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笔再现唯美“中国梦”的互鉴者哈罗德·阿克顿

2023-01-24陈夏临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4期

陈夏临

一、引言

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1925）是著名美国翻译家、汉学家、东方学研究者，毕业于伦敦大学，是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的学生。白之于1960 年来到美国，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他精通汉语、日语、满语等东方语言，对宋明话本研究深入，有大量中国文学研究论著。白之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极广，涉及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与中国现代文学，其中对元明剧本的翻译已被学界列为经典。尤其是继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5—1941）翻译《春香闹学》折子戏后，白之后续对剧本《牡丹亭》进行了全本翻译，既注重译文辞采、又兼顾汉语语境与文化典故，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戏剧译本高校通用教材。

阿克顿和陈世骧、白之三人合作，完成了英语世界第一部《桃花扇》译本的翻译工作。阿克顿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英文系执教期间的学生陈世骧（Ch’en Shih-hsiang，1912—1971），与白之曾共同供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陈世骧对白之有知遇之恩，二人既在学术上相互补益，亦引以为知己。因长年远离中国的阿克顿和陈世骧都向往“故国”，遂决定以翻译清初著名剧作家孔尚任的经典昆曲剧本《桃花扇》，以寄托去国之思，并作译笔上的还乡之旅。在陈世骧因病去世后，白之与阿克顿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最终将这部满载着阿克顿与陈世骧“故乡情结”的作品，圆满地带入英语文学世界。1973 年，《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m）英译本由阿克顿和白之最终校对完成，交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并于1976年出版。

《桃花扇》英译本也是白之汉学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三人力求精湛的译笔磨合下，《桃花扇》的翻译实现中国经典英译的理想境界，为英语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经典剧作开拓了眼界。白之与阿克顿也保持了终生友谊，白之将阿克顿定位为一位充满智慧的跨文化翻译者，并从阿克顿的文化身份自我定位、阿克顿的译本甄选倾向等因素，对阿克顿跨文化翻译成就进行了评价。

二、跨文化翻译者阿克顿

1984 年，白之曾为阿克顿写了一篇回忆文章（Harold Acton as a Translator from the Chinese），为其庆祝八十岁寿辰，将阿克顿的主要成就，定位为一位卓越的跨文化翻译家。对阿克顿的诗歌成就、小说与散文创作成就，及其历史学成就，白之却并未提及，因为白之作为一位资深汉学家、翻译家，对于阿克顿的汉学研究成果较为关注。

白之与阿克顿二人曾有过两次密切的汉学合作，白之对《牡丹亭》的英译，就是对阿克顿首次英译《牡丹亭》汉学工作的延续，并取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牡丹亭》最早的英文译本是阿克顿（H.Acton）选译的《牡丹亭·春香闹学》，载《天下月刊》第8 卷1939 年4 月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白之（Cyril.Birch）于1965 年在《中国文学选读》中选译了《牡丹亭》的部分场次，并于1980 年在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译本。”[1]

据白之在哈罗德·阿克顿80岁寿辰中为阿克顿所做的传记，阿克顿是一位通过“学术远游”规避政治激流的智者。在白之对阿克顿的传述中，阿克顿是一位政治嗅觉敏感的汉学家，总能敏锐地感知政局变化，并坚守学术理想。白之认为，阿克顿是纯粹学术研究者的代表，其学术生涯孤独且唯美，终生都在为唯美主义文化思想寻求理论注脚。阿克顿出色的历史感知力与政治敏感性，使其在不同时期得以感知形势变化、规避战局，从而全心投入学术研究。阿克顿的历史研究经历，赋予他沉静厚重的历史意识与卓越的史感，使得阿克顿的汉学研究呈现出理性客观的学术视角。在战争频发的紧张气氛里、甚至在战火纷飞的沦陷区，阿克顿沉稳地实践纯粹唯美主义汉学思想，扬弃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坛所带来的狂热倾向。

白之认为，阿克顿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介方式，既不乏唯美感性，又兼有冷静客观。阿克顿在选择译本与研究对象时，以严苛的审查标准进行选择，所以阿克顿得以规避中国文坛上迅速居于主导地位的左翼政治势力，尤其是小说作家与新兴的西式“口语戏剧”作家。在古典文学与文化方面，阿克顿尊重中国经典文化传统，欣赏并提携年轻多才的新诗创作者。虽然当时的中国新诗中，较为激进与形式主义的发展趋向并不为阿克顿所认同，但是阿克顿对中国新诗创作者中的青年一代，展现出了作为一名诗歌创作艺术先行者的智慧与仁爱，《中国现代诗选》中即录用了大量崭露头角的新诗人作品。

