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格/文

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构筑了一个男性话语支配下的极端社会，基列国的女性被剥夺思想以及身体的自主控制权，成为了赤裸生命。而在《证言》中，阿特伍德以三位不同于使女角色的女性视角，揭露了基列国的诞生及其灭亡。本文主要结合阿甘本的装置、例外状态与神圣人等概念阐释阿特伍德这两部作品中的基列国国民如何被话语装置划分为赤裸生命，并揭示阿特伍德的生命政治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被广泛奉为女性主义经典。时隔三十余年，《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The Testaments）发布并于同年荣获布克奖。《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未来事件，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国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磁带里的录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在跨越了几十年之后，阿特伍德又在《证言》中以《使女的故事》中出现过的基列国元老级女性角色丽迪亚嬷嬷为叙述人之一，同时还有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丝和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宝宝”，通过这三位女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前基列—基列—后基列”的时代，扩展了《使女的故事》中这一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阿特伍德重视女性的身份话语权力，她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对语言都有着敏锐的感受力。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欧陆思想家之一，其生命政治的哲学思想在“神圣人”也即“牲人”系列得到充分展现。自1995年开始，这一系列获得了广泛关注，也为阿甘本赢得巨大声誉。在《神圣人：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中，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处在一个空白的无区分地带，在由法律的悬置和宗教的驱逐所造成的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失去了对生命权力的掌控，成为任人宰割的“神圣人”[1]。

阿甘本在这一系列的《身体使用》中提到，“在那一刻，政治的装置不再发挥作用，潜能变成了生命—形式，而生命—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解构”[2]，认为将生命区分为bios和zoe的体制消亡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体，这里的bios即装置化的生命，zoe则是被排斥在装置之外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从“生命”（life）的词源学上看，zoe的词根与动物（zoo），表达活着的生命，阿甘本称其为动物生命，也即赤裸生命。bios的意思恰恰相反，是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本文将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与《证言》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相关理论结合，探讨阿特伍德作品中的权力与政治思想，并阐释政治和权力运作的渗透与重要作用。

1 作为装置的话语

阿甘本在《论友爱》一书中提到了他是如何划分zoe与bios，“将存在者分成两大类：一方面，是活生生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则是装置，活生生的存在物不断地陷于其中。[3]”因此，装置不但包括监狱、疯人院、圆形监狱、学校、戒律、司法措施等，还包括“笔、书写、文学、哲学、农业、烟、航海、电脑、手机以及为什么不呢? 语言本身，语言或许是最古老的装置。[3]”

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语言除了是交流工具，还囊括了社会、文化、性别、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在《使女的故事》和《证言》中，语言被基列国的统治集团用来对人民进行极权统治，维护国家的阶级制度，沦为了政治工具。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以使女奥芙弗雷德（Offred）的视角呈现了作为装置中的一部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使女们被要求见面时用固定的寒暄语，一个须说“祈神保佑生养”，另一个则回答“愿主开恩赐予”。这在一方面时刻提醒使女们牢记她们使命的宗教本质，另一方面也限制着她们的语言交流，使得她们成为被排除在语言装置之外的zoe。

而在《证言》中，叙述视角更为开阔，以身为开国元勋之一、手握大权的丽迪亚嬷嬷还有分别在基列和加拿大长大的两名年轻女性为叙述者，揭露了基列不为人知的腐败一面。不止是使女，所有基列国的人都成为zoe，不断地陷于基列装置之中。《使女的故事》中的莫伊拉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与基列斗争的女性角色，在红色感化中心时莫伊拉就时常挑战“权威”，与主人公制定暗号、计划出逃、在洗手间绑架嬷嬷，而后又在“荡妇俱乐部”游荡。事实上，除了莫伊拉，书中的其他角色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反抗：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受大主教邀请与他私交，一起玩拼字游戏，对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使女来说，这样的游戏是危险的，拥有语言就是拥有了某种权力。同样作为基列国中女性角色的嬷嬷则是例外，她们是唯一被允许读书识字的女性，同时也被赋予了管理和教化其他女性的权力。由此，语言这一装置造就了阿特伍德小说中错综复杂的社会与权力关系，装置成为主体，拒绝装置的人如莫伊拉以及被装置拒绝的人就只能成为赤裸生命，只能在装置外的野蛮空间纯生物性地活着。

2 例外状态下的基列

在阿甘本的理论中，“例外状态”是一个重要部分。例外状态一般是指政治哲学和公法领域的一种法外状态，比如革命、内乱、战争和宵禁状态。法律在例外状态中被悬置起来，不再指涉现实秩序的任何事物，“因为例外状态总是某种不同于无政府与混沌的事物。在法的意义上，其中仍然存在着秩序，即便它不是一个法秩序。[2]”也就是说，例外状态处于悬法的中空地带。

