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香迎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300011）

一、引言

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爱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爱在现代的发展却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甚至被宣判死亡——“在一个不设限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爱情变得不可能”。[1]美国犹太裔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魔桶》通过对犹太青年“利奥”择偶过程的呈现，刻画了现代之爱的困境与重塑。《魔桶》在马拉默德的创作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自发表以来，引发了诸多评论和解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更多地集中于对文本中犹太母题和作者犹太性的探索、对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各种意向的剖析，以及对马拉默德独特的叙事手法及产生的叙事效果的研究。诚然，“经受苦难、获得救赎”是犹太教义中的重要母题，也是马拉默德文学的经典主题，一直被作为对其作品解读的重要视角。《魔桶》中“受难—救赎”的典型命运程式也已为读者熟知，常被看作是马拉默德文学中的固定情节和作者犹太性的重要体现。但先入为主地将这一母题带入故事理解，反而容易让人忽视经受苦难、获得救赎的背后推手——爱欲，削弱了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力量。作为与马拉默德的同时代人，列维纳斯在其伦理学中构建的“爱欲关系”或许可以为《魔桶》小说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爱欲”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线索得到诸多观照。无爱是主人公利奥受难的原因，寻爱的过程也是寻找救赎的过程。最终，利奥通过献祭自我、面向他者构建起真正的爱欲关系，完成了爱欲的重塑，但爱欲关系本身具有的两可性，似乎又成为主人公利奥真正摆脱孤独、获得救赎的阻碍。因此，本文以《魔桶》为例，运用列维纳斯的爱欲理论，分析主人公利奥重塑爱欲的整个过程，指明其为现代之爱的发展道路引导方向的作用。

二、列维纳斯的爱欲理论

列维纳斯的思想以反对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为起点。海德格尔将存在从诸存在者那里分离出来加以研究，而列维纳斯认为没有“无存在者的存在”，所有存在必归属于存在者。真正脱离存在者的是“实存”。“实存”是一种匿名的“有”。“它实存着，却还不存在，不‘是’任何东西，不具任何意义”。[2]列维纳斯认为，只有光才能带来意义。在光的世界里，一切都被照亮、被理解。而实存是黑夜中的窸窣，不被任何光线照亮，无法被把握，也无法被取消，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淹没于无尽实存中的主体通过“实显”的方式逃离实存。实显指的是主体借助光来掌握一切，把世界划归到我的内在世界。但与此同时，主体也被束缚在内在性之中，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主体因此又陷入了无尽的孤独之中。

真正的逃离孤独的道路指向“他者”所在的方向。他者所具有的“他异性”是永远无法被划归到自我的权能之下的，他者不可为我所把捉，总是高于我。此高度并不指向身份、地位、权力，而是他者作为不可见者、不可知者的崇高。他者的不可知性取消了我的“无所不能”，让我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而我的被动则赋予了他者在伦理关系中的优先性。“他异性”在“面容”中临显。“面容”是“他者越出他者在我之中的观念而呈现自身的样式”，“他人的面容在任何时候都摧毁和溢出它留给我的可塑的形象”。[3]“面容自行表达”，[3]其表达超越了语言，任何显露他异性的方式都是面容表达的方式。“面对面”是伦理关系产生的前提，在面对面中，他者以其贫弱向我发出不可违抗的道德命令，要求我为他负责。爱欲关系是面对面的伦理关系中的一种，爱欲的对象是作为（女性）爱人的他者。“歧义性”是（女性）爱人的本质。歧义不单指（女性）爱人外在表现的种种矛盾的特质，更深藏在其面容的“表达”与“停止表达”之间。（女性）爱人更多地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以此反对“言说”和“秩序”的暴力。爱欲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其“两可性”——“它突出了一种处于内在与超越之界线上的事件的两可性”。[3]“爱既是最为身体性的肉欲，又是最为精神性的爱欲，既是对他者的欲求，又是求之不得，既想占有他者，又是对于占有的超越”。[4]列维纳斯式爱欲中包含的歧义和模棱两可或许可以为马拉默德在《魔桶》中描述的令人困惑的爱情提供一些新的解读思路。作为同时代人，列维纳斯与马拉默德对爱的主题的阐述，在内容上存在诸多联系与交织。

三、《魔桶》中的爱欲缺失与异化

《魔桶》的故事情节围绕犹太青年利奥寻找新娘这一线索，以寓言的方式和极具宗教意味的情节阐述了爱情关系构建中困难重重的状况，彰显了现代社会中爱的缺失与异化。

故事伊始，主人公利奥便是以“爱无能”的形象登场。他多年潜心攻读犹太律法，即将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拉比任职教区，此时“成家”变成了他获得教职前最后一项任务，但是他却无法凭自己的能力找到心仪的爱人。媒人萨尔兹曼被“召唤”到利奥家中帮助他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萨尔兹曼随身携带一厚沓照片，里面全是他口中的“合适对象”供利奥选择，但利奥始终无法从众多对象中挑选出中意的配偶。由于心中无爱，利奥把“爱的问题”全部归结为找到“爱的对象”的问题，认为找到一个条件优越的对象，就可以获得爱。事实上，“爱的问题”是“能力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去爱的问题。[5]

