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逐原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占里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的高增乡，2014年11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个传统村落有着诸多较为独特的仪式，最具代表性的是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祭萨、换花等。

实际上，大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小到各村各寨，都有相应的仪式，但是占里村的仪式无疑更具神秘性，而仪式最核心的元素就是神秘。占里村的仪式有着令人迷思的意义空间，村寨依靠相关的符号来完成各种仪式，并以此来维系村落共同体。这也充分说明，传播尤其是仪式传播不仅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更具有构筑特定意义空间、撒播和维系共同理念、促进认同等功能。从这个方面来说，仪式传播是人类文化生成、文化记忆构建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创造和维系共同体的传播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对传播与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柏拉图最先提出了有机体的概念，认为“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最像各部分痛痒相关的一个有机体”[1]。亚里士多德用“公民团体”一词来代表城邦制度，指出“‘公民团体’的形成有其特有的路径，各城邦中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祠堂、宗教仪式、社会文化活动等……都可以促进人间的友谊”[2]。凯瑞认为，正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充满仪式色彩的活动，使得公民在时间上与共和传统产生一种与分享同一遗产的祖辈之间的关系，通过共同信仰的“分享”，人间友谊的建立，实现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3]。诸如公民团体等有机体概念，为理解、描述社会运行过程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尤为丰富的思想资源。涂尔干认为，在工业社会的有机团结中，社会关系更加依赖大规模劳动分工以及社会角色的分化[4]。这些观点都折射出有机体思想的影子。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者们开始对“共同体”展开研究。滕尼斯最先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共同体”是一种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的特定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5]。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机械的聚合”[5]。由此可知，就社会共同体来说，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共同体，其内部尽管有着许多的要素，但各种要素之间仍然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有机结合得益于共同体所包含的各成员之间相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其代表着共同体的意志，具有整合情感和社会力量的能力。因此，“与有机体一样，共同体也是经由传播创造和维系的[6]。也就是说，是传播创造了共同体，并维系着共同体的运作。凯瑞将“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作为其仪式传播思想的逻辑起点，认为传播是所有事物中最为奇妙的东西[3]。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对传播如何创造、维系共同体进行了深入地剖析，指出“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3]。这说明，凯瑞复活了杜威有关传播的最为核心的思想,即传播是创造和维系共同体（社区） 的途径。凯瑞认为信息分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其在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内循环，便促使了社会的诞生[3]。James Carey 将对话视为传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认为在一切领域中，对话是最高的东西[7]。

正是传播而不是其他的手段——创造了共同体。共同体可大可小，往大处说是一个社会甚至是全世界全宇宙，往小处说是一个村落甚至是一个小团体。作为村寨的占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村落共同体。据村里的老人说，相传他们的祖先吴占、吴里是从江苏长途跋涉来到贵州的，两位先祖在柳江河岸建起了一个闭塞的村寨，在长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话中，占里人学会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制定出了一条条村规民约，以仪式传播的方式将村民凝聚在“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不断编织着共同的情感和意志纽带。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占里村的村落共同体，还是其他的共同体，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需要依靠传播来不断塑造。而在形塑、固化和完善共同体的过程中，传播往往依靠一种仪式化的活动来构筑“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所谓的“想象”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以占里村的共同体的构建为例，在建寨初期，由于自然资源相对丰裕，村民们只是以血缘宗亲为共同体联系的纽带，他们的传播也往往以亲情为主题。而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资源争夺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村落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德高望重的寨老们就需要对共同体进行想象，睦处邻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进行各种仪式性的传播，让所有村民知晓共同体理念，并在仪式化的传播中将其固化，让共同体的意象活在村民心中。也就是说，共同体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的变迁会让原有共同体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共同体成员旧有的行为方式已不再适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仪式化的传播来构筑新的共同体，正是想象的跨越助推了共同体的跨域，使共同体中的种种冲突得以调和。由此可知，传播是共同体得以不断延续和维系的重要手段。

二、形成村落共同体共识——占里村仪式传播中的意义生产

传播之所以能够创造和维系共同体，是因为其能让特定时空中的人们形成特定的共识。在占里村，德高望重的寨老们依靠仪式这一重要载体，生产、固化、强化和延续具有村落共识的意义，使村落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

