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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吐丝者》的“自译”研究*

2023-01-20肖艳平

大众文艺 2022年24期
关键词:萧乾吐丝英文

徐 超 肖艳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1944年初,旅居英伦的萧乾出版了他的第4本英文著作The Spinners of Silk(《吐丝者》,为行为方便,后文只称中文译名),此书由艾伦与恩温出版社(Allen and Unwin)出版,曾被《泰晤士报·文艺副刊》(1944年9月2日)选为当月最佳小说。《吐丝者》并不是全新的创作,而是萧乾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12篇文章的“翻译”之作。对读《吐丝者》的中文原作和英文“自译”,发现二者构成了一组互文本,其中衍生出诸多颇有意义的文化问题和翻译问题。虽然它们描述的是相同的事物,但是在写作语言、写作语境、面对的读者群体、写作目的、写作主体的身份,甚至叙述者的情感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吐丝者》的创作缘起、选文标准、翻译原则

1939年9月,萧乾远赴英伦,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高级讲师。进入英国社会后,萧乾发现英国大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普遍缺乏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多来自一些传教士、旅行家的记载,这些作品往往极尽妖魔化中国之能事,完全不可信,其中尤以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作品为典型代表。而当时在英语世界风靡一时的赛珍珠和林语堂,又普遍不被中国学者们认可,觉得他们要么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要么落入了自我东方化的陷阱之中:“读赛珍珠的人,便以为中国遍地是蝗虫;读我国人英文作品的,又以为中国还是亭台楼阁,垂柳牡丹。”[1]391所以,萧乾建议翻译国内现代作家的作品,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状。但是,那时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文的除了斯诺编选的《活的中国》和部分鲁迅小说之外,其他少之又少。

于是,萧乾着手翻译自己的作品,从他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小说、散文中选出12篇,翻译成英文后结集为《吐丝者》一书。萧乾的出发点是翻译,他始终认为《吐丝者》是翻译作品。在《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一文中,萧乾说:“《吐丝者》是一本我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2]639。在《我的出版生涯》一文中,他再次说道:“阿兰与恩温公司这一年又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吐丝者》,都是我在剑桥那两年研读之余自译的……”[2]745萧乾的研究者和传记作家包括文洁若、傅光明、丁亚平、李辉等人在各自的著作和文章中也都把《吐丝者》看作是翻译作品。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讨论萧乾英译作品的文章,也倾向于把《吐丝者》视为翻译作品。《吐丝者》中的文章选自《篱下》《栗子》和《落日》三本文集,这是萧乾初入文坛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诗化味道浓郁,颇受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欣赏。正是这些作品,为萧乾赢得了“京派新秀”的称誉。

萧乾在选译自己早年的作品时,有意识地进行了筛选,从三本文集共28篇文章中选择了其中的12篇。选择标准除了文学价值方面的考虑之外,还受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即是否有利于西方读者接受。从这个方面考虑,萧乾舍去了早期创作中成就较高的基督教题材作品。萧乾早年有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经历,对教徒生活有较为深刻的体验和思考。收录于《栗子》集中的三篇小说《皈依》《昙》和《鹏程》就体现了当时他对教会的反思。《皈依》是萧乾小说创作中涉及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描述了救世军在北京贫民中的传教活动,表达对西方宗教的谴责。此文的英译曾被收入于埃德加·斯诺编译的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中。《昙》中,校长是来自英国的牧师,是个伪善的、狰狞的镇压者。《鹏程》的主要人物王志翔是一个虚伪狡诈的中国人,为了从牧师那里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而绞尽脑汁,撒谎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三篇宗教小说中,《鹏程》成就最高,讽刺辛辣,形象鲜明,带有鲁迅小说的味道。笔者认为它是30年代萧乾小说创作的一个高点。20世纪40年代,萧乾作为战地记者在巴黎和埃德加·斯诺重逢时,斯诺告诉他《皈依》受到了美国读者的重视,因为这篇文章写到了东西方文化上的冲突。[3]130美国文学评论家路易斯·罗宾逊在《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一书中研究了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重点讨论的就是《皈依》《昙》《鹏程》这几篇文章。埃德加·斯诺和路易斯·罗宾逊的评价证明了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的价值,但是在英文重写时,萧乾却放弃了这类文章。

