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江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明初，政治形势复杂：一方面，元朝的残余势力对明王朝虎视眈眈，不时在边境制造骚乱，以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跟随朱元璋结束分裂局面的军功贵族集团势力日渐壮大，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纷争对明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元朝统治的弊病，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举措，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统治，恢复了经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上一切重大社会现象出现的背后都存在一定的政治动因，明代的刻书情况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他朝的特点，与明代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密切相关。

1 从经厂刻书看明代中央集权的强化

1.1 内府、司礼监与经厂的关系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内府(皇宫内廷)设置二十四衙门，用以统率宦官为皇帝服务，后来承担明代内府刊印书籍之责的司礼监便于这一时期设立。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对前朝宦官干政之弊深恶痛绝，所以严令禁止太监读书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铸造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悬挂于宫门之上[1]，因此，司礼监在设立初期并无特权，反而处处受到掣肘。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一改祖制，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赋予了内府宦官衙门极大的权利，司礼监逐渐掌握了宫廷政令传布、刻印书籍、内廷教育、刑名等一系列职能，一跃成为内衙之首，经厂则是司礼监内负责刻印书籍的专门机构。在定都南京之际，司礼监所刻印的书籍为数尚少。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司礼监扩大规模，在紫禁城一隅设立经厂，经厂包括汉经厂、番经厂和道经厂，其中，汉经厂负责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番经厂负责刻印佛经，道经厂负责刻印道藏，后世统一称其刻印的书籍为经厂本。

1.2 经厂本的内容及特色

从明代经厂本的刻印内容可以看出，这些书籍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皇帝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运的兴衰，因此帝学教育至关重要。作为官方刻书机构，司礼监承担着为帝学教育刻印读本和教材的任务。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所撰的《大学衍义》对《大学》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阐释得非常精到，司礼监多次刊印该书，以供帝学教育学习、研读。为了提高皇储的政治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以及训诫、劝勉后世子孙，司礼监刻印了一定数量的训诫类书籍，如：洪武年间编纂的《皇明祖训》《昭鉴录》，永乐年间编纂的《文华宝鉴》《务本之训》等。此外，司礼监还刻印了皇帝颁赐群臣的书籍《外戚事鉴》《历代臣鉴》，以告诫臣子。洪武朝曾下令禁止宦官识字、干政，但永乐朝赋予了宦官极大的权力，为了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平，司礼监刊印了《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司礼监还刻印了《古今列女传》和《孝顺事实》，以加强政治宣传和伦理教育。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统治，司礼监通过刻印佛道书籍钳制思想，利用佛教、道教文化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

在司礼监刻印的众多书籍中，与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所占比重较大。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提供参考书目，加强对他们思想的统治，永乐年间，政府组织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并交付司礼监负责刻印，其中《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被奉为圭臬，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凭借。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八股取士登上历史舞台，司礼监先后刊印大量有关科举的书籍，将其作为指定教材供天下士人学习。这些书籍成为明代官刻本的一大特色，推动了明代刻书事业的发展。由于宦官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致使司礼监刻印的书籍校勘不精、讹误较多，故明代经厂本被后世诟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道：“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2]由于司礼监经费充足，刻书所用的纸墨及工匠都经过精挑细选，刻印的书籍版式宽大、字迹清晰、装订考究、形式美观，首册上盖有“广运之宝”的印玺，经厂本成为印本中的精品。

2 从藩府刻书看明代中央集权的强化

2.1 分藩设府的背景及藩府从事刻书的原因

由于明初的政治局势复杂，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骨肉之亲远比诸位将帅可靠，只有重用血脉相连的朱氏子弟，才能够解决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一个新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因此力排众议，确立封藩制。在利用封藩制解决了明初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后，朱元璋敏锐地察觉到分封藩王可能带来的隐患，把有关藩王的政治地位、经济特权、兵卫官属及藩府之礼等，一一载入《皇明祖训》，并编定《昭鉴录》《永鉴录》颁赐诸藩王，以示训诫。明成祖朱棣以“奉天靖难”为旗帜取代建文帝后，对藩王掌握军政大权的危害深有体悟，针对藩府实施严厉的钳制举措，以此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格的禁藩政策使藩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受到极大限制，一部分藩王转向学术文化领域发展，如著书立说、刻印书籍等。藩府刻书既展现了明代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也推动了明代刻书事业的发展。

