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娇,王晓华,张 睿,原 源,闫其涛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 201403)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科研人员数量增长迅速,但她们无论是在学术话语权,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等方面仍处于劣势。黄园淅等[1]研究认为,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呈“金字塔”型层次结构,科研成果和获得奖励资助偏低。徐娟[2]认为,与男性相比,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中女性科研人员生存环境严峻而特殊。程芳等[3]对我国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情况的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在我国管理类学术领域处于劣势地位,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教师职业发展差别增大。刘晓涵等[4]对我国部分高校科技期刊青年编辑职业发展状况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发现女性青年编辑副高职称者所占比例低于男性青年编辑。我国是农业大国,女性为我国的农业科研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性别构成图景在农业科研领域正发生微妙变化。但目前鲜见关于农业领域的职业发展性别差异研究。

论文是科技创新成果的表现形式和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虽然不能完全代表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但是与专利、著作等其他形式的科研成果相比,可比性更强,透明度也更高[5-6],在现行聘任制体系下,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仍是科研人员获得晋升及岗位待遇的重要标准[6-7]。本研究以科研产出为研究视角,对影响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相关的年龄、学历、职称、参与基金项目情况等因素进行量化统计,并结合质性研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促进农业领域女性科研人才职业发展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在同方数据库中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条件设为“文献来源”,检索词为“上海农业学报”,获得《上海农业学报》2001—2020年正式刊发论文,共2912篇。结合《上海农业学报》投稿系统作者信息数据,建立《上海农业学报》2001—2020年载文第一作者信息的小型数据库。

1.2 量化统计方法

参考闫静等[8]的方法,设定被解释变量为发表论文。以第一作者为准区分性别,对于合著论文,取排名第一位的作者信息。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年龄、学历、职称和基金项目等。年龄分为“31岁以下”“31—45岁”“46—65岁”“65岁以上”4档,学历结构分为“本科及以下”“硕士”“博士”3档,职称分为“中级及以下”“副高级”“正高级”3档,基金项目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省部级以下”“无项目支持”4档。第一作者的年龄、学历、职称以及课题获资助情况以刊发论文时间进行统计。

1.3 案例调查法

选取30位2001—2020年以第一作者在《上海农业学报》多次发文的女性科研人员,设立质性调研样本,具体构成为:31岁以下2名,31—45岁20名,46—65岁8名;本科2名,硕士13名,博士15名;初级1名,中级11名,副高11名,正高7名;已育24名,未育6名。通过电话或面对面采访等形式,围绕“作为女性农业科研人员,哪些因素影响您的论文发表?”主题,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了解其职称晋升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载文量的性别比例

由表1可知,2001—2020年《上海农业学报》第一作者为女性的载文比例达44%。随着年份的增加,第一作者为女性的载文比例呈螺旋上升趋势,2001—2004年均低于30%,2005—2006年约为40%,2020年最高,接近57%。这说明在农业科研领域,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生产力在不断提升。

表1 《上海农业学报》2001—2020年男女作者载文量及比例Table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ratio of male and female between 2001—2020 in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2.2 不同年龄阶段女性科研人员论文产出情况

由图1可知,农业科研人员职业生涯最活跃的时期为31—45岁,此阶段男性第一作者载文量占职业生涯总载文量的51.24%,女性为53.50%。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科研人员的载文量均大幅降低,女性载文量下降幅度高于男性,这与闫静等[8]和程芳等[3]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女性论文产出的有效时间少于男性。但31岁以下女性作者载文比例较高,其原因可能是在这一阶段,女性作者仍处于求学阶段或刚刚进入科研院所工作,对学习与职业热情较高且受家庭等因素影响较小。

图1 《上海农业学报》2001—2020年不同年龄作者载文量Fig.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male and female with different ages between 2001—2020 in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2.3 不同学历女性科研人员论文产出情况

由图2可知,2001—2020年《上海农业学报》载文中女性第一作者不同学历所占比例与男性大体趋同。具备研究生学历(硕士及博士学历)的作者比例显著高于本科及以下作者比例。其中,第一作者学历为博士的比例较低。

图2 《上海农业学报》2001—2020年不同学历作者载文比例Fig.2 The ratio of publications of male and female with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between 2001—2020 in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2.4 不同职称女性科研人员论文产出情况

本研究中,剔除未标明职称的文章后,2001—2020年《上海农业学报》载文中,男性第一作者职称为副高及以上比例达60%,比女性高15%。其中,正高级职称男性比例为19%,而同职称女性仅为7%。这表明农业领域女性科研人员多数仍处于层次相对较低的位置,晋升较为缓慢。这与莫国香等[9]研究结果一致。

2.5 女性科研人员参与科研基金项目情况

在参与各级科研项目方面,男性与女性作者并无明显差别,但获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基金支持的载文比例,女性作者略低于男性作者,省部级以下级别项目女性略高于男性。女性作者未获项目基金支持载文比例也略高于男性作者。这与许玲等[10]研究结果相符。

