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雯

（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山西晋中 030600）

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于此，构建具有时代精神并向外传递中国正能量与正向话语的叙事舞蹈成为时代必然。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纵观历史，中国古代舞蹈隶属于“乐”，与诗歌、音乐并驾齐驱共构民族的古代“乐舞”体系，追其源流从原始时代的“图腾”“祭祀”“狩猎”舞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桑间濮上之乐”，从汉代俗乐俗舞中的“角抵百戏”到魏晋时期的民间“清商”，从宋代民间舞队和勾栏瓦舍的节目到明清时期百姓歌舞活动与“走会”，从近现代为人生而舞的“新舞蹈”到当代中外互通、百家争鸣的多种舞蹈样式，民族和民间舞蹈的流传、发展、衍化、创新在数千年中华文明中百炼成钢、独具特色、各自发光，“聚是一团火”照亮中华民族的舞蹈之“龙”，“散是满天星”点缀历朝历代的文艺盛景，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和一个民族的记忆。这些根植于民众生活并结伴前行的民族舞蹈虽然是对历史的回溯，但其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精神气节以及生命活力的独特形态在时代的洗礼中越发凸显顽强的生命力，在独特的肢体语汇中传递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民族魅力。

注目今朝，作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光辉指引下牢抓民族舞蹈创作的文化内核，明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源于人民群众，将挖掘民族的、民间的与民众的故事作为选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时代语境下创作出“扎根民族生活，凝聚民族情感，丰富民族内涵，拓宽民族思路，畅想民族未来”的优秀民族舞蹈作品。

一、民族舞蹈的“选材”释义

选择题材是编创舞蹈作品的第一环，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过去五年中国舞蹈家协会通过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展开“深扎”采风创作研讨，寻找规避传统创作方式、解放思维枷锁、符合时代语境的民族舞蹈创作思路，并将创作的具体路径聚焦现实题材叙事，弘扬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创作精神，从人民群众中寻找创作源泉。当前，依据二十大报告对文化建设的阐述，文艺创作应沿袭现实题材的宏大叙事，深化民族舞蹈的现实发展，而“选什么材？如何选材？”是创作初期理应思考透彻的问题[1]。

民族舞蹈创作中的“选材”是对舞蹈题材的选择，即选择适用的舞蹈素材。民族舞蹈选材按维度可划分原发体验式选材、创意连接式选材和命题式选材三类；按门类可划分为直接选材和间接选材两类，直接选材是指题材来自现实生活，间接选材指题材来自文学、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姊妹艺术的启发。题材的确立等同于明确作品的主旨、立意及整体走向。编导需慧眼识珠，从现实的社会生活挖掘具有时代特征与启发意义的优秀题材，以此出发，找准创作切入视角，从主体、立意、内容、形式上做到以小见大、意境深远。

二、民族舞蹈选材的必要条件

中华传统哲学观讲究法天地之自然、法乾坤之简易，意为一切事物都需遵循本身的发展规律。民族舞蹈创作更不例外，其创作路径分为“选材——构思——结构——作曲——编舞”五大步骤，其中“选材”以及找准选材的切入点是民族舞蹈创作初期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关键的环节[2]，选好材、选对材对牢固作品根基起到至关重要作用，顺应题材规律“选材”需满足历史性、真实性、意境性三大特点。

（一）民族舞蹈选材的历史性

历史是基于当下认知对过去记忆的建构，是对悠久文脉的深描、重建与复现，是对生命生活的敬仰以及民族根脉的延续，在回溯、深挖与传承中构建联结美好与悲壮的“情感织网”。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多年的文明史共构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舞蹈作为民族文化支脉的动态支点，是民族兴盛与衰落的直观映射，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力抓手。基于此，民族舞蹈的选材因将视点聚焦于对民族历史的深刻再现，在历史斑驳中勾勒典型事迹，在岁月钩沉中刻画内心图景，从当下人的视角挖掘历史素材，传承历史故事。例如《汉宫秋月》刻画出宫女“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3]积郁难遣的深怨；《中国妈妈》刻画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木齐抚养日本女孤的母爱无疆；《夫妻哨》刻画出祖国边陲驻守孤岛夫妇的感人事迹，这些题材遍布古今，因历史而有分量，并在编导的认知中塑造出当下人的历史情结。

