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卓,胡华平,刘天军*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受逆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影响,现阶段全球经济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经济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稳定性遭受严重冲击[1-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20年全球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4.4%[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经济全球化的版图,全球经济的动荡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既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还面临着主动推动经济转轨、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部压力。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时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会议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以国内大循环为引领,国内国际相互促进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5]。立足国内大循环,重在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优势,激发农业市场的内需潜力。

开拓农业市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全局视角来考虑。农业市场具有区域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其内需潜力各异。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不仅承担着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主体任务,还在推进经济“双循环”战略中处于特殊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以“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地区的开放力度,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构建西部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逐步向规则制度型转变。另外,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目标上相互重叠,互为支撑。西部地区既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薄弱区域,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中央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正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入,西部与中东部地区间的要素流通障碍将被进一步打通,人才、技术、资金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将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在此背景下,国家经济“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为加快培育西部农业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制约西部农业市场发展的问题依旧明显[6]。因此,厘清经济“双循环”战略下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对西部农业市场发展已经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有学者指出西部农业市场的开放水平、环境和质量与东中部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7-8],单纯依靠区域自身的发展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利于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9]。西部农业市场体制机制存在的障碍会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农产品市场的有效形成,且西部地区农户对市场的预判能力要弱于中部和东部地区[10],进而影响区域农业竞争力[11]。同时,西部地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调查数据表明,全国农户总体收入来源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84.5%,但西部地区仅为76.1%,而东部和中部分别为90.5%和82.1%[12]。为提高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现代化水平,西部地区应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和经济“双循环”等战略,深度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并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13-14]。如上所述,学界已经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对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缺乏着眼服务经济“双循环”、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情境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为此,本文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出发,分析西部农业市场培育面临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提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优化路径。

二、西部农业市场培育面临的历史机遇

西部农业市场包括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西部农产品市场,与东中西部地区农业市场共同构成了全国统一农业大市场,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和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实质上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补齐制约国内产业体系发展的短板,推动国内不同区域间经济平衡发展和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举措[5,15]。然而,西部农业市场与东中部地区农业市场相比,通常还存在市场化程度低、资源配置效率低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是经济“双循环”战略下全国统一农业大市场建设的薄弱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加大对西部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助推西部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经济“双循环”战略背景下,西部农业市场培育迎来多重机遇叠加的历史性发展期,下文将从国际、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来讨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面临的历史机遇。

(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营造新机遇

受贸易摩擦和全球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一些跨国企业为避免外部突发公共危机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16],开始将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区域、双边和本国集中[17],这种趋势为我国产业链整合提供了新机遇,也为我国供应链重构提供了新思路。在现行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过程中,我国国内价值链明显表现出发育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即总体处于低水平参与、单环节和单模块融入国际价值链的阶段,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劣势地位,面临“低端锁定”效应和易被脱钩的风险[17]。有鉴于此,从抢抓经济“双循环”战略机遇和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视角判断,未来提升国内价值链的着力点应该从“价值链环节拓展”和“地域产业”结构优化两个方向努力[18],其中农业及食品“价值链环节拓展”和“西部区域农业结构优化”是重要领域。从这方面判断,西部农业市场将迎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带来的发展机遇期,应该及时对西部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调整优化,按照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部署和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引导东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支持西部农业发展,激励东中部地区的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并逐渐向西部聚集,推动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人才流动和技术交流,促进西部涉农企业转型升级。尤其要重视数字化技术在西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特殊功能,优先补齐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将构建数字化农业产业链和数字化农产品供应链作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主要方向,推进西部地区农业农村新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特别是要依托经济“双循环”“乡村振兴”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系统谋划“十四五”时期西部农业市场发展的方向,打造数字化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从而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创造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创造共赢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南,目前沿线国家已逐步形成了单循环强支撑和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格局,与中国西部农业市场形成了优势互补的新格局。西部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连接着广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间在农业科技、农产品贸易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19]。同时,农业交流与农产品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合作领域,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国家间的粮食、动物产品、经济作物产品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按照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经济“双循环”战略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和潜力必然在西部,包括撬动西部地区蕴藏的广阔消费市场,扩大西部地区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开发、合作的区位优势与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其中,中国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农业大国、农业强国间在农业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禀赋方面具有互补性,是中国西部农业产业向外开放、农产品市场向外延伸的基础,区域间农业要素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和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有助于形成西部农业市场西向开放的新格局,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20]。西部地区当前已经基本形成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原则构建内外联动的农业产业链[21],这不仅是世界经济波动和整合过程中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也是西部地区改革与发展的红利期。因此,西部地区要抓住中国经济战略机遇期,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应该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抢抓“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双循环”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西部地区改革与开放格局,推进实现由开放末梢向开放前沿转变,助推西部农业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资源互补、要素互补和产业结构互补,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三)经济“双循环”战略的提出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提供政策环境

