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莉 黎 琴

（兰州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00）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各民族对共同性的追求，各民族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对共同时空序列下的多元性、多样性进行整合，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精神追求等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特质。作为多民族结合体，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其结构中既保留了不同民族的特性，又富有深厚的同质性一体性因素[1]。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根植于并反映在各民族携手共创伟大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实践中。因而，对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的强调并非“同化”，亦不否定“多元”，而是对嵌于中华民族基本结构中“同一性”“相通性”“共生共存性”等一系列共同性因素的反映。

中华民族在共同的时空中孕育生长，通过地缘结构的空间塑造和历史进程中的区域统合，最终以国家在场的外在形式推动形成“共同的秩序”。其深层逻辑，是基于各民族在生活地域、经济形态、精神追求、发展前途等各属性间的整体性、匹配性、共同性[2]，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与共同体凝聚中交融互嵌，形成“嵌融一体”的空间形态，呈现以文化同质性为内核、以一体性的结构嵌入为外在支撑的基本结构特征。因此，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一方面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取向的内隐文化特质，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共同性的文化内核基因，一方面又在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础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内聚力和强大生命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驱动和精神源泉。

本文通过对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的分析，着重梳理其深层内涵与外延，揭示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在共同性空间结构中的形成和发展，力求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支持。

一、共生互嵌：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生成

在多元的发展道路中，共同生活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在各自发展中共同塑造并维护着完整的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共同为中华民族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其主体部分，在数千年历史激荡中始终保持稳定不变。各民族在共生互嵌的时空格局中基于中华大地的地缘内聚性和人群间跨地域、跨族际的深刻互动，产生强大的内生性社会联结，为中华民族及其结构的形成提供共同的外在空间环境和共通的内生秩序。

（一） 地缘结构塑造的共生互嵌空间

中华大地外缘的地理屏障、内部各地理单元之间的密切联系等特性，使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内聚的多元复合型地理单元，从而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共生中实现彼此互嵌、内聚交融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区域架构。大体上由北部和西北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组成的6 大地理板块，在各大民族走廊连接下，不仅产生了稳定的地缘聚合力量，也为内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共生和联通的经济文化脉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生存空间的基本环境。

中华大地上区域性的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森林文明、高原文明和海洋文明5大文明形态，也构成中华文明的5大分支。5大分支各有其核心地域及其生产和生活特征，并且随着与各民族的互动、交流、融汇不断整合、凝聚，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史的主要内容[3](P12)。如农业文明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不断向外辐射，发展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华夏，并且进一步与周边的文明类型互动交融；绵延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海岛，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中的海洋文明，其与沿海的农业地带互为补充。

以民族走廊为典型的古代民族互动的通道，依托自然地理空间连接起沟通各文明区，使各文明区突破了固有的发展空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民族走廊依托多元文化形成更多、更深入的互动，而频繁且深入的互动恰是“一体性”得以成型的关键途径[4]。各大民族走廊在“和而不同、交而不融、且交且融”的状态中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着重要的区域黏合力。民族走廊在民族的迁徙流动中建立起民族文化之间的包容互通，进一步激发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密切联系，使来自不同文化区的各民族在互动中延伸出跨区域的社会纽带，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空间的重要支柱和动脉，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内聚力与包容性场域中，各地的人们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在多元一体分布格局中发展着密切的经济、文化、政治、心理联系，建立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 历史进程中的区域统合

