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去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成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1932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時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我们公推茅盾同志担任《呐喊》周报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便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印刷，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告辞后，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选自《大公报·大公园》1981年4月5日，有删改）

赏读：作者通过回忆与茅盾先生交往中的几件事情，表现了茅盾先生热爱祖国文学事业、刻苦钻研、一丝不苟、严谨踏实的精神品格，表达了对茅盾先生的钦敬和缅怀之情。

本文选材精当，讲究典型性，富有表现力。如通过写茅盾先生担任编辑看校样、批改稿件，撰写《回忆录》来表现他做任何工作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又如写他去世前捐献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突出他对祖国文学事业的无比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