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1902.1.19-1979.9.7)，祖籍福建闽侯，著名化学教育家、物理化学及胶体化学家，是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赴美留学，于1928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继续留美开始安稳生活还是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并为之服务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此后半个世纪，他始终心怀一片赤诚，将毕生的心血和大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华。在77年人生历程中，傅先生饱经磨难但爱国爱党之心始终不渝，以忘我的奉献诠释了家国大爱。值此先生12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谨以此文重忆傅鹰先生，致敬先生的赤子情怀。

(一) 帝国没落国失怙，鞭恻黎民风骨

公元1902年1月19日，即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十一月初十，清政府外务部官员傅仰贤喜获麟儿，取名傅承仁，字肖鸿。后来改名为傅鹰。这一天是在八国联军炮火中仓惶“西巡”一年零5个月的慈禧刚刚从西安回到北京的第11天，也是慈禧第一次撤帘露面，公开召见驻华使节的第2天。傅仰贤之父曾任清朝道台。大概是官宦家庭的见闻与自己职务经历的缘故，傅仰贤对当时清廷的腐败与面对列强的软弱有着切肤之痛，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如雄鹰一样成为天空的王者，扬国威于牧野，逐豺狼远中华。但对于清王朝而言，这一切都来不及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无力调动北洋军，被迫将军政大权交予袁世凯。在反清势力的拉拢与海外华侨的拥戴下，袁世凯临阵倒戈，以逼清帝退位的方式换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傅仰贤开始在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馆工作，曾任伯力领事，后奉调成为北洋政府驻列宁格勒最后一任总领事。

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傅仰贤思想开明，十分重视子女的中西文化教育。傅鹰为家中长子，有一弟两妹。弟傅承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两个妹妹均于30年代大学毕业，后都事业有成。傅鹰幼时，家里为兄弟姊妹4人请了私塾先生，教他们读《四书》、《五经》；还另聘家庭教师，教授数学和英语。难能可贵的是，傅仰贤虽然身为旧官吏，但多年同列强打交道的屈辱经历却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年幼的傅鹰常常听到父亲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父亲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的无奈神情深深地烙在少年傅鹰的脑海。宣统三年(1911年)，9岁的傅鹰到上海，看到公园牌子上赫然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些文字犹如一记羞辱的耳光，打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童年的傅鹰也概莫能外。以至于多年以后傅鹰谈及自己决心回国为新中国效力时，依然反复提起这些记忆。这种灵魂的疼痛与父亲的无奈一起，成了他后来为中国的尊严发奋图强、忘却自我、以一颗赤子之心坦然面对一场场政治风雨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二) 男儿发奋著传奇，翘楚冠绝中西

1916年，傅鹰进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少年时的傅鹰并不知道如何才能救中国。那时的他热爱足球和游泳，兴趣全在体育运动上，学习成绩经常刚刚及格。为此，父亲经常教训傅鹰，“为人应能自立，不能只靠父兄余荫。”但良好的家庭教育给傅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他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成绩飞速提高。1919年，傅鹰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这一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搅动了整个中国，加之《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影响，傅鹰从此发奋苦读，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是如何发奋的呢？在成为北大教授后，傅鹰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上学时，第一次做的一个实验，别人乖巧地用两天就做出来了，可我用两礼拜才做完。我到底把那个最难掌握的小玻璃泡(做测定分子量的实验所需的)吹法儿掌握了，要吹大就吹大，要吹小就吹小，厚薄随我意。当时我在做的时候，同学们都认为我很笨。可是后来他们需要小泡向我要时，就不觉得我笨了。”

1922年，傅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名额，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初到美国，傅鹰半工半读，在寒暑假里做工，补贴生活。很多美国同学瞧不起这个矮墩墩的中国留学生，讥笑说中国人是“低能儿”。当傅鹰去物料科领药品时，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这个“低能儿”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常常只带了点面包和咖啡，钻进实验室里两三天不出来，困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夜以继日地做实验。这只是他们看得见的，他们没看见的还有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里傅鹰创下的记录。1930年，吴大猷先生初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发现他所借阅的每本书的借书卡片上，几乎都有傅鹰先生的签名。他因此戏称：自己“最早认识傅鹰先生是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片上”。因此，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这个美国同学眼中的“低能儿”所有成绩都名列前茅。这时，他们不由得赞叹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大声说：“Fu! Fu! Fu!”(Fu即傅鹰)。

在导师巴特尔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傅鹰在当时的新兴领域——胶体化学王国里刻苦钻研，主攻表面现象和吸附作用。当时，关于吸附有一个著名的“Traube规则”，即“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长的增加而增加”，被胶体化学界奉为圭臬。傅鹰却没有简单地人云亦云。他通过实验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溶质的吸附量随碳氢链长度的增加反而减少！”这一截然相反的发现震动了美国化学界。至此，关于溶质在溶液中吸附的完整规律被全面揭示出来，成为胶体化学教科书中的经典。美国同学从此对他刮目相看。1928年，傅鹰以令人震撼的研究结果和优异成绩获得密歇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对国际胶体科学研究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第一人。

(三) 归来重整旧山河，知音协奏离歌

傅鹰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的努力和成绩，不仅折服了曾经傲慢的美国同学，也为自己赢得了一生的伴侣兼知己——年轻有为的学妹张锦。

张锦为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次女，1910年阴历2月22日出生于广西桂林，母纪钜淑及祖母纪氏均为清朝乾隆大学士纪晓岚的后人。张锦自幼酷爱读书，1926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27年考取清华首届女生官费留美资格，进入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学习，被分配到傅鹰所在的实验室。作为名门闺秀，父亲希望女儿只要学点女工，嫁个乘龙快婿便可享一生清福。但张锦却希望自己像哥哥张锐和男同学那样去留洋，学习科学，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因此，张锦刚到美国就非常用功，连星期天都扎在实验室里。出身豪门的张锦自幼养成一种矜持的态度，对男同学格外冷淡，迎面碰上也熟视无睹，更别提说话了。对于同在一个实验室里的傅鹰，她也只是点一下头。因此，张锦来到实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傅鹰对她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局面。

一天，张锦在做实验时，不慎把一瓶水银碰倒了，水银珠像荷叶上晶莹的露珠一样洒满了实验室地面。由于水银极易蒸发，其蒸气对人体毒害非常大，张锦不禁紧张地发出“啊呦”的叫声。同在实验室的傅鹰见状，连忙跑过去，娴熟地用滤纸作勺把地上的水银珠一粒粒舀起，倒回瓶里。最后在地上撒了硫磺粉，以使漏失的水银生成不易挥发的硫化汞。张锦望着累得额头上满是汗珠的傅鹰，心中非常感动，终于第一次开口，说了声“谢谢”。傅鹰没有料到，自己这一看似平常的举动，竟然在张锦心中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涟漪，让她很快地爱上了自己。直到此时，傅鹰才知道张锦的名字及家世。此时，张锦的哥哥张锐也在美国留学。张锐在张锦来美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傅鹰，很喜欢这个正直勤奋的朋友。当他知道妹妹爱上傅鹰后，非常高兴。从此，这对结缘于科学王国的神仙眷侣始终齐眉举案，相知相伴，携手同赴岁月的艰难与坎坷。

1928年，导师巴特尔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宣读了傅鹰的博士论文，得到同行的极高评价，也马上引起了一家著名化学公司的注意，他们当即派人高薪聘请傅鹰到公司工作，条件只有一个——长期在那里工作。

此时，傅鹰与张锦恋爱不到一年，但彼此早已将对方视为一生的伴侣。面对这样的大事，傅鹰前来与张锦商量。18岁的张锦说：“我们花了中国很多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如果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一个出身豪门的大家闺秀能有如此宽广的格局和正直高尚的品格，对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祖国如此挚爱，令傅鹰感佩不已。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家公司。

在密歇根大学进行一年博士后研究后，国内的东北大学向傅鹰发出了回国任教的邀请。于是，1929年夏，傅鹰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在航行于太平洋的轮船上，傅鹰心中既憧憬着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中国，又满怀对恋人深深的思念，遂即兴填词“满江红”，以“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书赠尚留美继续学业的张锦。