（二）民族舞蹈选材的真实性

“真实性”在佛教语中特指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有价值的文艺创作都应与现实挂钩并解决现实问题，选择真实的艺术题材做真实的艺术表达才是作品的核心，例如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编导通过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关切，用双线心理空间并置的结构方式再现草原上的英雄事迹。当舞蹈的选材超越化实相为空灵的美景进入由美入真的境界，作品才能真正深入生命的节奏核心。当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无私无畏与当下娇生惯养、溺爱成风、啃老盛行的社会现象做强烈对比时题材的真实性深刻触及当代人的心灵，这样极具现实意义的选材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的审美趋势，也成为弘扬中国精神，传递中国正能量的民族文艺作品代表。

（三）民族舞蹈选材的意境性

民族舞蹈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地域独有的气质，因此挖掘民族历史元素、寻找真实的民族故事与情感成为重点。历史性与真实性重在强调实相，而讲究虚实相生的舞蹈艺术不可避免的需将“意境”融入选材的涉猎条目。“意境”是舞蹈题材在作品情景交融中形成“景—情—形—象—境”的综合体现，是在虚实并构、移情于景中展示题材的形美与意壮。《诗经》有云：“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诗文描写的正是东方灵鸟朱鹮，编导佟瑞瑞以此编创的民族舞剧《朱鹮》以“形”聚“神”将东方灵鸟的敏亮双眸、鲜红尖喙、洁白羽毛、粉红尾翼勾勒得惟妙惟肖，而在作品中所传达的“朱鹮之鸣，其声铮铮”的哀鸣引发世人对濒临灭绝物种的关注，编导用朱鹮的呻吟以及唯美的意境阐释了对边缘文化境遇的深思，为民族舞剧勾勒靓丽的民族文化色彩。宗白华强调舞蹈是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无论形美与意壮，意境美都只能归为舞蹈的形式层面，作品唯有具备真实的民族内容、民族故事以及民族关怀才能长立于舞台，经久不衰。

三、民族舞蹈选材的可舞性

民族舞蹈选材首先应具备可舞的特性，《舞蹈艺术概论》对“可舞性”一词作出解释：一般多指生活中原有的舞蹈动作，或是容易舞起来的生活情景，或是动作较强的事物。而民族舞蹈选材的可舞性也就此可以理解为源于民族、民间生活中真实的生活动态及情景，由此我们大致将选材的可舞性分为抒情性、动作性、叙事性和创造性四类。

（一）抒情性

舞蹈从古至今都是民众抒发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巫允明在《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中指出：“民族民间舞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最直白、最具感染力的舞蹈，是人类文化载体的先声与鼻祖，它始终贯穿于任何群体或民族历史的原生态人类肢体行为之中。”[4]《毛诗序》对内心直抒的情感记载为：“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而现今宣泄情绪的舞蹈表现已无法满足人民当下的审美需求，需要作品以丰富的内容赋予新的感官体验。例如独舞《母亲》中编导通过塑造开朗且慈祥、刚毅又柔情的藏族阿妈形象向观者传达藏族古老而深重的历史。从古至今不乏对母亲赞美的诗句，透过编导张继刚选材的切入视角让我们从母亲与大地的水乳交融中感悟到一个民族的伟大和祖国山河的美好，激发对祖国的眷恋，这种直抒情感的选材方式也是作品中最为常见的类别。

（二）动作性

动作性是指以人体为媒介、动作为语汇的民族舞蹈是在时间变化中以空间的审美形式表达思想情感的肢体动态语言[5]。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提出舞蹈之美重在意境表达和动作表现的观点，而苏珊·朗格则认为舞蹈之美重在“力的幻象”与“张力结构”[6]，无论是强调动作意境的中国舞蹈美学观，还是强调动作力效的西方舞蹈美学，动作的灵动形态以及空间占有的“虚灵”传达都使动作性成为题材选择的关键因素。其中当民族舞蹈创作专注于民间动作素材的捕捉与提炼、动作元素的形变与衔接、动作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动作空间的挖掘与探索四个方面，民族舞蹈作品的情节内容将会获得良好的素材支撑。例如藏族群舞《阿嘎人》，编导提取藏区青海省黄南洲同仁县牙浪乡塞扎村中以“阿嗄”建房的“打嘎”劳作动态为元素，以多段体的形式再现藏区建房时邻里互帮互助，女夯土，男砌墙，众人“阿嘎击地、踏节而舞、以歌和之”的温情、热闹场景，这种以动作性主导情节发展的表现方式与抒情性偶有穿插，但又独具自身特色。

