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莉娜/文

2020年9月30日，在中国澳门举办的“2020 ARTFEM第二届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为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提供女性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透过女性艺术家的“凝视”，反思在全球疫情爆发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与环境问题。“凝视”本身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关于主体的“凝视”，也包括被“凝视”客体所做出的回应。女性作为被凝视的“他者”，在身份建构问题日趋复杂化的后现代，女性生态伦理观以其提供全新视角作为对“他者”身份的回应。

1 澳门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

澳门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已成功举办两届。2017年3月8日，第一届双年展由澳门特区行政区文化局、澳门艺术博物馆以及婆仔屋文创空间联合举办，展出了包括来自澳门地区及其他国家和地区132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2020年9月30日，“2020 ARTFEM第二届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由澳门特区婆仔屋文创空间、澳门基金会及多家机构联合赞助举办。此次展览汇聚了世界各地女性艺术家参展，秉承了第一届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的精神，展览的宗旨是为了奠定当今女性艺术家创作实践的重要地位，也是为了抵抗历史上只限于女性参加双年展之不连续性的传统。

“2020 ARTFEM第二届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以“本然”为主题，展览作品中呈现了女性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就全球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探讨。女性主义艺术家在关于全球生态环境议题上的努力成效显著，也促使联合国对女性环保主义者做出回应，便于采取更多实际有效的措施来预防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全球影响[1]。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在澳门原本预计3月8日举办的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推迟到9月举办。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关系着整个地球村的生态平衡，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能在全球化的今天可以独善其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女性主义艺术与生态的联合必然会为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探明道路。而澳门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的举办有着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价值，本文主要以2020年第二届澳门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为论述背景。

2 来自他者“凝视”的危机

“他者”身份一直是女性主义者们关注的议题之一。在波伏娃所著《第二性》当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打破了生理决定论对女性身份的界定，明确提出女人在社会文化中所处于“他者”身份的位置。主体性身份的建构有赖于“他者”的定位，而女性常常在以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下被视为“他者”。主体性哲学观念随着西方资本化经济的发展而被加强，主体俨然承担了资本消费所带来的后果，与此相对的是主体性的“自由意志”逐步沦为资本消费的附庸。后现代运动的兴起可以看作是瓦解资本化“主体性”哲学观念的反攻，同时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也绝非偶然，同样也预示着对被资本化“主体”的解构。通过女性特殊的视角来看待由资本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性别问题、环境问题、伦理问题等。

在以男性中心主义建构的文化中，“他者”文化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在近几十年中关于“他者”身份的研究中逐步显现出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抵制和解构，相对于男性的“凝视”，主体性建构的“大他者”对于“凝视”将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女性的“他者”身份又该如何回应男性主体性身份的建构？本届展览中来自中国女艺术家康蕾所绘制的《小徑分岔的花園》中可以看出，画面中除了描绘被观者凝视的主角之外，在画面左上方挂着的一小片圆镜也揭示了凝视者本身也有被凝视的可能。在相互“凝视”的不可知的空白地带，引发伦理边界，我们是如何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环境中塑造自身，以期建立个体身份认同。从主体“凝视”到客体“凝视”之间视角的转换也揭示着主体对于“他者”凝视的恐惧。这也意味着在多元文化诉求的今天，对于身份本质主义的消解将给所有的身份认同都带来了不稳定的状态。展览中来自中国女艺术家李圳香的纸丝网印刷作品《提升&黄色遮挡》当中，我们看到艺术家通过展示女性被黄色布条遮挡的阴部来表达女性身体被凝视时观者应该处于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不难看出作品本身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凝视”戏谑性的回应。女性艺术作品中的“凝视”绝不是构建客体“凝视”的威胁，而是在探讨相互交错下的视角“凝视”，对于任何社会个体都会产生的影响。女性主义既不是对于两性权力之间的再较量，也不是提出“女尊男卑”的另外一种性别优势，而是瓦解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根基。

