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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域下加纳电影的主题探寻与文化表达

2023-01-20江奇志

戏剧之家 2022年36期
关键词:非洲

江奇志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19)

提到非洲电影,观众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被誉为“诺莱坞”(Nollywood)的尼日利亚,其电影年产量如今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宝莱坞”(Bollywood)。20 世纪80 年代末,尼日利亚掀起了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非洲大陆流行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的“录像电影”潮流,[1]而与尼日利亚共同掀起这一潮流的邻国加纳却很少被提及。实际上,从1957 年加纳进入独立时代以来,加纳的创作者也开始了在电影领域的深耕,并且诞生了如《非洲遗产》(Heritage Africa,1988)、《宝贝快跑》(Run Baby Run,2006)、《阿扎里》(Azali,2018)等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些影片不仅题材广泛,而且也探索了加纳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

一、国家语境下的共同体想象:社会凝聚与身份认同

1957 年加纳获得独立后,新成立的加纳政府组建了黄金海岸电影公司(GFIC),该机构成为当时加纳唯一的电影生产商。而独立初期的国家当局把电影作为教育和启蒙的媒介,同时也是保护文化传统和打破对非洲人刻板印象的工具,因此,此时的电影主要局限于新闻片和纪录片。例如,《你们的警察》(Your Police,1962)描述了加纳警察部队的工作,目的是教育加纳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同样,《刚果行动》(Operation Congo,1960)则记录了加纳在1960 年向刚果共和国提供的援助。这些影片都是作为社会镜像的一部分存在,为新成立的国家政权服务。

除了国家层面,许多独立电影人也在努力改变加纳人民的文化观念,首先不得不提的导演便是夸·安萨(Kwaw Ansah)。夸·安萨曾多次批评加纳电影推崇欧洲中心文化,却贬低非洲本土身份的现象。他的第一部影片《非洲锅里酿造的爱》(Love Brewed in the African Pot,1980)就是对非洲文化矛盾心理的一个特写。《非洲锅里酿造的爱》围绕阿皮亚(Appiah)家族展开,这是一个移民的贵族家庭,某些意识形态的选择被强加在他们身上。阿皮亚想要把自己和他的家庭从社区的平民中区分出来,因此,他希望女儿阿坝(Aba)嫁给一个富有的家庭,而阿坝却爱上了一个当地渔民家庭的小子,这种利益上的差异为各种人物的多层次对抗奠定了基础。在这部复杂而幽默的电影中,各种概念都在发挥作用,安萨巧妙地处理了文化适应造成的冲突、精英对传统价值观的优越感以及传统非洲制度和欧洲制度之间的矛盾等。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非洲婚礼正在进行时,阿皮亚却呆在家里幻想着欧洲风格的婚礼。安萨将一场真实的非洲婚礼与阿皮亚以欧洲为中心的幻想进行对比,表明阿皮亚的这种看法是徒劳和虚荣的。安萨想要借此告诉观众,无论非洲人多么努力地模仿欧洲人的方式,他们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欧洲人。《非洲锅里酿造的爱》成功夺得了多项大奖,1981 年在布基纳法索举行的具有“非洲戛纳”之称的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FESPACO)上,该片获得了“符合非洲现实的最卓越导演和制作”的奥马鲁·甘达奖(Oumarou Ganda Prize)。

除了《非洲锅里酿造的爱》,夸·安萨的《非洲遗产》更是被众多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杰出的非洲电影,该片成功夺得1989 年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非洲遗产》中的男主角博森菲尔德(Bosomfield)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然而,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不仅努力适应由西方定义的“文明”,而且,将象征着家族荣耀的传家宝献给了一位英国总督,而这个传家宝代表着博森菲尔德与他的祖先以及非洲传统之间的联系。故事的后半段,博森菲尔德发现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认识到了斗争的必然性,他夺回了自己的传家宝,而他死时是一个放弃了西方制度并珍视自己非洲身份的人。这部电影有力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文化异化,努力宣扬对非洲历史和文化的自豪感,可见安萨渴望通过电影唤起非洲人民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二、对现实生活的精神逃离:浪漫爱情与神秘主义