经济“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是“十四五”时期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挑战的关键举措和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22]。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通过激发内需潜力,更好地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其战略目标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的深层逻辑是“以产业升级为先导,以创造消费新场景的大规模投资为辅助,以激活消费升级为目标,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步开启‘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终以‘内循环’为基础和动力,重塑‘外循环’”[23]。国内大循环是实现经济“双循环”战略目标的关键,这种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决定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24]。根据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资源分布状况和市场发育情况判断,中国西部农村地区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动能,如庞大的内在需求和消费市场、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和丰富的农业资源等后发优势,将为西部地区融入“内循环”发展战略创造环境,通过促进城乡间和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提供优质农产品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而东部地区则可以为西部地区提供技术、资本和数据等要素,通过“供给侧”改革为新发展阶段西部农业市场培育提供环境。另外,西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资源要素交换等都将从“需求侧”拉动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实现良性运转。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将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总而言之,从全球产业链重构、“一带一路”的政策效应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三个维度来看,我国东中部地区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本和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等要素向西部地区转移,将成为倒逼西部农业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政策优化的强劲动力,这将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提供良好环境。因此,从历史发展趋势与现实改革需求角度判断,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已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期。

三、西部农业市场培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和格局重塑的新时代[25],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又遭遇国际贸易摩擦、数字化转型加速、国际秩序突变和新冠疫情冲击,迫切需要通过深度改革形成以强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为核心的国内大循环体系[26],从而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7]。在此背景下,西部农业市场培育虽迎来了历史机遇,但依旧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制约着西部农业市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内生动力不足和外生拉力较弱的双重挑战。

(一)西部农业市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经济“双循环”战略是逐步实现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为主型的经济全球化战略[28]。但是,在西部地区,以土地市场为核心的农业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面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西部农业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低,农业要素缺乏充分的供求信息、对称的价格信息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进而导致市场要素配置效率低。同时,西部农业要素在市场准入、交易和监管、信息供给与传递、秩序规范与法律规制等市场机制建设方面[29],均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过分依赖政策性补贴会导致土地要素配置低效,将给西部地区融入经济“双循环”战略制造障碍。

西部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国家支持土地流转的政策性补贴导致土地配置扭曲,林区、牧区和高密度生态功能区等刚性政策约束强,这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土地市场的发育。政府主导的土地集中流转政策具有刚性,在西部城镇化发展滞后和不具备区位优势的地区推行,通常会增加当地农民的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30]。另外,西部地区的一级土地市场化程度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且市场化程度的内部差异普遍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功能差异化程度下降速度也慢于东部地区,严重制约着西部土地要素的有效配置。因此,需要通过改革行政管制、优化农地非农化市场刚性控制等举措,加快西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改革步伐[31],为西部农村土地市场更好适应经济“双循环”战略提供环境。

西部地区农业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低。农业投资是促进西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也是决定西部农村发展、农户收入和农民生计改善的重要因素。但农村金融却是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主体缺位严重和服务能力有限。西部县域涉农金融机构类型少且竞争力低,导致西部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金融机构是西部农村普惠金融的主要供给者,但农户受结构性金融排斥的约束比较明显[32-33],难以获得有效的和多元化的资金供给。另外,受到国民教育、职业培训和市场化劳务市场配置效率等因素制约,西部农村劳动力质量和竞争力显著低于东部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在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率逐年下降[34],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差距持续拉大[35]。素质较高的农业骨干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导致西部地区农村人才结构失衡,增加了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劳动强度,也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市场的发育[36]。

总体而言,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业市场发育环境整体较差,西部地区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制度和涉农科技体制,农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发育缓慢,主要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中心辐射影响较弱、农产品市场容量较小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同时,受资源配置效率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农业产业链产品价值过低和农业市场信息化不足等制约,导致西部农业市场发育缓慢,难以适应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战略需求。

(二)西部农业市场外部拉力较弱

西部农业市场除了内部发展动力不足之外,还存在外部拉力较弱的问题。通过区域开放,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分工,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策略[37]。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扩大西部地区农业开放度有助于弥补环境资源管理和技术创新滞后的缺陷,催生市场化制度供给,进而促进西部农业市场发育。但当前农业市场主体的开放意识、开放素质和发展能力以及开放环境、开放规模和开放结构等方面都与东中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7],单纯依靠区域的内生动力发展难以破解中国三大区域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历史和现实因素导致西部农业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在农业市场开放的宏观制度设计层面,西部地区存在对国际国内市场与资源战略认识不深、农业国际化战略总体规划和农产品国际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38]。虽然西部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但农业经济发育程度低。调查数据表明,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1.54万亿元,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2 300.7亿美元,而西部地区出口占比不到10%。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农业对外开放占国际贸易比重持续增加的格局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度、贸易额与其区域规模、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匹配,外部壁垒导致西部农业生产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

