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娟， 王 琳， 吴 波

（1.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2.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学术界对其研究的关注度却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过程。自其成书出现至20 世纪80年代以前，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阅微草堂笔记》有过专题性论述外，其研究更多的是附着在“仿聊斋”类型作品的只言片语式列举。但20 世纪80年代以后，受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学术领域焕发出新的面貌与活力，学界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也呈现出回温态势，首先是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的价值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各种具有创新性和学识性的论文不断涌现；其次还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专著，比如吴波先生撰著的《〈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因其具备“视野宽阔，论说全面，钩沉抉隐，新见迭出”[1]等特点，在学术专著中具有显著意义。总结近二十年来《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历程，创获颇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论述。

一、创作主体研究细致深入

对一部具备文学“四要素”的小说作品而言，创作主体自身要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21 世纪以来，学者们着眼于纪昀的生平经历、学术思想以及创作心态等问题陆续发表论文、专著，这为《阅微草堂笔记》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一）纪昀家世生平与《阅微草堂笔记》关系研究

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纪昀的文章有增无减。周积明先生撰写的《纪昀评传》一书，在“生平篇”中详细地记述了纪昀的生平事迹，但关于纪昀家世生平与其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之间的关系，所涉论述并不多。吴波先生则通过对文献资料爬梳，在其撰写的《纪昀的家世及其对〈阅微草堂笔记〉创作的影响》一文中就家族影响与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且翔实的论述，指出：一方面崇实黜虚、经时济世、崇尚儒学、恪守礼法，重人事、轻天道的家族思想对纪昀创作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纪氏家族事迹又是《阅微草堂笔记》重要的题材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还关注到纪昀编修经历对其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周广玲[2]便从创作时间以及皇权至上两个思路深入分析了纪昀编修经历形成的价值观对《阅微草堂笔记》所构建的社会、政治的影响。这为作家作品研究拓宽了思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学者分别从纪昀的家世、生平行实等方面来更深入地研究《阅微草堂笔记》，角度多样，论证充分。

（二）纪昀创作心态与《阅微草堂笔记》关系研究

纪昀从一开始斥责小说“诬蔓失真”“猥鄙荒诞”到晚年有意识地作起小说，这一变化就不得不提到其晚年创作心态的转变。学者们沿着这一思路，对个中原因进行思考。首先一点，认为其亲友的相继离世让他感到孤独与悲伤，周积明先生在《纪昀评传》中详细论述了与其一起编修《四库全书》的好友如戴震等相继离世对其打击之大。其次，皇权至上时期位极人臣的心理压力，这一点吴波先生指出：纪昀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乾隆皇帝以及当时同朝为官的同僚们，《阅微草堂笔记》就是这种境遇与心境下的产物[3]。这种君臣之间矛盾而又复杂的关系，加深了纪昀小说创作的动机。该文对纪昀的晚年心态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此后不少学者就这一点进行挖掘，如宋世瑞在其相关论文中就创作心态的原因论述基本沿袭了吴波先生的观点，但进一步分析了其在创作中的应对策略。最后，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促使其进行小说创作，纪昀作为一个怀有济世之心的知识分子，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社会目的，很多学者在其论述中都能关注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以在关涉思想内蕴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把《阅微草堂笔记》看成是“劝惩”之作。

（三）纪昀学术思想与《阅微草堂笔记》关系研究

在“考据”与“义理”并重的乾嘉学风的多重影响下，纪昀往往以学者的态度从事小说创作。顾芃森[4]从思想和创作模式两个方面深入探究了“纪昀‘崇经’‘重考据’的学术思想，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同源性。”这对从外因解释《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小说观，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来研究论文达20 余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宋世勇认为纪昀的小说创作不是彻底反对虚构，而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的。此后，董昕瑜、许彰明、于洁等人的研究成果都关注到纪昀将笔记小说划归子部的这一事实，对纪昀的小说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从而对《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进行准确的把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陈文新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对纪昀将笔记小说划为子部的三点考虑：针对传奇体小说和宋以降的白话小说，清理笔记小说，保持其纯洁性；对笔记小说的虚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可；负有“议”即知道生活的责任[5]。基于这些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纪昀的学术思想以及《阅微草堂笔记》劝惩意识和虚构创作的特点。