3 女性艺术的身份建构

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于西方新前卫艺术的伊始期，女性艺术作为边缘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被登上历史舞台，女性主义作为“他者”在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浪潮中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身份的建构，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上都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扰的难题，女性主义者们运用福柯关于权力机制的批判理论在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却没有办法建立起对女性身份的自我认同，而身份的建构同样意味着对本质主义的变相认同。女性艺术家也面临着同样尴尬的局面，在第二届澳门国际女艺术家展中，来自中国女艺术家向京雕刻了一位没有头发但又具有女性生理特征的人体雕塑作品《我22岁了，还没有月经》，反映了女性身份建构时所遭遇的困惑，女性身份的建构到底应该关注于生物特性还是文化表征？由此可见身份的认同仍然困扰着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主题和方向。

来自中国澳门的女性艺术家陈安琦的作品《绪》同样展示出了女性身份认同时的群体性焦虑，我们到底是遵从社会文化身份的认同还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女性对于身份的焦虑是多方面的，不仅来自于他人视角，同样也来自于女性的自我意识。而来自葡萄牙的女艺术家Cecilia Costa作品《为神所用的深色内衣》中展示出艺术家用自己的头发编织了一条女性的内裤，看似杂乱的头发却被精细编制成女性内衣似乎体现了艺术家的一种焦虑情绪，我们看到女性艺术家在对于两性关系上所引发的焦虑比男性表现得更为强烈。女性特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社会文化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性、非理性状态都被视为一种虚弱的精神体现，这样的精神特质是没有办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机制[2]。正基于此观念，女性的身份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情感表达难道不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吗？而如何建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女性主义的魅力所在。

4 女性主义伦理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女性主义从建构身份认同到对身份的差异化认同，仍然受到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而这一切仍没有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顽疾。基于此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更多的是从伦理方面重建女性主义观念，是将西方主体性哲学观念引向伦理构建的方向，从而摆脱男性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影响之一是来自于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的理论，同时我们知道福柯晚期关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个人伦理学的研究，是将西方关于主体性哲学“我是谁？”转向了“我应该做什么？”的主体性伦理塑造的方向，亦为女性主义伦理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3]。由此我们看到在提倡“去中心化”的今天，女性主义似乎有意避开了身份本质问题的探讨而更加关注于关系问题和身份多样性问题的阐释。

本届展览中来自于东帝汶的女艺术家Maria Madeira作品《女性的抵抗》用本土化材料，包括东帝汶的棉布、槟榔及红土等代表东帝汶文化身份的创作材料转换为艺术性隐喻，暗涵了东帝汶在被殖民侵略时女性所受到的残酷对待，在后殖民议题上表现出艺术家强烈的个人情感，也展现出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民族身份仍然是女性艺术家持续关注的主题之一。来自于葡萄牙的艺术家Filipa Pais Rodrigues的作品《拥抱大地母亲》系列用环保纸、金箔、银箔以及木质等材料做出的装置品，在表达自然母题上使用了两种完全相反特质的材料（坚硬的木头和脆弱的纸张）来表达生命维度的二元性。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比起工业时代人对自然界的宰制关系，现当代女性艺术家更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提倡人类应该用更为谦逊的态度对待自然。由此我们看出女性艺术家比起男性艺术家首先关注的不是对于本质的探寻，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置在伦理关系。在20世纪60、70年代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之际，西方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伦理学转向。而伦理学不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更扩展到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现象学家列维纳斯的伦理观正是基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哲学所提出的挑战，伦理哲学观念对于人类的有限性提出了质疑，伦理学是对自由主体或理性自我的质疑，是统一或整体的出席，是一种超越本质的运动[4]。列维纳斯认为对于“他者”所趋向于无限的善是西方应该关注的第一哲学——伦理学。福柯晚期著作《性经验史》中关于西方古典时期的伦理学研究，实现了西方哲学从“认识自己”到“关心自己”的伦理实践哲学的转向。不难看出在20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拓展的后现代理论背景下，哲学家们越来越关注于伦理学，这也为构建女性主义伦理观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的背景。

