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风

关键词：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刻；纹样

凤阳县，旧为临濠府，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洪武元年八月，诏以大梁（今开封）为北京，金陵为南京……三年改临濠府为中立府①，定为中都……与南北二京为三都。其后北京罢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为凤阳……赐名凤阳府者，以在凤凰山之阳也。迨永乐中，建北京于燕，竟成圣祖之志，而三都备矣”[1]。明人称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宣德年间（1426—1435年）的南京、中都、北京为“国初三都”[2]，后人称为“明初三都”。

作为“明初三都”之一的凤阳明中都，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罢建于洪武八年（1375年），此后虽并未完全停建，但大规模营建主要集中在这六七年间。“洪武三年……并置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于午门东西”[3]；“（洪武四年）作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坛及太庙与临濠，上以画绣，欲都之”[4]；“（洪武五年）城中都周四十五里”[5]；“（洪武五年）建中都观星台于独山”[6]；“（洪武六年）六月，中都皇城成”[7]；“（洪武八年）置中都国子学”[8]。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洪武八年（1375年）罢建时明中都建筑已成规模，但至今已基本损毁至遗迹甚至无迹状态。明中都午门向西到西华门再向北延伸至约西北角楼的1000多米——当地人叫做“老城墙”的遗址是留存之一。其中，午门仅剩城台以下部分，且须弥座以上的砖墙体还基本为1980年代后砌筑。因此，明初保留至今的石质须弥座就弥足珍贵。更为珍贵的是，在须弥座束腰部分还留存有421个各式纹样。中都午门虽然没有北京午门的完整和恢宏，但这些纹样足以佐证“明中都曾是古代都城营建中最为华丽的建筑”[9]。

曾有学者对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刻进行过测量及纹样分析[10][11]，但受限于历史和现实条件，调查不够完整和全面。本文尝试以全面测绘记录为基础，从整体分布和局部特征两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

一、整体特征

明中都午门平面呈“明三暗五”的“凹”字形结构（图1），其中基座在北侧东西两端（编号24―23面和36―35面）的近南部为砖墙结构，其余均为石质。石质基座又可分为无束腰（东西掖门两侧墙体及西观西墙和东观东墙）和有束腰两种。一般将明中都午门的石质基座整体统称为“须弥座”，但严格来讲，有束腰才可被称为“须弥座”。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刻纹样（不包括圭角的卷云纹）均雕刻在束腰位置②（图2左）。

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特指有束腰部位，下文同，简称“须弥座”）通高103厘米，束腰块石高均为32厘米（图2右），但长短不一。据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编号33―32面和20―21面的束腰块石在2009年维修时曾搬离原位置集中堆放，后搬回时未能归位于原处。另在19―20面及点3、5、7和9等拐角处有从他处移来的带纹样块石，但具体情况不详。同时，也有带纹样块石丢失现象。现状量测数据表明，束腰处旧石（包括有纹样和无纹样）共452块（拐角处一块石会有两面临空，记为两块）。块石长短不一，最长199.5厘米，最短14厘米，总长347米。其长度分布特征如图3所示，整体大概呈正态分布，其中长度在70～80厘米最多，有80块；但60～70厘米、80～90厘米、90～100厘米的块数也相差不多。这4个长度区域的块石共有306块，占67.7%（图3）。

须弥座束腰基本为一块石上刻有一个纹样，但少数情况下，一块石会刻两个甚至三个纹样，或者两块石合成一个完整纹样。整个须弥座束腰处共有完整纹样421个，各种纹样的数量如图4所示。其中，方胜纹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达到了183个，占比43.5%。根据现状再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对称追求和礼制要求，推测最初的纹样分布如图5所示：纹样分布在沿中都城中轴线的南北方向行走时、视线东西方向转动所能看到的区域。很明显，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专为体现皇帝的至尊地位。午门现有纹样基本清晰，但5―6面中段几块（第32—41块）则漫漶不清，其中第33块最为严重，已无法辨识纹样。据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是因为此位置在1980年代前曾长期掩埋于土中，土中水分經年浸蚀块石（石灰岩）造成。