(四) 辗转关山任教行，布衣名动山城

1929年秋，傅鹰如约来到东北大学，任教授。但那时，国内的局势与列强入侵之时不相上下。军阀纷争不休，中华大地硝烟四起。东北在历经张作霖死于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之后，其长子张学良于1928年4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那时，以张学良为名誉校长的东北大学广揽贤才，一时间，云集了梁思成、陈植、徐宗涑、蔡方荫、刘崇乐、陈雪屏等著名学者。但由于日本虎视眈眈，东北局势越来越紧张，一些学者先后离开。1930年，傅鹰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31年加入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在那里，傅鹰一人分别讲授三个年级的无机、分析和物理化学，并指导学生研究活性炭的制备和吸附性能。同仁任之恭、王淦昌教授回忆说，傅鹰与老舍、王恒守、江腾汉、王实秋、童第周等各学科专家齐名，已是那时的“学界之彦”和“已负盛名”的教授了。三年之后(1934年)，重庆大学刚刚建立，亟需人才。傅鹰先生毫不犹豫地放弃在青岛的一切，远赴重庆。刚刚建立的重庆大学科研条件极为有限，傅鹰先生在授课的同时因地制宜地从物化和胶化的角度开展桐油变干机制研究。1935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并完成一年博士后研究的张锦回到北京，与傅鹰完婚。傅鹰又说服新婚妻子放弃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职，来到更需要人才的重庆大学。1937年，傅鹰先生在重庆大学创立化工系，组建了强有力的化工系班子，任系主任兼教授物理化学。曾是清华和麻省理工学院高材生的孙增爵教授主讲化工原理，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回国的彭蜀麟教授主讲工业化学。这在那时的中国是难得的整齐班子。只可惜由于非学术原因没能继续下去。孙增爵先生后来在抗战时期主持重庆动力油料厂研究室，为我国石油和石化工业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

在山城，夫妇二人悉心执教，过着俭朴的生活。那时，夫妇二人的工资为每月760大洋，属于高薪阶层。但张锦只买一匹黑布，裁成长袖黑布长衫，冬天二人各一件；一匹蓝布，裁成短袖蓝布长衫给自己夏天穿用。他们如此俭朴的穿着，一次差一点被误认为是学校的工友。因此，二人被誉为“一对布衣教授”。就是这样一对儿布衣教授，每月的薪水除了留出基本生活费用，给天津父母寄去一笔，其余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在抗日前线奋勇杀敌的将士。

(五) 育才厦大拒合污，二度赴美徐图

在重庆，傅鹰与张锦这对儿布衣教授，也被称为“怪癖的教授”。因为他们除了上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演讲、游行活动之外，终日闭户不出，发奋攻读，不参与当时社会名流的种种活动。傅鹰后来回忆说：“学校里充满了派系斗争，几年中我极力避免加入这种斗争，只尽我的力量将书教好。因为那时我还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天真想法，而不晓得政治不上轨道的情况下，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38年，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访问重庆大学。因为对傅鹰的学识和品格极为欣赏，萨本栋力邀傅鹰到厦门大学任教。对重庆大学当时的环境颇为失望的傅鹰接受了邀请，于1938年秋南下到闽西山区长汀的厦门大学执教，主讲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在厦门大学，由于萨本栋校长的支持，傅鹰如鱼得水，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在此期间，“他创新化学学科知识体系，培养青年教师，让厦门大学化学学科走到全国前列。”他使用的《大学普通化学讲义》后来被列入厦门大学百年学术论著选刊。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一年的蔡启瑞被指派给傅鹰先生当助教。当蔡启瑞希望进一步自修物理化学时，傅鹰先生为他推荐了美国加州大学Lewis教授著的“Chemical Principles”。这是一本极有特色的书，每章只是简要地介绍本章内容，但核心知识全在精心设计的习题和思考题中。作者独具匠心地希望学习者通过这些习题和思考题牢牢掌握课程的内容及其原理。从中受益匪浅的蔡启瑞和同事们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也非常重视习题和思考题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在抗战时期的长汀，教学和科研设备条件都很差。傅鹰先生因地制宜地建议蔡启瑞试用抽提法分析小分子脂肪酸混合物；利用水-油两相中一些脂肪酸组分分配常数的不同来进行分析，基本上不需要什么仪器。傅鹰先生当时即指出，气相色谱分析方法刚刚在国际上萌芽，其原理是利用气相中待分析的一些组分在气-固两相中分配系数的不同来实现分析。就这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一篇用抽提法分析脂肪酸混合物的论文，发表在Anal.Chem.上，比马丁(Martin)和辛格(Synge)获得诺贝尔奖的色谱工作早十几年。傅先生是中国乃至国际色谱研究的先驱；多年以后，蔡启瑞成为文革后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如今，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网站上依然讲述着“一对儿布衣教授”的故事；自1990年起，“傅鹰奖学金”激励着新时代的厦大学子不断继往开来……

由于出色的学识和品格，1941年，傅鹰出任厦大教务长及理学院院长。当时福建省三青团要求傅鹰做厦大三青团的工作。傅先生见信后，怒不可遏，毫不顾忌丢掉饭碗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写信痛加驳斥顶了回去。1943年，萨本栋校长病重，希望傅鹰先生接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但国民党要求继任厦门大学校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回国十几年来，傅鹰辗转跋涉万余里，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目睹了国亡家破，民不聊生的惨状，亲身体验了国民党统治的无能与腐败，对他们深恶痛绝。傅鹰与张锦结婚后，一直以父母之心养育张锦的侄儿张存浩。在教育侄儿张存浩时，傅鹰曾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个党棍。”因此，当国民党多次派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做他的工作时，他借口外出招生避而不见，坚决拒绝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并公开声明：“我宁可不当校长，也不加入国民党！”

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后，傅鹰于1944年初从厦门大学扬长而去，再度回到山城重庆。为报效祖国，工作动荡生活艰难，傅鹰、张锦夫妇从无怨言，但政治的黑暗却使他们无比心寒。1944年底，夫妇二人变卖了所有家产和藏书，凑足路费；将9岁的儿子安顿在天津亲戚家中，将已经上大学的16岁的侄儿张存浩托付给重庆动力油脂厂的朋友，毅然再度经印度乘船赴美。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逃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桎梏，二是希望在学术上进一步深造，期待将来再为国家出力。此时，国民党湘桂溃退，侄儿张存浩对局势有些迷茫。傅鹰对他说：“这个政府亡了不等于中国亡了。我们真正的希望在延安！”

(六) 巨龙腾渊真气象，科苑锦绣鹰扬

二度赴美的傅鹰继续与导师合作，从事表面化学研究，并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一时期，傅鹰先生凭借扎实的数理基础和娴熟精巧的实验技能，以所擅长的化学热力学为手段，指导研究生系统研究固液界面和气液界面的吸附层性质，分析表面张力、表面压、表面过剩和表面活度系数等概念，并导出了基本热力学量及其与润湿和吸附的关系。实验中发现，溶液中的吸附层和气相中的吸附层一样，也可以是多分子层；液相吸附具有独特的温度效应；提出了一种不用吸附质分子面积，只需要吸附数据就能和低温氮气法符合很好的测定多孔固体比表面的新方法。这一方法比BET理论早了8年。一篇篇署名“Ying Fu”的论文成了引领当时国际表面化学发展的旗帜。

这些新的理论贡献和实验方法进一步发展了化学热力学的一个新分支——表面热力学。这一发现很快就被作为经典文献写入相关教科书和专著，被后继者频繁引用。傅鹰在美国以及国际化学界的声望越来越高。看到他学术造诣如此之高，导师巴特尔教授希望傅鹰接任他的职务。

张锦在美国的声望与傅鹰相当。当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密歇根大学取得化学学士学位后，又到伊利诺伊大学师从久负盛名的有机化学家罗杰·亚当斯(Roger Adams)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在亚当斯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的中国学生强手如云，有袁翰青、钱思亮、邢其毅、蒋明谦、李景晟、陈光旭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了著名的有机化学家。1933年，年仅23岁的张锦取得伊利诺伊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成为亚当斯指导的第一位中国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博士学习期间，张锦成绩全优，学位论文也极其优秀，因其富有创见，连续发表于顶尖的国际化学期刊J.Am.Chem.Soc.。美国同行们早就非常注意这位中国女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张锦第二次赴美时，受到了后来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博士时与自己同一师门的杜文纽(du Vigneaud)教授的邀请，到康奈尔大学生化系任教。张锦在康奈尔大学既是工作，又是“充电”。同时，她也有机会重新会晤了旧友侯德榜、徐宗涑、叶渚沛、孙增爵等，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必将走向光明的大趋势。1946年末，张锦回到安雅堡密歇根大学，与傅鹰团聚。在这里，她和有机化学家W.E.Bachmann教授合作，从事当时相当前沿的雌激素estrogen的全合成研究，直到1950年她返回祖国。她倾注了大量心血，广泛实验了多种途经，得到了近百个中间体。限于多种因素，她这一时期的工作多数没有机会整理发表，后来也没有机会继续完成，这是张锦一生中很大的遗憾。

