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吃饭”的六个论断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吃饭”提出了六个论断，以鲜活生动的大众化语言，从六个侧面形象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这六个论断是：中国共产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靠实事求是吃饭”，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靠科学吃饭”，想问题、办事情不能靠主观臆断，而要靠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按照客观规律科学办事； “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注重发现问题，正确解决问题； “靠老实吃饭”，老老实实做事，不搞官僚主义摆架子，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如果做错了事，就老老实实接受批评，并知错能改；“靠总结经验吃饭”，我们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发展壮大。

以上六个论断，从本质上讲，强调的实际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党靠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吃饭。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刀刃向内的精神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并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

（筱蕾摘自《党的文献》2021年第2期，王瑾文）

中共省委建制的确立

中共组织体系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先有中央，再有下面的层级。

起初，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之别， “中央”是中共中央局， “地方”则是有前期工作基础或有便利条件的湘区、广东、武汉、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方委员会或支部。从中共二大开始，随着党组织扩散衍生，层级增多，原有各区之下产生若干支部。中共四大以后，在党的工作开展较好的一些地区陆续出现县级委员会。

中共五大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党的组织层级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委员会—区委员会—支部干事会”，原来的区委改称省委，地委改称市委或县委。根据该决案，组织省委的基本条件是该省有两个以上的市或县委员会。这个调整的基本背景是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数量迅猛增加。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已由一年前的1万余人增至5万余人，党的活动也扩展至更多区域，而中共五大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指出，还要进一步“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可见，此次组织层级的扩充是为了与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根据新规定，1927年即有山东、山西、河南等十几个省委相继成立。从此，省委成为中共组织体系中的正式层级。

该党章明确“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多数情况下，省委的“省”与当时的行政区划相一致，如湖北省的中共领导组织为湖北省委，但也有不少省委不局限于原有的行政区划，如顺直省委、满洲省委等。

（洹漳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王龙飞文）

叶剑英：做好信访工作有三大好处

叶剑英在晚年时，十分关注干部和群众的来信和来访。他曾多次向工作人员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第二，可以发现干部，了解干部，任用干部；第三，可以掌握社会动态，研究社会动向，解决社会问题。

1977年5月下旬，烈士张民达的女儿张玉维从广州来北京上访，要求恢复“文革”中被中断的张民达遗属邓淑贤的每月40元生活补助费。叶剑英专门接待了她，并在张玉维的上访信上批示：“韦国清同志并广东省委：张民达先生曾和我一起参加第一次东征。当时，张民达先生任旅长、师长，我任他的参谋长。张民达先生牺牲后到全国解放，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追认为烈士并每月抚恤其夫人40元， ‘文化大革命’后中断了，我意应照发并补发这几年的抚恤金，请省委考虑。”广东省委及时研究落实了叶剑英的批示，并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在张民达家乡梅县重新整修了烈士墓。

1978年10月28日，中央组织部给叶剑英来信说： “抗战期间，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胡瑞英等三同志给我们来信，要求搞清这个组织的性质，我们想请你提供一个证明材料，以便汇总研究给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一个明确结论。”叶剑英阅后在信上写了证明： “来信及附信看过一遍，关于在南岳训练班期间，我秘密地接见过她们一次，是事实，特证明。”中组部根据叶剑英提供的证明，给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作了明确的结论。

（鼎甲摘自《文史博览》2022年第4期，赖晨文）

徐特立长征路上发明“拉着马尾巴行军”妙方

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已经57岁。虽已年近花甲，他却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行进在长征路上，年纪大不畏苦，职位高不自矜。徐特立原本分配有一匹马骑行，可是他总会让给伤病员。

然而，毕竟年纪不饶人。老山界是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陡峭的山峰。在翻山的过程中，徐特立真正感到了力不从心。在一个陡坡前，他实在走不动了。怎么办？他突然想到，能否揪住马尾巴，借助马的力量？但又想，马会不会尥蹶子呢？筋疲力尽的徐特立顾不了那么多，伸出手紧紧抓住了马尾巴。马通人性，不仅没有乱踢，而且温顺地继续攀登。于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诞生了——拉着马尾巴行军。这样不仅可以省些力气，还可以让马能多驮些物品。于是，年老体弱者或女战士纷纷效仿，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 “拉着马尾巴行军”竟蔚然成风。

徐特立的这项“发明”救了多少人，没人统计过，但靠这项“发明”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从而走到陕北的红军战士肯定不少。

（史真摘自《炎黄春秋》2022年第1期，孟红文）

叶飞与《新四军》丛书的编纂

198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 《八路军》 《新四军》三部丛书。 《新四军》丛书指定原新四军高级将领叶飞与张震等人主持编纂。叶飞对新四军有着特殊的感情，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为如此，对《新四军》丛书历次编审委员会会议和审稿会议，他都坚持亲自主持讨论，为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文献编辑组提出，新四军的文献很多，即使按照精选的原则，也需要编成五册。但也有人认为， 《八路军》丛书计划只编四册，他们是老大哥， 《新四军》不应该超过四册。叶飞听到争论后，明确地说：新四军的书不能多于八路军的书，这是形而上学。文献编几册，要从新四军的历史出发，要看内容。新四军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下山改编，还有皖南事变。研究历史，最有价值的还是这一部分。他的意见最终得到落实，也为后来研究新四军军史提供了丰富的、翔实的依据。

在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过程中，叶飞主张，对于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应当实事求是。他认为：真实地记录史实，反映出它的“曲折”和“风险”，以及克服这些“曲折”的智慧和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利后人。比如关于红军游击队下山过程中，对于一些地区发生过的失误，他说： “讲这件事情不是抹黑。这没有涉及我们的什么家丑。这是说明南方游击队在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那个转变是很艰苦的。”

（牧童摘自《学习时报》2022年4月11日第6版，王厚明文）

王尔琢舍生取义的“托孤书”

1928年8月25日晚，红4军参谋长王尔琢在追劝叛徒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在王尔琢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含泪悲叹，撰写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1927年初，王尔琢在北伐战争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满心牵挂久别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女儿，便托朋友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民房，然后给妻子去信，要她们母女到武汉团聚。

不料， “四一二”风云突变，王尔琢成了被通缉的“中共要犯”。来不及在武汉等待妻子和女儿的到来，王尔琢就只身潜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妻子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找到他们相约的小屋，丈夫却音讯全无。在百般打听消息无果后，她带着女儿默默回到湖南老家。

王尔琢后来寻机来到相约之地，却是人去楼空。读到妻子留下的信，王尔琢满怀歉疚地给父亲写下了一封信： “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深为憾事。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这是王尔琢的最后一封家书，实际上成了一封“托孤书”。

（春草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2期，王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