对“爱的能力”一无所知的利奥一直以来将自己的精力全部聚焦于学业，企图以此克服疏离、摆脱孤独。当人们发现“自身定居于这一世界之中，忙于诸事，依附于它们，甚至……操纵它们”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一种“对孤独的简单遗忘”。[2]但这种遗忘并不会真正撼动孤独的持续在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他者的世界，没有人可以回避与他人的相处。所以在择偶问题上，利奥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极大挑战和否定——在与萨尔兹曼推荐的相亲对象莉莉·赫斯科恩的相处中，他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爱的缺失”。莉莉对上帝的狂热让利奥一个精通犹太律法的博士生感到尴尬和羞耻，他自知不是莉莉眼中神圣的犹太拉比，在莉莉的逼问下不自觉地吐露真实心声：“我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虔诚信徒”“我皈依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并不爱他”。[6]利奥苦读犹太律法多年，始终在光与认识的世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上帝，把上帝化约为“可知之物”，从而失去了对上帝的欲望，自然不可能践行真正的“爱上帝”，其所谓“皈依上帝”毋宁说仅是对典籍和知识的掌握。与上帝的关系又引发利奥对其他关系的反思，他终于觉察到自己既无法爱上帝，也无法爱他人的事实，并因此陷入无法抵御的不安和抑郁之中。

爱的忧患不仅体现在其匮乏的现状，在现代社会衍生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假爱”中也可见一斑。

资本主义通过异化的方式将爱情关系转变为市场关系。爱情选择实为求偶双方在广阔“情场”上对所持资本进行的等价交换。“推销爱情”的萨尔兹曼深谙其道，“先看门第，再看陪嫁以及其他承诺……最后才是看照片呢”。[6]媒人将选择对象的各项条件分条缕析地介绍给利奥，以期与他的学识、家境、（即将得到的）社会地位相匹配，获得私人定制一般的“理想伴侣”。以同质化的标准和要求寻求伴侣，最终只能通达一种“肩并肩”[2]而非面对面的关联，所有人围绕“某一共同项”[2]存在。这也造就了“阿里斯托芬式的近亲恋”——“只寻找同类、知己，摆脱任何超越，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根本的内在性”。[3]

现代之爱还面临着低俗化、粗鄙化的风险，“性和爱分离的现象占据主流”。[7]“爱被简化成了性……具有展示价值的身体等同于一件商品。他者则是性唤起的对象。不具备‘异质性（他异性）’，不能为人所爱，只能供人消费”。[1]比起门第、陪嫁和其他承诺，利奥更关心相亲对象的年龄和样貌——一切作为外在的、可以展现的条件更能吸引利奥的关注。但对外在的过分在意引起了利奥的羞耻，他甚至从一开始就对媒人的到来感到排斥。与媒人的接触让他无所适从，当媒人拨弄那一沓卡片时，“利奥看着他的动作，听着他发出的声音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在整个说媒过程中多次后悔自己求助萨尔兹曼的这一决定，对其产生深深的不信任。出于礼貌，利奥尊媒人为古老可敬的职业，但是在心底，利奥只把萨尔兹曼当成了一个“皮条客”。Micheal L.Storey将萨尔兹曼的形象与牧神潘恩联系起来，并给出一系列证据。潘恩头部似羚羊，身体和尾部为鱼，外表丑陋，代表放纵的情欲。萨尔兹曼贪婪的胃口、身上散发的鱼腥味以及突然出现和消失的习惯都与潘恩如出一辙。此外，他作为媒人的职业也指向潘恩所代表的多情和生育。[8]利奥对萨尔兹曼的排斥，实际上是对自身欲望的抵制。利奥眼中的爱正是易洛思所说的，与“性”分离的“爱”，这也符合利奥对相亲对象清白的看重。但是，“无性之爱”与“低俗的性”本质上都是“真正的爱”之变体。

同时，Storey认为，潘恩通过萨尔兹曼给利奥带来了恐慌，让他认清了自己生活中无爱的事实，将他带离幻想，进入真实世界。[8]这涉及现代之爱的又一种异化形式——积极化。“如今，爱被当成一种享受的形式被积极化了……它必须制造出愉悦感受”。[1]但事实上，“‘爱情的本质’在于牺牲自我意识，将自我置于他者之中而导致忘我”。[1]爱情本身蕴含的痛苦的一面被人们选择性地无视了，其中的美好和愉快成为理所应当。同时，技术和文化利用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造就了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加重了现代人对真实生活中两性关系的焦虑和失望。