(七) 炮击英舰壮国威，赤子再度东归

二度赴美后傅鹰在科研上春风得意，在短短5年内取得了蜚声国际的成就，但貌似“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他，心中却有一份难以触及的伤痛，那就是对祖国命运的牵挂和无可奈何。他曾经梦想过科学救国，可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他的心凉透了。万般无奈之际，他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到科学研究中；心底的伤痛暂时被研究工作带来的一次次喜悦所冲淡。

然而，1949年4月的一个爆炸性新闻彻底惊醒了沉浸在科学王国中的傅鹰。美国的报刊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1949年4月20-21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作战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此后4艘英国军舰相继逃往上海。英国首相丘吉尔大为震怒，声称要“实行武力报复”。毛泽东主席随后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严词“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并指出：“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周恩来也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一口气读完声明，傅鹰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近百年来，中国人何曾这样扬眉吐气！父亲在外交部时，每每哀叹帝国主义欺负中国，满清政府却无可奈何，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条约任人宰割；自己第一次怀着满腔热忱回国意图科技强国时，眼睁睁看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扫过东北、扫过华北、扫过千千万万同胞的躯体，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山河同悲……什么时候、谁人才能痛击来犯之敌，护我山河无恙，护我百姓无伤？他在心底呐喊了无数次，也失望了无数次。失望至极，他只好远渡重洋，在世外聊以科学抚慰心头滴血的伤痛。可这一次，他看到了不一样，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是一个为中国人争气的政权，是一个挺起中国脊梁的政权！

回国的念头再度在傅鹰心中涌起。颠沛半生，自己一直盼望着祖国强大起来啊！离开是不得已，暂时忘却也是不得已。如今，有这样一个有志气、有魄力的政府撑起了中国的天空，不正是自己能够科学报国的时候吗！可是，一想到回国意味着要放弃接任巴特尔教授之职，放弃世界一流的科研条件，傅鹰的心中不禁有些纠结。

那个在傅鹰第一次回国时给了他坚定支持的妻子，这一次又读懂了丈夫心底最深的眷恋。

于是，夫妇二人毅然决定回国。

美国朋友、在美的中国朋友都惊呆了。他们不解，傅鹰夫妇为什么甘愿放弃如此优越的科研条件，回到明摆着什么也没有的中国。傅鹰平静地回答说：“中国的科研条件确实不如美国。我回国后，主要从事教学。我要用我学到的东西，培养更多的新人，让他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比我更大的贡献！”

听说傅鹰夫妇要回国，美国当局恼羞成怒，马上解聘了傅鹰夫妇，并阻止他们买船票。可这样愚蠢的阻挠怎么会改变赤子回家的坚定意志！在美多年，祖国一直令夫妇二人魂牵梦萦。尽管他们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内心无时无刻不记着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美国的法律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是美国公民，可以获得美国国籍，但傅鹰夫妇多年来从没考虑过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美国，尽管时人为了获得美国国籍，都千方百计来到美国分娩。

但此时不一样了！他们即将挥别美国的一切，回到梦魂萦绕的祖国。除了贡献自己的学识，他们更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出生在新中国的摇篮里，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成为国家的建设者。怀着这样的憧憬，四十八岁的傅鹰和四十岁的张锦决定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面对如此“反常理”的决定，有人说他们“傻”，有人说他们“中了共产党欺骗宣传的毒”，有人笃定地说他们还会“第三次回到美国”……

尽管外界的声音纷纷扰扰，可痛击紫石英号的炮声让傅鹰夫妇无比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政权是中国的希望！

1950年8月31日，历经磨难的傅鹰夫妇终于和126位同样心系祖国的学者一起，在旧金山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客轮。这艘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客轮，满载了128位奔向新中国的优秀中华儿女和他们的家眷，冲破浩瀚太平洋的重重雾霭，义无反顾地向着东方的红日驶来……他们中的11位，包括傅鹰先生，后来成了新中国的首批学部委员；另有2位，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八) 云水丹心许家国，惟愿此身多多

1950年10月，历经1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鹰偕同夫人张锦终于抵达深圳，受到了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根据国家学科建设布局需要，人民政府安排傅鹰在北京大学化工系任教授，兼任化工系主任；张锦任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傅鹰随北京大学化工系转入清华大学，为调任即将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做准备。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正式成立，傅鹰夫妇一起来到北京石油学院，为国家培养石油战线人才。

1954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主任、从事胶体化学研究的诺沃德拉诺夫教授来到北京大学给马寅初校长做顾问。他刚一到北京就急切地向接待人员打听：“有一个叫Ying Fu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现在他在哪儿？是不是在中国？如果在中国，我很想拜见他！”

见到接待人员一头雾水，对“Ying Fu”一无所知，诺沃德拉诺夫教授马上如数家珍似的向他介绍“Ying Fu”在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补充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熟悉‘Ying Fu’这个名字，读到他的许多论文。他是国际著名的胶体化学专家。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我是他的学生，一个虔诚的崇拜者！”

接待人员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一查，“Ying Fu”就是现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的“傅鹰”！此前，有关部门尽管知道傅鹰是资深教授，却不知道他在国际化学界竟然有如此崇高的声望；也是这次一查让他们知道，没在履历上写过自己科学成就的傅鹰，在短短一年内就已经凭着自己对教学科研的热情投入，成为北京石油学院著名的“八大教授”之一；夫人张锦也因在北京石油学院开创了有机化学教研室、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成为北京石油学院历史上令人仰望的大先生。

没过多久，傅鹰被调往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张锦也于1959年调入北京大学。此后，傅鹰夫妇一直在母校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傅鹰回国不久的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新中国与美帝国主义在武器装备极为悬殊下开展的生死较量。为了鼓舞志愿军的士气，傅鹰和一些爱国科学家一道来到了朝鲜战争的前线。隆隆炮声中，他那带有浓重乡音的铿锵话语与广大一线指战员的爱国热忱共同化作了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时代强音。

当天夜里，他辗转难眠。从他回国受到的种种阻碍，到眼前朝鲜战场上的一幕幕惨景，让他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了重新的认识，立志一定要为祖国培养出一批“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使祖国兴旺发达起来，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这也成为他日后即使饱经磨难，也对回国的决定始终不悔的重要信念源泉。

(九) 三尺讲台传道业，谁知个中心血

傅鹰先生从北京石油学院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第二年，教育部要求全国各大学请最好的教授给大一的学生上课。在这一背景下，化学系请傅鹰先生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

傅鹰先生学贯中西，上《普通化学》对他来说原本是轻车熟路的事。但为了实现培养年轻人的目标，教好中国的年轻人，他把教学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为了让学生有兴趣，学得明白透彻，他极为重视备课环节，每一堂课都精心准备。傅鹰先生有一个规矩，在上课前一天闭门谢客，一心一意琢磨教案，抓住重点，找出让学生思考的问题。他的学生吴世康回忆道，一次，他有事去找傅鹰先生，但却忘了傅先生上午有课。傅鹰先生见到他后，严肃地说：“我上午要上课，在上课前我是不讨论工作的。”先生认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只有“厚积”足够的知识，并精心琢磨，剥茧抽丝，才能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薄发”给学生。教学如同戏剧艺术，同样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在讲授有关晶体化学的一段内容时，傅鹰先生多次去找专门从事晶体学研究唐有祺教授讨论，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讲稿。可唐有祺教授却说：“傅鹰先生的晶体化学造诣非常深，他来找我讨论，只是为了使学生有更大的收获和把课程讲得更好。这两件小事，足见傅鹰先生在教学上倾注的大量心血。世人都知道傅鹰先生讲课幽默、生动，各种形象的比喻信口拈来；世人都以为傅鹰先生课堂上的幽默是生性使然，可当你发现傅先生在备课时付出的心血时，你绝不会把先生的幽默简单当作天性。那是他为了把知识讲得透彻，反复思考，精心酝酿出的描述方式；每一句幽默的背后，都饱含着傅鹰先生对知识要点的深刻理解。