二、文本解读的多重文化趋势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更多着眼于文本解读，对《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较之前都是有所发展的，甚至呈现出跨文化研究态势。

（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宗教文化研究

21 世纪以来，有关文本中宗教文化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此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类是对其涉及宗教内容的分类评述，如焦泰平和杨亮等人的相关论文，对“因果报应”故事进行分类评述并讨论纪昀小说创作的真实目的。这类文章在对内容的梳理层面为后来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一类是将《阅微草堂笔记》中表现出的宗教思想作为研究的着眼点。如韩希明先生的《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宗教观》[6]一文客观分析了作品对儒释道诸教内容的态度，认为其奉儒学为至尊，以佛教和道教为其补充，肯定了《阅微草堂笔记》中宗教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但对其流于说教的原因阐述过于简略。最后一类是从宗教与文学、文化的关系层面进行研究，蒋小平撰写的《雍容·有益人心·儒道佛整合——〈阅微草堂笔记〉之三层解读》，运用英国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将《阅微草堂笔记》由表及里分为五个层次，阐释了《阅微草堂笔记》在雍容外表下是有益人心的形象观念层面和儒道佛整合的目的，是一篇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对其他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总而言之，《阅微草堂笔记》的宗教文化内容对于研究纪昀及其周围文人的宗教文化观，当时宗教存在的状态等重要性不容小觑，之后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研究空间。

（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社会伦理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进行民众教化，因而《阅微草堂笔记》中“劝惩”的政治理想，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在这一文化阐释研究视角下，韩希明先生系列论文便深入探讨了《阅微草堂笔记》对文人精神的批判，认为《阅微草堂笔记》于伦理道德问题虽有变通，但不离正统之初衷。韩希明先生孜孜不倦地对《阅微草堂笔记》中关涉社会伦理的内容进行解读与挖掘，基于此类既得成果，推动了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文化阐释的关注，如何天杰先生在《伦理道德的悖论——从〈阅微草堂笔记〉非道德化的一面说起》[7]一文关注到《阅微草堂笔记》中与纪昀创作目的不相统一的“非道德”化的东西，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揭示了道德架构自身的矛盾，但并非向必然与合理性进行责难，该文为社会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殊途同归的思路。与上述不同的是，有学者注意到《阅微草堂笔记》对正统合理性之发难，如姜素媛等肯定了《阅微草堂笔记》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认为纪昀是借助伦理道德来缓和社会矛盾。总之，通过《阅微草堂笔记》所构建的社会风貌，可以体察封建末世传统伦理道德松弛的趋向，对社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妖文化研究

《阅微草堂笔记》文本中涉及狐仙笔记的多达130 多篇，进入21 世纪，关于《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狐妖研究仍然不绝如缕，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研究层面，一类是集中在“狐”内容的分析和思想倾向的评价上，认为纪昀借狐妖影射现实，构建理想社会。如王琪玖、周明华和张思莉等人的早期论文都持此观点，他们通过探讨狐的来源、修炼及禁忌和形象特征等若干方面，分析其对清代社会本质的抨击。但上述更多的是从内容层面分析，涉及狐文化的审美艺术所述不多。一类是从文学和文化的双重角度阐述狐妖形象所代表的文化意蕴，吴波认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精心塑造狐狸这一形象，实际上是借此为载体，寄寓他对于整饬现有秩序，呼唤传统道德与人文精神回归的理想的渴望。”[8]在这之后依然有不少研究论文就狐与人类世界的关系进行孜孜不倦的探讨，但没有跳出前面学者的观点，创新价值有限。