旅英时期,萧乾的英文创作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即为中国做国际宣传,争取英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所以,萧乾“翻译”早年小说时,没有选择表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小说即在情理之中了。出于同样的目的,萧乾在英文“翻译”中,几乎删去了所有敌视外国人的描述。萧乾的中文作品中,常有敌视外国人的话语,如《矮檐》中反复出现的对“洋鬼子”的辱骂,但这些描述在英文重写中被删去了。甚至,为了能让英国读者更方便理解和接受,萧乾在英文“翻译”中无中生有地添加了许多西方文化符号。在Chestnuts(《栗子》)中,添加了“从哥伦比亚唱片学到的热歌(‘song-hits’learnedfromColumbia records)”“万福玛丽亚”(Ave Maria)、“福特车”;在Shanghai(《跳出来说的》)中,加入了“冰咖啡”;在The Philatelist(《邮票》)中,加入了“旋转木马”“好莱坞”的意象。所以,在萧乾的英文“翻译”中就出现了中国人说西方话语、使用西方事物、过着西方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把西方人的生活场景嫁接到了20世纪初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上来,这是文化翻译上的“移花接木”。在某些情节的处理上,如果忘记这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中国故事,恍惚间还会以为这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作家之手。萧乾在《吐丝者》中的“自译”是翻译范式中“归化”原则的极致运用,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翻译”。

萧乾的翻译观受到了埃德加·斯诺的影响。斯诺是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时的老师,而且他在编译《活的中国》时曾邀请萧乾参与其中。在《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中,萧乾写道:“从他的加工,我不但学到了新鲜的(非学究的)英文,逻辑,修辞,更重要的是学到不少翻译上的基本道理,还懂得了一点‘文字经济学’。四十年代在英国编译自己的小说集时,我也大感抡起斧头的必要。五十年代搞那点文艺翻译时,我时常记起斯诺关于不可生吞活剥的告诫。”[4]7如萧乾所述,他在40年代旅英期间“翻译”《吐丝者》时做了大幅度的增删。下面,笔者将通过对照阅读《吐丝者》的中英文作品,耙梳出萧乾在“翻译”时做出的增删,并力图分析出背后的逻辑和意义。

二、淡化了社会批判色彩

萧乾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的作品重在批判社会的不公、揭露人性的黑暗面,明显带有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色彩;而且其语言犀利形象,表现力强。但在《吐丝者》的英文“译作”中,萧乾通过文字的删除、改写、压缩、合并等手段,将社会批判色彩大大弱化。

在《吐丝者》的12篇文章中,和原作相比变化最大的是Scenes from the Yentang Mountain(《雁荡行》)一文。《雁荡行》的中文原文共有7节、两万五千字,而Scenes from the Yentang Mountain则只有1800字,删去了1万3千多字,保留的字数不足原文的十分之一。《雁荡行》写于1937年,原文以“瑰丽的山水,晦暗的人间”结尾,虽是游记,但仍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而英文“译文”Scenes from the Yentang Mountain则只记述雁荡山水的美丽和表演的危险,变成了纯粹的游记,缺少了文末的点题,也缺少了思想的深度。

在英文“译作”《吐丝者》中,原作中一些负面人物形象被弱化甚至被删除,尤以《花子与老黄》《印子车的命运》《矮檐》《栗子》这四篇小说的英文“翻译”体现最为明显。对读Epidemic和《花子与老黄》,会发现Epidemic的结尾部分改动较大,直接删去了大约三千字,被删去的文字着重刻画了叙事者“我”的母亲的冷漠和残酷。《印子车的命运》的“译文”Galloping Legs中,“冷漠的父亲”形象被删除,对车夫们的凶狠和幸灾乐祸的描述也被删去。《矮檐》刻画了一个冷漠、甚至恶毒的婶婶形象,但在“译文”When your Eaves are Low中,婶婶形象虽然被保留,但那些刻画婶婶恶毒的描述都被删去了,原文中主人公寄人篱下的凄惨处境被削弱。《栗子》的英文翻译Chestnuts中,删去了大约500字的对野蛮霸道的镇压者“军官”的描述。在中文原作中,无情的“母亲”、冷漠的“父亲”、恶毒的“婶婶”、残暴的“长官”,这些形象恰好构成了主人公生活于其中的主要家族和社会关系,最能体现出叙事者对压抑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的不满,以及激烈的反抗心态。在《吐丝者》的英文“翻译”中,这些人物形象却被删除了。自然,英文译作的社会批评色彩被大大弱化。