正因如此，傅鹰先生的课广受学生欢迎。300人的大阶梯教室不但座无虚席，讲台两边和纵向过道都满是席地而坐的人。那时，没有扩音器材，“整个大教室或静谧或活跃的气氛，全在先生的一张嘴、一支粉笔的调动之中。”在讲授表面无处不在时，傅鹰先生说“谁见过没皮儿的馒头？”在批评学生们在翻译人名儿的随意时，他在黑板上写下让人费解的“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吊足学生的胃口后徐徐解开谜底，这竟然是有的学生翻译的我国哲学家艾思奇、英国化学家波义耳的名字！同学们在大笑声中懂得了乱译人名的坏处，改正了错误。同学们赞叹，“傅鹰先生是化学大师，也是语言艺术的大师！”“听他的课，真使人着迷！”

傅鹰先生常说：“不可误人子弟！”如果说认真备课是为了不误人子弟的所付出的心血，那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则是他为达此目的的另一番良苦用心。他教导学生严谨、认真，公开宣布,“课堂上我的话就是法律”。若考试测验有学生作弊、抄袭或不按时交卷，他都断然以“0”分论处；作业提交超过时限，则拒绝接收。结果，无需三催四请，学生都不敢怠惰，刻苦学习，学识日益精进，考试时优秀者比比皆是。见此，傅鹰先生欣慰地说：“不严不足以示爱。”

(十) 千淘万漉寻良策，不息教改潮歌

傅鹰先生对教学的投入不仅仅在于通过充分的备课在课堂上循循善诱，以形象、生动的比喻阐释抽象深奥的科学原理，他更以一个教育家的视角，思考如何能够让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知道如何入手以及为何入手。因此，尽管学识和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依然不断地进行教学探索和改革，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不同的知识体系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

首先，不论讲大课还是上小课，傅鹰先生均实行启发式教学。讲大课注意抓重点、难点，凡是学生易懂的或已经懂了的就一笔带过，让学生课后看讲义就行了；而对学生不易理解的或新出现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则详细地阐述，并提出一些关键问题留给学生思考。他讲永动机不可能造成时，用了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人想用毛细现象来产生水位，一层又一层地把水位抬高，不是可以推动一个水轮吗？傅先生诙谐地说：“可惜水在管口上招了招手，不出来了。”为什么不出来？正是留给学生思考的好课题。而讲高年级专业课程和研究生课，他则充分运用讨论式教学法，以习题演算及讨论为课堂主体，每学期教师教授不过三四次。1959级学生梁丽回忆道：“记得当年洗耳听课时，先生进门二话不说，当即刷刷刷地写黑板，出题令思考。随即背手踱步，对着堂上错愕的我们，言之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面壁习之。傅先生就是这样启发式教育着我们，从不填鸭。”每次上课都指定下次课习题。上课时，学生把自己事先得到的结果抄到黑板上供全班讨论。讨论范围可以从使用的原理、所作的假设、演算步骤及采用的原因，到结果的涵义及其推广。师生对他这种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的教学方法非常推崇。对此，傅鹰先生自己总结到：“季终之时勤奋学生不但养成独立工作习惯，而且初步掌握原理及处理问题之门径，稍差者所得亦不静候教师填充，唯费时稍多耳。”

此外，傅鹰先生根据不同学生群体的实际情况，同一门课也会同时开设大课和小班课。例如，傅鹰先生在1954年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就为物理化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开设了《化学热力学》；1960年开始，针对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又单独开设十几个人的小班《化学热力学》讨论课，为能够深入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

1965年，当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谈话”时，师生们都自然联想到傅鹰先生的教学方法和风格，对他的学识、风度和气魄更加钦佩。60多年过去了，傅鹰先生在教学上进行的种种改革探索，包括讨论课、小班课，在今天仍然极具先进性。

(十一) 丹心百炼书始成，字字火花明灯

傅鹰先生视教材为教学之本，因而花费大量心血编写教材。先生认为，“无论哪一门科学完全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作为科学的继承者，我们应当知道前辈的成就。前辈的成就不但是后辈的榜样，而且也是路标。明白了发展的路径，常常可以使我们避免许多弯路。”因此，他编写的各种教材都是选取相应学科前辈的成就和发展过程作为基本内容，同时把新的成果、前沿课题和热点动向也写进教材中。如在1963年出版的《化学热力学导论》中，先生竟然用50余页的篇幅加写了其他同类教材所没有的“表面热力学”一章。这一内容在工农业生产、生命现象、材料科学以及化学和物理的研究中意义非常重大，其基础研究近几年才在国际上兴起，系统了解这方面内容的学者可以指数。就这样，先生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着力将新中国的青年学生推到学科知识和国际科学的前沿。在他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一年级新生修订的《大学普通化学》讲义中，先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化学热力学、晶体的对称性和X射线晶体学、反应速度与催化作用、物质的波动性、势能曲线、共振论等。有专家称，“这些内容在当时的国内外的同类教材中还很少提到。近十年来教材发展的趋势说明当时傅鹰先生的主张的先进性。”

先生之所以在编写教材时能够如此具有前瞻性，是因为他认为“编著者的任务之一是为激起读者深入钻研之愿望和引起读者之不满。若无不满之感，何必钻研，更何必深入钻研？因此，若一书只述成就而无问题，使青年读者有大局已定，从此英雄无用武之地之错觉，则即使逻辑严谨，条理清楚，编者尚未尽责也。”先生这一独树一帜的观点在他的教材每章每节中都有体现。他在《胶体科学》讲义中，精心编写了“流变学”一章，论述了理想流体的牛顿定律、稀溶液的爱因斯坦公式和浓胶体体系的流型及其黏度测量方法，完整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但他仍然感到“尚未尽责”，因而郑重深情地写下一段话：

“在胶体科学中，这是一个年轻的部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远远跟不上需要。因此，从发展来看，这门科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自实用的观点，有经济价值的题目多到不可胜数。只就油漆和钻井泥浆两项若能改善，就可以为祖国节省亿计的金钱；自理论的观点，此中有很多奥妙的流体力学和量子力学。问题只在我们肯不肯出汗，怕不怕头痛而已。”70多年过去了，如今流变学已经发展成一门在生命、医学、材料科学研究和国防建设中用途广泛的学科；尤其是近几年刚刚引起注意的量子限域超流、毛细输运等科学前沿，无一不与流变学相关。由此可见，先生当时看待学科发展的目光何等深邃，编写教材的用心何等良苦，对青年学生的期望又是何等殷切！

先生常说，“科学的进步是建立在精益求精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对自己编写的教材从不轻易出版，总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充实更新和改写，做到精益求精。生前亲睹出版的只有《化学热力学导论》。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倾注心血、40-50年代两次铅印的《大学普通化学》，纵然已经用来培养过数代学生了，还是在他逝世后才正式出版的；1987年，该书被公推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如今看来，傅鹰先生那些没有出版的讲义和手稿对于学界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

(十二) 学贯中西身不傲，匠心磊落风高

幼时家学加上后来的学校教育、两度赴美留学，使得傅鹰先生学贯中西，但他为人却极为谦逊，从不以大家自居，这从他向年轻的唐有祺教授请教晶体化学知识时已经略见一斑。傅鹰先生谦逊为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一次，一个新来的学生听别人喊傅鹰为“傅教授”，以为他是“副教授”。这个笑话传到傅鹰耳中，他大笑道：“我姓傅，永远是副教授、副校长，转不了正的！”还有一次，傅鹰先生在给学生上课时，出了一道随堂练习题。结果几位年轻助教和所有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最后，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傅老师，这个题目出错了！”当时傅鹰教授看了看这个瘦削的高个子学生，朝他努努嘴说：“去去去，回去好好想想！”

结果，第二次上课时，傅先生当着全体同学和一众助教的面说：“上堂课上一个同学说我的题出错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题目的确错了！”将近70年后，当年的学生杨骏英(后为北大教授)对当时傅先生在年轻的谢有畅指出他的题目错误时，当着众人的面坦荡改正错误的情景记忆犹新，至今感佩傅鹰先生那么大的教授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坦率向年轻的学生们道歉的谦逊态度。

