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并映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踪迹。推进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诉求，将其熔铸在高校综合改革进程之中。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治理是高校治理的题中之义，重构并完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能够进一步推进高校治理的实践；提升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能够有效推动高校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实现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贯通，从而解决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普遍存在的顽固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国育才、为党育人。

［关键词］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12-0070-08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3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基础，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而高校作为教育的重要载体，既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阵地，又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既是坚持和发展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学校管理”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推进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工作，要聚焦存在的问题，立足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紧把握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实践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

一、治理及意识形态治理的学理阐释

（一）治理的内涵

“治理并非现代社会的新事物，而是每个社会一直都在进行的。”［2］95针对治理内涵的学理性定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典拉丁语中的“steering”一词，最初与“统治”含义相通，意指控制、操控，有政治的蕴意在其中。［3］1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商君书·修权》中的“公私之交，存亡之本”蕴含着“天下为公”的朴素治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治理”一词，如：《孟子注疏》中记载“君施教以治理之”，强调通过德礼教化之形式实现治理；《荀子·君道》指出“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将“公平、公道”作为治理的基本准则；《老子道德经注》有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认为顺乎自然的无为治理模式才是最好的状态。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治理的内涵不断演变。“每个社会，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产生了治理的特殊传统，分别产生了风格各异的治理。”［4］9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学科分类逐渐细化，推动着政治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有着明确目标行为方式的治理通过特定的载体调节政府与其他社会的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不同领域。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提出，“治理是各个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各方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政治制度安排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5］2治理内涵的演进和拓展使其成为融合管理、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生长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后的探索，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再证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6］83，并在国家治理层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中国参考。所谓“中国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基于中国实际，熔铸中国传统治理中合理要素和国外治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7］。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5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9］116自此，“治理”被嵌入到中国国家话语体系之中，并在实践中充分彰显中国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

（二）意识形态治理的内涵

治理本身蕴含着意识形态属性。所谓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思想体系的集合，“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和社会科学等”［10］79。那么，意识形态的管理、控制和调节本身即是“意识形态治理”，属于治理的范畴，意识形态工作也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治理是执政党使用国家权力管理经济社会的表现，而意识形态是国家意志在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国家权力自然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其次，意识形态作为不同阶级斗争的重要领域，在维护本阶级利益的要求下，“管控”成为其基本调性，自然体现出统治和权威元素。需要说明的是，系统性、持续性的多方联动、管理协同的治理新模式，虽然将“治理”内涵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外延并突出了弱意识形态基调，但其指向消除分歧、协调不同利益目标尚未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11］24“对国家治理活动具有定向、凝聚和评判作用，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2］比尔·弗兰克斯认为，“意识形态治理是指归属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的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外资源，通力协作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动态过程”［13］4。意识形态治理内含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目标与手段的纽带。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通过治理的纽带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实现了贯通：理论维度上彰显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体现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实践维度上彰显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之效能，體现为意识形态工作之措施和手段。毋庸讳言，作为治理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本身高度契合。

高校作为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同时，高校承担着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艰巨任务。根据教育部2022年3月1日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高校共计3012所，在校学生已达到4430万人。规模的持续扩张，加之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高校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内嵌于高校治理网络的意识形态治理是高校在面对“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4］的应对策略和重要抓手。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是构筑高校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上层建筑安全屏障，统领各种社会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抵御西方价值观侵蚀，最终指向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

治理体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导向。重构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更加优化，变革目标更加明确。一方面，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要将党和国家关于提升高校国际竞争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创新、推动国际人文交流等战略意图和历史使命进行反映和彰显；另一方面，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高校的地位和作用。重构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普遍存在的、长期的、典型的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形成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高校治理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践耦合。

（一）进一步明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的依据

推进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导权，关键在于重构其治理体系，落脚点在于构筑意识形态工作“防火墙”，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行好、发展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教育事业……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推进教育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15］474“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6］47系统且完整地分析这两句话是充分、正确理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内涵的基础，“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和“推进教育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的最终指向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是高校综合改革的政治方向，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改革创新的根本方向。培养社会主义人才是高校治理的根本任务，贯通于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和高校治理的整个过程，明确了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的目标。

高校的综合改革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政治方向，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重构更要坚持这一政治方向，其内在逻辑表征如下。首先，要把握方向，坚持正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17］。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印发施行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作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高校重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要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扎根中国大地，自觉承担使命担当，走出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其次，要强化思想引领，掌握工作主导。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校重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旨在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而强化教育教学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是重要路径。同时，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既要集中体现高校综合改革的要求，也要为高校综合改革提供理论、制度等支持，避免被极端错误言行蛊惑陷入西方政治制度的泥潭，保障高校综合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前行。

（二）进一步明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的指向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问题，也包括实践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高校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的整体布局和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实践。

1.明确重构归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特色，这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17］坚持党的领导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治理体系的核心所在，以此为依据构建的现代大学制度深深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作为高校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完善了现代大学制度，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从属于完善和发展现代大学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之同向同行。