白之提及，除了白话新诗，阿克顿对中国古典戏剧产生了一种激情，并将此种爱好坚持了下去。阿克顿在北京期间，经常去戏园子里看京剧，由最初的不适应、到成为一名资深票友，在中国北京居留的8 年期间，他几乎天天逛戏园子。在《天下月刊》上，阿克顿陆续发表了翻译的三折昆曲折子戏：1939年4 月，阿克顿在《天下月刊》第八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昆曲《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一折，文题为CH'UN-HSIANG NAO HSUEH，A K'un-chu Light Comedy，from the Ming Dynasty Play；1939 年8 月，阿克顿在《天下月刊》第九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昆曲《狮吼记》中的《跪池》一折；1939 年9 月，阿克顿在《天下月刊》第9 卷第2 期上，发表了昆曲《林冲夜奔》。阿克顿又与美国戏剧家L.C.阿灵顿合作编撰并翻译了《中国名剧》（Famous Chinese Plays（with L.C.Arlington），Peiping，Henri Vetch，1937），对中国京剧西传做出重大贡献。

白之认为，阿克顿来到中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文化衰落期，他的情绪中有许多消极避世的情结，但更多的是寻找理想寄托。“他在一个幽雅的中国庭院的窗格后面，从精致的物件中寻觅，并最终从他在中国结识的新友人身上找到了精神慰藉。尽管他们对阿克顿本人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如痴如醉，但至少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东方智慧’。”[2]面对盲目膜拜西方文化的风潮，阿克顿为自己准备了抵御文化泡沫的良方，“在旅途中，阿克顿阅读了道家诗人、哲学家庄子的著作，还有德高望重的汉学家理雅阁（Legge）和由亚瑟·韦利翻译的令人兴奋的中世纪诗歌。”[3]

三、阿克顿的中国文学翻译

（一）阿克顿与中国新诗翻译——《中国现代诗选》

白之在回忆文章中，指出了阿克顿对中国新诗西译的贡献，即1936 年，阿克顿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这部译作名为中国新诗翻译合集，实际上反映了阿克顿在北京的心路历程。以诗人、历史学家进行自我定位的阿克顿，一开始并未料到将涉足汉学，他在初来中国的1932年，集中兴趣在收集中国艺术品和体验中国风物。但1932年，阿克顿与返英的汉考特·史密斯夫妇同游中国东南部与南亚诸国后，阿克顿将思索文化差异与文化交融的目光定格在北京。与1932年的上海、广州、香港等中国大城市相比，北京保留了中国经典文化韵味，且是中国文化思潮蓬勃兴起、中西文学碰撞与合璧的据点。

在与卞之琳、李广田、陈世骧等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最具有天赋的年轻新诗人的交往中，阿克顿计划与新诗诗人、北大学子合作，将中国新诗最优成果译介到西方。“20 世纪早期，许多中国古诗被翻译成英文，引发了美国所谓的‘中国风’……艾克顿便倾向于挑选那些风貌上更接近中国古诗的现代中国诗。”[4]阿克顿所选取的诗人，并非当时主流白话诗人代表胡适、刘半农等，因反对空泛依从西方诗歌的形式与传统，阿克顿所甄选对象，是被称为“北方系”新生代诗人。阿克顿选取了大部分新诗探索初期的经典诗人作品，如戴望舒、卞之琳、徐志摩、何其芳、闻一多、林庚、陈梦家、周作人、冯废名、李广田、郭沫若、邵洵美、俞平伯、沈从文和孙大雨等。阿克顿研究对象的创作者，大多由阿克顿的学生陈世骧向他引荐，他们通过陈世骧、借助课余与聚会的场合，将诗作呈现给阿克顿，并频繁参与阿克顿家中举行的文化沙龙。

白之在回忆录中指出，《中国现代诗选》这部诗集选取诗歌的视角，以几十年后的文学眼光回望，依旧不乏卓越的洞察力和审美性。对于一味迎合西方诗歌的新诗艺术与形式探索，阿克顿更注重诗歌抒情传统与文辞上的韵味，他并不反对中西方诗歌创作中的互相借鉴。比如卞之琳诗歌对西方诗歌传统与英语诗歌语言的“中西合璧”的精致尝试，就深得阿克顿认同，“诗总富于怀旧、怀远的情调……总喜欢表达我国旧小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5]然而，阿克顿更倾向于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互补中，“重拾”中国文化传统。“艾克敦这个取向，其实可归因于两个基本因：一是他抱持艾略特式的‘传统观’，以为有成就的诗人必与传统互动，既取资于传统，又创新以丰富传统。中国新诗除了承受西方的影响以外，还得活化传统故旧，以建立现代的风格”。[6]

