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淦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这首短短的五言绝句被收入《全唐诗》第4卷，作者李昂。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从诗中的“辇路”“上林”“侍臣”等词语中看出：作者一定大有来头！果然不错，这李昂正是庙号“文宗”的晚唐皇帝，原诗本来大概并没有题目，编纂者给随手加了个《宫中题》。那么，阳春草长花开，宫中风景如画，凭高望远的一国之君，究竟有什么“何限”之“意”，连侍臣们也难以理解呢？

说来话长。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十七岁的李昂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此时的大唐王朝早已盛极而衰：外有藩镇割据，内有朋党之争，尤其是宦官勢力的迅速膨胀，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东汉与之后的明朝。李昂的祖父唐宪宗李纯、哥哥唐敬宗李湛都死于宦官之手。李昂的父亲唐穆宗李恒及李昂自己，都是宦官所立。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专制皇权。

平心而论，唐文宗李昂初即大宝，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意思。他一改前朝的奢华风气，放出内廷宫女三千人，裁撤教坊乐官、翰林待诏等冗官冗员一千二百七十人。他又勤于政事，恭俭儒雅，听政之暇，则博览群书，曾经对左右侍臣说：倘若不甲夜处理政事，乙夜看书学习，则“何以为人君”！果然新朝新气象，于是“士民相庆”（《旧唐书·文宗纪上》），都希望能在这个新皇帝的率领下，大家共同进入一个期盼已久的太平盛世。

然而，李昂在性格上有两个很大的缺陷：一是优柔寡断，往往一件事和臣下们商议已定，他自己却突然改变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无所适从，致使臣下无法正确了解他的意图，无法放开手脚做事。二是不能识人，为铲除权宦，起用一度投靠宦官集团的奸险小人李训、郑注等，虽然也处死了权宦王守澄、韦元素、陈弘志等，沉重地打击了宦官集团，却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行动，企图一举全歼以神策军中尉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终于酿成一场惨祸。由于唐文宗李昂虽“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旧唐书·文宗纪下》），非但没能成为中兴唐室的贤明帝王，反而变成任权宦欺凌摆布的庸懦君主。

太和九年（835），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结合，诛除宦官集团。他们以左金吾卫仗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前往观看，乘机图谋诛杀，却以所伏甲兵暴露而失败。仇士良等劫持唐文宗回宫，然后矫诏捕杀李训，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仇士良又大肆诛戮朝臣，长安城内一片腥风血雨，宰相舒元舆、王涯等千余人死于非命。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血淋淋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被仇士良软禁，国家政事皆由宦官集团操纵，文宗对此一筹莫展，只是饮酒求醉，赋诗遣愁，岂止成了傀儡，简直形同囚徒。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所载：唐文宗痛恨仇士良，却又无可奈何。有时候于后苑登临游玩，即使宫廷百戏陈列于前，也不能使他稍微舒展一下眉头；却常常见他瞪着眼睛，独个儿自言自语，左右侍从哪敢上前询问。开篇那首五言绝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开成五年（840）正月，抑郁成疾的唐文宗李昂一病而逝，年仅31岁。两个月前的开成四年十一月，他最后一次上朝，退朝时在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陪伴，赐酒问他：“朕能够与前代哪一位君主相比？”周墀答道：“天下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主啊。”文宗叹道：“朕怎么敢与尧、舜相比。之所以问你，是想知道朕比起周赧王、汉献帝来怎么样啊。”周墀大惊道：“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君，怎么能与陛下的圣德相提并论呢？”文宗神色凄然地说：“周赧王受制于诸侯强秦，汉献帝受制于权臣曹操，如今朕却受制于家奴。从这一点来说，朕还比不上周赧王与汉献帝啊！”话刚说完，已泪湿襟裳，周墀也伏地痛哭不止。从那以后，文宗一病不起，再也不能坐朝接见群臣了。

有唐一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之长官及同平章事，都称宰相，共同执掌机要。在甘露之变中，唐文宗预知其事，李训、郑注是主谋。另外两个宰相呢，舒元舆确实参与其中，而七十多岁的王涯却不知情，被仇士良屈打成招——当然，自顾不暇的唐文宗根本就救不了他们。倒是他们两个亲戚的遭遇，颇耐人寻味。

王涯有个“再从弟”——即远房兄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既老又穷。听说王涯当了宰相，便骑着一头蹇驴，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希望能够求得一官半职，哪怕像簿、尉一样的小吏也行。王涯哪里将他看在眼里，根本就不予接待，王沐无奈，只得租了间房子住下。留在长安两年，才算见了王涯一面，却又对他十分冷淡。后来，王沐大概是博得了王涯所喜爱的一个家奴的同情，代向王涯求情，王涯才答应给他一个卑微的小官。从那以后，王沐就早早晚晚地候在王涯门下，希望能获得一个正式的任命。及至甘露事变，仇士良派士兵收捕王涯家属，王沐正在王涯私宅，一问是其族人，于是与王家的亲属一起，被腰斩于长安城西南一隅的独柳树下。