在中华民族中，“华夏”成型最早，炎黄部落是它的核心所在，在其不断壮大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与太昊、少昊、三苗等诸多部落的有机融合，兼容并蓄地吸收四方文化，所以“华夏”及其周边各民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联系[5]。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时空框架下与各民族的文明共同发展，始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融状态，在“共同性”的生长空间中生息发展，形成源远流长的一体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首先完成了各自的凝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权[6]，并且继续着二者之间的深度互动。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7]，是中华文明核心内容之一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历史上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互动中虽然时有对峙，但更多的是在中华民族一体性框架下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实现互补与交融，将游牧文明为主的青藏高原、西北和北方草原、东北森林以及农牧交错的云贵西南高原-山地文化系统纳入大一统的王朝体系之下。海洋文化区在历史上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其与农耕文化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很多区域融为一体，与内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支撑、互动互融[8]。森林文化区在中华文明体系的统合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3](P19)，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史上，各民族因产生发展道路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带来了多元性的同时，也推动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互补，从而产生中华多元文化聚合的内生驱动力，以华夏文明为核心进行着反复汇聚与辐射，朝着同质性一体性的方向不断发展。不同地区的各民族，通过跨区域、跨人群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建立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纽带，形成更高层级的区域共同体，也在中华文化内聚结构的跨区域体系格局中形成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共同性”文化场域以及由此建立起共有的区域文化和区域共同体，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方文化基础。

（三） 国家在场下的“共同秩序”构建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以大一统中央政权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强化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国家框架下的制度性保障。虽然中国的各区域间存在着生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但各民族在地缘结构的空间塑造中推动各区域社会的统合，在共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征程中持续强化凝聚力，在此基础上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国家统一体设立了制度化的规范，使各民族多元、共享的发展空间嵌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中，实现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共享，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实体化进程。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及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追求贯穿于历代政权的实践过程，中央集权以及相应的封建王朝统治机制也成为中华共同空间格局中，从“中央”到“边疆”各民族共同认可的秩序，如延续数千年的朝贡贸易体系便体现了这一特征。

长城及其南北一线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华民族的国家构建和文化交融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许多朝代的政治中心都设置于这一地带[9]，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互动往来也多以此作为前沿。沿长城一直向西，天山南北同样呈现出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建立起了各民族共同生活、互嵌交融的共同空间，谷苞先生也因此将“长城—天山”的互动关系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体系中[10]。清朝“长城—天山”地带超越了“游牧—农耕”的二元分野，为中华民族在共同空间中的文明互动交融提供了安稳的环境与秩序，促进了沿线地区跨民族市场网络和文化互动空间的形成。清末，中国完成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近代的民族危机、革命斗争以及国家建设中实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在共同空间下的共同历史记忆与现实遭遇使中华民族实体进入了自觉发展阶段。

历史上中华民族秩序的建构与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国家在场的形式得以表征。古代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积累下，不断实现更高层次的国家和民族整合，在近代的世界化浪潮中完成由“自在”的中华民族向“自觉”的中华民族的转变。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国家发展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发生了质的飞跃。随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成新的整合，同质性一体性的结构特征更上一层楼，以更加团结一致的状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二、文化交融：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深层内核

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体现在包括各民族传统思想意识领域的共同世界观价值观、追求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互补的生计方式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各民族间高度认同的传统、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疆域等诸多方面[1]。就其深层内涵而言，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体现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上，尤其是隐性文化，是“不易直接由个人和群体具体、反复表达出来的各种本群体特有文化因素”[1]。中华民族隐性的同质文化，以各民族文化中共同追求的“大一统”文化以及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特征，不断夯实着中华民族在价值取向层面的趋同性，从而促成各民族社会文化结构的互嵌交融和中华文化发展壮大。

（一） 中华文化内核基础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之一，也为中华民族文化同质性一体性内核的形成提供了特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和内聚力量，增强了多元文化场域中民族文化的包容性、适应性与交融性，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和而不同”的包容价值观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成为可能，“大一统”思想也塑造着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内涵。

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国家统治观念，继承自氏族部落时代的血缘世系，逐渐演变为嫡长子继承的王朝世系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秦诸子对“大一统”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实践。有关“大一统”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1](P6-12)这里的“大一统”指周朝的统一，指政治生活的统一，而广义的“大一统”除了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之外，还包含了对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的高度统一。“大一统”的哲学观孕育于悠久的华夏文明之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各族人民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追求，孔子所谓“和而不同”“天下一家”，在本质上体现着一致的逻辑。“大一统”的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历史遗产与政治遗产。

