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远

2022年12月18日，克罗地亚队球员在颁奖后庆祝胜利

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克罗地亚赢得了自1991年独立以来的第二面世界杯铜牌。

在获得铜牌后，克罗地亚足球队教练兹拉特科·达里奇对记者说：“这是一面闪烁着金光的铜牌……这一面铜牌，是献给您的—契罗！”

契罗是谁？他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一代教练—米洛斯拉夫·布拉泽维奇的昵称。这位已经患有末期癌症的老牌教练，最大愿望就是能看到克罗地亚夺得世界杯金牌。

不过在外人看来，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能够3次杀入四强，并且获得过亚军和季军，也算是一份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好像克罗地亚这样一个人口只有400万的国家，“格子军团”的崛起，让世人认识到这面格子国旗的独特魅力。

早在冷战时期，南斯拉夫就是体育人才输出国。与斯大林闹翻后，铁托治下的巴尔干第一大国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铁幕”对其影响算是微乎其微。除了以足球为名与西方加深关系之外，南斯拉夫对西方的一大“出口品”，就是体育人才。

南斯拉夫不但“盛产”足球运动员，还“盛产”篮球运动员和水球运动员。据统计，即使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原成员国在2021年依然为NBA“出口”了80名篮球运动员。

克罗地亚队队长“魔笛”莫德里奇

南斯拉夫对西方的一大“出口品”，就是体育人才。

铁托时期的经验证明，投资体育人才是一件低投入、高产出的事情。在连续两届世界杯赛事上大放异彩的“魔笛”莫德里奇，原先出身于斯普利特海杜克俱乐部—而这个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在南斯拉夫时期，就被誉为“足球人才外贸公司”：那些在十几岁就被相中的足球苗子们，先是在俱乐部内磨合训练多年，然后在将近30岁时，才被允许离开国家到西方踢球。

一方面，这些球员自小就跟队友磨合，另一方面，这些往外“销售”优秀年轻球员的俱乐部，成为南斯拉夫赚取外汇的渠道。直到如今，贝尔格莱德红星俱乐部旗下的“少年球校”，依然通过在塞尔维亚搜罗足球苗子、培训后再出口的方式，获得丰厚利润。

也难怪从东亚到中东，在许多国家的球队里，人们依然能看到“维奇”这样的南斯拉夫姓氏。

在铁托时期，南斯拉夫的国内球赛就树立起了四大俱乐部：斯普利特海杜克、萨格勒布迪纳摩、贝尔格莱德红星以及游击队俱乐部。这些至今依然存在的俱乐部，还或多或少地往外售卖本国的年轻足球苗子。其中，斯普利特海杜克和萨格勒布迪纳摩属于克罗地亚，而后两者则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可以说，克罗地亚的两家俱乐部，瓜分了原南斯拉夫球坛半壁江山。

“南斯拉夫内部的文化事务虽然是内政，但各个共和国之间一直相互不买账。”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南斯拉夫各民族走向分离，四大俱乐部球迷之间积累的新仇旧恨便开始爆发了。

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夕，契罗一直是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教练。它一直是克羅地亚最有代表性的球队，也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颇为重视的一面旗帜。

萨格勒布迪纳摩的球迷成员们，自称为“蓝色坏男孩”。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半暴力团伙。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渐成水火的日子里，“蓝色坏男孩”的主要仇视目标，自然是那些塞族足球俱乐部的粉丝们。

在1990年一场贝尔格莱德红星和萨格勒布迪纳摩之间的比赛期间，“蓝色坏男孩”和贝尔格莱德红星的球迷大打出手，最终引发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球迷冲突事件。克族人和塞族人在观众席上相互殴打、南斯拉夫警察冲到球场上抓捕球迷的一幕，仿佛为日后的南斯拉夫血腥结局展现出某种端倪。

在克罗地亚，这场剧烈的球场冲突却被赋予某种神圣化的意义，甚至被认为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先声。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们看来，在诸多塞尔维亚政要出席（包括塞尔维亚现任总统武契奇）的这场比赛的现场，克族人敢于对塞族人动武，实际上标志着两个民族的最终摊牌，共处一国已经不可能了。

直到如今，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历史学家依然对这场骚乱有各自不同的解读版本。阴谋论也层出不穷：在克罗地亚人看来，这是塞族球迷故意在萨格勒布制造骚乱的结果；而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为什么这么剧烈的冲突会被完整地通过电视直播出来，这难道不是故意制造民族撕裂吗？

在萨格勒布球场大骚乱后刚好一年，南斯拉夫解体战争全面爆发，“蓝色坏男孩”的成员不少应征入伍，成为克族民兵。与之针锋相对，贝尔格莱德红星的球迷们也加入了属于塞族的民兵队伍。双方从球场上简单的棍棒互殴，终于升级到兵戎相见。克族和塞族双方的血债，加深了分歧和鸿沟，但也铸造了克罗地亚足球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神话。

直到如今，萨格勒布球场外依然矗立着一块纪念碑，向那些为了克罗地亚民族独立而为国捐躯的球迷们致敬。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造就了足球的神话地位，足球也成了满足民族独立运动者们立国扬威野心的工具。