2.明确重构方向。完善和发展现代大学制度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之一。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及相应法律法规安排，涵盖了高校意识形态治理并明确了其建构的方向。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需要嵌入并与之相适应。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既要立足于意识形态领域本身而又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应站在高校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宏观、系统地审视并寻求新的突破，发展新的优势，催生新的效能。高校治理是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因此，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也必然扎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成、发展和完善。

3.明确重构意义。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事关党的教育方针在高校全面贯彻落实，事关国家政治领域安全，事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重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的保障作用。高校治理体系建设本身即涵盖了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治理体系，必然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治理体系的中心，忽视甚至离开了意识形态治理就会导致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治理失去灵魂而徒有躯壳。显然，单一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也是不科學的，只有将其熔铸于高校治理之中，才能把握好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做到通盘考量、重点发力、落实有效。

（三）进一步明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的内容

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旨在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高校治理体系映射出现代大学制度以及国家制度集成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同时，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需要彰显这种集成和创新的特征，更要突出协同发力的内在要求。

1.强化党的建设。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重构要坚持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设为基础，统筹抓好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制度体系，重点在把方向、管大局上做好谋划，在作决策、抓班子上做好统筹，在带队伍、保落实上做好协调。要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和西方国家大学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明确高校黨的领导领域仍然存在的不同社会思潮的谬误。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要为党的建设扫清思想盲区和理论误区，保障党的全面领导在高校落地生根。

2.加强依法治校。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在高校是否有效贯彻落实，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依法治校。一般而言，我国高校治理的根本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其坚持、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需以我国现行法律条款为依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需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遵照我国现行法律条款进行重构。要围绕育人这一根本问题，对高校内部不同关系进行协调，探索手段、路径和目标相统一的内部治理体系及制度合法、衔接流畅、运行合理、保障有力的科学管理体系。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要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遵循，为高校治理清除思想障碍和种种杂音，保障依法治校的顺利实施。

3.强化“三全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17］。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坚持和发展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具体体现，是高校党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抓手。在实际工作中，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主体、内容、对象、载体、目标和功能上高度重叠。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从“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四个维度发力，全方位贯通教育教学全过程，最终实现“三全育人”。要下大力气办好思政课，抓好主渠道的体制机制，建设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共同发力的制度体系，构建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与新媒体有效融合。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要从“四个伟大”特别是“伟大斗争”的高度，发展和完善“三全育人”体制机制，增强育人实效。

4.培育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是地域文化、历史积淀、人文素养和价值取向的融合，其催生出的创造力、凝聚力、推动力和影响力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根本所在，在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中起着精神向导的作用。高校要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凝练、培植和弘扬富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并以制度的形式进行固化并与时俱进，使之成为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要积极探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体制机制，构建抵制错误社会思潮和思想言行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高校意识形态，积极探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和对策。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要为大学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舆论氛围，汇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

5.落实工作责任。高校各级党组织书记和行政负责人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主动抓主动管、敢于抓敢于管，勇于亮剑，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细、落小，“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既是贯通理论决策到实践执行的桥梁，又是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的必由之路，还是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着力点和关键点。要梳理明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任务清单、责任内涵、权利界限和工作要求，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和责任追究体系，构建正向激励机制和反向惩治机制。要从系统、整体的高度构筑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的制度化模式，既能调动主体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应然的外在要求转变为必然的内在自觉，又能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规范化和常态化。

三、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

治理能力是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高校治理体系和能力涵盖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能力，有效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需从厘清治理能力提升的目的、重点和路径三方面着力，以牢牢掌握领导权为牵引，确保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契合高校治理能力，进而在实践层面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改革目标。

（一）进一步明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的目的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有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保障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意识形态工作有效融入并助推现代大学制度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体现在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上，更体现在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实践成效上。

1.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党中央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8］83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安全关乎整个国家安全，是维护并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安全屏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内嵌于国家安全之中，在维护高校政治安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在实践层面阐释了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方向。重构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内在映射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整体性建构的要求；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内在映射出现代大学制度运行、事务管理以及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新时代高等教育安全战略需求转化为推动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点就在于有效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

2.立德树人的根本需要。作为社会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安全为学校的有序平稳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产生的“学校凝聚力”“学校向心力”是维护学校安全的重要手段。持续巩固具有强烈感召力和积极号召力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实践层面，提升整体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是其得以实现的必经之路。因此，需要将意识形态工作改革创新同大学制度及法律法规“废立改”相结合，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远景目标规划同解决当前问题相结合，将意识形态工作顶层设计同基层落实相结合，将意识形态工作一体推进同重点关注相结合，将清除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性旧问题同解决新矛盾相结合。从战略的高度，持续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确保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最终落脚于立德树人，从而培育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理论在实践中彰显生命，制度体系在制度执行中延续生命，治理体系在推动治理能力提升中体现价值。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合理嵌入到高校各项事业整体布局之中，关键在于两个转化：其一是将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有效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其二是将现代大学制度的执行能力积极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着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同样，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构建是其治理能力得以发挥的前提，同时从理论上对治理能力在制度层面进行了规范。而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以治理体系为根基，遵循意识形态工作规律，依托不同载体，运用有效方法，实现治理的预期目标。以此，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不仅是表征意识形态工作成效的晴雨表，还彰显了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