舒元舆有个远房侄儿，名叫舒守谦，聪明而又机灵，很受舒元舆喜爱，被留在家中一年多，饮食起居都很丰厚，待他犹如嫡亲侄儿一样。由于舒元舆的推荐，舒守谦还当上了秘书郎一职。舒元舆入阁拜相后，又承诺找机会弄个既清闲、俸禄又丰厚的官儿给他当当。舒守谦自然喜不自胜。哪知有一天，舒元舆突然因为一件小事——而且并非舒守谦的过错，对舒守谦大发脾气。无论舒守谦如何解释，都不行，甚至每天大清早就拜伏于卧室外谢罪，舒元舆也不肯见他，而且日日让管家对他严加谴责。舒府的那些僮仆们也都势利得很，迎合主人的态度，对他大翻白眼。舒守谦心中不安，就写了一封辞别信，请管家代转，说是准备回江南老家。舒元舆一点也不挽留。舒守谦无奈，第二天便收拾行装，离开了舒家。出了长安城，还不住地唉声叹气，想起叔叔以前对自己的恩宠，实在难以割舍，驻马回望，泪下如雨。直到天黑，才抵达离城不远的昭应镇，忽然听到从长安过来的人们纷纷议论说：京城发生大变故了，神策军围住舒宰相的宅第，将其一门老小、不论亲疏，一并捕捉杀害，连幼童也未能幸免。舒守谦连呼“侥幸”——如果迟走一步，此刻不也成了刀下之鬼吗？

或许有人会说：莫非舒元舆因参与谋划甘露之变，怕连累了舒守谦，才故意与他闹翻，让他离开是非之地？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甘露之变，舒元舆与王涯都被灭了族。舒元舆的弟弟元褒、元肱、元迥，同时为官，除舒元褒早卒外，其余全被杀害。他既然如此关照一个远房侄儿，为什么不设法让亲弟弟远逃避祸？史称舒元舆性情“诡激，乘险蹈利”（《旧唐书·舒元舆传》），他阿附李训、郑注，凡是被这两个人所嫉恶的大臣，他都不辨是非地加以弹劾，因此才当上了宰相。那王涯呢，虽然并未参与甘露之谋，是被宦官冤杀的，然而其在位时贪赃枉法，刻剥平民，百姓恨之入骨。临刑时，观看者中一片诟骂之声，不少人还“投瓦砾以击之”《旧唐书·王涯传》），其贪污所得的巨额家财则被神策军士卒及市民们趁乱搬取，竟然搬了一整天还没能搬完。

如此看来，舒守谦能够逃脱这场杀身之祸，实在是侥幸；而王沐因硬捱进去而为甘露之变增加了一个冤魂，只能说是倒霉了。二人之不同遭遇，不知能否给百计钻营、汲汲于功名利禄者一声棒喝？

最后简单说说甘露之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781-843）是循州（今广东惠州）人，顺宗时入宫服侍太子李纯（唐宪宗）。李纯即位后仇士良颇有升迁，元和、太和年间，历任监军、内外五访使等职，所至之处，勒索地方供应，“暴甚寇盗”（《新唐书·宦者传上》）。李训和郑注为对付王守澄，提拔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不料除掉王守澄后，掌控了御林禁军的仇士良尤为骄横难制，犹如引虎驱狼，宦官集团依然权势熏天。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气焰尤盛，竟然敢于当着大臣的面，指着唐文宗李昂的鼻子数落其“过失”，而文宗皇帝呢，唯有“俯首”忍受而已。仇士良一度还想废掉文宗，迫于藩镇将领的压力与朝中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文宗死后，仇士良又拥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做了皇帝，这就是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虽然是宦官所立，却颇有作为。即位之初，他表面上不得不对仇士良表示尊崇，实际上对宦官专权干政也厌恶至极。他勇于决断，大胆提拔才俊之士，重用宰相李德裕等，逐步抑制宦官集团，使朝纲颇有起色；他又出兵收复昭义镇，制止东方节度使扩大割据的行动，重振了朝廷的权威。仇士良等宦官渐渐失势，他怎肯甘心，便散播流言，妄图挑唆神策军闹事。在这紧要关头，武宗卻果断地出抚众军，使谣言不攻自破，军心也得以稳定。仇士良惶惑不安，过不多久，便推托有病，请求辞去神策军中尉等职。武宗顺水推舟，让他当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内侍监”。仇士良又苦苦哀求回家养老，武宗又应允了。顺便说一句，仇士良虽然是个宦官，却既有妻室，又有子女。唐顺宗李诵在位仅一年（805），仇士良于那一年入宫，其时已经25岁了，或许，他在入宫“净身”之前，便已娶了妻室并生育了儿女？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仇士良离开了皇宫。宫中的那些宦官们将他送至家中，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讲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皇帝万万不可让他有闲暇，因为有了闲暇他必定要看书，看了书知道了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就会心怀忧惧，就会接见儒臣，见了儒臣又会纳谏。这样一来，他必然智虑深远，并逐渐减少戏耍游乐的次数与时间。于是我们这些人就会被他疏远，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实权了。为你们大家着想，不如广殖财货，盛设飞鹰走马，每天以击毬打猎等声色犬马蛊惑其心，务须极尽奢侈靡费，让其沉迷于其中，快乐无比而不愿止歇。这样一来，他必然会排斥饱学之士，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也茫茫然一无所知。那么，各种政务必然为我掌握，恩威也会自我而出，国家大权不就落入我们这些人手中了么？”众宦官都感激地再三拜谢。确实，仇士良在宫中掌权二十年，前后杀掉二王、一妃、四宰相，其玩弄权术之高明手段，简直是炉火纯青了。

然而，捣鬼有术，亦有效，却毕竟有限。仇士良回家后没过多久就病死了，与舒守谦一样，侥幸得很。因为第二年六月，离他告老回家刚一年，就有宦官告发其罪恶——是不是受他“教育”的宦官之一，或者是不是受唐武宗暗示，都不得而知，只知道唐武宗迅速采取措施，雷厉风行地抄了他的家。仇士良如果还活着，会不会脑袋搬家，就难说得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