5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

生态女性主义是1974年由奥尼波首次作为术语使用而面世，波伏娃的《第二性》也首次将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与生态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些学者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概念是保护生态、倡导绿色和平和解构科技专制。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绿色政治”，无疑是一种后现代政治，生态女性主义最大的特点在于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其理论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伦理关怀和文化视野[5]。西方性别研究中关于女性特质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女性通过家庭关系来理解世界，女性对于自我概念的理解也是通过关系中的自我来进行理解，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伦理精神都将伦理关系或伦理精神视作一种生态存在[6]。伦理价值功能发挥的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态合理性程度，是判断伦理价值现实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实践关系的合理性也可以视作一种生态伦理价值的体现[7]。20世纪80年代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全球不能忽视的问题，因而生态伦理学出现了明显“生态正义”的转向。与追求普遍原则的正义伦理观有所不同的是女性主义提出的伦理关怀更能体现利他的道德责任感，取消人类权利概念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为自然生态伦理观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基础[8]，而此次国际双年展中更多的是从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等多维度来体现当代女性主义伦理观。

来自于巴西的女艺术家Gabriela Noujaim的作品《森林守护者/太阳狐狸谷》中用中国画纸并采用侵蚀画的创作方式来探讨自然与土著文化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在面对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与如何减少对于自然环境侵害之间的尖锐矛盾，涉及到全球化进程以及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对于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国而言也面临同样的处境，正如2019年普京在回应瑞典环保女孩格里塔·通贝里所说那样：“没有人向格里塔解释过，现代世界是复杂且存在差异的……许多非洲或亚洲国家的人，也希望生活在与瑞典相同的财富水平中，这该如何实现。”这段话揭示了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悖论。艺术家Gabriela Noujaim在画面当中特意写上汉字以期建立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既表达了在以经济发展的国家中有来自于西方环境生态谴责的道德压力，也体现了艺术家本人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担忧。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艺术家黄慧璇的作品《琉华》用数码喷印花卉的形式表达了生命的本质，体现了东方哲学关于生命轮回，一年四季生生不息，此消彼长的生命韵律之美。自然生态的循环之美应该使人类关注于当下的个体生存美学，同样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美学也应该被提倡。

6 国际女性双年展对于现当下生活的启发以及不足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新冠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全球经济停滞不前，文化活动要么取消要么进行线上举办，而疫情的暴发也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自然生态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每个人类的命运，而女性在环境问题上做出了诸多努力。女性主义从19世纪末始于西方解放黑奴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在获得选举权之后，女权主义首度作为西方世界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出现。从萨特提出“他人”即“自我”的先决条件的哲学观念后，再到波伏娃著作的《第二性》正视将女性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身份被提及。女性主义如果想要从本质主义的窠臼中逃离出来，就需要从伦理学开始关注主体间性的交往理论，情境身份的流动性也暗示着身份界限的可逾越性，承认权力在多重力的作用下并不总是单向流动，这样才能真正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陷阱当中。第二届澳门国际女艺术家双年展中艺术家不仅体现了女性视角下对于身份问题的探讨，更多的作品集中在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在关系问题上的阐释，并以期建立女性生态伦理观。

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全球需要关注和重视的议题之一，同时贫困问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面临着与西方经济体之间巨大的鸿沟。虽然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但是我们也看出女性或者说是性别意识的解放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纵观中国现有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来看，性别问题仍然集中于性别平权问题上，对于性别差异化或是性别身份流动性等问题却鲜少被大众所关注，由此可见，女性主义相关的艺术展览在中国举办仍旧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9]。同时，我们也看到第二届国际女性艺术家双年展中艺术家在表达她们的艺术观念时，主要从女性私密的心理层面上来呈现，包括女性的情感困惑等，而这样的视角维度恰恰揭示了女性艺术家在表达主题上的单一性特点。因此，女性艺术家的视角在女性主义生态伦理关怀的议题上呈现出来的有限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女性利他的伦理责任关怀的特征可能会因为女性艺术家单一性视角的原因，从而缩小了伦理关怀的范畴。■

引用

[1] “2020 ARTFEM第二届女艺术家澳门双年展”作品集[M].澳门:艺竹有限公司,2019.

[2]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 戴蓓芬.福柯主体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4] 黄瑜.他者的境遇—列维纳斯伦理形而上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5] 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M].北京:外国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6] 袁玲红.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 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8] 张建辉.生态正义实践与生态现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9] 林丽拉,吴苑华.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思想[J].青海社会科学,2016(02):8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