也有着真挚情感。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正如民歌所唱：“赤水河，清又清，我打草鞋送红军，穿上草鞋翻山岭，北上抗日打敌人；赤水河，清又清，我送草鞋谢红军，军民情意似赤水，千秋万代流不尽。”[22]红军在茅台镇时，打土豪劣绅，保护酒产业，给茅台贫民分盐分米，当地百姓用甘醇的美酒犒劳红军。红歌《三杯美酒敬红军》表达了茅台人民给红军饯行时的不舍与美好祝愿。“一杯美酒敬红军，红军喝了有精神，北上抗日信心大，展望前途更光明。二杯美酒敬红军，红军喝了往前行，临别之时握住手，英勇杀敌立功勋。三杯美酒敬红军，红军百姓心连心”[15]可见，黔北民间红歌载述了军民间的温情故事，反映了军民间的血肉联系与深厚情谊。

3.配合了红军在黔北的军事行动

在遵义人民的鼎力支持下，红军的军需物资供应得到解决。在遵义县，红军在近百名裁缝工人的帮助下，昼夜赶工，制出了近万套军装。在桐梓，通过发动各郊区裁缝、衣帽工数十人，“日夜加班奉献了十几天，做成了两千套军装。”[21]桐梓群众还为红军提供粮食、布匹等急需物资。县城“100名男工妇女夜以继日加工军米20多万斤。不少民众把布匹、电线、墨汁等送给红军”。[23]红军至仁怀城，仁怀的工农“抬了肥猪3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24]另外自由职业者也心向红军，主动捐款资助革命。例如遵义城有教书先生“余伯荣自愿向本会捐了革命经费100元”。[21]在群众的支持下，红军得以解决急需的物资供应。诚如陈云所述，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20]

另外，大批黔北青年踊跃参军，也增加了红军的有生力量，改善了红军面临的军事困境。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减员到三万余人，而在黔北短短的12天里即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队伍。这些人皆是本地籍贯，对于三省交界处的地形、民生等情况极为明悉，后为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交界地区的转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陈云也有类似的洞见：“以后朱毛能转战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20]红军二占遵义的过程中，沿途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也积极加入红军队伍。“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有的连队一天就扩大了几十名新战士。”[25]由此可见，红军杰出的群众动员使得扩红运动卓有成效，不仅缓解了部队的减员问题，也显著地改善了红军面临的军事困境。

四、结语

红军歌谣是长征时期红军在黔北开展群众动员的重要形式，亦是红军与劳动人民互动的纽带。通过红军歌谣的宣传动员与必要的组织，黔北的群众运动成效显著。一是塑造了红军的正面形象，澄清了反革命势力对红军的负面宣传。二是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红军与黔北民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为红军在黔北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三是有效的群众动员不仅解决了急需的军事物资供应，还推动黔北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新的生力军的加入，有助于改善红军在黔北的军事困境。经由对黔北红军歌谣的分析，得以管窥长征时期党领导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轨迹。红军士兵展现出的扎根劳动人民、为人民利益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价值追求，正是在这面精神旗帜的引领下，党和红军紧紧依靠劳动人民，克服了长征途中的重重阻碍，最终取得伟大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