据当地村民介绍，占里的婚嫁都只能在同村进行，称为郎不外娶，女不外嫁，这让“占里人”的共同体特征更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占里村的村民在文化传播和共享中构筑了一个以村寨为空间的共同体。众所周知，仪式传播能够通过共同体的形式将分散的个体聚集起来，让人们在共同体中分享经验和知识、增进情感，从而塑造起基于文化自信和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并由此构筑可支配人的行为的仪式空间、认同空间，进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在占里村，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祭萨、换花等仪式，将共同的精神信仰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定期开展的仪式传播活动中进行特定意义的生产。自古以来，传播始终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而存在，其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生产、传递意义。传播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来创造、维系、调适、转化社会现实，带有浓烈的文化色彩，这就是所谓的传播仪式观。由此可知，仪式传播的核心问题在于“意义”的生产。在占里这一村落共同体中，个体通过特定的仪式传播活动来生产和共享意义，并在充满象征性的意义互动中来确定自己的行动。

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占里既是仪式传播的场所，也是特定意义生产、传播、固化和强化的隐喻载体。在占里的仪式传播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们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用一个个细微、生动的触点为抓手，将村民的生存环境、情感、社会诉求进行连接，并巧妙地放大，又将整个村寨预设为一个具有巨大意义接纳空间的承载物。对于村民来说，虽然个体存在差别，但仪式传播中那些带有共识意义的信息会直击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产生情感共鸣，将自己划入村落共同体之中。在对村落共同体产生认同后，村民们不但会利用特有的文化元素去营造意义空间，还会积极协作，共同推进村落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说，正是满含文化色彩的仪式传播活动推动了占里的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并让作为个体的村民在村落文化的镜像中推动着占里村的发展。

（一） 占里村仪式传播中共识性意义生产的空间

在占里村的仪式传播中，组织者设置了特定的仪式表达方式，并对之进行合理利用，如鼓楼是侗族挥之不去的“乡愁”，在侗族群众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占里的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等仪式就在鼓楼中进行，这样的设置能够将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等仪式与村民的信仰、心理诉求紧密结合起来。

占里村仪式传播中的意义生产是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的，这个空间包括两个部分———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物理空间就是占里村的建筑及其自然环境，它是占里村民历经数百年时间，一代代构建起来的。侗族是一个靠水而居的民族，占里人的先祖把寨子建在柳江河畔，并按侗族的信仰建立起了萨坛、鼓楼和民居，打造了一个独特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是占里风俗的重要载体，占里的建筑都是按照侗族的文化来修建的，置身其中，村民们都能够感受到自身与村寨的密切联系，都能够与他人进行意义的分享。

构筑起了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占里的意义生产就有了相应的载体。意义是在传播中产生的，要生产符合占里村民心理诉求的文化，就需要借助已形成的仪式进行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占里仪式传播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不是分割的，事实上，它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为占里村民提供了意义生产和共享的环境，村民在仪式传播中能够将本我和自然结合起来，能够将自我和村落命运结合起来，实现更人性化的意义的生产。

（二） 占里村仪式传播中村落共识性意义生产的路径

占里的寨规较多，如治安、防火、封山育林、禁止赌博等等。从寨规来看，占里仪式传播中的共识性意义为：处事公正、杜绝恶习、保护生态、实现村寨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占里与这一共识性意义相关的仪式传播手段主要有四种：集体婚礼、寨老训诫、换花及祭萨。

1. 集体婚礼——共识性意义生产的主体仪式

在占里村，集体婚礼仪式是占里共识性意义生产最为主要的仪式。为了有效发展农业生产，占里对订婚和结婚的时间都做了规定——只能在特定的日子举行，这在上文已有交代。这样一来，村民的订婚、结婚都在农闲时进行，不会占用他们的劳动时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作为侗族村寨，占里的婚姻也与其他侗寨一样，采取对歌、行歌坐月以及跳芦笙舞等方式来达成。不过婚礼只能在寨内举行——郎不外娶，女不外嫁。需要指出的是，占里人的通婚对象是“寨内兜外”，即与同寨的人结婚，但同兜（“兜”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结合而成的族内通婚集团组织） 不能结婚，必须要三代以上方能通婚，且姑表婚、姨表婚是绝对禁止的。这说明占里的婚姻是尊重科学的。

占里的“集体婚礼”不仅在其他族群中较为少见，就是在侗族的其他村寨中也鲜有出现。举办婚礼时，族长会带领全体村民到村子的鼓楼边举行杀猪祭祀、喝血酒等仪式，结婚的男女青年均需要在仪式上进行相应的盟誓。婚后，女的并不急于“落居夫家”，在怀孕之前，只有夫家有大事情或者农忙时，女方才会去夫家进行短暂的居住，等到怀孕或者年纪稍长的时候，女方才会定居夫家。据说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和保持男女双方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由此可知，在占里，村民平等、发展生产被置于优先的位置。村寨通过集体婚礼的形式，让结婚的男女青年进行相应的盟誓，其实是通过婚礼这种重要仪式来生产、固化、强化和延续村落中的共识性意义。