傅鹰先生的谦逊是发自内心的。一个为世人广为传颂的例子是196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讲义《化学热力学导论》时，他坚持在封面上写上“傅鹰 编著”，而非“傅鹰 著”。他在前言中如实地开列了写作这本书的参考书单，并写道：“编写课本既非创作，自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编者只在安排取舍之间略抒己见而已……但编书如造园，一池一阁在拙政园恰到好处，移至狮子林可能即只堪刺目；一节一例在甲书可引人入胜，移至乙书可能即味同嚼蜡。若此书中偶有可取，主要应归功于上列诸家；若有错误，点金成铁之咎则在编者。倘蒙高明指其纰缪，俾得修改，则拜赐者将不只编者己也。”傅鹰先生是那时为数不多的博士，但他却幽默地说，在中国，博士并不是什么荣誉，宋代就有“茶博士”！看似戏谑的话语，却反映出他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而狂妄自大的朴实和谦逊。“不要用放大镜看自己的相片！”这傅鹰先生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反复叮咛。

他自已为人谦逊，把从书本、从别人处得到的帮助和学习铭记于心，也严格要求青年学生如此。一次，一位学生在答辩论文时，把导师撇在一边，明明是导师在关键处给予指点，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我如何如何……”。傅鹰当即指出：“这位学生成绩不错，但不虚心。我希望我的学生不要脸皮那么厚。在科学上，你和我一样，永远都是小学生！没有老师的指导，你一个人什么都干不成！”

这个自认在科学上永远是小学生的傅鹰教授，却极擅古文，填词赋诗信手拈来；懂得英、俄、德、法、等几门外语，英语尤为精通；在北大化学系，没有一位教授能像傅鹰那样能开好多门课——无机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统计力学、吸附作用等……在科学和奉献面前，他的确发自内心把自己当作小学生，当作祖国怀抱里为了国家的发展而生的小学生；为了国家，他甘愿一辈子做个小学生，学习、学习、精进、精进——只要能为国家贡献自己！

(十三) 牺牲小我拓荒原，白点绿茵婵娟

傅鹰教授回到新中国时，面临的是需要拓荒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他决心放弃在专业上的个人追求，把“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科学作为严肃的首要任务”。而正如他在给学生讲述胶体化学中无处不在的表面时，他深深地知道胶体科学在工业实践中也无处不在。为此，先生呼吁学校领导重视和提倡科学研究、把北大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1954年，先生利用自己的胶体化学专长和高远的科学视野，首先在全国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并率直地指出：“我门的科学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丝毫不相称的地步，处处是空白点。我们每个人全都有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消灭这些空白点的责任。”他下定了“不怕玷污双手和搅痛脑筋的决心”，选定填补胶体科学这个空白点去为祖国贡献余生。

作为教研室主任，创业之初，倾力抓教学和培养骨干师资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他说：“在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伟大国家中，胶体科学一定会起重要作用。”“在这门科学中的高分子、乳状液、凝胶、气溶胶、胶状电解质、电动现象……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才？而这些人才哪一种不是工业建设所急迫需要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们的神圣任务就是培养这些人才。”于是，他通宵达旦地编写了急用的《胶体科学》讲义。同时，他和苏联专家合作，一次招收了11名研究生和多名进修教师。不久，苏联专家撤走，先生一人承担了全部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的培养任务。

有了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骨干队伍，傅先生随之开始培养本科生专门化学生的工作。从1957年开始，先生陆续把自己培养的研究生输送到山东大学、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和研究单位；而他自己则带着本科毕业留校的专门化学生坚守在北京大学。为了确保学生们能够在学术上真正成长起来，傅鹰先生深知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重要性。为此，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在一个学校多派几名学生，便于他们在工作中互相协商与支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傅鹰先生先后向山东大学派了王果庭、杨孔章等五大弟子。如今，山东大学的胶体化学教研室依然枝繁叶茂；教育部胶体化学重点实验室就设在这里；其弟子杨孔章教授后来曾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作为造诣很深的学术带头人，面对国家建设的现实，先生语重心长地说：“现时我们能够指导化学研究的人可以指数；而空白点如此之多。倘若我们不肯牺牲一些学术上的地位，将面铺得广一点，指导学生做些不是我们非常内行却也不十分生疏的研究，我国化学之发展就慢得多。”因此，他一方面继续在他擅长的表面化学领域指导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开展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开拓探索国内尚属空白的许多胶体体系，如高分子溶液的物理化学、缔合胶体的物理化学、胶体分散体系的流变学和电学、乳状液和泡沫、水面不溶膜等，夜以继日地赶译出版了《乳状液理论与实践》，组织教师编写了《分散体系的物理化学》，供专门化教学使用。

由于先生指导有方，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崇尚埋头苦干，在短短的三五年内，11位研究生和2名进修教师完成了聚电解质的加溶作用、非电解质溶液吸附、蒙脱土的润湿与吸附、活性炭孔结构与吸附、离子交换理论与方法、铜矿浮选、电动现象与应该用、钻井泥浆流变学、脂肪醇的泡沫性能等一系列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很强实用价值的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为后来的胶体化学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全国多所大学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理论研究基地。1958年，北京大学高分子学科成立时，傅先生又把从事高分子胶体研究的教师输送过去。

2002年，傅鹰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化学系原系主任孙亦樑教授写了一篇题为“傅鹰先生后继任有人”的纪念文章，文中整理了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化学院当时所发表的在国际上引用超过50次的文章共有12篇，其中有7篇出自受过傅先生直接教诲和熏陶的门生。他坦言“……他们从傅先生身上获得过什么具体教益我毫无所闻。就我记忆所及，胶体化学从傅先生去世后没有再获得过重大项目资助，没有吃过偏饭。”“我一定将它公诸于众，不仅是为了告慰傅先生在天之灵，更为了让在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傅先生对科学研究指导思想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还需要在今天发扬光大。”

著名化学家唐有祺院士评价道：“傅先生才是一位大科学家。书教得好，科研做得精，有远见，有胆识。当初是他把胶体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带动了起来。他是新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十四) 引导激发心良苦，赤子无声润物

正如先生编写教材时倾注无限的心血，傅鹰先生在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精神方面用心良苦。他经常选取新颖典型的科学事例，从科学发展的历史角度、从人类认识自然的实践过程，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概念、理论贡献和实际应用。例如，讲X射线晶体学时，他详述了由Röntgen发现X射线到Laue实现晶体衍射，再到Bragg父子晶体结构的分析方法，又告诉学生们：“科学是无数人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果，并非昨天才出世的。数典忘祖不但不公允，更是愚昧。”先生还以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为例，指出：“任何科学的发展皆是自零星的演变成系统的。”“从局部的及不完全正确的结果得到全部的及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但清楚地总结已往，而且正确地指示未来。”为了让学生们从化学的发展历史中得到启迪，他在黑板上醒目地写道：“化学给人以知识，化学史给人以智慧”。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关于化学史的名言，频繁见诸中学生的各类人文教育设计中。

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同时，傅鹰先生也注意对学生科学精神加以引导。在向学生介绍科学理论、科学成就的时候，他总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语言，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的正确和不足之处，达到何种水平及其发展方向；绝不附和流俗，无原则地加以吹捧或良莠不分地否定一切；对学术问题更不和政治挂钩，进行批判和人身攻击。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叶，某些人效法苏联学术界对世界著名化学家L.Pauling的“共振论”大肆批判，傅鹰先生却在课堂上平心静气地详尽而又透彻地向学生介绍了共振论的发端、前提条件、能够解释的许多结构与性质的关系，以及可以起到的预测作用，也认真有据地指出了其不足和缺点。他还以“本世纪初，所谓的Thomson-Berthelot原则已被许多科学家所否定，而Nernst不附和流俗，系统地研究这个原则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结果发现了热力学第三定律”的事例，告诫学生们：“我们对于共振论或任何科学理论，也应当不存成见地研究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这样做一定就可以促进更完备的化学键理论之早日出现。”

如今，先生所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已经成为中国科学家的共识；一代代科学人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精神推动着科学概念与科学认识的更新。