2.2 藩府本的内容及特色

藩王能够获得珍贵的图书，接触名师大儒并与之讨论学术，以及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都为藩府刻书提供了支撑。从《明代藩府刻书总目》可以看出，藩府刻书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刻印的书籍以子、集为主，以经、史为辅，呈现出与中央刻书机构完全不同的风格。

由于明代藩府成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藩府刻印的书籍中，经部、史部书籍的数量较少。在藩府刻印的经部、史部书籍中，约1/3的经部书籍属于正音正字的训诂小学类书籍，约2/3的经部书籍属于四书五经类的常见书籍，为藩府成员日常读书识字所刻印；约1/3的史部书籍属于传记类书籍，带有明显的训诫意味和教育目的。

子部和集部书籍是藩府刻书的重点，包括医家著述、艺术类图籍、儒释道三教书籍、诗文集等。藩府所刻子部书籍，数量最多的是医家著述，凡52种，约占子部书籍的1/4[3]。藩府所在之地大都偏远，缺医少药，医疗体系极不发达，因此医药类书籍成为藩府刻书的重点。艺术类书籍31种，是医家类书籍之外数量最多的藩府本[4]。明代重视通过文化艺术陶冶后世子孙的情操，并积极鼓励文艺创作，希望消弭其政治野心，稳定政治局面。各藩涌现出一些艺术人才，如：宁献王朱权擅长书法和丹青，郑藩端清世子朱载堉在音乐方面成就斐然，宁藩后裔朱容重能诗、工书、善画，因此藩府刻本中的艺术类图籍数量颇多。儒释道三家书籍在藩府刻本中也占一定比重，儒、道两家各30种，释家28种[5]。明藩所刻诗文别集凡146种，占明藩集部刻书的66%，而数量最多的是各藩成员自著，达77种，占诗文别集的半数以上[6]。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明刻本存世较多，藩刻本是明刻本中的精品。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价说：“惟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7]

3 从坊间刻书看明代中央集权的强化

3.1 明代坊刻本的发展概况

唐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雕版印刷业迅速扩大，并逐渐形成了坊刻、官刻和家刻三大系统鼎足而立的格局。其后千年之间，随着政权的更迭和社会风尚、文化思潮的变化，三大系统互有盛衰消长，但这种鼎立之势则一直保持到清末[8]。明代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不仅可从经厂刻书和藩府刻书的概况中发现端倪，还可从坊间刻书的发展中窥探明代中央集权的时代特色。

明代刻书事业甚为繁荣，无论是官府刻书、私家刻书还是坊间刻书，都得以飞速发展，刻印的书籍数目繁多、品类多样。从明代坊间刻书的概况可以看出嘉靖以前坊间刻书的发展较缓慢，嘉靖以后坊间刻书事业大放异彩，一扫式微之势，成为有明一代刻书事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3.2 明代坊刻本的内容及特色

坊间刻书以营利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刻印书籍完全视社会需求而动，能够真实展现时代特色，因此其刻印书籍的内容及数量变化是明显的政治风向标。