2. 寨老训诫——共识性意义生产的强化仪式

每逢农历二月初一和八月初一，村民都会前往鼓楼听寨老训诫，并一起用侗歌来传唱寨规：

“不允许谁手脚长，不允许谁肠子弯……寨老处理纠纷或断案时，不能乱接受财物，否则会颠倒黑白……炉中的火要管理好，不要烧到其他地方去……山清水秀标志着人杰地灵，人住寨中，神住山上，所以要封山……无论家境多好，都不许去赌博，不允许抽大烟……”

值得一提的是，占里的寨老们会经常训诫青年男女要晚婚晚育，告诫青年男女不要早结婚，婚结得晚就会老得晚；不要早生孩子，如果早生孩子，就会早当老人。不过占里也不允许男女年纪大了还不结婚，规定男子的结婚年龄在20～26岁之间、女子的结婚年龄在19～27岁之间。

各种极具仪式感的训诫——尤其是传唱寨规，都在进一步强化“合理生育，处事公正，杜绝恶习，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村寨的重要性，这对共识性意义的生产、延续有着巨大的价值。

3. 换花——共识性意义生产的把关仪式

据说换花能控制孕妇腹中婴儿的性别。所谓换花，是用“换花草”的根部给怀孕初期（时间为三个月以内） 的妇女食用。据说想要生女孩的，就食用横着长的根部，想要生男孩，就食用竖着长的根部。换花这一仪式是由村里的药师组织完成的，这一仪式并不公开进行，只针对怀孕的妇女。全村只有一个药师，且遵守传女不传男的规则，换花的秘诀只有药师一个人知道，且严禁泄露。目前的药师是吴奶银娇，她说：

每一代的药师均为单传，传女不传男，我是由上一代药师吴刷玛指定传承的。吴刷玛告诉我，药师不能把“换花草”的秘方透露出去，且只能给本村的孕妇服用，不然药物就不会产生效果。

这种神秘的换花仪式，使占里村的生育文化饱含神秘色彩，让外人产生了无尽的迷思。不过光有换花，应该不能完全控制胎儿的性别。在对村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进行沟通时，她说：

仅靠换花草并不能完全决定胎儿的性别，得与村寨中的“榕树井”里的水一起服用，“榕树井”分为“女井”及“男井”（两口井的距离只有几米），可根据想要的孩子的性别决定用换花草的何种根茎，并配合不同的井水服用。

有人曾经对两口井中的水进行取样分析，发现它们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女井”中的水偏酸性，男井中的水偏碱性。这种神奇的换花仪式，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共识性意义的生产能够在村民中一代代地延续下来，换花成为了共识性意义生产、固化、强化和延续的把关仪式。

4. 祭萨——共识性意义生产中的沟通神灵仪式

“萨神”（萨玛天子、萨玛、萨岁等） 是所有侗族都特别崇拜的对象。作为侗族村寨，占里也会定期举行祭萨活动，祭祀形式也分为普通祭（逢年过节时举行）、出行祭（集体出寨做客或比赛芦笙时举行）、战时祭（敌人犯寨时举行）、赛耶祭（互访、赛歌、赛耶时举行的祭祀） 等。

对侗族来说，祭祀一般在萨堂（有露天的、室内的两种） 进行，与其他地方的侗族一样，萨坛也是占里人的心灵所在地。萨坛的修建和萨神的祭祀是极为严肃的，一般是先修萨堂再修鼓楼、先有萨柄再有寨门、先建萨堂再建住房。萨神是侗族的精神主宰，在侗族群众看来，萨神能够保护侗寨的繁荣与平安。

在祭祀时，一般由鬼师与萨神进行沟通，恳求萨神保佑村寨粮食丰收、无病无灾、吉祥如意。而在祭萨活动中，村民都极为虔诚，大家在鬼师与萨神的沟通中来生产、分享具有村寨共识性的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占里村仪式传播的共识性意义的生产中，独特的文化记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东西，它既是意义生产的历史基础，也是一种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中，人们通过仪式传播所生产的意义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指向性，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对文化的积淀具有重大的价值，而文化因具有特定的意义而得以存在和传承。正如杨俊菲所说：“文化在本质上作为意义而存在，文化构建就是对意义的再创造过程”[8]。正因为如此，在占里的仪式传播中，应该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实现以文化记忆点燃村落共同体记忆的目的。经过数百年的打造，占里村民的文化记忆已深深地植根于其独特的文化结构之中，成了村落的重要印记，因而可以将文化记忆作为启动按钮，构建占里村的共识性的意义生产空间，实现意义生产由个人到群体，由群体到文化的过渡，形成占里人的共同记忆，使仪式传播中共识性意义的生产、传播和共享更为有效。