从决心回国教书育人的那一刻起，傅鹰先生就笃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培养人才，“促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建立我们的科学”。所以，在课堂上，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经常语重心长地把国家的需求和他们能够为国服务的领域、机会摆出来，激发学生服务国家的欲望和热情。如讲到“海水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大仓库，……我国是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我们必须注意海水的利用。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国家资源首先决定于我们化学家，特别是青年化学家的努力程度。”讲到氢的重要用途时说：“现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制备廉价的氢气，……谁敢说我们的青年化学家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呢？”当向同学们介绍了铝的各种提炼方法之后，先生满怀期望地说：“作为中国的化学家，我们有义务来研究如何利用国产原料来解决这个在工业及国防上皆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不要认为制铝是一个老工业，已无改善的可能。Solvay制碱法也是个万国通用的老工业，但是候德榜将其大大改进了。”讲到分布不广且极难分离的稀土元素时，先生很自豪地告诉学生：“稀土在我国则不稀，而且是丰产的元素。”还详尽地介绍了多级串联的离子交换分离稀土的方法。最后不忘再次叮嘱大家：“稀土化学是尚待开发的领域，无论从何方面皆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在等待着我们”。一切话语都发自真心；每一个实例背后都饱含殷殷热望；傅鹰先生就这样在讲台上把自己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青年的期许在一桩桩一件件的知识讲授中传达；学生们无不动容；不知不觉中，建设美好的祖国的强烈渴望在他们的心底疯狂生长……

(十五) 三部曲终回音鸣，昭昭家国深情

傅鹰回国后，一心想为国家培养科学人才。可是，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却让他深有无力之感。如高校领导对教育和研究规律认识有限，官僚思想浓重；高校教师的科研选题脱离现实、科研目的个人成就至上、科研方式理论与实验失衡、欠缺团结协作；青年学生对研究的畏难、对研究课题好高骛远、过于强调兴趣、不求甚解等。作为一名对教育和科研有着深刻思考和远见卓识的学者，傅鹰先生认为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不可能健康高速发展，中国追赶世界的步伐不可能跟上国家的实际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在他再次回到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第二年，即1955年，他就在《化学通报》第9期上发表了中国教育史上振聋发聩的关于创办高水平大学的真知灼见——《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更确切地说，这是三封情真意切的信，分别写给高校管理者、大学教师和青年学生。

在给高校管理者的“第一部曲”中，他开篇就真诚而坦率地说：“我们国家正在过渡时期，高等教育之发展，至少在广的方面一日千里。因此学校领导人中做过科学研究的并不多，做过化学研究的就更少了……因此，我想对(一)什么是研究，(二)对待研究的态度，(三)如何提倡研究三个问题表示一些意见，以供参考……我诚恳地请求你们本着言者无罪的精神，以容忍的态度来对待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千万不要认为作者有意挑剔，因为那根本不是作者的用意。”他深切呼吁高校领导倡导真正的科学研究，坚持科学标准，改善研究条件，以切实提高高校的研究水平。为此，需要尊重研究人员的时间，把他们从不必要的会议、杂务、应付外行人指摘中解脱出来，而让他们将时间全部“用在实验室中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在给指导研究的导师的“第二部曲”中，他批评了在当时国家需要面前，一些人不敢面对现实“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走进象牙之塔”的脱离国家实际的做法，批评了在国家诸多领域紧缺人才的情况下，“企图将自己造成一个大师的倾向”。他以自己为例，动情地说：“例如，我对于吸附作过些研究。若是我使我的十来个研究生全体研究吸附，十几二十年之后可能有几百篇论文发表，在这个小小范围之中我就像个大师了……这种思想对于我国化学发展是不利的。我绝不反对任何人对于他所专攻的那一门有登峰造极的企图，因为如果能够做到，那是我们科学界的荣誉，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统筹全局的思想。我们的科学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丝毫不相称的地步，处处是白点。我们每一个人全有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消灭这些白点的责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鼓励科研人员“在给研究生题目时我们首先考虑国家建设中的需要”。“有些题目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仍然大有研究的价值，甚至于有时候这些题目的经济价值比理论上大可发展的还大得多。我们不应该忽略了这类题目。”他还大力倡导科研上的合作，主张通过各自发挥专长，同心合力解决国家需要攻关的问题……

最后，在“贡献给我们的下一代”的“第三部曲”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祖国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和我们的科学水平有极重要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化学水平，而提高化学水平的责任主要是在你们的肩上……我们一生的最宝贵的光阴是在反动政府下混过去的，而你们正赶上光明的开始。时间和机会全是站在你们的方面。我们年轻时也全有一番抱负和理想，现在我们将这些抱负和理想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允许你们使我们失望，因为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因此，他反对在选题时片面强调个人兴趣，倡导“将我们的兴趣与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在国家急需解决的无数问题之中选择一个最合乎我们的训练和兴趣的研究题目，丝毫不妨碍我们的兴趣，除非你只喜欢钻牛角尖。”他以原油脱盐的实际问题为例，告诫年轻人一定要戒掉不求甚解的毛病，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后“应当进一步研究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若能得到答案，不但有很大的科学价值，而且在生产中也有极大意义”，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全国其他油田、其他工业中的困难。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完全以主人翁责任感扛起祖国科技发展的重任，并发自肺腑地认为，这是前仆后继的每一代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三部曲一经发表，宛如空谷回音，激荡在中国教育界每一个人的心田。以后，傅鹰两度参加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他的意见和建议都得到了重视和采纳，写入中央制定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两个条例中。

世人都道傅鹰先生一生刚直，可刚直的背后是什么？那是一个赤子对于祖国高于天、深于海的大爱！世人都道傅鹰先生耿介，可读罢这些不乏同理、鼓舞人心的话语，谁会不被深深地打动？他的批评襟怀坦荡，他的思想细致周详；他其实是那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是那样一位卓越的心理大师啊！

(十六) 万众曲意我直言，声声赤子心弦

傅鹰先生第二次回国之后，迎接他的不仅仅是科学拓荒的现实，更有新中国在摸索前行中所经历的种种伤痛，而后者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科研活动。对国家科学发展心急如焚的傅鹰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如果说《三部曲》是傅鹰先生向科教界公开发出的对高校建设的真知灼见，他对政治运动的意见更是直抒胸臆，只为希望自己能把真实的声音传递给中央，希望大道得以清明。在那个动辄得咎，人人恐惧被扣上“帽子”的年代，更多人选择沉默或说些专门应付的话，只有傅鹰，坚持反映事实。1957年4月27、29日，傅鹰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两次教师座谈会上，即席做了如下发言：

“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时，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造成的。”

“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

“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人吃亏。”

“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傅鹰以上的话，被刊登在中宣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标题为“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当初，《三部曲》这样的一篇文章，在政治评价上都曾引起分歧和争论；在北大的这些谈话，对党的批评比起《三部曲》来尖锐多了。中央会做何论断？

所幸的是，毛主席看了傅鹰这篇发言的记录，表现出了恢弘的政治气度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他两次做出亲笔评价：这样的批评是“善意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改善关系”，“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相关评价被毛主席正式写入5月16日正式印发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而此时，傅鹰夫妇已经不可避免地陷于反右斗争的漩涡。

先是有人把傅鹰的《三部曲》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甚至有人要把傅鹰划为右派；紧接着，张锦也受到了“批判”，有的批判完全是无中生有。例如，张锦在做实验时把试管编成号码，记录本上按号码记录。这是做化学实验的基本常识，竟被说成是“技术垄断”！甚至还有人说他们夫妇反党“无独有偶”、“夫唱妇随”！

正当傅鹰夫妇苦闷、彷徨的时候，1957年5月的一天，北京市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受毛主席委托，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并设宴款待，亲口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傅鹰那颗被冰透了的心瞬间温热起来。

由于有了毛主席的这番话，傅鹰幸免于1957年6月8日以后猛烈掀起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那场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严重的长久的伤害。而由于傅鹰如此尖锐的言论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正面评价，北京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因此得以幸免于这次群众斗争。

但这份幸运没能护佑傅鹰躲过后来的重重浩劫，直至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革”。

(十七) 赤胆衷心可问天，不期大任在肩

毛主席对傅鹰的肯定在中央领导层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957年5月1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批评的指示，其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毛主席的这番话，为后来党和党外知识分子改善关系埋下了伏笔。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科学规划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之帽，给知识分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批准正式宣布了这个决策。这是在反右和“大跃进”、“拔白旗”以后，党调整同知识分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大决策和行动。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酝酿傅鹰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一事。

1963年初春，傅鹰接到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找他谈话。

傅鹰心下明白，陆定一副总理一定是找他谈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事，因为前几天校党委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当时回答得十分干脆：“我不当！”