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先秦各族人民在彼此有别的同时，也不断相互吸收、借鉴彼此的文化，在彼此联系中共同发展。在“华夏”“四方”的长期互动中，各民族逐步团结到“华夏”身边，形成了以之为核心的强大内聚力，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夷夏共同体”，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大一统”。以秦统一六国为开端，“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在秦汉时期开始得到了真正的实践，汉朝则在“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建构边疆朝贡制度，将“四海地区”纳入王朝“大一统”的范围[12]。随着“夷夏一体、天下一家”的思想广泛传播，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都在对大一统思想进行积极的阐述。其中又以司马迁“夷夏共祖”观最为典型，司马氏将黄帝作为汉朝以前历代帝王的共同祖先，对于推动当时各民族对汉朝政权的认同，巩固政权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这种“夷夏共祖”思想的传播，使得各民族进一步认同华夏文化，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纽带连接。

为了巩固“大一统”观念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董仲舒创立三统论，认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3](P2523)，通过强调中央统治的正统性正当性提升大一统的凝聚力。秦汉之后，实现“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方式成为历朝统治者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文化内核。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实践，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深入各民族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更高水平的大一统的动力来源。

与政治上的大一统相适应，是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即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文化同质性一体性的不懈追求和实践。通过将“大一统”的哲学思想有机地嵌入中华民族同质性的文化内核中，各族人民基于中华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形塑，使人们在多元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自觉地向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凝聚。因此，“大一统”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思想传统中，在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定型中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结构注入了强大的基础力量。

（二） 构成中华文化认同的隐性内核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最主要的内在纽带”[1]。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空间、互嵌交融社会生活、高度的凝聚力等共同因素，使各民族在物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隐形文化为各民族共同持有，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各民族在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形成并夯实了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深层内核。中华民族隐性的文化内核由各民族在共同空间结构中共同创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民族通过对共同内隐文化特质的认同，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内聚力得到大幅提升。中华文化隐性内核通过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思想、意识、心理等方面表达出来，表现为传统文化理念、文化象征体系和文化认同体系等一系列因素。

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来自古代中国各民族传统思想领域的世界观以及人们对客观事物、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认知，这些理念构成了古代中国许多民族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的基础[1]。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时空格局中，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各民族共同认同的作用下，成为更具普遍性的存在，上升为整个国家与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儒家文化是深刻影响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央集权、君权神授、亲子世袭、君臣有序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促使社会领域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家国天下”的理念与社会情怀，使人们注重对家庭、家族、家支、村落、社区、乡缘、地缘等社会纽带的维系，产生了社会道德上“重社会、重集体、轻个性”的群体意识与行为标准。传统文化理念中的“家国天下”“集体观念”等内隐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文化结构中，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稳定地发展并发挥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体系，是人们基于各种观念、制度、信仰等的表达形式，属于中华文化体系的深层象征，中国古代的礼俗、制度等均是其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体系也形成于社会关系模式社会秩序构建的过程当中，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时空格局中的象征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同质性一体性的凝聚。如明朝在建立后为整合意识形态、统一民众的信仰与仪式行为，实施“城隍改制”和“神道设教”，将民间信仰纳入国家祀典之中。其中所体现的，正是古代社会中的阶层秩序，而这种阶层秩序正是通过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同质性表达，不停地规训着相应的民众，后者则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一体性特征。虽然中华民族文化内部具有多元性、丰富性与层次性，但在“共同性”生长空间的国家、社会与文化统合作用下，也建构起共同性空间结构的文化象征内核，成为人们社会互动与社会维系的文化象征资源。

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传播，还是其象征体系的作用机制，就其根本而言，均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体系密切相关。各民族在共同发展空间中共同创造并维护着中华文化的内核，基于对这一内核的认同，各民族发展出共同的认同体系。

