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璐

计算机科学将算法定义为对特定问题求解步骤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能在有限时间内将输入转化为所要求输出的计算步骤序列[1]。 如今算法已凭借技术优势广泛应用于社交媒体，深刻地融入了公共领域，影响公共议题的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共话题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和过滤才会呈现在公众面前，在算法的应用下，这个过程被极大限度地简化，由于线下公众转变为线上用户，信息到达率相较之前得到显著提高，同时算法也带来了舆情监测的新方法，提高了舆论治理水平。但是在算法改变传播格局的同时，也重塑了公共舆论场域，带来了潜在隐患，需要进行合理有效地引导。本文在分析算法应用下的公共舆论生态的转向与隐患表征的基础上，思考引导之策。

一、算法应用下的公共舆论生态转向

（一）舆论主体数据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总体是指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和记忆、绝大部分使用共同的文字体系进行交往、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历的舆论环境的主体[2]。在技术介入后的智能媒体时代，受众经历了从大众到用户的演变，在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广泛应用下，用户的信息与数据收集渠道不断拓宽。通过算法平台可以将不同形式的网络文本的内容纳入信息收集范围，公众的情感、认知、行为等过去难以直接测量的信息都能通过智能感知、网络足迹、语言分析等手段被数据化，至此实体公众被抽象为一系列的数据，舆论主体出现了从现实公众到数字公众的转向。与传统公众相比，数字公众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他们随讨论事件的生成、演化、消亡而建立、发展、解散[3]。

（二）舆论演化复杂化

算法分发技术的应用使公共议题和相关信息从用户自行搜索模式转向平台推荐模式。商业媒体平台一方面运用算法计算话题点击率直接将热点事件进行排列，方便用户获得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绘制用户画像和收集历史访问数据，整合用户关注的事件发展信息进行后续的定向推送。在这种模式下，公共事件第一时间呈现在用户面前，随后以话题为单位进行传播，传统媒体与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公共舆论领域的影响力和引导力被削弱。在社交媒体上，公众成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表个人言论，借助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这些个人意见都有可能被推送给其他人，引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在互联网的普及下越来越多的用户涌入平台并表达诉求，主体的多元性和隐匿性使得舆论演化过程更加复杂化。

（三）舆论信息可操控化

互联网的虚拟属性增加了网络平台的监管难度，因此可能会导致算法技术成为不中立的工具，成为隐匿在平台下的资本或权力博弈的工具。在社交媒体上，算法可以通过即时监测组织内容的呈现，可以有计划地将资本想要传播的内容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促使公众进行观点的交流与辩论，甚至发展为谩骂，博弈双方通过这个过程干扰公共话题的正确讨论，进而操控舆论，在社交媒体上形成舆论“奇观”。由于在传播过程中，事件的相关主体因为利益故意引导、信息未经核实急于发布、公众不能及时辨别舆论的真伪等因素，受众被“操控”为舆论参与者，发表的意见也不全然是客观真实的民意。

二、算法应用下的公共舆论隐患

（一）消解舆论公共性

一方面，算法通过用户画像和历史数据，为用户推送同质性信息，过滤异质性信息，不断强化用户作为公众固有的观念和认知。用户不断接收同质性信息的过程，也是寻找和认识意见同盟的过程，算法通过这个过程将用户圈层化，用户组成了一个个意见和情感相似的趣缘群体，群体共有性的扩张会对舆论的公共性造成威胁[4]。另一方面，商业媒体平台中过度的权力介入与资本渗透，使算法并不全然是客观的存在，被赋予了人的价值观，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推送的议题和信息是否符合其利益成为价值取向之一，这种取向甚至超越议题和新闻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舆论的功能与公共性。

（二）导致舆论话题失衡

一方面，算法产生了舆论假象。新技术导致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和蔓延，信息的流动性、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舆论真实环境和虚假信息的边界被混淆，使舆论格局虚实难辨[5]。社交媒体的发展使线下熟人网络逐渐向线上渗透。在舆论表达中，个体为了避免被孤立，就会倾向于发表与群体相一致的意见和看法，沉默的螺旋效应造成了舆论假象；个体也会为了吸引关注度，刻意发表与群体意见相异的观点，产生反沉默的螺旋效应，使舆论真假难辨。另一方面，算法导致了议题关注度的不均衡。在传统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和专业新闻工作者是信息传播的“把关人”，智媒时代这一模式发生变化，媒体“把关人”的权力下放至公众自身后又被算法把控，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被削弱，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名存实亡，算法很容易造成用户“幸福地被操纵”以及“向下的沉沦”[6]，用娱乐性事件或娱乐性表达遮蔽公共民生等政治类议题的传播与表达。