在《使女的故事》与《证言》中，阿特伍德就塑造了基列国这样一个处于例外状态的国家，所有的基列国成年女性都在一夜之间被冻结了银行卡并被强迫下岗，断绝一切女性获取经济独立的途径，并且封锁国境防止任何人出逃。在此例外状态中，统治者们得以通过将女性生命排除在正常法律体系保护之外的方式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干预，使一些非常态化现象常态化，例如禁止女性读书识字，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权利；禁止女性工作，剥夺她们经济独立的权利；禁止国民进行正常的娱乐；禁止离婚等，将人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剥夺殆尽，否认“人”是社会结构中不可侵犯的基本单位。正如丽迪亚嬷嬷所说：“所谓正常，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4]”

面对充满着暴力和罪恶的社会，基列选择逃避，同时剥夺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权以及个人选择权，创造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难以辨别的模糊地带。处在这样的例外状态之中的基列国没有人拥有独裁权，大主教和嬷嬷等拥有的权利皆源于法律的中止或悬置，是在例外状态中被赋予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行动都不会遭受到法律的处置，“因为它们既非违法、亦非执法或立法，其便仿佛被置于一个对法而言绝对的非场所之中。[2]”例外状态下法律的悬置使大主教们和嬷嬷们获得至高权力，同时身处统治、管理阶层的他们也难逃被监视与限制人权的命运。

正如《使女的故事》中丽迪亚嬷嬷说：“男人是性机器，除此之外，别无他求。[4]”基列国的男性也在例外状态中受制于至高权力。大主教邀请奥芙弗雷德和他玩拼字游戏，带她去“荡妇俱乐部”，在她身上寻求类似于“爱”的情感，这一切违背基列国统治阶级的规定，但这也是基列压抑着的人性的抒发口。《证言》中的贾德大主教因为离婚不符合基列国规定而谋杀自己的一任又一任妻子，牙医因屡次性侵未成年少女而当众遭受使女们的拳打脚踢致死。而掌管着基列国女性社会的嬷嬷们知道基列一切黑暗事实，“在对外展现的美德、圣洁的表象之下，基列已经烂到骨子里去了。[5]”

3 人人皆为神圣人

在基列这样一个非常态化的例外状态中，被剥夺了权利的基列国国民无异于阿甘本理论中的“神圣人”，也即“牲人”，成为“赤裸生命”。主权权力将“神圣人”排除在法律之外并剥夺其政治权利，“神圣人”一方面不可以用来献祭，另一方面可以随意处决，处决他的人也不会受到刑罚，他与共同体既对立又相互依存，阿甘本指出这种被排斥在外，而又属于其中——就是例外状态的拓扑结构。

在《使女的故事》和《证言》中，赤裸生命通过被排斥的方式纳入到生命政治中，赤裸生命既被排斥，又不可或缺。阿甘本集中将神圣人类比于狼人、献身者、难民等形式，并提出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使女的故事》中主要针对使女这一仅作为生育机器的女性群体展开，使女们为怀孕准备最理想的母体，必须每天接受以最科学、最理性的配方配制的食物，被迫放弃享受各种滋味的自由。“都是营养极好的食物，虽然没什么味道。健康食品……是经过专门研究配制的。[4]”《证言》中对于元老级嬷嬷们所经历的“感恩牢”的描写则更直接地指出基列试图将女性动物化，“他们是在让我们退化为动物——被圈养的动物——退回到我们的动物本性。他们是在提醒我们记住那种本性。我们要把自己认定为次等人类。[5]”面对基列的各种不合人性的规定，只有遵守与服从、把自我的权利交付于更高的权力，才能安全地活下去。

赤裸生命还在语言上遭受压制与失声，被迫归于沉默。《证言》中提到只有部分嬷嬷才有权利查阅血缘谱系档案，并由她们掌管适龄少女的婚嫁，“嬷嬷们会记下一切真的血缘关系：考虑到有那么多年长的男性娶了年轻女性，有可能发生父女乱伦的罪恶，但基列不能冒那种风险，所以不能没有追踪记录。[5]”作为非嬷嬷的女性只能听命安排，没有机会拥有自己对于未来家庭的想法更不被允许反抗，因为女性仅仅成为男性组建家庭的必要部分，而不再作为个体被看待。

4 结语

在阿特伍德的这两部作品中，人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成为纯粹的动物性的人，被排斥于装置外同时又是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例外状态下的赤裸生命。正如福柯所说：“人类已经死去。[6]”当人不再是主体而面临消亡，权力关系成为人的本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使女的故事》与《证言》不仅是反乌托邦小说，更是不折不扣的权力政治叙事。阿特伍德构筑了一个在政治权力运作下暗淡的未来社会图景，体现出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揭示了政治对权力、身体和话语的渗透，对当今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例外状态中成为赤裸生命的社会仍具有深远意义，足以为人类社会敲响警钟。■

引用

[1] [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2] [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M].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3] [意]吉奥乔·阿甘本.论友爱[M].刘耀辉,尉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5]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证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