明代初年至嘉靖以前，坊间刻书多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作品以及科举考试用书。明初，政府将科举制度定为有明一代的永制，读书成为士人追求功名的唯一方式，科举考试是士人进入官场的有效途径。科举考试发展至明代逐渐定型，八股文是明代科举考试的重心，考试内容多来自《四书》《五经》。除考八股文外，明代科举考试还考经史时务策，要求读书人具有较强的政治综合能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多元的科举考试内容自然需要多样的书籍与其相匹配，坊间刻书向来以市场为导向，精明的书商从中窥得商机，刻印了大量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籍，售卖给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以谋取利润。以科举时文选辑为例，明代以来，八股之风愈演愈烈，除《四书》《五经》因是科举考试的必需品成为坊间刻书的重点刻印内容外，时文选辑也因迎合参加科考的读书人的喜好而被书坊广为刊印。郎瑛《七修类稿》云：“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9]李诩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他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回忆，当时的科举时文选辑尚无坊刻本，而至嘉靖中后期，科举时文已是“满目皆坊刻”。科举时文选辑因其独特的针对性和广大的需求量，成为嘉靖之后坊间刻书盛销不衰的刻印重点。嘉靖之后，坊间刻书的发展态势及刻印内容和所刻印的书籍数量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因广泛的市场需求而蓬勃发展，取代了官府刻书的强势地位。儒家经典作品和科举考试用书等教育类读物虽然仍占坊间刻书的一定比重，但日常实用类书籍和通俗类作品发展迅猛、后来居上，成为坊间刻书的主流。日常实用类书籍即民众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日用类书，其内容庞杂，包括医书、天文、地理、旅游、气象、交际应酬、养生、商书等内容，贴近生活，适合广大民众日常生活所用。日常实用类书籍在明代中后期坊间刻书中所占的比重可与通俗类作品相提并论。此类书籍之所以刻印出版风行，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社会形势产生了新的学习及娱乐方面的需要。这类书籍时代特色鲜明，与宋元时期侧重于农医类书籍相比，明代中后期此类书籍侧重于商业，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这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通俗类作品主要包括民间诗歌、小说、戏曲、弹词等，在嘉靖之后发展更为蓬勃。这类作品语言通俗、内容浅显，市场需求量大，是明代坊间刻书最璀璨夺目的存在。以通俗小说的发展为例，明代刻印通俗小说的书坊达120多家，刻印小说200余种，在刻印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为满足广泛的市场需求，作品类型日趋多样化，如历史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短篇小说等。戏曲书籍同样深受民众喜爱，读者群体极为广泛。傅惜华《明代传奇总目》的统计显示，明代传奇作品约达950种，万历时南京书坊刻印的戏曲书籍多达二三百种。以富春堂为例，其所刻印的戏曲书籍居南京书坊之首，约有100种，至今其戏曲刊本仍有39种留存于世。从明代坊间刻书的发展情况看，嘉靖前后坊间刻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这一现象背后存在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太祖“诏除书籍税”[10]。永乐四年(1406)四月，明成祖“命礼部遣使四出，购求遗书”[11]。统治者虽然陆续出台政策鼓励坊间刻书的发展，但对坊间书籍的刻印并没有放任自流，而是不断加强约束和限制，以致坊间书籍的刻印内容多局限于四书五经类的儒家经典及科举考试用书。永乐九年(1411)，朝廷下旨禁毁戏曲书籍：“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12]因此，明代初年至嘉靖之前，坊间刻书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却甚为缓慢，所刻印的书籍内容品类也相对局限。嘉靖之后，政治政策相对宽松。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统治者不再以通俗作品为惑乱人心之作，反而对此类作品产生兴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发展缓慢的坊间刻书如雨后春笋般飞速发展，各地书坊数目激增，刻印的书籍品类也日渐多样。明代是我国刻书事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尤其是坊间刻书发展至明代，其数量之多、品类之盛远超前代。书贾逐利，致使坊刻图书校勘不精，但明代坊间刻书的发展概况展现了有明一代的时代政治特色。

4 结语

我国古代的刻书业发展至明朝已步入成熟阶段，无论是官刻、家刻、坊刻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存世作品颇丰，呈现出不同于他朝的时代独特性。由宦官统率的司礼监负责经厂刻书，刻印的书籍主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藩府刻书以子集为主、以经史为辅；坊间刻书以嘉靖为界点，呈现出前后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笔者通过对明代经厂刻书、藩府刻书及坊间刻书情况的分析，从刻书情况这一角度展现了有明一代的政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