三、占里村仪式传播中村落共同体的认同

在仪式传播中，村民使用各种“象征符号”进行互动，通过满含象征性仪式符号的互动，占里的村落共同体得以较好地创造和维系。

（一） 作为村落共同体的认同路径的仪式传播

在占里村落共同体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对话占据绝对地位，传播的仪式观极为突出。在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祭萨、换花等活动中，仪式成为传播的隐喻，村民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对话，以特定的理念对社会进行把握和治理，推动着村落共同体的发展。仪式传播创造了村落共同体，村民共同居住在这一共同体之中，使具有共识性的意义得以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并由此不断提升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因此，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持续创造、解释、革新和运用符号的过程。占里村的村落共同体认同是在各种仪式传播中形成和提升的——通过仪式传播中共识性意义的生产，促进村寨的有效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认同的功能依恋路径、在文化的构建中形成认同的记忆依恋路径、在生产和繁衍中形成认同的情感依恋路径。也就是说，作为仪式的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祭萨、换花等活动，是提升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的重要手段。从本质上来说，作为村寨的盛大活动，占里村的各种仪式并不只是在鼓楼、萨堂等特定空间中的一种表演形式，其背后有着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具有历史性、组织性等特征，一经举行就能塑造特定的文化景观，让村民在沟通、互动和共享中体验仪式的价值。因此，各种仪式都能够以其特有的叙事方式来展现和强化村民的身份，并以此不断提升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

（二） 占里村仪式传播中提升村落共同体认同感的主要手段

仪式传播能够形成、强化和重塑个体的共同体意识，从而保持着对共同体的信任和依赖关系。仪式传播的这种功能得益于其在长期的符号选择和构建中，不断生产对共同体成员具有普适性、普惠性的荣誉和信仰。总的来说，占里仪式传播中提升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1. 塑造村落形象

村落形象是村寨发展的战略资源、品牌资源。就目前来说，占里村以刑事案发率为零及优美的自然风光等条件，获得了“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的称号，其朴素的生态意识、淳朴的民风深受外界好评。可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占里的村落形象是非常好的。这一形象是占里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祭萨、换花等仪式，不断传播处事公平、保护生态、不染恶习、推动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共识性意义的过程中塑造起来的。在村落形象的塑造中，占里用一个个的仪式生产着村规民约等习惯法，生产着村寨发展的信条，生产着走在世界前列的生态观念，从而使村落形象不受大山的遮蔽，让外界发自内心的承认、尊重、赞赏和认同，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

在占里，村民坚持着“与自然为善、与人为善”的理念，并借助外来人员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将仪式变为开放性的场域，不断生产、传播和强化着自身神话般的形象。由于历史、文化的区别，村寨外的人们也许难以全身心地沉浸在占里的各种仪式中，但他们都能以狂欢的姿态感知着占里的各种民俗，享受着仪式中的相关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身处贵州偏远山区的占里，能够依靠其特有的仪式传播，让外界和村寨共同感受和展演村落形象，使其村落形象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家园。这个家园所蕴含的意义、意象能够点燃人们的家园情结，且这种情结能够渗入社会层面，使占里人尤为自豪和欣慰。

其实，除了精神、观念方面的形象以外，占里村还有建筑、服饰等形象，它们与生态等理念方面的形象共同构筑起占里的村落形象。就建筑来说，占里村寨建于河谷之中，修有象征侗族民族身份的鼓楼，民居建筑以鼓楼为核心向四周层层展开，或为单家独户、或为群体组合；寨子中沿河修有排架式禾晾，内有住房和仓房；此外，村中还建有侗族心灵的栖息之所——萨坛，修建了侗族村寨皆会建的风雨亭，当然，也少不了有其祖先吴占、吴里的雕像。鼓楼、萨坛、风雨亭，尤其是吴占及吴里的雕像，是显示占里村民身份的重要符号，这些建筑让占里的村落形象鲜明地呈现出来。就服饰来说，除了用于遮羞御寒外，其更是作为村落文明发展的象征物而存在，它们能够体现占里人的心绪情感。在占里，见得最多的服饰就是男人头缠紫色亮布长帕，头帕的式样分天真烂漫的角式和端庄稳重的“团圆式”，上身着高领对襟衣，一般有7个到9个布扣，三四个衣袋；女子上身穿着对襟敝胸衣和肚兜，罩围腰，下着百褶裙、裹腿，冬着斜襟薄棉衣，套五彩短袖套，这些服饰是占里人的重要表征。建筑、服饰等均属于占里这一村落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它们与“公正处事、不染恶习、保护生态”等不能直接被感知的信仰、观念、价值等一同构筑了村落形象。占里村落形象的象征符号的使用是比较成功的，它借助各种仪式，将各种象征符号的所指变成可见、可听甚至是可触摸的东西，使人们在参与仪式传播的过程中能够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共同捕捉存在于人世间的美好事物，不断提升自己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