白之的回忆录中，记述了阿克顿对中国新诗主流作家的一些尖锐批判意见。阿克顿本人就是一位诗歌创作者，他在牛津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是20 世纪20 年代牛津诗歌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他的阅读与创作经历，使他敏锐地捕捉到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新诗创作者对西方诗歌的尴尬“直白”借鉴。作为自省，新诗开创者之一俞平伯，也曾提出与阿克顿相似的说法，“返观新诗坛……我们所有的，所习见的无非是些古诗的遗蜕、译诗的变态；至于当得起“新诗”这个名称而没有愧色的，实在是少……这种偷窃模仿底心习，支配了数千年的文人，决不能再让它来支配我们……我们固然要斩除荆棘，但我们更需要花草的栽培，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办的，且也不是东偷一鳞、西偷一爪所能办的。”[7]

白之与阿克顿持相同观点，二人在评价徐志摩诗对西方诗歌的“借鉴”时达成一致。阿克顿虽然肯定徐志摩等新诗人的创作天赋，但提及他对西方诗人的“借鉴”时极不客气，甚至直接陈列诗人创作与“原创”。比如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使人极容易联想到济慈（Keats）的诗歌《灿烂的星》；邵洵美模仿史文朋（Swinburne）和道森（Dowson）。而且阿克顿毫不避讳地指出，“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指出，闻一多最著名的一首诗《死水》，其令人嘱目的意象几乎全都出自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的《十四行诗·西里》（Sonnet xliii）和《我仍将在生长的地方收获美丽》（Still will I harvest beauty where it grows）”。[8]阿克顿编译《中国现代诗选》时，距1920年的白话文运动已过十余载，但三十年代中国新诗依旧在探索创作阶段，呈现出了新诗创作门派林立、章法不全的乱象。在《中国现代诗选》的导言中，阿克顿罗列了白话文新诗创作之初的一些失败作品，并犀利地总结“他们无视技艺，可以连篇累牍地写，但他们没有任何根基”。[9]

关于徐志摩诗忠实地“借鉴”济慈诗歌一事，白之在论文《徐志摩诗歌的英语式节奏与汉语式节奏》中，也以徐志摩的《落叶小唱》和济慈的《无情女朗》（La Belle Dame Sans Merci）为例，比对了二者之间的承袭与借鉴关系。相较阿克顿不客气的揭批，白之则描述得更为隐晦，认为徐志摩的才情与题材上皆有创新之处，但他又忍不住抛出真心话，“我已说过《落叶小唱》在题材上和诗情上都与《无情女郎》相去甚远。但徐志摩的另一首诗《海韵》再造了济慈诗的意境。《无情女郎》促使徐志摩写了至少二首完全不同的诗，一首借其节奏，一首借其诗情，这倒是诗歌创作研究的好材料”。[10]

然而，最为白之所赞誉的，是阿克顿与陈世骧的精致译笔，使《中国现代诗选》在众多译本中鹤立鸡群。在跨文化翻译中，诗歌是最难以被译笔传达精髓的文体，对译者的学识与写作水平均是重大考验。所幸阿克顿在编译《中国现代诗选》前，就已是一名成功诗人，在对诗句的打磨上，阿克顿秉承“以诗译诗”标准，力求将原诗内涵通过英文忠实地传达出来。而陈世骧的中国诗歌素养则更为惊人，庄信正回忆他在伯克利授课时，应景诗句信手拈来，满腹典故，而陈世骧的英文功底也非常深厚，英文表达能力极好。师生二人对文学的造诣，使得“在翻译方面，这部选集兼具中西合译、诗人译诗、与作者沟通等诸多优势，翻译质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证。《中国现代诗选》的翻译和出版，及时将当时历史尚不足20年的中国新诗推向了英语世界，对于中国诗歌英译以及世界诗歌交流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1]

（二）阿克顿与中国戏剧翻译——《中国名剧》

白之在回忆录中提到，阿灵顿和阿克顿合译的《中国名剧》非常有趣。一方面，这部译著生动描述了中国古典戏剧在其繁盛时期的最新景象；另一方面，它证明了阿克顿作为一名世界文学学者对中西文学的兼容并包。白之提到，阿克顿是京剧院的常客，就如A.C.司各特（A.C.Scott）一样，在北京期间阿克顿成了资深票友，逛戏园子成为他最重要的休闲活动。