（二）进一步明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

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在基层的延伸，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具体表现为运用现代大学制度管理、把控高校各项事务以及意识形态的相关工作。检视该治理能力的基本标准在于是否能够科学运用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治理学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更高标准则在于能否通过意识形态工作提升高校科学管理水平，进而维护高校政治安全，实现育人目标。

1.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改造中国与世界”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党对改革发展领域的战略审视逐步向纵深推进，理论认知的深入为实践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可以充分释放体制机制所蕴含的治理优势，激发高校发展的活力，增强教师育人的动力。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要从问题出发，围绕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性原则，最终回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要提高教育教学改革的系统性、有效性和协同性，在改革中不断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

2.统筹校内校外力量。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涵括了相互联系的校内校外两个领域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讲，校内就是高校内部事务，其本质是高校在学校领域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教育治理。高校推进教育治理不仅要通过意识形态治理统一教职工和学生的思想认知，更要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以此彰显高校教育治理的执行力。校外指的是高校在学校以外开展的针对性活动，其本质是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在保证正确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合理扩大高校治理和发展的自主权。走中国特色办学之路，必然要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思想，因此，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成为现实需求。校内校外治理既紧密联系又互为支撑，构筑了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载体，有力拓宽了高校提升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实现路径。

3.构建合作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作为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既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支点又是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属于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探索范畴。合作参与型治理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增强政府、社会与高校的良性互动，还能建立高校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平等对话的和谐关系。具体而言，高校顺畅对接政府和社会，掌握外部环境动态，接受校外团体和个人合理监督；同时，高校管理者积极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的理念；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管理，主动扛起“校园育人”责任；学生则积极配合学校管理并融入其中，主人翁精神得到增强。合作参与型治理模式目标是解决现有人力资本控制模式的弊端，凝聚治理合力、释放治理效能。

（三）进一步明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

具体到工作层面，路径是治理理念在实践中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正确的路径选择、有序的分步实施、及时的评估改进是推进工作需要遵守的程序性要求。

1.建好四支队伍。队伍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制度及体制机制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人，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提升要着力打造党政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师、辅导员和学生宣传员四支队伍。党政领导干部政治和业务素质高，具有强烈的创新和担当精神，要切实担负起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系统谋划職责。思想政治教师理论功底深厚、理想信念坚定、道德情操高尚，要切实承担起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职责。辅导员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作风正派优良，要切实承担起“情系学生、育人育才”的责任担当。学生宣传员作为联系学生的第一线，要切实承担起与学生打成一片，动员学生、凝聚学生的职责。梯队合理、责任明晰的四支队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能够有效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

2.稳固四个阵地。阵地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基本依托。从本质上讲阵地是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守住意识形态领域的前线堡垒，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提升要着力稳固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宣传和校园文化四个阵地。要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式、丰富其载体，将显性灌输与隐性引导相结合，有效提升课程的亲和力、感染力。要使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与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共同发力，形成联动效应。新闻宣传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战场，要立足学生需求，融合教育功能，确保宣传导向正确，切实提高新闻宣传吸引力和感染力。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表现出绵绵用力、润物无声的特征，要夯实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新时代的校园文化，进而陶冶、启迪当代大学生的情操和心智。系统推进、共同发力的四个阵地相互支撑，互为促进，能够有效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

3.用好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重要媒介。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越来越被人们熟知，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要遵循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而主流意识形态要借力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好地落地生根，以消除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大数据的网络空间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的交互融通势不可当，推动着传播模式的颠覆性改变，高校应顺应、把握趋势，推动构建高校全媒体模式传播格局：在内容生产方面，强化“内容为王”的理念，对外展示与对内引导有机结合。在传播渠道方面，实行“移动优先”战略，一方面建构宣传矩阵，提升传播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对接“学习强国”等影响力大的网络传播平台，实现内外互动，双向发力；在舆论监管方面，实行“定期研判”的策略，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关注师生思想动态，做到统筹指导、有效监管。用好用活互联网技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话语权和影响力，使高校意识形态治理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何顯明.治理民主：中国民主成长的可能方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6］张维为.中国触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7］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J］.社会科学，2010（6）：3-11+187.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0］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17.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2］付安玲，张耀灿.大数据助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提升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5）：105-112.

［13］比尔·弗兰克斯.驾驭大数据［M］.黄海，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14］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15］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7］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9-11（1）.

［18］《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刘海巍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四史教育与思政课教学有机融合研究”（2021SJGLX986），主持人牛晓锋；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治理现代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巩固研究：协同治理、模式选择、运行机制”（2023-ZDJH-442），主持人牛晓锋；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上海建桥学院）专项研究课题“民办高校院系教师党支部政治功能有效性发挥的路径研究”（SZZXKT2022005），主持人牛晓锋；河南省教育系统党建创新项目“组织力提升视角下民办高校党建模式重构及实践”（2021-DJXM-144），主持人牛晓锋；郑州商学院校级重点课题“治理现代化场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主持人牛晓锋。

［作者简介］牛晓锋（1982— ），男，河南项城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郑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