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重，方宇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在经济学研究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像产业政策一样持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对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产业政策得与失的探讨和反思曾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一理论的选择性遗忘。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的作用，学者们也开始再次研究产业政策理论(如Nezu,2007; Török,2007; Rodrik, 2004, 2008; Bailey等,2010;Chang, 2010; Bianchi和Labory, 2011; Sullivan等, 2013; Stiglitz和Lin, 2013; Aghion等,2015; Noman和Stiglitz, 2016 ; Mustar,2016; Yülek,2017)[1-13]，这些学者试图把该理论重新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从而与纯粹的保护主义思想分割开来。

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几乎都摆脱不了产业政策的影响，Rodrik(2008)[4]认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只不过这些政策经常被冠以其他的名称。Soete(2005)[14]认为产业政策是一种结构性政策。Hannon等(2011)[15]观察到虽然产业政策的内涵是随着环境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化，政府在其中总是起着主导作用。Saad(2012)[16]则认为产业政策既没有统一定义，也没有最优路径。

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总体来看，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径：新古典主义主张自由放任，对政府干预持否定态度，而凯恩斯主义则充分信任政府干预的有效性。笔者认为，观点相悖只是产业政策一度被冷落的表象原因，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实证研究也经常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从而没法形成明确的政策建议。一些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用新案例、新数据、新的因果推断方法来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