契罗与克罗地亚第一任总统图季曼共同进退，试图通过足球，为新生的克罗地亚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一个品牌。在图季曼的授意下，契罗荣升克罗地亚国家队教练，并且逐渐把它带向重生和辉煌。

1992年，克罗地亚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足联，当时它的排名是125名，几乎沦落到垫底的位置。但在第二年，克罗地亚足球队开始迅速攀升，排名上升到62名；在1996年欧洲杯，克罗地亚杀入四强，从此“格子军团”的名声开始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2年后的法国世界杯，在契罗带领下，克罗地亚以“黑马”的姿态爆冷，赢得了第三名的位置。

克罗地亚国家队的第一代教练“契罗”

在克罗地亚对阵德国的过程中，前者的媒体发现了这样一个令其忿忿不平的现象：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和图季曼都出席了比赛现场，但电视直播镜头却只瞄准了科尔，把图季曼完全晾在了一边；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西方媒体竟然把契罗说成是“塞尔维亚教练”。

总统图季曼对这种冷遇，不仅视为人身羞辱，更加认为是对整个克罗地亚民族的蔑视。最终，克罗地亚以3比0击败“德国战车”，不但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还让“格子军团”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一次靓丽的亮相。

契罗把“格子军团”的亮眼首秀，归功于克罗地亚队的独特团队精神，其核心是“不突出个人”。曾经被母亲期待长大后成为一名神父的契罗，对“安抚人心”有一种独特的心得，这位“教练中的教练”，更愿意把自己当成球队的神父。

1998年后，“格子军团”又更换了好几位教练，但始终效果不尽如人意，直到达里奇的出现。达里奇与其说是个威严的教练，还不如说是一个跟契罗有点相似的“老大叔”。达里奇坦言，克罗地亚队很少出现更衣室内讧场景，“整个球队更像是个家庭”。

他这样描述比赛结束后“格子军团”的状态：“很多国家队成员在比赛结束后就各奔东西，但在克罗地亚的庆功宴上，所有队员都到齐了。”

在这种氛围下，“格子军团”的队员极少摆架子，“魔笛”这样的队长，也是眼神里闪烁着谦卑。一个让克罗地亚球迷们感动的细节是，赛前每当有克罗地亚媒体出现，哪怕只是一个博客主或者视频主这样卑微的“个体户”，“魔笛”只要知道对方是克罗地亚人，都会上前打招呼寒暄几句。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媒体在追踪自己主队球星的时候，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1998一代”的苏克、普罗辛内斯基和博班，到2018年的“魔笛”，“格子军团”经历了20年，又回到了世界杯前三甲的地位—这一次他们比1998年更进一步，赢得亚军。

在萨格勒布中心广场的庆功聚会上，人群挥舞着“格子布”，俨然成为一片“格子布海洋”。随着足球队的出现，“魔笛”身旁又多了一位这样的“嘉宾”：他身着黑色衣服，用沙哑的声音向台下观众叫喊。他便是当地富有争议的摇滚歌手“汤姆逊”。

迪纳摩萨格勒布的训练营

当年荷枪实弹的“格子军团”，可是让塞尔维亚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军团”。

“汤姆逊”的出现，让一些克罗地亚本国人质疑，到底“魔笛”要表达什么样的政治讯号？

“汤姆逊”曾多次在公开演出场合，叫喊纳粹占领时期亲德政权的口号“Za dom spremni”，并且本人在多国遭禁演。他的亮相，往往会伴随着一大群身穿黑色衣服、举起右手行纳粹礼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出没。

2022年12月17日，卡塔尔世界杯季军赛，看台上的克罗地亚球迷

早在二战时期，南斯拉夫王国被纳粹德国占领。长期处于受压地位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纳粹的支持下，组成“乌斯塔沙”政权，对原南斯拉夫王国的领土进行管辖。

“乌斯塔沙”使用的旗帜，正是那块格子布。

当年荷枪实弹的“格子军团”，可是让塞尔维亚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军团”。“乌斯塔沙”针对塞族人的政策是“杀掉1/3、流放1/3、转化1/3”。他们残杀塞族人的手法层出不穷，除了用机关枪扫射之外，还会用塞族人自家的农具爆头，又或者割下受害者的四肢和头颅亵玩取乐，甚至在杀害受害者前肆意摧残对方的生殖器。

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用皮革包裹的匕首，能够把塞族人快速割喉的同时，又保护自己的手腕不被伤害。“乌斯塔沙”的血腥和残暴程度，达到了让纳粹德国都看不过眼的程度。后者甚至还一度指责“乌斯塔沙”的残忍手法，激起了塞族人组成地下反抗游击队。

多少年过去了，铁托时期和平相处的南斯拉夫再次破碎，那块格子布重新在南斯拉夫的灰烬中升起飘扬。在巴尔干半岛这样一个风云骤变的小世界里，受害者和加害者往往瞬间切换角色，孰是孰非难以辨别清楚。

从那个曾被塞族警察刁难和羞辱的苏克，到目睹祖父被塞族民兵处决的“魔笛”，他们对某些事某些人的仇怨似乎难以了断。惟愿今时今日的“格子军团”，只是在绿茵球场上大展雄风罢了。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