但阿克顿的审美品味，并非一开始就从西方戏剧切换成中国京剧。阿克顿1932年初到中国时，他对京剧的反感，与一般西方访客并无二致。“只有中国人对噪音的偏爱让我无法住进南方大酒店（Great Southern Hotel）……中国剧院的刺耳嗓音令人吃惊。我在尖细的假嗓与现实之间稀里糊涂，即使现然是经济萧条，也没影响到唱腔的高亢。”[12]而接受无数次京剧洗礼后，阿克顿对京剧的印象有了全然相反的革新，“中国人的热闹音乐，是娱乐生活的必要伴奏，在这群以大米为食的人中，热闹成为了一种必备的辛辣佐料，为原本寡淡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13]阿克顿认为京剧喧闹的开场，特别是那“砰”的一声，令人无比振奋愉悦，迅速将观者带入情境。

白之回忆醉心于中国京剧艺术的阿克顿，最喜才子佳人、文官武将等演员，以夸张绚烂的戏剧形式，向观众演绎中国历史故事。舞台色彩鲜明、场景华丽，且被当时处于全盛时代的京剧演员赋予了生命。使得阿克顿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的，不仅只是中国地方色彩，而是它在世界戏剧领域暂未被重视与提及的特殊成就，以其象征表现手法的价值。阿克顿津津有味地，让自己沦陷在京剧艺术经典中，在北京大戏园子里度过中国生活的精彩片段。他怀着浪漫的愿景，期待将历史研究与文化交流的双重目的，都倾注在对京剧的英译中。阿克顿对于中国戏剧翻译，在处理高潮部分时，将主人公紧张状态进行细节化突出，并加以详尽点染，译笔极富渲染力。

20世纪30年代，因受殖民主义与欧洲中心论影响，中国戏剧在西方戏剧界被长期边缘化甚至无视。阿克顿以京剧对冲突的处理为例，论证他经常引用作注脚的西方戏剧，将中国京剧与古希腊戏剧（classical Greek）、雅各宾（Jacobean）以及其它戏剧形式的类比。阿克顿认为，京剧不仅启发了梅尔霍德（Meyerhold）在导演生涯中的灵感，也为西方现代戏剧巨擘斯特林堡和布莱希特在剧作的构思上提供了重要参考，使得西方戏剧在自然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加快了演化与进步的进度。

白之认为阿克顿对京剧的态度充满了乐观主义的倔强，阿克顿认为总有一天，英国文学世界将以平等的姿态，接纳中国文学这颗耀眼的明星。他“感觉自己是传播中国思维模式的媒介、中介，并希望即使按照超现实主义标准标准选择中国作品，也能被英国读者正常接受……他自信地认为自己选择的中国作品是欧洲文化中需要的”。[14]虽然阿克顿的京剧翻译理想至今不能完全兑现，但文学交流的史实，还是给勤勉者以公允的回馈。阿克顿的文学作品与学术研究，虽然居于小众，但他的文化直觉与对唯美主义的坚持，使其审美眼光呈现出经典化的倾向。

（三）阿克顿、陈世骧与白之——《桃花扇》

1948年，阿克顿对在伯克利执教的陈世骧进行了一次漫长拜访。以借译笔怀乡为由，二人决定再次合译一部昆曲剧本。他们选择了孔尚任的昆曲剧本《桃花扇》，“以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桃花扇》为底本，其中前三十四折由陈世骧、阿克顿合作进行翻译，由白之加以润色整理”。[15]这部作品的翻译也伴随着怀乡悲剧，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翻译了40个戏剧场景中的34个（含楔子共计35个），翻译工作持续到1971年，陈世骧59岁猝发心脏病去世。在陈世骧离世以后，他的挚友、伯克利大学东方学院的同事西利尔·白之，继续完成了这部译作的后七章。在为《桃花扇》所做的前言中，阿克顿将这部译著作为对陈世骧沉痛的纪念。

阿克顿在中国居留期间，曾四次在《天下月刊》上向英语世界译介昆曲剧本，但都限于独立的折子戏。阿克顿以笙笛伴奏的昆曲为博雅艺术，认为昆曲通过细腻的情感与音乐、体态相结合对戏剧进行诠释的演绎手法，是极富诗意化的中国艺术表达形式。虽昆曲译介不啻一次文学历险，但师生二人素有向文字逆境历险的勇气，凭借现代英语，力求翻译出昆曲的神韵。