经济“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相互支撑,在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农民消费潜力释放和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等方面具有目标一致性。经济“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国内大循环又可分为城乡循环和东中西部区域间循环,其中东中西部区域间循环是“内循环”的重要方面,在推动实现国内大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结构化矛盾、农业劳动力不均衡流动等现实问题[39],严重制约着西部农业市场的发育。因此,在经济“双循环”背景下,西部地区应该借鉴“内地模式”和“沿海模式”的成功经验,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优化,加快破除影响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西部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这样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40]。

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与外部拉力较弱相互叠加,共同制约着西部农业市场的发育,尤其是阻碍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农业要素的有效流动以及农产品市场的有效流通,进而制约西部农业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区域竞争力[9],这是西部地区“三农”问题更加突出的基本情境。因此,要破解西部农业市场发育滞后和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等制约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机制性、根源性和长期性问题,必须结合经济“双循环”战略,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抓手,以激活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和数据等要素为突破口,推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政策优化,构建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突破区域行政和制度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提高西部农业市场效率,释放西部农业改革红利,促进西部农业市场加快形成。

四、西部农业市场发展的优化路径

如上所述,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前景和潜力巨大,但仍然面临着现实困境。为突破这些发展困境,西部地区必须抓住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机遇期,利用好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两条发展线路,促进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培育。总体而言,在经济“双循环”背景下,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具体路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虑(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双循环”情境下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优化路径

第一,扩大西部农业市场向西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畅通国际农业市场大循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西部农业市场实现合作共赢,为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西部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是丝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拥有粮食、畜牧和棉花等多种类型的农业资源,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节点。在经济“双循环”战略背景下,西部必须抢抓重大历史性机遇,加快促进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着眼于新时代,应继续强化农业生产要素领域的传统合作,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形成优势互补的新局面。改进和优化现行国际贸易体系,激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本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到中国西部市场,中国西部地区也将优势农产品向西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形成优势互补和稳定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将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向中国西部迁移,形成跨国农业劳动力市场,在交流过程中学习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还可以优化中国农业劳务市场结构。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快形成有利于国际农业投资的政策环境,鼓励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从事投资与运营,充分发挥中国农业企业的优势,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要素有序流动、农业资源高效配置和农产品市场实现深度融合[41],从而为西部农业市场提供良好的国际大循环。

第二,加强区域间的协同与创新,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在东中西部之间合理流动,形成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促使西部农业市场加快融入国内农业经济大循环。西部农业经济发展必须结合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及时调整农业要素在东中西部间的布局,形成优势互补的国内农业经济大循环。具体而言,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特色农产品,这些比较优势可以与东中部广阔的就业市场和消费市场形成互补,应该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之际把区域间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区域间的发展优势。同时,东中部地区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和数字化技术等优势,这些都是发展现代农业必备的条件,应该加快引导东中部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要素向西部地区流动,弥补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发展的短板,有效促进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培育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因此,“十四五”期间西部地区应该抢抓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引导,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推动形成有效的农产品市场机制,促进西部农业市场快速形成。

第三,改革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西部农产品市场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商品流-要素流”的有效循环,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促进西部农业市场发展,加快融入国内大循环。现阶段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化水平落后于西部农产品市场化水平,严重制约着西部农业市场的发育程度,阻碍着西部农业市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破解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市场制度发育滞后和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限制西部农业市场发育的制度性问题,必须以激活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西部农业市场效率。同时,依托经济“双循环”、乡村振兴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西部农产品市场一体化为改革方向,促进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和西部农产品市场实现双向开放,加快完善西部农业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加快构建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第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推进西部农业市场改革,构建“土地-劳动力-金融-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市场间的互动机制,使农业要素市场与农产品市场实现有效匹配,推动西部农业市场融入国内大循环。当前五大农业要素市场之间难以形成有效互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和规模化程度不高,制约着西部农业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应该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目标,促进西部地区农业要素市场化和数字化改革,加快构建“土地-劳动力-金融-技术-数据”五大农业要素市场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数据在五大要素市场中的链接作用,以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数字化为切入点,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并加强要素市场数字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为促进西部农业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持。另外,西部农业要素市场的培育必须基于五大要素互动的视角,以农业数字经济为主要培育方向,构建农业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框架,实现“土地-劳动力-金融-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在西部的有效互动,促进农业要素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的有效联结,实现农业要素市场的帕累托改进。综上所述,系统评价西部农业市场的发展状况与环境约束,明晰西部农业市场培育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聚焦西部农业市场培育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从总体上认识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潜力与前景,对促进西部农业市场培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应该加快破除制约西部农业市场培育的体制壁垒、机制障碍和政策缺陷,着眼于经济“双循环”“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从以上四个方面推进西部农业市场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