三、自觉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发展

随着一体性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各领域的认同持续提升，各民族形成了更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此影响，民族凝聚力随着时间推移得到了不断增强，在多元性基础上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特征日趋明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能量。

（一） 从自在到自觉：共同空间中的一体性构筑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4](P17)在这个过程中，“华夷有别”的民族观逐渐走向了“华夷一家”，近代以来则进一步发展为“中华一家”“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等一系列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念，并且在艰苦卓绝的抗日奋战中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自在状态，使其踏上了自觉发展之路。

地缘的聚合、生计的联系、社会的纽带、文化的交融是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的内生活力源泉，使中华民族在近代民族危机中保持结构基础的稳定性，激发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最终走向一体的重要因素。近代的民族危机、革命斗争以及国家建设，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历史遭遇在民族自觉之路上更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同质性一体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论”，是中华儿女在考虑中华民族发展道路问题、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上不断探索的典型代表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追求民族平等、民族自主为路径的中华民族观。

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先进性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成为领导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在强大精神力量的指引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15]，有效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国家层面上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时俱进地完善着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整体架构体系。进入新时期，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再次飞跃，中华民族共同体迎来了崭新的机遇期，“各民族在多元一体的统一国家内平等发展、共同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16]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更高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入地审视国内、国际新形势，在继承历史、发展未来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这是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特征更加明确的科学总结。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17]。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由“多元一体”走向“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逐渐成为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思想，为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力量。

（二） 支撑新时代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发展的要素

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的重要支撑包括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各民族经济的互补互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保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交融共享以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各民族情感相通与中华民族认同。

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随着各民族突破固有的生存范围、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提升，以经济交换为基础互通有无，成为推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主要形式。各民族不同生产门类之间的互补建立起密切而坚韧的经济互动之网，通过交换不断加强跨区域、跨族际间的相互依存，使不同区域文明在自发性的物资交换体系中自觉地进行整合，共享的市场网络与共生空间不断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为同质性一体性文化结构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各民族的有机联系从经济深入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基本结构获得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影响从传统中国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从古代国家的统一到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夷夏一家”到近代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从内聚交融、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到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现代中国，“统一体”的国家形态和框架为中华民族以同质性一体性的结构为前提发展经济运行、社会文化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性外壳，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塑造着中华民族实体。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始终影响着中国的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使各民族共同建立了超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框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与时俱进，营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奋斗之格局，从制度上为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空间下的多元一体文化，始终处在持续不断的互嵌交融、共生共享中。多元一体的客观现实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也呈现出差异性、层次性和共同性的特征，同时以不断趋于一体、保持高度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主线。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使多元的各民族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态位置上，再加上各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这一有机整体。许多文化事项被不同的民族所共享和发扬，构筑出活态的多元一体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充分尊重各民族的信仰和习惯，在探寻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巩固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18]。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在传播和共享中为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注入了发展的活力。

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性，加强了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感等各方面的纽带，更加速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壮大。“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引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人民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共识成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力量。”[16]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维系着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同时还加强着民族之间的认同纽带，持续巩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促进了民族间的亲密关系与社会团结。通过共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华文化不断加强各民族情感相通与中华民族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是在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更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壮大的关键推动力[1]。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体现了作为实体的中华民族有机体内在的稳定性，其中同质性一体性的特征对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维护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涵盖了各民族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涵盖了各民族在此空间中创造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的核心要义。透过中华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间和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结构的形成发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各民族如何在共生空间中实践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不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产物。其中，内隐的文化内核隐含着稳定的内在价值与共同精神家园的文化基因，形塑着同质性一体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丰富的中华文化则是围绕着同质性一体性的文化内核所形成的外在结构形式，包含着各民族共同发展起来的互补共生的生计文化、稳定持续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保障、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以及各民族基于情感相通、共同认同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同质性一体性的基本结构，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依托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有助于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