阿克顿、陈世骧和白之三人的合译，亦是英语世界首次将《桃花扇》这部文笔与结构兼美的剧作进行翻译，编译者的甄选眼光与译介者的文学素养，都使这部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部《桃花扇》英译本，亦成为白之翻译作品代表作，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与广泛推崇。“该译本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戏剧中最出色之英译本……《先声》一折被选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屮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6]

白之认为，由于译介初衷就是非功利性的，因此译作的文学价值被放在翻译首位。它融汇了三人国学底蕴、诗化语言、戏剧理论，与汉学研究的精深、唯美、纯粹、规范的特点，作为第一部真正完整的和令人满意的“南方风格”英语译本，可称得上是英语世界中对中国古典戏剧翻译之最出色者。白之盛赞“像阿克顿这样的诗句，使所有中国文学爱好者都亏欠了他一个公允的美誉。然而，这把《桃花扇》只是他从中国带回的宝贵岁月中的又一件迟来的厚礼。”[17]

白之是元明戏剧英译的专家，他在对昆曲剧本的翻译上，不仅讲究意译，而且讲求还原戏剧演唱过程本身的美感，这点与阿克顿的戏剧翻译观不谋而合。在《牡丹亭》的翻译过程中，“白之听了张充和女士这一段的昆唱录音，他对照录音又译了三稿……对于昆剧翻译的专家来说，翻译出能够配乐演唱的曲词至今仍然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18]虽然将译稿与昆曲的演绎过程完美结合的效果，对剧本翻译是难以企及的高度，但白之力主将剧本翻译与演绎过程中的美感相结合，终极的翻译目标是，译语与母语都可在戏剧演绎的环节达到类似美感。

白之借鉴了阿克顿“以诗译诗”的笔法，在兼顾中文诗意的前提下，用英语诗歌的语言加强原有诗意表达，“以诗译诗”对白之后续翻译带来重大启发。白之借鉴姜夔词配乐的案例，认为需要综合考虑戏剧的音乐与语言间的内在关联，“如果好好利用这个关系，我想我们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既得到原音乐，同时既不牺牲英语诗的节奏美，又能让人听得懂。”[19]

经由《桃花扇》翻译，白之汲取了与阿克顿的译介经验，继续投入《牡丹亭》全本翻译。虽1996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也出版了类似译本，如《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中《牡丹亭》的《惊梦》《玩真》《幽媾》三折，但白之的《牡丹亭》英译本，以其风格变异的卓越翻译技巧，依旧是英语世界戏剧研究者与读者的首选。白之的《牡丹亭》英译本与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被并列为中国戏剧与中国小说汉译的“双璧”，“西里尔·白之《牡丹亭》英译全本的出现在英语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它基本成为汤显祖《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的象征。”[20]

四、结语

在白之的定位中，作为一名“爱美家”，阿克顿的学术研究路数与汉学思想，看似随意感性。但实质上，唯美主义思路让阿克顿的学术经历，从一开始就规避了政治变动与战争乱象，不至于陷入狂热的学术思维与非理性的文化风潮。事实上，阿克顿是以一己之力实践唯美主义的汉学路径，客观上捍卫了汉学研究的纯粹与理性。在白之对阿克顿的回忆中，虽然也提及自己与阿克顿在对中国新诗选取上的些许不同意见，但主体充满了对这位学术前辈、文化友人的赞赏。

阿克顿的汉学思想，暗通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诗言志”精神，充满了中国文士的清奇气质。与其说阿克顿在仿效中国士人，更不如说，他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下，重拾了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士风范。阿克顿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来到了中国，他仿佛找到了灵魂上了家园，他的文化血缘与精神气脉，只有在踏入中国时，才得到了融汇与绽放。

注释:

[1]王燕飞：《〈牡丹亭〉的传播研究》，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

[2][3]Edward Chaney and Neil Ritchie.Oxford China and Italy.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 Press，1941:37、38.

[4]卞东波：《〈中国现代诗选〉：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卞之琳：《雕虫纪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页。

[6]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页。

[7]俞平伯：《读〈毁灭〉》，《小说月报》1923年8期。

[8]Edward Chaney and Neil Ritchie.Oxford China and Italy.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 Press，1941:39.

[9][英]阿克顿著，北塔译：《〈中国现代诗选〉导言》，《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10][19][美]西利尔·白之：《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微周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5、98页。

[11]赵云龙：《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1936-2017）——基于英语世界“引进”与中国官方“外推”活动的对比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2期。

[12][13]Acton，Harold Mario Mitchell.Memoris of an anaesthete，London:Methuen，1948:31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