现状纹样分布规律是（图5）：

（1）龙纹分布在正门两侧。其中，5―6面和7―8面各6个，3―5面和7―9面各1个。

（2）凤纹主要分布在正门两侧。其中，5―6面8个，7―8面10个，20―21面1个，33―32面1个。另外，在31―32面和19―20面大概对称的位置分别有凤引麒麟纹和麒麟引凤纹各1，单独归类。

（3）万字纹中有“卐”纹17个、“卍”纹14个，间杂分布于两观。其中，33―32面7个，31―32面11个，19―20面11个，20―21面2个。

（4）方胜纹有二连方胜纹（166个）和三连方胜纹（17个）两种，大概以单个或两个连续方胜纹间配一个或两个其他纹样的方式散布在所有束腰纹样面。

（5）折枝纹分布在除正门两侧及27―29面这样的短墙外所有的束腰纹样面，但分布很不均匀，12―14面仅1个，33―32面则有9个。

（6）缠枝纹的分布也很不均匀，有些面（如33―32面、5―6面、7―8面等）没有，而12―14面有11个。

（7）椀花结带纹有两种：A型（两侧有飘带）4个，B型（一侧有飘带）32个。其中，A型有2个分布在25―1面与11―13面的中间位置，2个分布在27―2面和31―32面的偏边部位置；B型除5―6面第44块外，其余均分布在拐角的位置。而5―6面第44块构图和其余均有显著差异，推测应为2009年从他处（非午门）移来。

（8）双鹿纹4个，其中19―20面和31―32面均为两块石合为一双鹿纹样，位置大概对称；33―32面和20―21面各有一个双鹿纹的块石，位置也大概对称。

（9）云纹共22个，主要分布在正门洞两侧，其中，5―6面和7―8面各无特定规律地散布9个。

33―32面、19―20面、3―5面和7―9面各1个。

（10）双狮戏绣球纹7个，其中31―32面3个，19―20面2个。31―32面第31块石单独雕刻在一块石上，其余为两块石拼合成一双狮戏绣球纹，分别是第10和11块、第55和56块。19―20面上第3块和第52块分别雕刻一狮一绣球纹，推测旁边均应有一狮纹配对。

（11）有21块无纹样的素面石，总长999.5厘米，基本散布在各个面上。

二、局部特点

须弥座纹样种类达到11种之多，而且同类纹样是在局部细节差异明显的情况下的整体形态大体相同，同时纹样分布规律参差不同。因此可以推断，须弥座束腰石刻虽经过一定的初步设计，但由于无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且无充裕的时间筹备，在局部层面反映出“边设计边建设”[12]的事实。

（一）布局的粗疏

1.素面石的间杂

在须弥座束腰的旧石中有21块无纹样（图6）。除31―32面和15―24面外，其余较长面都至少有一块无纹样的素面石，其中36―26面最多，有4块。各素面石的长度和位置并不固定。由图3可知，须弥座块石长度并无定数，因此，这些素面石，尤其一些长度较小的素面石是在建设施工中为了围合临时拼凑而成，而且图6a所示拐角处的素面石（14厘米）还破坏了此处本应由两个椀花结带纹相连所蕴含的对于建筑安全的祈望含义。至于较长的素面石（图6b，左55厘米，右58厘米），则推测可能是前期对整体雕刻长度估计不足，后期时间上又不允许再补刻等原因造成的。

2.纹样与块石尺寸失调

由于须弥座束腰块石长短不一，理论上可以根据块石长度设计不同纹样，以求纹样和块石的尺寸协调。但常见有的块石很长，上面布置了几个纹样（图7a），或者两侧留白很多（图7b）；而有的块石很短，其上纹样向两侧延伸至周边块石（图7c）；还有的纹样布置偏于一侧（图7d），不符合中轴对称的审美传统。

3.局部的无规律性

须弥座纹样还有一些特例，如图8a所示，雕刻有一头且另一头明显不再雕刻的两头缠枝纹，图8b所示的两个菱形非交错勾连而是相叠的方胜纹，以及图8c所示的西掖门南口北侧内部显露的椀花结带纹尾部（西掖门南口南侧内部和东掖门南口南北两侧内部均为素面石）。

