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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和谐: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的方向

2023-01-24戴绿红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6期
关键词:女权主义男权女性主义

戴绿红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龙岩学院 师范教育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末萌芽以来,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30多年来,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在写作和理论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发展了各自的存在空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这30多年来,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受重视程度不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如其他文学,其距离完善充盈尚有一大段路程要走。女性主义的言说试图(包含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遭遇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义的言说乃至体验,都面临着语境与自身理论发展的双重压力。处理好这双重压力显然是女性主义言说成败的关键。然而,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源发性矛盾与涵义悖谬,一旦与中国当代这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相遇,所显现出来的问题却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几个症结。

一、拒绝男性:单向度的盲目

“Feminism ”,这个词语可以译为“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这2种译释的区别在于,“女性主义”注重的是以女性独特的意识、书写、体验来探讨女性内在的性别潜力和魅力,强调与男性一起重构社会的健康和谐;而“女权主义”则侧重于解构男性的话语霸权,颠覆对女性处处进行压迫的男权中心主义社会,与男性霸权争夺话语的权力。目前,通用的界定法是把女权主义作为整个女性争取自身权利运动的总称,然后细分为自由派女权主义、激进派女权主义等诸多流派。“女性主义”的译释偏向于自由派女权主义,而“女权主义”的译释则偏向于激进派女权主义。强调反抗男性霸权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虽然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在中国当代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却无疑要面临巨大的困境。于是,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往往转而采取字面“女性主义”、实质“女权主义”的半隐蔽性斗争方式。这样的斗争方式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特殊向度:对男性与男权的拒绝成为其基本命题。

当代女性主义小说中,男性的形象普遍是负面的。在这些小说中,他们或自私猥琐、或自高自大,与作品中光辉美丽的女性角色相比,简直令人齿冷。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出现严重的性别落差,但毕竟这种情况只是少数。正如出身和阶级并不能决定人的智力和道德一样,以先天生成的性别来推定有罪无罪、高尚猥琐,这明显不是客观的态度。

徐小斌的《双鱼星座》是对男性大肆伐挞的女性主义小说的代表。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这种1个和3个的连接,明显带有比较和区分的意图。小说中,3个主要的男性分别被处理成了权力、欲望与金钱的象征。他们1个阴险无比,1个懦弱自私,1个缺乏生育能力,在女性面前显示了先天不足。女主角卜零则内心丰富、举止高雅、光芒四射,充满了女性的睿智与美好。作家笔下,卜零出生于“双鱼星座”,“一生只幻想着爱与被爱”,另外的3个男性,分别是她的丈夫、司机和老板,却都不能满足她对爱与做爱的渴望。于是,卜零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批评身边的这3位男性,她看着一个个在自己面前倒下的男人,内心充满了复仇的快感,在两性战争中,她觉得战胜比占有更令人兴奋。不同性别的人各自有其优势与弱点,人格、品德也各自有高下雅俗之成分。但在这类女性主义小说中,对男性的盲目丑化和盲目拒绝,只能是导向两性的隔阂与对抗,进而损伤女性主义的发展。

与女性主义文学的旗帜鲜明的拒绝和对抗相比,女性主义批评则采取了态度较为温和的表达方式。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态度较为温和的表达方式,同样隐藏着一种心态:对男性一律拒绝和贬低,对世界的解读偏向强调两性的对抗和压迫。

以《青春之歌》的解读为例,在许多女性主义批评文本中,均把该作品解读为女性在革命叙事中同样受到男权主义压迫的例子。表面看来,确是如此。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无数男性的眼光和帮助将她导向革命之路,林道静通过几次与男性共产党员的交往,最终也成长起来。因此,许多从阅读中领悟出“男性话语引导女性成长”模式的研究者对此津津乐道,并将其引为女性在革命叙事中并没有得到平等地位的范本。但是,如果细察原文本,则发现林道静的成长并非仅靠余永泽、卢嘉川、江华3人的推动,更有林红、徐辉、罗大方、许宁、李槐英、王晓燕、王鸿宾等一系列逐渐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启发与感动。林道静这个被老革命和先进知识分子点拨走向革命的女青年,事实上只是无数实例中的一个个例而已。老革命和先进知识分子点拨指导新青年成长,是当时小说的共同模式,并非只有针对女性才采用这种带有导师性质的模式。