在接他去国务院的车里，傅鹰平静地打着腹稿，准备在见到陆定一副总理时讲出自己不当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理由。

果然不出所料，当陆定一副总理讲完了组织上准备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之后，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你不愿意当副校长？”傅鹰把自己准备好的想法诚恳地一一道出：“党和人民要我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我很感谢。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理由有两条——第一，北大人才济济，工作能力比我强、学术贡献比我大、资历比我深的人比比皆是，请择贤而任；第二，我这个人爱说话，常常得罪人，当领导不合适。”

陆定一副总理听了，哈哈大笑：“傅教授，你的第一条理由姑且不论。我们请你当副校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你的第二条理由！傅教授，你一向直言不讳，敢说真话，这是难能可贵的。要办好北京大学，一定要依靠你这样的科学家。”

副总理的一席话让傅鹰无言以对。此时，他真切地感受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心终于相通了！不久，傅鹰就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全校师生都为有这样刚正不阿的领导而高兴！

(十八) 头白鸳鸯失伴飞，奋追余生翠微

傅鹰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国家动荡不安。在美求学阶段虽幸得一阵安宁，但弱国无强民，他起初也承受着外国人对整个中国的歧视，尽管他后来靠自己骄人的成绩让他们刮目相看。如果说傅鹰一生最大的幸福，那就是得遇夫人张锦。自从异国相知开始，张锦不但始终如一地支持傅鹰的任何决定，还在关键时刻展露出坚定的爱国情怀，这让傅鹰感佩不已。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面前，同样考取了官费留学的张锦始终不忘自己是花中国人的钱出国的，学成了一定要报效中国。当傅鹰在接到东北大学的邀请，于1929年先行回国后，1934年博士毕业并完成博士后研究的张锦也追随傅鹰的脚步，回国任教。从此后，她始终与傅鹰风雨相随，傅鹰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为了追随傅鹰，她放弃刚回国时在大城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职，来到山城重庆，跟傅鹰一起在10平米的小屋中相濡以沫，布衣裹身；1939年傅鹰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之邀去闽西长汀的厦大教书后，她也于一年后来到了厦门；当傅鹰在厦门大学拒绝加入国民党，她又无悔地跟随傅鹰回到了山城重庆，并再度一起赴美。当得知令人扬眉吐气的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紫石英”号的消息时，是她支持傅鹰放弃接任导师巴特尔教授的职位，做出回到新中国的决定。她坚定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中国人，于是不顾旅途安危，和傅鹰乘坐“威尔逊总统号”，横渡浩瀚的太平洋，到北京生下了女儿。风雨人生，她始终与傅鹰相知相伴，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忠贞和最好的爱情。但她绝不是仅仅依附于傅鹰的教授夫人，在她的专业领域里，她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先生。她是我国第一位取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留美博士，她所创建的北京石油学院有机化学教研室至今仍把她光荣地记载在校史上；她在北京大学从编写教材开始，开设有机分析和实验课，指导研究生开展多环氮芥、多环杂环、表面活性剂抗菌等研究，并将甾体类抗肿瘤药物的合成等国际前沿课题带到学生面前……

她仿佛是铁打的，可以夜以继日，常年骑着自行车在深夜与清晨往返于她心爱的实验室和温暖的家之间，直到1964年的一天，她忽然上不了自行车了！

北大校医院很快将她转到北京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脊骨癌！医生们会诊后发现，张锦早就已经得了胃癌。现在的脊骨癌是胃癌扩散的结果。整天沉浸于工作中的张锦，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癌症的到来，直到跨不上自行车才去就医。

1965年1月，张锦病逝。

自从傅鹰在美国帮助张锦收起洒在在实验室地面上的水银，整整38个春秋，他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如今，张锦突然离去，傅鹰仿佛整个灵魂都被抽走了。送葬回来，他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空洞地望着镶着黑框的张锦照片。从此后，书桌的那一端，再没有了那个与他各据一方在科海遨游的人；从此后，天涯海角，再没有了那个在迷茫时刻给他力量的人！

然而，傅鹰案头的灯光却熄得更晚了。他把自己深深久久地关在书房，夜以继日地工作。亲人朋友对此非常担心，纷纷来开导他，宽慰他。可谁知，傅鹰却缓缓地说：“张锦之死提醒了我，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要赶紧做工作，赶紧做哪！”他还给陆平校长写信，表示要向焦裕禄学习，把胶化的科研尽快搞上去……

(十九) 雨横风狂血仍温，心怀朗朗乾坤

张锦离开后，伤心并劳累过度的傅鹰病了，心律不齐，心室劳损。1966年，在医生的要求下，傅鹰来到太湖疗养。可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席席卷全国。报纸上刊登了揪出“陆平黑帮”的消息；傅鹰接到来自北京的急电：“立即返校交代你与陆平黑帮的关系。”

漫长的屈辱生活开始了！

“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漏网大右派”、“黑帮分子”、“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大学阀”……一顶顶反动大帽子向傅鹰飞来。

家被抄了，傅鹰被拉去批斗、打骂、侮辱、被关进牛棚、被送去劳改……在批斗侮辱最严重的时候，他的脸上被吐满口水，被迫身体前躬双手背后向上做出“喷气式”的样子！

但傅鹰始终坚信，新中国、新政府是救中国的！眼前的事情与敌寇入侵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坚信“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总有还自己清白的时候！只要自己顽强地活下来，就还有机会为祖国再做一点贡献！

于是，当那些武斗的“勇士”们把屋顶砸得一塌糊涂，让年近7旬、且恐高的傅鹰爬上4楼楼顶铺瓦时，他平静地上去，认认真真地摆正一块块瓦片；

于是，当他被驱赶着快步小跑拉车运煤，煤块儿从车上掉下时，他弯腰捡起；

于是，当他和一群知识分子胸前被挂上黑帮牌子进行批斗时，他还要看看别人的牌子上写着什么！

面对无休止的批斗，襟怀磊落的傅鹰先生仿佛就像在看一出大戏，任由生旦净末丑轮番出场；而他，只是戏外的观众，泰然地等待大戏落幕的时刻。

有一次，傅鹰先生被批斗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在儿子的搀扶下回家。而家里，他辛勤写成的手稿被扔得满地都是；墙上满是用墨汁写的“打倒傅鹰”的大标语；北风从被砸碎的玻璃窗呼呼地吹进来。儿子心疼地问他：早知今日你落得这么个地步，你回国后不后悔？

傅鹰斩钉截铁般说：“不后悔！”

在牛棚里，傅鹰被勒令交代。很少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傅鹰，平静地拿起了笔。

他像写化学论文一样，诚实写了自己的一生、写了自己回国的经过、写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写了自己对党的感情、写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炽烈的爱！是啊，写就写吧，事实终归是事实，那是用刀斧铭刻在石碑上的印记，那是天地可鉴的殷红的血滴！

(二十) 风雨未央路漫漫，垂暮英雄肝胆

由于确实没有把柄可抓，傅鹰被从“牛棚”中放了出来。

傅鹰从“牛棚”出来没多久，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他又被打成了“大特务”，受到“隔离审查”。

好不容易盼到1970年秋天，系里要他给几十名工农兵学员开课。因为学生们基础太差，为了让他们明白什么是“饱和溶液”，傅鹰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好比吃饺子，吃了20个在肚子里，吃了30个就上了食管，吃40个就挤到嘴巴了，再吃就装不了了，这就是‘饱和’。”接着，他还惟妙惟肖地打个饱嗝！学生们在大笑声中理解了“饱和”的含义。

可就是这样一个趣味横生、生动形象的比喻，竟然犯了大忌。“傅鹰宣扬低级趣味”、“资产阶级教授不突出政治”等等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刚刚兴冲冲上了一个星期课的傅鹰，就被粗暴地轰下了讲台。

