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疫情抗击中的中国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2023-01-20付银芳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年23期
关键词:效能优势应急

□李 标 付银芳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优越,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面对重大危机与突发事件时能否迅速组织各方应对,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稳定。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国家制度体系已日趋成熟完善,制度优势十分明显,这也是中国在疫情抗击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有力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1]因此,总结中国疫情抗击中的制度优势,探寻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一、现实挑战:突发重大疫情的治理之问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范围蔓延,成为百年来最严重的世界流行性传染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这场破坏性极强、影响深远的疫情危机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很大损失,也是对中国制度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拷问和挑战。

(一)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由于突发事件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疫情响应机制、防控体系和疾控系统都受到很大挑战。具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包括:一是蔓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自疫情暴发以来,到2021年4月初,中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万,国外累计确诊超1.3亿人,遍布全球各国。二是病毒破坏性强,伤害性较大。这种高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会使人在感染后出现发热、剧烈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者会导致死亡。疫情暴发初期,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治疗只能采取抑制的手段,且从公开数据来看,新冠肺炎患者在治愈后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疫情暴发期正值中国传统春节前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聚集也带动了病毒在全国各地的流动,出现以湖北为中心向全国扩散的局面。“为控制疫情,武汉采取整座城市封城隔离,各省市也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但由此产生的经济成本及造成的经济冲击也必然是全国性的。”[3]鉴于疫情防控需要,国家采取隔离的强制性措施,控制人口的大规模积聚,全国大部分企业停产停工,全民居家隔离,人民消费需求急剧减少。从统计数据看,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93.1百亿元,相较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278百亿元降低了66个百分点,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30,733元骤降至8,561元。临时停工停产,导致部分居民短暂性失业,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均出现大幅度下降。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数额巨大。

(三)直接拷问社会应急治理能力。疫情初期,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可知危害一度引发社会恐慌,局部地区尤其是武汉出现了挤兑公共医疗资源的现象。从应急响应效率来看,各地政府表现不一,公共应急预案的执行实施效果也存在差异。由于疫情主要暴发于城市社区,而社区基层治理资源相对薄弱,既要在短期内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防护知识,又要有效执行管控任务,存在多头指挥、响应不足等问题。这对城市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统筹协调能力提出了高要求、新挑战。与以往小规模的应急救援不同,此次突发的疫情不仅高危而且覆盖范围广、疫情防控持续时间长,自疫情暴发至今,全球疫情还未出现根本转向,这给社区和应急管理部门带来了极大压力。同时,以往的公共卫生应急演练也是以小规模为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抗疫物资需求骤然剧增,这对我国应急资源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均是巨大挑战。

二、制度优势:疫情应急治理的致胜之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迎难而上,与其进行了正面较量,取得了疫情抗击的阶段性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一是充分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4]因此,疫情暴发后,党中央迅速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向湖北等疫情重灾区派出指导组,各单位随即成立了以党政干部为主要领导的指挥小组,确保疫情防控受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同时,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党中央加大政策协调力度,积极高效推动物资调配,多方面保障疫情期间的物资供应,确保全国人民生活正常运转。二是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的基础。”[5]针对疫情严峻形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纷纷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一线,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优势。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中国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哪里最险要,党员就冲向哪里”的大无畏精神,积极投身“战役”行动。面对此次疫情,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考验,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在危难和险阻面前挺身而出,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建立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一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6],主要表现为:第一,将治理的重点放在湖北武汉等疫情重灾区,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为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党中央毅然选择在2020年1月23日对武汉实行封城,组织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重灾区救援,调集最精锐的力量,全力支援重灾区,满足疫情防控一线需求。第二,中国不断加强相关社会保障措施,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全额报销;发放就业住房等各类补贴;保障异地滞留人员和困难群众正常生活。第三,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国也没有急于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而是分区、分级、分类,谨慎有序地推进复产复工,各级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和引导劳动者科学防疫的配套措施,全面防止疫情反弹。”[7]我国所有防控措施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隔绝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二是坚持群众路线,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抗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8]我国的这场疫情防控战役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和付出,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和责任人,都为疫情防控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疫情期间,广大居民纷纷响应国家号召自觉在家隔离;医务人员高负荷运转,始终坚守在病毒检测与治疗防护的第一线;警察、货运司机、社区志愿者等疫情防控人员不辞辛苦地坚守在岗位上,维持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部队官兵坚决服从党中央的调动,在险要区域勇担重任。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形成了万众一心、全力以赴的全民抗疫防线。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一是疫情防控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成型,逐渐实现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有法可依。“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迅速做出反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规,同时不断扩大法治宣传,加大了司法的力度,不断践行依法治国的方针。”[9]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依法防控,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共同发力。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将法治思想贯穿疫情防控始终,坚定了我国依法防控的信心。二是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强化执行监督。针对疫情伊始病毒来源于食用野生动物的说法,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加大对滥捕滥杀行为的惩治力度,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针对疫情境外输入的现状,及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严惩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求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努力降低境外输入风险。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2020年6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与健康促进法》,这些法律的修订、颁布与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真正使疫情防控有法可依。同时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制度和应急处置的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严惩疫情期间违法犯罪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疫情防控在法治保障下落到实处。