类似对《青春之歌》的做法,女性主义者对当前小说的评论也常常将这种普遍的不分性别的范例指向对男权压迫的揭示和拒绝。例如,某些评论者在谈到林白小说的突破意义时候,这样说,“一句话,女性写作不再是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歌颂工农兵形象,为祖国建设服务,而是女性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的探询”[1]。从表面上看,林白小说似乎颠覆了建国以来小说的叙事模式,建立了新的文学样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细细回想,这个让文学摆脱政治的荣耀该属于林白一个人吗?这样的说法显然有一个隐指趋向:将一个所有文学都面对的问题和所有文学都需要突破的限制单独阐释为男性文学对女性文学的压迫。

再如,有女性主义批评家评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结尾一段女性自慰的文字,“这段对女性自身隐秘欲望的大胆描写,犹如地心深处的轰鸣,使处于正统地位的男权中心文化犹如遭到强烈地震般一时惊呆了……两性的欲望之门完全可以关闭,女性完全可以在没有男性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快乐,男性粗暴的进入远远没有女性自己的抚摸来得享受”[2]108。就这么一段女性对自身欲望的大胆描写,会使“男权中心文化犹如遭到强烈地震般一时惊呆了”。笔者把这段描写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除了觉得尺度大胆,言许多人之所不可言不敢言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更不用说什么“犹如遭到强烈地震般一时惊呆了”。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相信只要有过性经历的人都明白女性在性事中并不是没有感觉和欲望的。在传统男权时代,关于女性性感觉和性欲望的压制其实更多的是在公共话语的控制上,因为性总是与非理性相联系的一种相对具有弱点的感性行为,男性不允许男权家庭制度中属于自己“私有”的女性及其性感受暴露于公众,将自己的弱点展示于隐伏的理性世界的竞争对手。男性可能会在其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与地下情人或娼妓的性经历,却几乎不会在其他男性面前谈论自己与妻子的性事,就是源于这种心理。也许评论者所说的使“男权中心文化犹如遭到强烈地震般一时惊呆了”,其臆想对象是指一些封建时代“浅陋无知”的卫道士们。但是,那个时代其他非女性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言论同样也会使他们“惊呆了”的,如何可以跟男权中心文化扯上关系?而且,要考察作品的影响,理应将作品放置于其产生的时代来进行,而不能拿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文章来谈封建时代(至少是80年前)人看到它的感受。正如我们不能拿飞机的产生或者美国总统的竞选来谈论如果原始人看到了会惊讶到什么程度一样,这是无法实证也是没有意义的。至于说,这一段自慰的描写就可以说明男性粗暴的进入远远没有女性自己的抚摸来得快乐,不知道这用什么标准比较、和什么作品中的描写进行比较、用什么人的感受进行比较——完全又是一种为了拒绝而拒绝、为了战斗而战斗的意愿扩张了。

不仅如此,当女性主义写作的某些中坚作家因为其艺术上的局限性遭受评论家批评的时候,一些女性主义评论者对这些批评显示了一种不顾原则的袒护。有评论家在评点陈染的小说时提出,陈染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少,但经常只是在重复自己,“这些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人,没有变化,没有延伸,没有深化”[3]。从这一点来看,陈染的创作与个人化写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批评家对陈染个人化写作的一大特点和缺陷的评析,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然而,有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此回应:“如果能从早已习惯的‘文以载道’的模式中跳出来,换一副眼光,一副女权的而不是男权的,一副自我的而不是他人的,就会看出,女性主义小说的这种重复是有意的一唱三叹,因为他们力图摆脱的正是覆盖在女性叙事之上的主流叙事和男性叙事,她们不再寻求主流文坛的赞扬,甚至不再寻求认同,宁可走着绳索一样结成泥泞的小路。”[2]91对作家不能超越自己并且不断重复自己的批评与“文以载道”模式何干?而且与男权有什么关系?为了替陈染这位列席女性主义小说作家的同一阵线的人辩护,将其无奈的重复自己美化圣化作“一唱三叹”的“有意”的对男性的反抗,简直就是女基督再世一般——这与往年将诗人海子之死神化作“绝食的海子”一样,对评论者和被评论者都是没有益处的。