20 世纪80 年代,尼日利亚开始兴起制作录像电影,售价低廉的诺莱坞电影很快受到了非洲其他国家民众的欢迎,并且,诺莱坞的成功很快吸引了加纳、喀麦隆、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电影创作者的注意,众多国家开始投身于录像电影的制作,于是,一场席卷非洲大地的现象级电影运动开始上演。不仅效仿尼日利亚的制作手段,加纳在电影题材的选择上同样也与诺莱坞高度一致。这些影片的故事大多脱离现实生活,例如暴富、邂逅美好的爱情、偶然获得神秘力量等,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观众对于财富、情感、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幻想。正如非洲电影研究学者弗鲁克·奥根利耶(Foluke Ogunleye)所指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逃避现实的艺术肯定会开花结果,在回到严酷的现实之前,当电影持续的时候,市民们会喜欢远离一切一个小时。”[2]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感故事可能是加纳录像电影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3]华莱士·班珀·阿多(Wallace Bampoe-Add)导演的电影《阿布兰特》(Abrantee,1992)就讲述了一个年轻男人与成熟女人之间的恋爱故事。在影片中,太浩夫人长期得不到丈夫的关注,因此,当女儿英俊的男友迈克出现时,她很快就被迈克迷住。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感情,迈克从太浩夫人那里得到财富,太浩夫人则从中获得了精神慰藉。尽管这段关系看起来如此荒诞,却能够让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满足自身对陌生感情的幻想。同类型题材的影片随着录像电影的发展而不断出现,尽管影片由于粗制滥造而备受批评,但极高的销量证明了观众对于远离现实关系的乐此不疲。

在逃避现实的形式中,神秘主义也是加纳视频文本普及的重要主题。在相关题材的电影中,饱受摧残的个体往往会向神秘力量献祭以获得他们的恩惠。神秘主义在当地被称为“Sika Duro”或“Sakawa”,而加纳电影对“Sakawa”通常的解释是:男人必须牺牲他们与家人、妻子、孩子和朋友的关系,才能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变得富有。[4]例如,在伊斯特伍德·阿塞普(Eastwood Asempa)的影片《六个月》(In 6 months,2018)中,男主角科比(Kobby)为了一夜暴富而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他的妻子布里吉特(Bridget)和未出生的孩子却由于被他当作神力的贡品而牺牲。在后面的故事中,布里吉特以鬼魂的身份回到了科比的身边并杀死了他。神秘主义类型的电影提供了对人性丑恶一面的窥视,观众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作出道德判断。

三、社会危机的艺术呈现:黑帮犯罪与婚姻家庭

20 世纪70 年代,全球经济的衰退在加纳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来自家庭情节剧的实践与理论研究表明,家庭情节剧的流行往往是社会危机最严重的时代,热衷表现、呼唤幸福的家庭往往是家庭和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中国的20 世纪20 年代,美国的20 世纪60 年代莫不如此。因此,加纳的家庭情节剧的流行映射了本国的社会危机。[5]此外,由于贫富差距愈发悬殊、失业率不断上升,犯罪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疾。随着录像电影的兴起,许多制片人开始抓住社会危机中产生的各种话题和故事,运用廉价的拍摄手段将这些素材制作成录像带或光盘销往加纳各地。

加纳的家庭题材电影通常会探讨婚姻主题,尤其是与子女选择伴侣相关的代际冲突。这类电影中最为流行这样的情节:精明的婆婆会闯进儿子的婚姻家庭,因为儿子的妻子没有生孩子而把她赶出去,然后为儿子重新选择一位女人。例如,在哈奇(Hacky)导演的影片《不能失去》(Not Without,1996)中,由于婆婆不喜欢儿媳福丝迪(Fausty),于是,她通过符咒拆散了儿子宽扎(Kwanza)的婚姻,当母亲为宽扎挑选的新情人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时,宽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福丝迪不仅原谅了他,还原谅了他的母亲。除了《不能失去》,同类型的家庭电影还包括《黄金之心》(A Heart of Gold,1993)《黑暗中的刺刀》(A Stab in the Dark,1999)、《花漾》(Ripples,2000)等等。