对于个人所受的冤屈，傅鹰并不计较。但令他痛心的是自己的时间。回国时，自己已经快到了知天命之年，本来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为国家好好培养建设人才。可一晃20多年了，又有多少安静培养人才的日子呢！195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好不容易1957年第一批研究生走出实验室，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就开始了！教学科研活动被迫完全停止。1960年，形势好转了一些，胶体化学教研室获得新生。那时，在国家科委的直接指导和安排下，自己和黄子卿教授建立了北京大学物理化学教研室和胶体化学研究室；加上当时以唐有祺教授为首的国家物质结构研究基地，三位科学巨擘珠联璧合，北京大学物理化学学科雄踞中华……那时的时光多好啊！尽管自己教学科研非常繁忙，可是，看着如饥似渴听自己讲课的学生、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就像农夫看着田地里绿油油的庄稼沐浴着阳光雨露茁壮生长；看着在青年教师们编写《分散体系的物理化学》本科生讲义和翻译《乳状液理论与实践》研究生教材，就像看着建设者们在为一座座大楼添砖加瓦；听着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轮流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就像是在为打赢一场战争运筹帷幄！可这样的时光太短暂了！如今自己已经风烛残年，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为国家做事情呢？

既然时间已经不在自己这一边，那就用其他方式给国家做点什么吧。

1970年夏，当他得“解放”后，驻校军宣队发还他被查抄的存款。他当即表示并书面立下字据，愿意拿出大部分捐献给国家，为恢复高等教育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可是，这样炽烈的爱国之举竟然被生生拒绝！报国无门的傅鹰无语凝噎，泪流满面……

1973年，傅鹰又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大菩萨”的帽子……

1975年春，在四届人大通过了启用邓小平同志的决定。北京市政协的同志来访问身为政协委员的傅鹰，请他来谈谈感想。傅鹰满怀希望地说：“中央给邓小平同志这么多领导职务，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好，我完全拥护。如果早给他那么多工作，许多问题早解决了。”

可是，转眼到了批邓的时候，傅鹰的这些话被翻出来，一下子他又成了“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傅鹰沉重地倒在椅子上。由于四人帮惧怕周总理的威望，取消了追悼会。深深爱戴周总理的胶体化学教研室的同志们自动召集悼念会。傅鹰从家里拄着拐棍，提早1小时赶来。他臂挂黑纱，第一个发言：“总理，是世界上难得的好总理哪！连我这样的普通人，总理都关怀哪！1962年，我参加广州科学规划会议，总理见到我就问：‘你的高血压病好些了吗？’……说到这里，傅鹰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二十一) 红尘一别作国哀，照影高风长在

1976年，笼罩在中国上空10年之久的“文革”风雨终于彻底结束。一切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帽子”纷纷脱落，傅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庆幸自己终于盼到了胜利的日子！他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被选为常委。

但文革十年残酷的批斗严重损害了傅鹰的身体。正当他想振作精神，再上讲坛的时候，他病倒了。1977年5月，傅鹰突发脑溢血，从此不能说话。

1979年9月7日下午9时，这位一心报国的赤子走完了77年人生里程。

消息传出，山河呜咽!

9月24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镶着黑框的大幅傅鹰照片，旁边两行标题：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傅鹰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邓小平、乌兰夫、方毅、胡耀邦、彭真等送花圈或参加追悼会

那是怎样的一天啊！傅鹰先生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礼堂中显著摆放着邓小平、乌兰夫、方毅、胡耀邦、彭真、陆定一、刘澜涛、许德珩、蒋南翔等领导同志送的花圈；旁边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教育部、中国化学会、北京市革委会、福建省革委会、福州市革委会、北京大学等单位送的花圈。

——党中央、科技界、傅鹰的家乡、傅鹰工作过的地方，都在深切怀念这个襟怀坦荡，对家国满怀深情的赤子！

——乌兰夫、彭真、刘澜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群众、傅鹰的生前好友和学生八百多人来到礼堂，送这位爱党爱国、爱青年的先生最后一程！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主持，教育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致悼词。悼词深情回顾了傅鹰先生心怀祖国的一生，高度评价了先生对国家教学和科研事业的贡献，高度赞扬了他对党和国家坚贞不渝的爱……

——先生的好友黄子卿教授在悼诗中把他比作东汉大科学家平子——张衡：

元龙豪气无双士，

入海探骊，

物胶声传大地。

平子文章第一流，

登坛挥尘，

桃李树满神州。

先生啊，您可听到了党和人民对您的评价？您可知道来送您的有这么多您所炽烈爱着的青年？他们来，分明是要告诉您，他们记得您的教诲，一定会把您未竟的事业继续！他们中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蔡启瑞、范海福、张存浩；走出了中国表面活性剂物理化学的奠基人赵国玺；走出了光化学和高分子化学家吴世康；更走出了许许多多让胶体化学在全中国星火燎原的科学工作者；不同的他们还以永不间断的回忆，岁岁年年把您向世人、向他们的后人讲起……2002年，在您百年华诞的纪念活动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亲笔题词：“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二十二) 后记

此番走进历史深处，细细统梳理傅鹰先生坎坷的一生，笔者几度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先生一生深沉地爱着祖国。对不能救中国的腐败政党，他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将自己的安危置诸脑后；而对救了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是在自己饱经政治风雨折磨的时候，依然衷心不改，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见，他不是不懂明哲保身；在山城重庆他与夫人之所以成为别人眼中的“怪癖夫妇”，就是他在看不见希望的政权统治下的明哲保身，只管做好自己的行为啊！可是在新中国，他屡进逆耳忠言，那是他对党和国家心怀希望，充满无限信任的满腔热血啊！他学术造诣如此深厚，却清醒地主动放弃在学术上进一步成为大师的做法，而把为新中国科技拓荒当作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即便如此，他的风华依然无法被时代的烟尘所遮掩。在艰难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为国家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人才；在政治风雨的间隙里，他依然争分夺秒，亲自编写、组织他亲手培养的青年教师翻译、编写多本教材和讲义，为中国胶体科学的启蒙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为了更快更好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不遗余力招收进修教师，把自己悉心指导的研究生纷纷派往全国各个高校，让胶体科学在中华遍地开花；他心里全是国家，他送出自己培养的最好的学生，就如善良淳朴的孩子把最好的食物奉献给父母；而他自己则不辞辛苦，把本科生从头培养；他与夫人感情那么深厚，可当夫人离世后，他却不顾自己内心的伤痛，更加勤奋地工作，只为了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做得更多一点；他曾经是封建官宦之家备受呵护的斯文公子，曾经是国际同行眼中只能仰望的星辰，可在遭受人格侮辱的时候，他却为了还有机会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不恼不怒，不争不辩，泰然配合种种刁难批斗；在他的赤胆忠心被无视、被歪曲、被污蔑的时候，他依然毫无怨怼，心怀光明，真诚地写下自己对祖国的爱；若说傅鹰没有政治智慧，仅仅是一腔孤勇，他怎么可以做到在黑白颠倒的时代内心如此澄明！时代扭曲了一切，他却宛如世外高人，深邃地看到一切终将过去，只要活下来就有希望！若没有政治智慧，他怎么可以做到清楚地区分党和个别党员的不同！鲜活的事实证明，先生澄澈的世界中只有祖国；因为他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救国之念，所以他将它真挚地热爱！正因为希望光明早日到来，在政治风雨中他依然不放弃每一个可以说真话的机会；他百折不挠地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力排纷扰、嘈杂，把扭曲的一切推上正轨……可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懂先生呢！

刚直、磊落都只是表象。

他是中华的赤子。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阎云 2022年6月15日

致谢

本文参考了大量已出版的文章(见附录)，很多资料来源于其中。没有他们的深情文字做基础，本文的框架无法建立。本文初稿幸得北京大学马季铭教授、朱步瑶教授指正。马季铭教授是傅鹰先生最后一位正式毕业的研究生。马老师严谨地把控了本文对傅鹰先生的历史定位。朱步瑶教授是傅鹰先生亲手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胶化专门化(胶体化学专业)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在傅鹰先生身边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朱老师以亲历者的身份帮助笔者厘清了很多在以前文章中模糊的史实或错误的记载，并对本文内容的安排提供了宝贵的建议。非常感谢梁璋仪师妹作为傅鹰先生家属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帮助联系母亲傅小波女士和表姐傅斌女士，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赵学范老师以高度负责的专业精神，对本文文字进行了认真编辑。本文连载过程中，收到了很多珍贵的反馈，有些回忆性文字也收入了相关章节。此外，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黄建滨教授对本文的整理和写作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指导与鼓励，在此向诸位恩师、傅先生家属、参考诸文的作者、以及一路关注本文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要特别感谢物理化学编辑部对本文的编辑和传播做出的不懈努力！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缺漏不足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衷心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能为传扬傅鹰先生的赤子情怀、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贡献绵薄之力！

阎云 2022年8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