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中出现的这种拒绝男性的单向度性别取向,源头可以上溯至女权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伍尔夫。伍尔夫在《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男人对个人荣誉及其各种象征物的崇拜与争夺是父权制社会带来的弊病,最终只会让人类文明走向灭亡。这样的观点有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深刻性,但其弊病在于,只看到了竞争的负面影响,而且把这些负面影响直接归罪于父权制社会——男性。对荣誉的竞争是人类的天性,而且这种竞争也是必须的,激励制度促使人类不断超越自我、发展自我。如果取消了这些东西,那人类的唯一争夺也许只剩下金钱了——不知道这样的替代相比于原来的形式有什么优胜之处。而且,对荣誉的争夺是父权制的结果吗?女性对荣誉、财产的争夺和嫉妒一点儿也不比男性温和,以笔者观察,甚至可以说,更有甚者。再者,父权制社会也并非皆是竞争,也有合作、友谊、同情、爱等各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就人类社会而言,合作是主要的(如国家、道德、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等),竞争只是其中一面。世界大战并非永远在进行之中。

对毕其一生以孜孜思考女性的解放和两性间关系的伍尔夫而言,这种片面的理论显然不能使其得到满足的。于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保护人和番红花》中超越了自己早期的单向度性别模式,正式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伍尔夫认为,每个人体内有2个支配一切的力量,1个称为“男性的力量”,1个称为“女性的力量”,男性体内“男性的力量”比例较大,女性体内“女性的力量”比例较大,而“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4]121,就是这2种力量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时候,“一个作家是没有性别的”[5]132。作为掩埋压迫女性话语的男权制度是要被反对和被颠覆的。但是,如果这种反对和颠覆泛化为针对一切男性的单向度的盲目,那就不可取了。只有充分尊重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性别,采取一种客观的平等的态度来解析两性间的关系,才能够得到自己性别应该有的来自另一个性别的尊重。可以说,“对男权的审视,无论是他审还是自审都必须建立在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以唯我独尊的贵族化态度对待这种他审或者自审,都将会使对男权的批判归于失败”[6]。

二、拒绝母亲:对社会角色的非理性反对

伍尔夫的敏感、睿智、深刻和勇敢总是让我们可以在其作品中发现丰富的内容——也许得到赞赏、也许引发争论。伍尔夫竭力反对人类世界温柔善良的母亲角色,“不管何时,只要我在稿子上发现她翅膀的影子或光环的金辉,我就会拿起墨水瓶朝她砸过去”[7]90。如果不杀死这个母亲角色,这个角色就会反过来杀死“我”,“将我的心从我的作品里拔出”。从伍尔夫的这个论述开始,女权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对母亲角色的批判。女权主义者认为,疼爱儿女、操持家务的母亲进一步坐实了妇女处于无条件顺从的地位,她们越是任劳任怨,越是甘于做儿女们无名的垫脚石,就越成为父权制社会的帮凶。因为母亲的无名和牺牲,使得自己所在的性别一代一代地湮没于男性的统治之下。

奉西方女权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和批评,承继了西方女权主义对于母亲的批判。诗人翟永明在诗歌《母亲》中对母亲表达了抱怨,“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呵,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8]249-250。当作者变得沉默的时候,也就是隐喻了她被男权世界逐渐改造和同化,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母亲”却会表示对这种改造的欣喜,这就是父权制社会的帮凶。新写实派作家方方则继承了张爱玲《金锁记》的主题思想,在小说《风景》里塑造了一个心灵严重受创的母亲形象。当父亲毒打母亲以后,母亲就把这份残暴倾泻在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孩子们身上。并且,在父亲毒打孩子们的时候,母亲也积极充当了父亲的帮凶。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更是塑造了一个比前者凶残的母亲形象。生活的异常艰辛消磨了这个母亲的全部精力,她对子女们施行的是一种参照父权统治而培养成的暴戾恣肆。讽刺与谩骂、肮脏的家居、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女儿的书中吐痰……种种令人失望的行为重构了母亲的形象。