（三）造成舆论场“撕裂”与“极化”

后真相时代，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复以往，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又提升了个体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由于追求点击率等流量或利益，个体会为追求成为意见领袖而发表夺人眼球的猎奇性观点，从而导致针对同一事件有多种不同看法的现象发生。算法加剧了网民的圈层化，强化了信息茧房的存在，突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与价值立场的差异。在个体观点表达过程中，个体企图寻找意见同盟以维护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意见同盟为争夺和捍卫自己意见的合理性而排斥其他群体意见，导致了群体的“极化”现象。虚实难辨的信息和非理性的表达使意见不同的群体间趋同难度加大，不同群体为了争夺话语权、获得流量等多重目的，可能会出现夸大事实细节、杜撰事件信息、群体间互相诋毁、谩骂等非理性的表达行为，表现出反引导的排斥心理。圈层与圈层的互动、圈层内个体间的互动，产生回音壁效应扰乱公共舆论秩序，使共同认知形成的难度不断扩大，造成舆论场的“撕裂”现象。

三、算法应用下的舆论生态引导

技术介入后，多元的舆论主体、过载的舆论信息、复杂的舆论环境给舆论引导带来了挑战，数字化、去中心化、无边界性的信息传播发酵，以及涟漪效应下次生舆论的扩散，在公共事件尚未得到证实时就已激发了网络公众的表达[7]，导致公共事件的反转现象频繁出现，引发公共舆论的失序，因此应对算法应用下的新型公共舆论生态进行引导。

宏观上，强化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在互联网和智能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的信息透明度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同时官方的主体性地位和影响力也受到了一定冲击。在算法的技术属性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下，社交媒体对个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日益超过了传统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为了流量娱乐化严肃公共事件，以及为了利益故意错误引导民意表达的现象。因此，传统主流媒体应借助智能媒体与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8]，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商业平台，平衡娱乐性话题和公共民生话题的表达。

中观上，强化对算法和平台的监管。为保证算法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预期结果的正当性，相关部门已经在努力探索监管模式，不断出台法律明确算法技术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完善监管制度，提升监管力度。但由于算法的特殊性，在责任主体方面难以把控，容易造成追责难的窘境，因此需要在适应技术特点的基础上，继续调整和完善监管方式，推进动态规制。同时还需要加强平台的行业自律，行业应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强调算法应用的公共伦理，强调谨慎而无偏见地搜集和分析信息，在算法追求效率的同时强调正确的价值观，平衡技术和资本裹挟的算法价值观偏向和异化，约束商业技术平台保持中立，坚守专业底线与价值，继续优化算法，探索用算法来促进具有公共性的内容生产，拒绝使算法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

微观上，加强算法工作者与公众的算法素养教育。算法素养是媒介素养在算法应用下的衍生物，是有效且正当地发现、评估和使用信息和数据的意识和能力[9]。算法素养的主体不仅是算法的使用者，算法的从业者也至关重要。算法开发者在进行算法的开发时应遵守行业标准和伦理规范，应用算法的平台方应肩负社会责任，守住道德底线，合理运用算法打造优质、公平的媒体平台。算法使用者要了解算法的利弊，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养成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与各种类型的算法共存的过程中，逐渐学会驾驭算法，学会在算法社会中保持人的尊严与价值[10]，规范自己在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行为。

结语

在新技术与社会发展构成的公共领域中，每一次互动都发生在那些“已知”之间，技术对每个人都有很深入的了解，而普通的公众却没有机会和渠道去获得这些信息，这种信息环境中的生态构成是不平等的。因此，在当下，人与技术的平衡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议题。在信息传播领域，不应为了追求利益扰乱舆论秩序，也不能为了博弈忽视舆论公共性，是平台、从业者和受众应遵循的原则。在技术加码后的“众声狂欢”的舆论场中，如何做好二者的平衡，规避隐患，还需更多的社会主体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