图3 《上海农业学报》2001—2020年不同职称作者载文量Fig.3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male and female with different titles between 2001—2020 in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3 成因与分析

上述量化研究从总体上描绘了女性农业科研人员职业成长的基本规律和状况,发现女性作者在学历、参与基金项目情况方面与男性作者无明显差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论文产出有效时间低于男性。在职位晋升方面仍存在明显劣势,主要表现在获初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中女性占比较高,而获正高级职称的作者则男性占比更高。通过质性调查,其背后成因主要集中在内外两个方面。

3.1 内在因素

个体内在因素包括动机、能力、偏好等[5]。程扬[6]认为,个人意识及动机与其专业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访谈中,无人明确提到缺乏从事科研工作的动机。量化研究也表明,目前,女性在综合科研能力上不逊于男性。这与传统观点认为的“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女性科研能力不足造成的不一致,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原因导致的科研能力差异已越来越小。但63%受访人员提到,从生理特征出发,女性在逻辑思维及对科研仪器的使用认知度上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科技人员把握瞬息万变的工作形势,在工作反应速度上处于劣势。另外,农业科研工作需要经常到田间工作,在工作体力及精力方面,女性整体弱于男性。

3.2 外部环境

家庭因素是提及频率最高的限制性因素。已育受访者中仅1名表示:“家里老人身体较好,可以帮忙分担很多家庭事务,科研时间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操持家务、养育孩子等方面比男性付出更多,出于经济理性权衡利弊考虑,女性科技人员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奉献给科研的时间,直接导致了女性科技人员的科研产出低于男性,不利于职称晋升。

传统性别角色期待等社会因素对农业科研领域的女性职业发展也产生影响。部分受访者表示,虽然科研女性具有较高学历及专业素养,但受传统文化影响,面对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冲突时,若女性选择专注于事业,则可能被社会给予否定性评价,而能照顾好家庭、子女的女性通常会被社会给予较高评价。这种社会角色期待容易消磨科研女性的工作激情,不利于科研产出。

另外,李志红等[11]认为,女性进入“农类”等自然科学的传统领域时,仍会受到明显的性别歧视。在科研合作、科研资源给予的过程中等方面仍隐秘地存在性别偏见,“玻璃天花板”[12]现象仍未消除。虽然量化研究中不同性别作者参与基金项目比例差异较小,但一部分受访者表示,男女的学术网络规模差异较大,女性主持较高级别项目偏少。其原因可能与各类评审评估工作中,女性专家的比例还不高,科技领域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任职的女性比例较低,女性自身能力建设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有关。而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可间接促进科研论文产出,进而实现快速晋升,但女性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存在劣势。另外,科研单位在相关考核评价与岗位聘用方面缺乏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的特殊政策支持,影响女性科技人才的职业发展延续性。

4 建议与对策

4.1 增强内源驱动力

当前,女性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增加,但具有博士学位的女性数量仍相对较少。有研究表明,女性进入学术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意愿逐渐减少,与男性的差距日益明显[13]。统计表明,目前,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约45.8%,但随专业技术职务的提高,女性占比逐级减少,女性科技领军人才匮乏。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分别为6%和5.3%。有关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专家学者中,女性占比仅为10%左右[14]。本研究中,45岁以上女性作者载文比例下降幅度大于男性,也印证了以上观点。因此,女性人员一旦确定要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就不仅要从学历上提升自己,也要合理制定职业规划,积极追求较高的工作目标,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提升职业价值意识。

4.2 尊重差异政策适当倾斜

女性科研工作者具有科研工作必不可少的素质要求,如思维缜密、做事认真细致、责任心和忍耐度较强等,但与男性同事相比,在心理、生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中国生育政策的放开,社会、家庭及女性科研人员自身对生育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所在单位应充分尊重男女之间的差别,根据农业科研女性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年龄特点安排科研任务,为她们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如科研单位安排工作任务时要考虑31—40岁阶段女性科研工作者面临的怀孕、生育等问题,针对30岁以下人员则可鼓励其进入优秀研究团队等以帮助其较快取得研究成果,构建性别友好型科研环境,创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

李睿婕等[15]研究发现,女性科研人员对于倾斜性支持政策有较强烈需求。大部分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推动措施,从实践层面出台扶持女性科研人员的成长与发展的政策。如,欧盟建议各成员国保证弱势性别(通常为女性)在与职业发展相关议题、委员会的组建、科研项目评估的决策委员会中有不低于40%的参与率[16]。美国科学基金委的ADVANCE计划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办法,以优化女性所面临的科学活动环境与氛围[17]。我国早在2011年,科技部和全国妇联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21年我国科技部等十三部门又印发了《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以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挥更大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也针对女性设置了一系列倾斜性政策[18]。但总体来说,可落实的倾斜性政策仍然较少[19]。各级科研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女性家庭、生活、生育问题,制定合理的科研资助评审标准,以减少性别差异带来的女性科研人员的工作压力。针对女性科研人员高级职称所占比例较低的问题,在职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在职称评审标准的制定、实施、监督、反馈的过程中区分男性与女性,以更好地发挥职称评审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