（四）《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阅微草堂笔记》文本中涉及很多城隍传说、民间故事等内容，使得民俗文化的研究占有一定空间，因此很多学者着重于探究其中的民俗传统和乡土风情。笔者通过梳理发现，研究民俗更多的是为探究伦理施教服务。如魏晓红先生分别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城隍故事分析》、《浅谈〈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雷神》和《论〈阅微草堂笔记〉中扶乩与文人士大夫生活》三篇文章中深入分析了《阅微草堂笔记》的城隍神崇拜、雷神崇拜以及扶乩文化所蕴含的民俗文化，进而揭示出纪昀笔下古老的故事类型是以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达到委婉讽刺与劝惩的目的。近年来，对于《阅微草堂笔记》民俗文化的研究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专门化和细致化的特征。“专门化”表现在出现了不少直接以民俗作为整体研究的硕士论文，较早关注的是张思莉《论纪昀笔下的民俗》一文，该文不是简单的演绎民俗文化，而是看到了《阅微草堂笔记》所抒发的人文情怀。魏晓红博士的论文《〈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在研究《阅微草堂笔记》民俗故事演进的同时，也在不断考察其中主题的流变，这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民俗全貌。上述几篇学位论文都具有一定的文献和理论价值，为《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奠定了基础。“细致化”是指除去古老的主题外，更有从梦境、婚嫁词语、“放焰口”施食恶鬼等故事角度分析民俗文化，如张伟丽的《清代民俗化特征及其成因——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不失为一篇由点及面，展示“放焰口”民俗的佳作。

（五）《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地域文化研究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地域书写更多的是对沧州、西域、新疆的自然风情的描写，对这一文本的研究将涉及文献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关于新疆书写，一开始学者们是以研究《乌鲁木齐杂诗》为主，以《阅微草堂笔记》作为补充论证。近二十年来，学界逐渐将二者相对照，结合起来研究。吴波先生在其论文中说:“《乌鲁木齐杂诗》以丰富见长，但多粉饰之意，《阅微草堂笔记》以深刻取胜，真实而颇见洞察力”[9]。吴波先生高度肯定了西域之行对其将边疆的地域风情揽入笔记小说中的意义。李辰则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阅微草堂笔记》对新疆地区风土人情的介绍，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点。

三、文体叙事研究的深入与新变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述:“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10]168这种文体的叙事倾向，一直都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文体叙事研究仍然是学界的关注点，并且呈现出中西叙事理论合流的趋势。

（一）文体叙事研究的深入

纪昀作为一个著书家，在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时极力摒弃文采雕琢的“炫才小说”，追求“尚质主理”的“学人小说”，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独特风格。因此，采用中国传统叙事角度进行研究也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一是多以纪昀小说观作为逻辑起点分析其风格的形成，就成因探寻而言，论者从社会心理进行探讨，认为是受复古的社会思潮影响，或将其归结为是一种“体卑的心态”；就叙事得失而言，论者普遍认为其拘泥于所谓的“著书者之笔”，缺乏一种空灵与圆润。二是将其置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魏晋志怪与唐宋传奇等小说类型的比较中分析其文体风貌，认为它追踪晋宋，具有质朴凝练、简淡妙远的叙事风格。龙钢华和陈文新都认为《阅微草堂笔记》以子部议论为宗，陈文新还作了深入分析，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不同于传奇小说的“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11]，关注到其“在叙事上反对过度虚构，叙述服务于议论，用简淡数言的方式陈述故事梗概”与“传奇小说的区别是鲜明的”。其致力于建立与完善子部小说的叙事规范，这一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学术价值。

（二）文体叙事研究的新变

随着新世纪西方小说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不少学者着眼于现代小说观，因而对纪昀的叙事方法提出了褒贬不一的看法。一部分学者看到《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模式与西方叙事学的一致性而给予褒扬，如杨义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12]一文论述了《阅微草堂笔记》具有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元小说”特征——所谓“反文学、或超文学的叙事方式”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其叙事方法提出批评，认为非叙事化的特点不构成小说文体形式。陈中伟在《〈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视角》等相关论文中认为《阅微草堂笔记》在对情节和线索叙事化的要求上呈现出“叙事视角的异化”特征。这是对纪昀小说观批评得较为严重的一种观点了。也有学者就学界对《阅微草堂笔记》文体叙事的辩驳，提出中肯的见地，如张泓《〈阅微草堂笔记〉文体辨析》一文认为“应该把我国古代‘小说’中符合中西小说观的作品加以区分，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才不会有失公允。”[13]这一观点不但对《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我们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四、版本与评点研究新发现

《阅微草堂笔记》自成书起，在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了众多的版本和评点。就版本与评点的梳理对《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21 世纪以前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处于缺失的状态，之后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尤其是随着新材料与新文献的发现，更加推动了版本与评点研究的价值，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