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和作家如方方、池莉,特别是残雪,笔下出现的对母亲形象的解构欢呼雀跃,以为这种新的母亲形象颠覆了以往母亲“伟大宽厚”的光辉形象,层层剥离了父权制下母性的光芒。只是,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解构后的母亲形象是常态的吗?而且,这些解构似乎并不对母亲“伟大宽厚”的光辉形象造成怎样的损伤,因为整个世界欣赏眷念的,还是那个“伟大宽厚”的母亲——这样岂非说我们都深刻地喜欢父权制下的母亲?父权制对子女自然成长的压迫,历代都是被“弑”的对象,非只女性文学中才如此。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弑父主题作品,其实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扮演贤良神圣的角色,主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照拂下一代,这是人类的美德,也是生物界的美德。这种美德保证了生物界的发展和延续,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母亲的贤良宽厚没有错,错的是除了贤良宽厚就没有其他的品质个性。正如父母主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照拂下一代是没有错的,错的是除了无条件牺牲自己以外没有更多的自我关注。对贤妻良母的反对,可以说是对人类道德的反对。破除一个东西很快意,但是破除以后要如何建立新的模式,这是必须先要考虑并处理的命题。

反对母亲也反对自己成为母亲的伍尔夫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数次企图自杀。幸运的是,丈夫伦纳德赏识她的才华,对她悉心照顾、多加抚慰。但是,1941年伍尔夫最终还是投水自杀了。这是很精彩的人生。但是,这个世界上并非人人皆要成为作家,皆可以不承担家庭责任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和职业才是一生幸福的起点和保证。某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评论父权制文化“成为人们难以摆脱的历史积淀和思维定式,影响着世代的人们对女性的评判,以至于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不由自主地要受其影响,难以摆脱温柔善良、娴静贞洁的好女人,泼辣强悍、玩弄男人的坏女人和聪明能干却又温顺的才女模式”[2]245。其实,在这种说法中,把形容女性3个模式中的“女人”这个词换为“男人”也是同样适合的。人类对道德和人格的良好期望就是以和谐与美为标准的,品德不好的男人和女人在哪一个时代同样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因此,对母亲的拒绝也即对人的社会角色的非理性拒绝,也是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症结。近年来,作家张洁写出小说《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陈染写出散文《凡墙都是门》《沉默的左乳》等,都开始转回对母亲角色“伟大宽厚”的无限赞美,对母亲博大无私的爱表达了深深眷恋。这种回归是令人欣喜的、也是必然的。

三、局促的迷恋:性语言的过度张扬

伍尔夫在谈到文学传统中妇女视角匮乏时说道,英国文学中的各种女性形象,一直是由男性创造的。由此她呼唤女性自己动手写作,“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9]402。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则将妇女必须写自己的看法变为更加激进的“躯体写作”口号,提出“几乎关于女性的东西都还没有出现,还等待着女性自己来书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的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继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10]190。事实上,不仅仅女性,男性的性也是受压抑的没有得到书写的。埃莱娜·西苏在自己的文章中大声呼唤女性性冲动和性体验的突破和描写,似乎男性已经在文学中纵情抒发而女性则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区别性压抑,这明显是一种偏见。性作为人类的一种私密性行为,在文明社会中只能处于相对受限制的地位,历史上,纵欲的性开放只能导向整个文明的灭亡(如古罗马),而人类的心灵痛苦并不会因为性解放和性放纵得到解决。文学作品中,一定程度上的性书写符合人认识自我体验自我的需求,如果能够将性书写深化或升华为人类体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并与人复杂丰富的哲学思索相联系,的确可以出现精彩的、令人赞叹的作品。但是,如果这种性语言只是以暴露自我和倾泻欲望为最终旨归,并且对这种性语言迷恋到淹没整个外在世界的程度,那就是一个关于写作道德的问题了。假如性解放的结果如同伊壁鸠鲁一般在大街上公开做爱(现在某些号称躯体写作的性小说难道不是公开到几乎在大街上做爱一般了吗),那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当代女性主义写作中充满了张扬泛滥的性语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到卫慧、棉棉、木子美,从“一个人的战争”到“身体写作”,女性主义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性语言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现象和争论热潮。但是,阅读之余,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推动?戴锦华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商业化运作中,所谓的女性大胆写作,反而会造成“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11]204。这种怀疑是理智和及时的。因为有许多女性主义评论者对女性写作中的性语言迷恋发布了许多兴奋的言论,却迷陷于言说的快感,而未能较为冷静地看待性语言迷恋背后的危机与泡沫。这些评论者在回答对于女性写作中性语言迷恋的批评时,往往又一次陷入了单向度的男性拒绝模式中。例如,有一本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著作认为,“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只有贯注了治国方略、领悟了人生哲理、挥洒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才能被正史承认,才能流传下来……一部漫长的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男性话语史,或者说是一部父权话语史,在这部文学史中,个人的一切,身心的体验,寻找自我的迷惘、烦恼、痛苦等等统统没有立足之地,当然,更无须说女性的迷惘、痛苦和烦恼了”[2]71。当然,对国家民族有益、领悟了人生哲理、悲天悯人的作品是得到世界最广泛承认的最好的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流传下来的出名并且得到承认的关于个人身心体验的文字也不是没有,只是因为同类作品思想往往不够深刻、艺术性也不够强,而且自我性往往太强,接受范围有限,所以其数量远远比不上前一类宏大叙事的作品而已。中国有《诗经》《离骚》和大量古典诗词,西方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追忆似水年华》以及大量爱情诗歌,怎么能说这部文学史完全排斥了个人的体验?如果把这种“身心的体验”局限于性体验,中国的确是没有,西方《儿子与情人》《虹》等小说也不完全是。把更多关注人类共同话题的文学史贬抑为男性话语史和父权话语史,是偏颇和不切合实际的。