《吐丝者》的英文“翻译”中另一个被删去的内容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落后事物的描绘。裹脚、纳妾、童养媳、要面子等是19世纪以来西方读者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二十世纪二三时年代先后旅居英伦的老舍、熊式一、萧乾和蒋彝等人都曾记述过被问到此类问题时的尴尬和愤慨。萧乾的中文小说原本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这类内容符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些中国作家的英文作品用这类符号来迎合西方读者的趣味。但萧乾的英文创作有意识地避免这种“自我东方化”的路径,删去了那些能够迎合东方主义趣味的符号。如《篱下》英文译作Under the Fence of Others中,母亲“坐在床沿裹脚”的细节被删去。《雨夕》中避雨的疯女人“缠成粽子形的脚”的描述在A Rainy Evening中也被删去了;与此同时,还是在这篇“译作”中,“长工”和“童养媳”的概念也一并被删除了。如果把萧乾删去的这些女性形象整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形象无疑会印证、加深西方读者对中国本来就充满误读的认识。另外,除了那些明显带有歧视意味的女性符号外,萧乾在英文翻译中还删去了传统文化落后一面的描述,如在《篱下》的英文“翻译”Under the Fence of Others和《印子车的命运》的英文译作Galloping Legs中,删去了关于中国男人爱面子的描述;在《破车上》的英文译作The Ramshackle Car中,删去了反映中国乡村落后的文字;在《跳出来说的》英文翻译Shanghai中,完全改写了工人的形象,把他们从苦难的忍受者变成为自觉的反抗者。

萧乾早期的短篇小说长在揭露与讽刺,社会批判和国民性批判的色彩浓郁。但在英文重写中,他的讽刺力度明显减弱了,英文译作的思想深度也相应地被弱化。萧乾删去的内容,那些讽刺和嘲讽,恰恰是他早期创作中的亮点。萧乾将之解释为是向斯诺学到的“文字经济学”,也即为了表达上的通畅。确实,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相比,很多篇幅都要更为简练、流畅,少了中文原作中过多的描绘和叙事上的啰唆。但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在中文原作中,“隐含作者”在批判社会的落后、控诉人性的残忍。但是,在英文改写中,“隐含作者”却发生了极大转变,“他”有意识地掩饰甚至回避中国传统社会的落后局面。同一篇文章、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在中文写作中的方法是暴露,在英文写作中就变成了掩饰甚至回避。萧乾说中国人的英文写作难免有“我家绝无老鼠”的心态。通过对照,我们发现,他的英文写作也未能超脱这种心态。

三、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英文译作《吐丝者》在删去部分内容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不过,增加的内容并不多,而且往往都是在看似不经意处。增添的字数虽然不多,但都是容易让西方读者辨认出中国味道的典型符号:或是中国历史上的某个名人,或是中国的名胜古迹,或是古代的诗人,抑或是中国文化标志的器物。这是《吐丝者》不忠实于原作的又一明显证据。