（一）版本问题研究

不同的版本对研究小说原貌存在一定的影响，版本问题成为疏通其他研究的一个基本点。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对其动态爬梳的重要性，以往关于版本研究的论文更多的是就不同时期版本的简单罗列，关于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则鲜少论及，北大胡光明先生则在其《〈阅微草堂笔记〉的版本与评点研究》参考王颖的划分，从时空维度将之大致分为三个段落:“单种抄本、刻本的分写流传，五种合刻本之流传，从选本产生到多种版本形式。”并且细致梳理各种合刻本之间的版本源流关系，对于窥见版本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振刚先生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首次将研究视角投向境外，对海外的版本流传情况也做了统计追溯。文章论据详实，极具说服力，足见《阅微草堂笔记》在海内外已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吴波先生在对版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过程中，展现出其对新材料发现与运用的敏锐学识，其撰文《国家图书馆藏〈滦阳消夏录〉单行抄本及其文献价值》，通过文献对比得出“该抄本是《阅微草堂笔记》版本体系中最早、最原始、最能够反映出创作原貌的本子”；“对于了解《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昀的思想创作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14]。该文的发表，对于学界及专家致力于研究纪昀思想等方面提供了又一新证据，将《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评点问题研究

关于《阅微草堂笔记》的评点研究，与其他研究的大量论文和著作相比，则略显冷落。较早关注的有吴波和胡光明两位学者。首先，胡光明先生的硕士论文在第一部分对《阅微草堂笔记》的版本状况进行考察之后，进一步考察了《阅微草堂笔记》评点的状况，对不同评点本反映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深入阐释，这是对《阅微草堂笔记》评点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总结。与此同时，吴波先生在《〈阅微草堂笔记〉“四大家”评点论略》一文中指出，“自嘉庆年间以来，坊间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评点亦概不少见，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徐捷、翁也存、徐时栋、王伯恭四家。”同时还对四家评点进行了说明，吴波先生概览式的研究，为学者们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评点提供了思路和角度，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近期，吴波先生和肖新华先生立足于新文献，合力撰写《新发现天津图书馆藏“秋皋”评点〈阅微草堂笔记〉残卷论析》一文，指出“秋皋”评点在目前所能见及的诸家评点中字数最多、体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这打破了以往学界提出以“四大家”评论为宗的观念。该文对新文献的挖掘更加证实了《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并不逊色于《聊斋志异》等小说，以及它在中国小说批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总体而言，虽然《阅微草堂笔记》的评点研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但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五、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

21 世纪以前，《阅微草堂笔记》与同类作品的比较研究已经屡见不鲜了，然而近二十年来关于其与同类作品的比较研究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比较对象除了热门的《聊斋志异》外，还包括《新齐谐》、六朝志怪小说以及外国小说等。

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关于《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达30 余篇，涉及思想内容、作家心态、艺术特色与美学风格、形象研究等众多方面。就思想内容而言，其在众多论文中都有表达，总结一下便无外乎《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寄托孤愤之作，而《阅微草堂笔记》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劝善惩恶之作。就作家创作动机而言，吴波先生在学术论文中就二者艺术特色及美学风格进行了论述，从而得出“《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劝惩遣怀’之作，富于浓郁的文化气息，而《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表现的是强烈的‘平民意识’”[15]这一结论。近年来对于二者的形象研究包括商人、文人、鬼狐、下层文人、妒妇悍妻形象、塾师形象等众多方面，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文本解读的层面，理论深度与创新意义不足。

早在20 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论及《阅微草堂笔记》时就说该书是“尚质黜华，追踪晋宋。”[10]168这一观点对21 世纪着眼于二者研究的学者具有启发性意义，吴波先生从追踪晋宋与踵事增华两方面进行比较。在论述中更是充分肯定《阅微草堂笔记》对魏晋小说的超越，认为其立足于现实，更讲究章法，读起来更富有韵味，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乏胆识与创新。在此之后，关于二者的比较，在研究观点上形成了吴波先生这样的一个共识，而更多的是在研究思路上进行发挥，如王文君的硕士论文《〈阅微草堂笔记〉与六朝笔记小说比较研究》附以阐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理论为支撑，对二者作纵向比较。《阅微草堂笔记》与六朝志怪小说关系研究，体现了中国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要求。