女性主义作家突破文学史而专注于重大命题的局限性,开拓女性的个体感悟和性体验书写空间,并非错误。但是,如果标举女性主义或者具有明显女性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都一窝蜂地拥入性体验的言说,那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应该不是什么好事。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中产阶级的女权过于关注自身精神的扩张,而没有给与下层妇女以更多实质的改变和帮助。一旦女性主义仅仅沦为少数中产阶级作家圈子中间的性体验张扬,而忽略了处于中国文化语境下最广大的下层妇女的切合实际的解放,这种女性主义势必成为文学的赘痈。女性主义文学能否得到真正的“女权”实现,“其临界线在于对人性坚守与否。讲到女性通过她们的性本能反抗男性,如果‘兽性’的张扬压倒了人性,那么显然越过了临界线而坠入虚妄之中。正如男性以其本能来征服女性、不能肯定一样,女性要用‘兽性’彻底打败男性,同样不能肯定”[12]。

四、错位的迷恋:同性恋与自恋

同性恋题材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热点之一。陈染的《空心人的诞生》《私人生活》《破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瓶中之水》,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都包含了相当成分的同性恋内容。但是,同性恋内容的描写不仅招来了社会的广泛质疑,甚至招致了某些同样为女性的作家的反感。某些女性作家(如张洁)在各种场合断然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明确地与前列作家划分了界限。

同性恋在英语中的几个称呼invert(倒错者)、pervert(变态者)、deviate(反常者)、pederast(恋童癖)、sodomist、sodomite(鸡奸者)、homosexual(同性恋者),都含有贬义的意思。对此,一些同性恋者愤愤不平。这正好从侧面标明了人类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普遍态度。同性恋,如同侵犯财产、诈骗、杀人等其他犯罪形式一样,侵犯了人类社会的稳定结构,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所以可以说,它是反自然、反人类的行为。虽然,由于其私密性和小范围指向性,在越来越趋向自由和宽容的现代社会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容忍。但是,对其津津乐道、大肆宣扬甚而捕风捉影地进行承载意义附会,就有可能不断扩大这种非自然的行为,进而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产生不可估量也不可修复的损害。这是一种也许可以小范围存在但不宜要求公众指认的行为。然而当代女性主义写作和批评恰恰对此兴趣盎然。

在国内各种女性主义著作中,经常不辞劳苦地引用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地处于原始部落的同性恋例子来论证其合法性。但这种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我们能引用古今中外业已发生的杀人例子来论证杀人的合法性吗?或者对女性主义者更敏感的是,我们能够引用古今中外父权制度存在的现实来论述现代父权制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吗?更何况,这些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同性恋例子只是小概率事件,以小概率事件来论证此事件存在的合理性是靠不住的逻辑。