四、《魔桶》中的爱欲重塑

“只有承认无能为力，他者才会出现”。[1]失败的求偶经历终于让利奥发觉自己从无“爱的能力”，处于“不爱别人，也不被人爱”的绝望境地，也由此为他的人生开启了一场“卓越冒险”——在与“他者”的相遇中重塑爱欲。

面容是爱欲交流之场所。韩炳哲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以“展示”为手段，让原本充满“爱欲”的“裸露”世俗化，将“裸露”作为商品出售。“以此种方式，从脸的暴露直至裸露的身体都具备展示价值”“脸作为纯粹的展示工具，远离具体的表达”“不具备表现力和神秘性”。[1]正如萨尔兹曼被赶走前留给利奥的一袋照片，里面的女士“乍一看去，各有动人之处，可是看久了她们都变成了莉莉·赫斯科恩：韶华已逝，青春不再，在一张张笑脸背后隐藏着一颗颗饥渴的心，没有一张显示出个性的照片”。[6]为了迎合多数择偶者的需要，她们将真实的自我隐藏在同质化的脸庞之下，利用“完美外貌”的假象来吸引追求者，以掩盖自身的不足。利奥已然看透其中的把戏，对此深感“无能为力”、进退两难。就在此时，利奥在其中发现了斯特拉的一张快照，端详过后发现“她的面容深深打动了他”。[6]没有精美的包装、厚重的妆容，斯特拉在照片中展示的是真实的“面容”。在斯特拉的面容中，他感受到“一种青春的气息，就像春天的鲜花”，也感受到“一种岁月消磨的痕迹”。斯特拉的眼神仿佛“陌生又熟悉”。他甚至能在其中看到她对过去的悔恨和她所遭受的痛苦。但又“从那迟疑的眼光深处，从她与她内心所蕴藏和所放射出的光彩”中看到“各种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天地”[6]。斯特拉的面容呈现出多种对立的特质，这些特质不断向相反的方向拉扯利奥的心，让他“心里的一团迷雾一下子膨胀起来”，[6]也让他对眼前这个女孩产生更深刻的欲望。那让利奥无限着迷，但又说不清是什么的，正是斯特拉“面容”中显现出的“他异性”——她的面容永远摆脱、抵抗、否定利奥的任何理解。利奥不由自主地产生畏惧心理，“他感到有些怕她”，甚至“有些发抖”。[6]面对斯特拉的面容，利奥处于绝对的被动境地，而斯特拉掌握着伦理上的优先性。斯特拉的面容中临显的是他异性之高度，以作为（女性）爱人特有的“脆弱”和“可伤害性”对利奥发出命令，要求利奥为自己负责。

利奥无法抵抗对充满爱欲的斯特拉的欲望，他不顾萨尔兹曼的阻挠，急切地想要找到她。但真实的斯特拉却让利奥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她不适合你。她太野，没有廉耻，她不配嫁给一个拉比为妻……就像畜生，就像狗。在她看来贫穷就是罪恶……她该下地狱，该烧死”。[6]斯特拉是萨尔兹曼自己的女儿，是个为了金钱出卖身体的妓女。作为即将上任的拉比，利奥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这样的女孩成婚，他向上帝祈求不再爱她，“可又怕真的不爱她了”。[6]放弃对斯特拉的爱会将利奥重新打回孤独的虚无和焦虑之中，在其中一切都是给出的，没有什么除了“我”以外的东西。对他者的欲望火苗一旦点燃就永远无法熄灭。历经折磨，他决定接受斯特拉的所有，“劝她向善，而自己皈依上帝”。[6]最终，利奥选择向着爱欲对象——（女性）爱人，也就是斯特拉所在的方向前进，承担责任，拥抱爱欲，并以爱欲之启示实现真正的“爱上帝”。而在看不到的拐角处，萨尔兹曼在提琴声和烛光中，为利奥死去的自我祈祷。利奥献祭自我以期在爱欲的化身斯特拉身上获得救赎。至此，爱欲关系得以构建。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似乎是个完满的结局，但是本文认为，作者马拉默德在“利奥是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的问题上态度并不明确——利奥在斯特拉身上谋划“自我救赎”的行为，似乎又把他者作为一种自我的“需要”，划归进我的生活之中。

五、结语

利奥是自愿承担对斯特拉的责任，通达一种“为他人而在”的“善”；还是重新将其笼罩在自我阴影之下，以期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变成了在爱中自爱，并由此转向自身”。[3]这一问题难以解答，其中的复杂性指向的正是“爱欲的两可性”——爱欲关系一方面以“面对面”为前提，指向对他者“他异性”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又时刻面临被同化为可以满足的“需要”的危险。爱欲关系的复杂性让我们难以辨别“真正的救赎”是否发生，列维纳斯的观点也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理论上推向极致。但“重塑爱欲”这一事业在现代社会中的迫切性毋庸置疑，爱欲不仅能帮助他者脱离“同质化的地狱”，还将主体从“自我主义的引力”中释放出来。他者所在之方向是爱欲重塑这一事业无可争议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