关于《阅微草堂笔记》与《新齐谐》这两部文言笔记小说的比较研究进入新世纪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何懿率先运用新的文化视野从题材，作者思想和艺术风格三方面对二者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对后来学者们正确认识二者价值，比较得失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此后，学界对二者的比较由宏观向微观比较研究发展，有揭示其反理学的不同，如张泓《〈阅微草堂笔记〉与〈子不语〉反理学倾向之异同》；还有学者就二者所构建的鬼神世界进行比较，如袁静君《〈新齐谐〉和〈阅微草堂笔记〉鬼神世界对比研究》一文对二书中的鬼神题材展开专项研究，打破传统研究集中在思想价值、艺术特色、比较研究的层面，丰富了作者小说观、鬼神观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有论者将《阅微草堂笔记》与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张国清的《中西作品中狐形象—〈阅微草堂笔记〉与〈伊索寓言〉之比较》和张森的《热忱与冷峻的背后—〈老实人〉和〈阅微草堂笔〉的文化意蕴初探》为有代表性的两篇学术文章，前者从“狐”形象的差异性着眼，小中见大。后者则从作家对社会的批判方式入手，体会附着在文学作品背后的理想、情感、心态等方面既相似又不同的文化意蕴。二人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拓宽了研究的思路，为后来学界相关比较研究提供了借鉴。总之，在与外国文学作品比较参照时，学者们各有创见，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在更深广的文化背景下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揭示《阅微草堂笔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意义。

六、沧州乡梓情怀研究接续

进入21 世纪，随着学术界对纪昀及其《阅微草堂笔记》研究的深入与重视，我们可以发现纪昀的故乡河北沧州在研究和宣传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纪昀的故乡至今活跃着一批辛勤的研究者，他们一方面彰显对乡梓文人纪昀的深厚崇敬之情；一方面寄希望于此以弘扬沧州优秀的地域文化，自发组织成立了相关学会，如“纪晓岚研究会”。他们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在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实物的考辨与保护以及文本的研读与点校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率先编辑出版了纪昀的研究专刊——《纪晓岚研究》，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他们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相继出版了《纪晓岚遗物丛考》《狮城探秘》《沧州考古录》《阅微珠语》等一系列相关著述，在推动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次，沧州师范学院主体单位在纪昀及其《阅微草堂笔记》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知网所刊载的关于纪昀的学术论文来看，单《沧州师范学院学报》就刊载了40余篇，在刊载纪晓岚研究文献和推动纪晓岚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按发文数量单位排名，沧州师范学院对纪晓岚的研究排在第一位，对推进纪昀及其《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丰富沧州本土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七、近二十年文本整理丰富多样

学者们的研究重视推动了《阅微草堂笔记》文本整理工作，陆续出版了一批校点精良、形式多样的文本。首先按照收录数目可以分为全本和选本：全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汪贤度点校的《阅微草堂笔记》，该本以清嘉庆五年盛时彦合刊本为蓝本，与其他各本一并参校，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本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选本如曹月堂选评、周美昌注解的《评注〈阅微草堂笔记〉》。这些全本和选本都经过学者们精良的点校，为《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支撑。其次按照语言形式可以分为文言本和白话本，文言本作为主要形式就不做展开，白话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邵海清等译白话全本《阅微草堂笔记》以及施亮如校译的《白话〈阅微草堂笔记〉》。与文言本不同的是，白话本更适合大众阅读。最后按照文本样式还可以分为纯文本和插图本，插图本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出现，近二十年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图画制作更为的精良如1995年华夏出版社和2008年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两种，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文本之外，2007年，台湾还出现了介于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读物之间的两本著作：宋记远编著的《52个你所不知道的〈阅微草堂笔记〉之谜》、黄辰淳编著的《一百四十则〈阅微草堂笔记〉故事中的生命意义》，这两本书除了提供给研究者一些新思路外，比起同类的大众普及著作要严肃得多。总之，这些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普及与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结语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清代很有影响力的一部笔记小说，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在对其近二十年研究的系统总结过程中，发现该研究呈现出学者的专业化特征，有一批学者如吴波、韩希明、魏晓虹、张伟丽、张泓等致力于对其专、精、细的研究，并且一些观点可谓是别开生面，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其研究面之广，除已经提到的还涉及司法学、医药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这无疑给之后的学者留下了许多再研究、再创新的空间。总而言之，利用《阅微草堂笔记》所涌现出来的多元化研究，不仅对于《阅微草堂笔记》本身与纪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也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