萧乾译文增加的内容,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为主。在《雨夕》的译文A Rainy Evening中,作者加入了赶考的书生与官宦家的“掌上明珠”在西厢房的浪漫爱情故事。这类情节在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俯拾皆是,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小说和剧本的俗套。熊式一曾于1935年把《西厢记》翻译为英文,并在伦敦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和萧乾在《雨夕》添加的部分并无二致,萧乾在此处的加写呼应了熊式一的译作。在英文“翻译”The Spinners of Silk(《蚕》)中,加入了著名词人“李清照”,还加入了“竹笛”和“月下老人”这两个中国文化的特殊元素;在英文“翻译”When your Eaves are Low(《矮檐》)中,加入了“街老虎”(streettiger)、“篆刻”“喇嘛”等符号。但是,对于西方普通读者而言,“掌上明珠”“月下老人”的掌故并没有那么好懂。萧乾用“pearl in the palm”[5]10一词来翻译“掌上明珠”,并给这个词加注为“女儿”。“掌上明珠”一词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词语,把这个词译为“pearl in the palm”并非规范的英文表达,但对于英国读者而言,这种出于外国作者笔下的特殊用法却颇为新颖。同样,萧乾把“月下老人”翻译为“an old man under-the-moon”[5]22,并注释为“媒人”(“matchmaker”)。另外,萧乾在英文“翻译”中不断地加入中国,尤其是北京的名胜古迹,借此提醒读者关注其中的中国色彩。在Galloping Legs(《印子车的命运》)中,加入了“颐和园”的符号;在The Philatelist(《邮票》)中,加入“长城”的符号。

萧乾在英文“翻译”中加入的 “李清照”“竹林”“竹笛”“掌上明珠”“月下老人”“颐和园”“长城”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努力,使得他的“译作”更具中国味。对西方读者而言,中国味意味着异域风情,意味着东方色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萧乾曾批评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只写“亭台楼阁,垂柳牡丹”,但是自己的英文创作却也着意增加了原作中没有提及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只不过,在萧乾的英文创作中,传统不是重点,中国当下的现状尤其是抗战情况才是他要强调的重中之重。

四、个人叙事的弱化与家国叙事的强化

《吐丝者》的英文翻译与中文原作相比,内容的删减和增加比较容易把握,但还有一种改变,虽然没有内容的增删那么明显,但对于讨论译者的主体性而言却是一个绝不能忽视的问题。

萧乾30年代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包括《篱下》《栗子》和《落日》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是萧乾本人情感的记录。但在英文翻译中,原作中带有个人色彩的语言和词汇减弱了,极具个性色彩的内心活动被删去,个人色彩淡化了许多。在被删去的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感知“隐含作者”的自我认知。中文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好像是一个不满的、自怨自艾的孩子,“他”在倾力表达自己经受的委屈和苦难。“他”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非常强烈,但“他”的情感体验范围狭窄,并未达及外部广阔的社会。而英文译作中的隐含作者则要冷静得多,眼光也更开阔一些。对比他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小说和40年代的“译作”,明显可以感受到“隐含作者”的不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作者是令人瞩目的京派新秀,40年代的翻译者则是一个著名记者,这种身份的不同径直反映于不同时代的隐含作者之中。

萧乾早期的作品,尤其是他在学生期间所创作的小说,很少涉及抗日题材,抗战色彩并不明显。但在40年代用英文翻译的这些小说中,可以明显地发现抗日色彩的强化。《栗子》的“译文”Chestnuts能较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中文《栗子》写作的时间是1935年除夕,学生游行针对的对象是国内政府。但是在“英文翻译”中,写作的时间变成了1936年12月,学生游行的对象则变成了日本侵略者。在英文“译文”中,萧乾加入了一段序言,以突出北平学生的抗日斗争。甚至在英文“翻译”中,萧乾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以凸显日本侵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苦难。同样的改写还发生在The Philatelist(《邮票》)中。《邮票》讲述了年幼的“我”倾听东北同学悲惨的家庭故事,由只知游戏的顽童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爱国者的故事。《邮票》的主题是成长,日本侵略和同学的家庭悲剧是“我”成长的原因。但英文“翻译”The Philatelist中,抵抗日本侵略的主题明显地得到强化。中文《邮票》里“我”对赵同学的印象:“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3]31。在英文重写中,“我”看到的是“四个大字还我河山”,并给这四个字加注:“这是12世纪爱国名将岳飞的名言,意思是收复失地”[5]89。字词上的些微改变,以及岳飞形象的加入突出了抗战色彩。