（二）纹样的早期无定型性

椀花结带纹是交错相连的花草，并在两端或一端呈飘带的纹样。本文将两端有飘带的，定义为A型，一端有飘带的，定义为B型。由于朱元璋后期“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13]的训诫，明中都之后修建的南京午门和北京午门，在束腰处都仅留有椀花结带纹样。这三处的椀花结带纹样相比较，明显能看出北京午门及南京午门所呈现出的工整性和程式化，也说明了明中都午门作为开创者的经验不足及对后两处的经验积累作用。

1. 花结带纹（A型）

图9a、9b分别是南京午门和北京午门的代表性椀花结带纹（A型），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较大（南京午门处更恰当的名称应为“方胜结带纹”），而且都是放置在每面墙的中间位置，因此可以说这两处都是经过比较严谨的设计的。但是明中都午门的4个椀花结带纹（图9c、d）不仅各自差异显著，而且有的位于偏边部的位置，削弱了其祈望建筑本身安全的寓意。

2. 花结带纹（B型）

同样，南京午门和北京午门的椀花结带纹（B型）差异也较大，其中北京午门由于表面有灰尘等覆盖的原因，绝大部分都看不清楚（图10a），仅能大体上分别出有两种，而这两种在细节处的差异较大。南京午门的椀花结带纹（B型）本身之间也有差异（图10b、c）。南京午门在需要布置两个背向椀花结带纹（B型）的较短墙面上，有水平向的压缩变形（图10d），但结构大体相同。相比较而言，明中都午门的椀花结带纹（B型）相互间在整体构图上的差异很显著（图11）。比较中都午门和南京午门因块石长度所限而进行的水平向压缩纹样（图11d、10d），可以清楚看出中都午门雕刻的随意性。

（三）纹样的个性化

明中都午门须弥座421个纹样各不相同，呈现出督工对于纹样不够周详的安排及匠人对于各个纹样的不同理解。因篇幅所限，仅以缠枝纹和三连方胜纹为例说明。

1.缠枝纹

明中都午门缠枝纹以两头为最多，但也存在一头、三头和四头等其他样式（图12）。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两头缠枝纹中，也存在各种差异，比如作为骨干的近“S”形藤蔓起止走向不同、藤蔓上装饰的植物茎叶形状不同、向外侧延展形式不同、两头连接方式不同、两头花卉描绘视角不同等（图13）。

2.三连方胜纹

在须弥座的183个方胜中，有17个三连方胜，166个二连方胜。17个三连方胜虽然也各不相同，但根据两侧菱形在中间菱形不同的连接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五种：（1）不相连（图14a）；（2）以“定胜”相连（图14b）；（3）以角点相连（图14c）；（4）直接相连（图14d）；（5）勾连（图14e）。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细节处的差别，此处不再赘述。

三、结语

明初三都”从明中都最初“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到南京及北京“但求安固，不事华丽”[14]的追求转变，使明中都在“三都”建筑中呈现出独有的“奢华”。而其他朝代因各自的历史原因，又使明中都成为“古代都城营建中最为华丽的建筑”。午門作为明中都留存不多的遗址，不仅用须弥座石刻繁多的纹样证实了明中都曾经的“雕饰奇巧”，而且作为唯一的一处纹样种类众多且数量巨大的宫城须弥座，成为明代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须弥座束腰处的11种421个“纹花”，作为视觉“文化”，携带着“纹创”时期的历史记忆和时代特点，反映了明初的基本信仰和追求。就“明初三都”三个午门都雕刻有的椀花结带纹而言，北京午门及南京午门的工整性和程式化主要体现的是秩序性，而中都午门则一方面呈现了作为开创者在纹样管理方面笼统和粗放的特点，另一方面却也使得纹样体现出作为艺术设计所应具有的多样性。至于明中都午门独有的其他纹样，纹样种类及各类纹样构型的多样性则通过其丰富性和自由性，说明了由于“首创”所造成的经验不足及边设计边施工的历史事实。因此，明中都午门须弥座石刻纹样，不仅像北京午门和南京午门一样体现了皇家建筑威严的礼教作用，而且还多了一种视觉上美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