21 世纪以来的加纳录像电影逐渐开始模仿好莱坞的电影类型,枪战、武打动作等暴力场面层出不穷,尽管由于制作水平达不到标准,使影片质量受到专业电影人的诟病,但是,后期制作技术的进步已经能够让加纳电影人创造出超越以往的画面效果。这些视频文本通常描绘了罪犯疯狂杀戮的残酷场景,例如,萨缪拉·阿皮亚(Samuel Appiah)导演的影片《终极标靶》(Hard Target,2018)以动作片为背景,讲述了武装抢劫团伙和加纳警察之间的博弈。影片描述了一个邪恶的黑帮抢劫头目博贝(Bombey),他恐吓、折磨和杀害市民。警察成功阻止了整个黑帮团队的活动,并抓获了博贝的团队成员,而为了使警察向自己妥协,博贝绑架了警长的侄女和女儿。随着阴谋的展开,警察与黑帮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枪战。故事的最后,博贝被捕,大量的黑帮分子死在了决战当中。尽管质量堪忧,但是相比以往,影片中更加刺激的动作场面和故事情节还是能够吸引一大批观众的眼球,也因此,黑帮犯罪题材逐渐成为市场上的一大主流。

四、新兴思潮的涌起:跨文化视域与女性意识

电影的一大特点是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直接而又根深蒂固的关系,作为一种强大的媒介,电影反映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因此,电影具有无可争辩的力量来煽动人们对特定社会和人民的看法、印象和假设。[6]而2006 年的加纳,电影创作的主题也不再局限于个人或家庭,而是随着国家发展变化诞生了新的方向,加纳的电影人开始将自己的思考注入电影创作当中。此时的加纳电影市场出现了少量的独立制片人和新的制作公司,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严肃的”做法,推进更复杂的电影叙事和美学原则,并吸引更广泛的观众。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的媒体研究教授希拉·佩蒂(Sheila Petty)曾提出:“当电影采用普遍的主题、全球化的叙事模式、并发展出超越国界的新观众时,电影就是无国界的。”[7]随着非洲电影人越来越多地从散居侨民中涌现出来,或者将他们的电影定位在北美和欧洲城市,他们能够将散居侨民的生活和经历纳入其中。此外,大量的移民人口也为加纳电影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提供了路径。例如,在伊曼纽尔·阿佩亚(Emmanuel Apea)执导的动作电影《宝贝快跑》(Run Baby Run,2006)中,导演将故事背景放在加纳和英国两地,影片讲述从加纳来的妹妹看望居住在英国的哥哥,却在机场错拿了装满毒品的手提箱,结果导致兄妹二人在两国之间被毒枭追杀。影片探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非洲的毒品走私问题以及非洲移民回国后面临的文化挑战,得到了非洲电影界的广泛认可。《宝贝快跑》成功地在2008 年非洲电影学院奖(Africa Movie Academy Award)上获得了8 项提名,并摘得4 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奖。相比于20 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加纳电影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也将目光对准了各种文化碰撞之下产生的新问题。

2007 年,加纳政府发生了转接,从而进入了另一个稳定的政治时代,其特点是长期的相对和平和经济增长。同时,女性在国家的政治领域更加自信,许多妇女被选为公职人员或担任政府中一些关键角色,乔治娜·西奥多拉·伍德(Georgina Theodora Wood)便是首位担任加纳首席大法官的女性。而在以往的加纳电影当中,对女性角色的表达主要集中在情爱、性欲以及与家庭的关系上,总体处在影片的附属位置。随着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电影创作当中。2018 年,由卡瓦博纳·盖安沙(Kwabena Gyansah)导演的电影《阿扎里》(Azali,2018)报送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单元,这是加纳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首次尝试。影片以14 岁的女孩阿米娜(Amina)为主角,讲述了她在成人世界中探索生活的历程。阿米娜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应酬的技能,她被迫过着底层的生活。《阿扎里》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女性的苦难,更主要的是展现了苦难背景下女性的成长之路,表达了非洲女性渴望打破生活牢笼的决心。虽然电影最终未能摘得奥斯卡桂冠,却在2018 年加纳电影奖上获得15 项提名,可见,《阿扎里》在加纳当地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五、结语

自1957 年加纳独立以来,加纳电影已经走过了近七十年的风雨历程,从单纯地宣传国家政策和思想,到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多样化的主题证明了加纳电影人具有不竭的创作源泉。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加纳电影将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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