已经有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注意到同性恋对女性主义的损害,“即使所有的女性都是同性恋了,男权中心文化也不会消失,男性霸权也不会崩溃,女性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因为,异性恋并不是女性受压抑的唯一根源,男性也不是女性的死对头”[2]196。把“个人的、自发的、经验的东西推向极端,好像这些东西就能提供足够的政治策略,它以同一般的反知识主义相差无几的方式反对‘理论’”[13]127,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从男权中心文化的圈子跳到同性恋的圈子,在反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同时制造了一个女权文化中心”[2]196,最终踏进另外一个深渊。

女性对男性的拒绝是导向同性恋的根本原因,而同性恋的被压抑和不能实现,往往导向自恋。放眼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无论是陈染的《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还是翟永明的“女性自白诗”、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系列诗,都充满了许多女性自我欣赏的文字。在这些女性主义作家的文字中,镜子和浴室成为2个叙事频率最高的词语。在其笔下的女性,常常就在这2个叙事语词中间向外界透露出了自赏自爱的封闭世界。这种自恋和自我封闭显然引起许多批评家的注意。有批评家指出,自恋会使女性不断自我角色化,不断追求把自己变成一个艺术品,“她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孤独者,受苦受难的幻觉与日俱增地折磨着她”[14]167-168。自恋“那种爱毒化了她们的诚意,限制了自己,降低她们的才干”[15]425,几乎从女性主义文学开始发展的时候,一些眼光锐利的评论者就看出了女性陷于自恋和封闭境地对女性主义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然而,由于自恋和封闭自我所具有的强大诱惑力——病态的自我中心感总是伴随着一定的艺术憔悴感,而这种艺术憔悴感所营造的自我孤独和幻灭情绪激荡着写作人的心怀,往往让其欲罢不能。林白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的沙街女人经常被看作比较典型的自恋者。从小说的叙述缝隙中可以看出,沙街女人是被一场失败的爱情放逐到沙街来的。在男性世界受到的伤害使她选择了对男性世界的拒绝。她的封闭只能导向自恋或者畸形恋。对异性的爱情得不到,最终移情于一只名叫吉的狗身上。由拒绝而封闭,再由自恋导致的人兽之恋,让人错愕。人类的性,不管如何书写、解释,也只有男性与女性的结合才是最符合自然与人的生理结构的方式。如果过分强调女性的自恋和女同性恋,那必然滑入非自然的性错乱。对性错乱的津津乐道与固执己见,则明显是对人类繁衍方式和生理结构的背叛,也许最终只能导向拒绝人类的境地。

五、结语

女权主义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下了女权主义的第一部著作《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从这以后的200年,女权主义发展迅速,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露丝·伊利加莱的“女性潜系”与“女人的表达”、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等,都是直接指向解构男性霸权的重要理论。但是,女权主义的误区在于,许多人认为女权主义只发展200多年,因而女权的理论发展远远不够,还需要激进、再激进。由此产生了激进派女权主义,将女权主义推向了反对男性的极端。但是,如同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非自然科学学科一样,一味地激进并不是最好的发展,将机械的现代性思维导向对现代性自身的反思也许才能真正让一种理论走向深刻。最好的发展,是将女权要求平等和展示自我的具体理论付诸实践,而非一心为了激进而激进,从而落入机械进化论的窠臼。

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更是如此。作为艺术品及其批评,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首要的特性应该是“人的文学”的特性,其次才是女性主义的各种特点和价值追求。一个纯粹的男性或者女性的脑子,是不足以支撑起伟大的创作的,“任何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艺术家是或多或少的双性人”[4]121。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引发的争论及其兴衰,与其自身的几个症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幸运的是,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已经在逐渐探索走出自身困境的方式,出现了一批直击底层的叙事作品,进一步深化、开拓了对底层女性的关注。也许这样的关注正是女性主义文学走出自恋和封闭的一个座标。女性主义批评自新世纪以来,逐渐由两性敌对与性迷恋转为理性的两性和谐。无论是刘思谦、乔以钢、林丹娅、任一鸣、李玲等女性主义批评者对两性和谐的理性认知,还是叶舒宪、林树明、万蓬子等倡导的“性别诗学”,都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放置于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加以审察,呼吁两性的平等对话与和谐,“避免对性别视角的过度阐释”[16]。这样的努力也许会让我们窥见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不远的兴盛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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