三、提升治理效能: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次疫情危机治理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为疫情防控指明了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为疫情防控集聚了力量和资源,全面依法治国为疫情依法防控提供了法治保障,这些优势汇聚了强大的社会治理能量。后疫情时代,要总结疫情防控相关经验,继续坚持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疫情危机具有不可知性,传播速度快、破坏性强、危害力大,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因此特别需要强制性的统一指挥和迅速集中可利用的资源。在此情况下,任何莫衷一是的决策都有可能导致危机升级,必须根据疫情情况迅速做岀决策,高效集中资源及时对灾区人民进行救治,防止疫情救治延误导致危机升级。后疫情时代,要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优势,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应急机制的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各级单位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迅速实现人员、车辆设施、医疗物资等服从统一调度,高效率地实施应急救援措施。同时要建立健全危机防范制度,加强危机防范机制建设。疾控中心作为维护国家公共卫生的“主力军”,是实施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检测的“侦察兵”,必须要做好侦查工作,确定好危机警戒线,不断提高疾控体系的运转效率和防控能力,努力将疫情对人民和社会的损害降到最低,努力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向应急管理效能有效转化。

(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转化为协同治理效能。“国内学者普遍同意协同治理理论是在协同学和治理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核心在于使参与主体由被动无序变为自治有序,达共目标。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正式程序的保障,确保多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冲突得到协调,各自责任得到确认,各自功能得到耦合。”[10]疫情危机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单个部门或者主体的功能是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进行危机治理是不切实际且收效甚微的,只有集中力量和资源才能实现突破。要想在疫情防控中实现快速反应、及时救治的目标,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发力、相互配合,形成协调合作、资源集中的协同治理效能。后疫情时代,我国要充分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挥群众力量协同治理疫情危机,切实做到全国上下一条心,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危机协同治理体系,在共同防治的过程中,逐步由无序的自发援助转为有序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强大社会力量。

(三)将全面依法治国优势转化为有序治理效能。疫情的突然来袭冲击了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认知方式,造成了人民群众情绪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民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与日俱增,出现了哄抢口罩和大量囤积生活物资的现象。处理突发事件,法治是最基本、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我国始终坚持在法治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国家经济发展,已取得疫情治理的阶段性成效。后疫情时代,我国要继续坚持将法治思想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科学立法,及时修订完善与疫情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效力的实现将依法治国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法严惩疫情期间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原有法律体系得到落实并转化为治理效能;在重点领域建立违法犯罪预警机制,确定犯罪预警标准,力求将可避免的犯罪行为消灭在萌芽之中,不可避免的犯罪行为提前准备应对方案,努力将犯罪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保障疫情防控在法治的范围内稳步有序进行,充分将全面依法治国优势转化为有序治理效能,进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

四、结语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检验,在此次疫情防控治理中,我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交出了可供全世界国家参考借鉴的答卷,验证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后疫情时代,我国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优势、全面依法治国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协同治理效能、有序治理效能,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猜你喜欢

效能优势应急
人民的期盼就是应急青年的使命
迁移探究 发挥效能
充分激发“以工代赈”的最大效能
矮的优势
应急救援要诀“少 快 短”
应急管理部6个“怎么看”
画与话
国际新应急标准《核或辐射应急的准备与响应》的释疑
唐代前后期交通运输效能对比分析
新形势下如何发挥专卖内管委派制的作用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