（三）叙事性

民族舞蹈题材的叙事性通俗意义上要为作品设置单个或多个“故事线”并从叙事主体的构建、戏剧冲突的铺陈设置[7]以及作品情感表达等方面搭建题材的叙事表达。聂庆璞认为叙事就是讲述准备发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然而自古以来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而“拙”并非不能叙事，而是需要找准形式进行叙事表达[8]，现实题材就是弥补“拙”的有力推板，以此很多关注现实的叙事作品问世。例如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的《天路》，通过复现兴建、停建、复建的建造历程以及刻画西藏人民精神之路内心诉求的双线并构叙事体系，讴歌和弘扬时代的精神命题。此外，还有很多作品与时代挂钩，叙事时代命题，例如群舞《中国妈妈》《羚羊的外套》《鸡毛信》，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都是近些年问世的优秀现实题材叙事作品的代表。

（四）创造性

无论抒情性、动作性还是叙事性，题材选择都应具备激发人类深层创造性的能力。古有公孙大娘舞剑器使张旭草书大进、裴旻将军舞剑器促成吴道子经典画作的历史典籍，以史为鉴，优秀题材所具备的内在张力和情感表现可使舞蹈创作者才思泉涌、逸兴云飞，充分激发创作者洞察和预判情节亮点以及创作走向和设想的多方能力。由李堃作词、阎飞作曲、才旦卓玛演唱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为编导徐小平提供丰富的灵感，短时间内迅速创作出震惊国内舞坛的同名男子群舞《翻身农奴把歌唱》，编导用康巴汉子独有的舞步将西藏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内心变化激情演绎，在四段体的结构中通过藏族“水袖”的符号运用，以低身俯首到高抛长袖纵身跃起的肢体动态转变传达西藏农奴从“束缚”到“解放”再到“释放”的喜悦之情，“水袖”的精妙设计是作品的点睛之笔也是民族舞蹈选材可舞性中极具力量的情感传达。

四、民族舞蹈选材的创作思考

藏族群舞《红河谷－序》讲述小红军在抵抗外来侵略战争中受伤，藏族同胞不顾战事危机和环境险恶，历经磨难拯救小红军，助他渡难关，一起迎接战争胜利与祖国和平的故事。舞蹈通过表现藏族同胞与汉族人民团结一心盼解放，歌颂了藏族同胞与汉族人民和解放军之间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这样富有鲜活主题和立意的作品，在创作的第一环便把稳作品的发展方向。同样，题材选择并非单方面，需要编导具有发现的眼睛，是编导自身文学素养、专业能力以及审美品位的集中体现，并在编导自身能力的驱使下把握作品最终的发展走向。

舞蹈题材的多样性使编导的选择各有偏好和张力，但无论偏好如何，最终都要回归民族舞蹈的本质与观众的观感。这需要作品“深扎”人民、紧扣时代，传递真情实感。一个成功的舞蹈编导是优秀的理论家、表演家、教育家的集合体，他们博览群书、推陈出新、勤于思辨、追求卓越，优秀作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编导在时间的洗礼中涅槃重生，在夜以继日的实践中打磨出精湛的技术，在生活的磨砺中沉淀出卓越的思想，从而创作出感悟生命、启迪人生、回味无穷的作品，创作出具有“真实性”感悟的现实作品。例如《国家的孩子》选材于二十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全国粮食短缺，数千孤儿被送往内蒙古的感人故事。草原额吉、阿爸与汉族孤儿“血乳交融、情深似海”，他们用无私奉献的真情谱写民族团结的乐章。编导吕梓民通过自身积淀，敏锐观察题材，捕捉选创切入点，以时间叙事手法，创编出时代经典之作。

结论

民族舞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更迭、繁衍变迁。当前，国内学界对文化艺术发展作出的重要指引为民族舞蹈创作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潮流中着重把握民族舞蹈创作发展的内核，挖掘经久不衰、世代流传、屹立舞台的优秀题材，创作扎根群众生活、传播正能量的优秀作品，规避内容空洞、无病呻吟的题材类型，放眼《国家的孩子》《红河谷-序》《翻身农奴把歌唱》《母亲》等杰出的民族舞蹈精品，均是牢抓作品题材内核、反映人民心声的典范。时代在进步，思想在进步，人民在进步，作为舞蹈创作者更要不断吸收新知识丰富自我认知，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像孩童一般对世界万物充满无限好奇与遐想，这样才能不放过每一个发现精品的可能性，才能寻觅具有思想性的优秀题材，并以此为根基巧妙构思、精准表达，创作出具有现实意义、反映民族精神气节的民族舞蹈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