总体来看,《吐丝者》的英文“翻译”其主题大体还和中文原作保持一致,且仍保留着自传的色彩,但其叙事主体却是分裂的。在中文原作中,叙事主体一直是“我”。但是在英文“翻译”中,叙事主体在“我”之外又出现了“我们”,而且“我”的声音常常融入于“我们”之中。叙述者在“中国”“中华”和“新中国”等话语空间中采用主体立场发言。《吐丝者》的英文“翻译”淡化了中文原文的个人叙事,强化了家国叙事,并且把个人叙事融入家国叙事中并为之服务。如果说中文文本是纯粹的个人情感表达的话,那么英文文本就在个人叙述之外加入了民族和国家意志。萧乾认为在战时存在着一个国家意志:“但是中国已经艰苦地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正在表达一种国家意志,一种对免于外敌入侵的自由和对破除一切阻碍的进步的渴望。”[6]2在与西方社会面对面交流的舞台上,萧乾要表达的不仅是自己的个性,他更注重传达出作为中国人的整体诉求。所以,帕特丽卡·劳伦斯认为萧乾在英文写作中“把个人私密的文学表达写进了国家身份的白纸上”[7]307-308。在《吐丝者》的英文“翻译”中,写作主体的个人意识和国家意识相互交织、融合、渗透,并形成一个整体。个体性的自我,变成了与国家意识认同的超个人的自我。国家和民族问题,在中文原作中是大背景,但是在英文“翻译”中,却跃升为前景,甚至是作品的关注重点。

五、萧乾的“改写”

通过上述仔细甚至略带烦琐的文本细读,可知英文《吐丝者》无论在字数、主题、内容、隐含作者、写作身份及文本的意义上相较中文原作都发生了变化。《吐丝者》的英文“翻译”,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勒费弗尔所谓的“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的观点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吐丝者》不再是一部翻译作品,而是萧乾的二次创作,是改写,甚至可以说是重写。

如果把萧乾的改写放在能够从事双语写作的现代作家群里来考察,便发现他并不是唯一用英文重写自己中文作品的作家,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1936年,卞之琳用英文“自译”了14首诗,收入于哈洛德·阿克顿和陈世骧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有论者认为他的“自译”作品“更多地显现了诗人本色,随意、洒脱、变化甚至放纵”,是某种程度上的“二度创作”“是在趁翻译的机会对作品进行改写、解释、延伸甚至回答,有删、有添、有挪移、有割裂”,所以他的英译是“对原作的简单化”,有的地方是“过度翻译”。[8]26在访美期间,老舍和蒲爱德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1947年,老舍把短篇小说《断魂枪》改编为话剧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五虎断魂枪》);1948年老舍和郭镜秋合译了《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在这些自译中,老舍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某些情节和故事的处理明显迎合了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另一方面,他对某些情节的处理却又陷入了民族主义神话的泥潭中。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中。张爱玲先后把长篇小说《赤地之恋》译为Naked Earth(1955)、《金锁记》译为The Golden Cangue(1971),将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译为Shame,Amah,将中篇小说《等》译为Little Finger up。有论者指出:“张爱玲的自译文本出现了大量添加、删除甚至改动情节等不符合翻译常规的现象”,所以“她的中英自译不仅是两个文本的语际转换,还是作家用英语进行的二次写作”[9]126。张爱玲在评价“自译”的《五四遗事》时也承认:“故事是同一个,表现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绝不能说是翻译。”[10]3为什么卞之琳、老舍、萧乾和张爱玲等人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进行改写呢?除了上文我们在分析萧乾的英文改写时提到的原因之外,还应该加上林语堂解释的原因。林语堂同时创作了大量的中英文作品,所以对于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不同有深刻的体会:“思维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文中差异很大,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考;而用中文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考。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语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呈现有别……当我们说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和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与联想。”[11]115

萧乾在《吐丝者》中的英文重写,使得这个文本从一个表达个人情感的文字记录升华为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诉求。可以说,萧乾在《吐丝者》的英文重写,让他达到了一个中文写作未能达到的目标,即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转向社会生活的大圈子。20世纪30年代,虽然巴金一再告诫萧乾要“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然而,从萧乾的中文作品来看,他并未能成功地实现题材表现上的突破。但是,萧乾对这些作品的英文改写却突破了“个人内心世界的小圈子”,置入了家国和时代大背景,真正地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所以,杨义在评述萧乾的创作经历时说“他的记者生涯推动他超越了京派”[3]4,确为不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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