2. 找寻心灵归宿感

面对“我是谁”这个极具归宿感的问题，一代代的占里人都在不断进行回应，力图持续构建和强化村落共同体意识。而能为占里村民的归属感提供功能、文化和情感依恋路径的仪式传播，无疑成为他们找寻、彰显归宿感的重要手段。占里人以吴占、吴里两位先祖作为寻根的记忆，以朴素的生态观念为指导，将各种村规民约以仪式的形式来进行传播，让村民在主我、客我的互动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回答“我是谁”这一重大问题，以现存的社会景观和社会观念来找寻归宿感，为村民找到沟通、协作的路径，编织村落内部的关系网，构建村落共同体，让村民在具有共识性的意义空间中和共同的信仰中找到归宿感。

可以说，仪式传播是占里人对村落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如爱护自然、不染恶习等)的表达性复原和重申，并会被当成社会现实而被一代代的村民所接受。在库利看来，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以传递，在时间上得以保存的手段[9]。这说明随着各种仪式活动的不断开展，占里人蕴含于仪式中的精神观念会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而文化是认同的意义基础，在村落共同体的认同中充当着核心角色。由此可知，通过各种仪式活动，占里能够不断提升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

3. 维护村民的信仰

与传播的传递观相比，传播的仪式观是较为少见的东西。然而，就历史来说，传播的仪式观却更为久远，其将参与、分享作为传播的主要目的，认为在充分的参与、分享中，人们能够拥有共同的信仰。也就是说，仪式传播的过程不仅是体现共同信仰的过程，更是塑造共同信仰的过程，共同信仰是通过仪式来展现和塑造的。由此可知，在占里的仪式传播中，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仪式本身，而是由仪式传播所展现的精神信仰。通过各种仪式传播活动，占里有形的、具体的生产和生活能够被抽象为无形的信仰，仪式外化了生产、生活的核心内涵。正是通过仪式传播，占里村民的共同信仰得以不断强化，村落共同体有了共同的情感和精神皈依来维系，村民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其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必然会提升。

人际关系之基础在于传播，社会财富也是由传播生产的，传播沟通了人际关系，并让集体生活成为可能[10]。占里村利用各种仪式将村落的意识、观念、理想和规范等连接起来，构筑了村民的信仰体系，创造和维系着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村落共同体，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的框架。

占里是一个较为闭塞的村寨，在村子的物理空间已经无法拓展的情况下，占里村民的文化共享就会向缔造共同信仰这个方向去拓展。这种情况与刘海龙所期望的大众传播的作用有较大的契合性。刘海龙认为：“将传播与自我的形成、共同体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实践联系在一起，避免了局限于讨论大众传播对个体心理的直接影响，而是更注重传播（不仅限于大众传播） 对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长期的、整体的影响”[11]。在占里的仪式传播中，村民将自然信仰、祖先信奉等作为意义生产的信条。在自然信仰中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在祖先信奉中以建筑、服饰、祭萨等符号来呈现自己的历史，这样的仪式传播让占里人在物理空间和精神世界都找到了信仰，村民记忆的元素尤为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仪式传播成了占里人分享村落共同体意义的载体，成了启动占里人的情感和信仰阀门的重要按钮。因此，即便离家多年，村民们仍然没有降低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

四、结论

仪式传播构筑了意义生产、符号使用、信仰分享的空间，编织了村民生产、生活经验的网络，生产出了具有村落共识性的意义，并提升了个体成员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作为传播的隐喻的仪式，能够展现村民习俗和文化景观，并能够发挥阐释和训诫的作用，对村民的言行具有规范价值。仪式传播使村落中抽象的观念、意识得以具象化，凸显出具体的价值，塑造了村民的集体记忆，增强了个体的村落情感和对村落共同体的信任感、认同度，“化成中华民族之伟大的文化共同体。”[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