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聪正

哲学家，2022年10月8日去世，享年75岁

2022年10月8日，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逝世，享年75岁。

1947年，拉图尔出生于法国伯恩。哲学是拉图尔最初的学术兴趣所在。后来，当拉图尔在非洲服兵役时，他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憧憬一种人类学家式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20世纪70年代，凭借与他人合著的《实验室生活》一书，拉图尔开启了自己充满创见同时也屡受争议的学术之旅。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加盟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矿业学校的社会学与创新中心，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巴黎学派”的中坚人物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旗手。新千年，拉图尔先是转战巴黎政治大学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后来又担任巴黎政治大学媒体实验室负责人。大致从这时起，拉图尔开始关心人类及其科技活动对自然生态的深刻影响，并保持这一思想姿态直至去世。

20世纪70年代末，拉图尔和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一起，对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沙克研究所中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年的特殊田野调研。通过对科学家们的工作以及实验室运转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拉图尔总结出了一条全新的阐释路径，来重新理解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次研究的成果在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一书中得到了首次表述。在拉图尔看来，科学事实并不全然来自于科研人员的头脑之中，而是从一次又一次（很可能是失败的）实验结果中、从漫长的讨论与比对中逐渐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冗杂的实验室工作中逐渐成形的科学事实，还需要受到社会与政治层面诸多因素的影响与考验，唯有通过了后者的严格拷问，科学事实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建构，并被摆放到大众面前。

拉图尔围绕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所作的研究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实验室生活》一书也成为新兴学术领域“科技社会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但是，拉图尔关于科学事实的一系列论断也为他招来大量争议、批评与误读。因为强调科学事实建构过程中诸多非科学因素的重要性，拉图尔常被人们误认为是相对主义者或反科学论者。面对这些指控，拉图尔表示，他的研究并非要试图撼动科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基石，而是要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作为一种智识生产的动态生成过程。科学不只是一系列既定的事实或定理，而且也是一个不断发展、自我更新、自我修正的过程。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是拉图尔早期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升级完善版本。按照这一理论，科学的建构过程呈现一种“网络状”的特征，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科研人员构成行动者，而各式各样的社会条件和智识状态则构成了影响科学发展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矿业学校的社会学与创新中心”被提出。1982年起，拉图尔到CSI任职，开始围绕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著述，并逐渐成为该理论影响最为广泛的宣传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同样表达出拉图尔关于科学作为一个生成过程而非既定结果的理解。在拉图尔看来，科学本身是一个过程，它由一系列实验、观察、讨论和制造等行动所组成，而这一过程的阶段性成果（某一科学事实）的产生，又必须以许多其他行动者的承认为基础。科学家必须说服他的同仁相信他手头的科学工作是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并试图让更多的科学界同仁们认可其成果；在学术圈之外，他也必须向政府部门论证，他的工作没有公害，反倒能够造福国家和大众；他必须让投资者和大公司相信，他的科学工作有利可圖、值得投资；他还要使大众了解，这一科学成果值得信赖，其转化出的产品值得人们为之消费。因此，一个科学成果（科学事实）的产生，乃是众多如网络般彼此关联着的行动者们共同努力、相互协商的结果。每一个行动者都为科学事实的建构贡献出一份力量。由此观之，科学事实已不再是科学家等少数专业人士的专利，而成为了一个多边、开源的敞开领域。

但是，这样一种理论是否意味着科学不再触碰真理，而是成了一个“众口铄金”的过程？这是否又把拉图尔推向了事实相对主义者那里？在经历了《实验室生活》的一系列批评之后，拉图尔决心为科学的结果寻找一个最终的裁判，唯有通过这个终极裁判的裁决，一项科学判断才有资格成为科学事实。

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拉图尔提出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超对称关系理论。借此，拉图尔扩展了他关于科学中“行动者”的理解。科学不再是人类这种行动者的专属物，而是人类与非人类这两种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结果。人类与自然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打量、相互协商。科学以自然或非人类之物为观察和改造的对象，同时也把后者邀请为自己的见证者与评判人。科学必须顾及自身对自然带来的诸多变化，并根据后者的“反馈”来矫正自己的行为。科学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要把其对于自然的影响纳入对科学的自我评价系统之中。拉图尔不再把科学家理解为推动科学史乃至世界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相反，规定着科学家成功与否、科学史如何进步的恰恰是那些潜藏在自然中的关键性非人类因素。

这种从人类向非人类、从有机行动者向无机行动者的视角转变，呼应着拉图尔整个学术视野的大幅度调整。他敏锐地注意到，迫切需要被人们关注的并不只有少数非人类存在物，现代人类文明与科技正在对作为自然之整体的地球造成不可挽回的戕害。以此为契机，拉图尔开始关注作为有机整体、各部分彼此密切关联的地球生态系统，及其与人类活动尤其是技术活动之间的张力关系。在《面向盖娅》一书中，拉图尔借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娅对“大地”“地球”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象征意义，阐述了一种能够对自然环境承担起责任的新型科学观，并尝试正面人类当下所遭遇的种种生态危机。

事实上，拉图尔科学技术之思中的环境伦理维度并非一个孤立的思想转向，而是与他数十年的哲学思考融贯在一起。拉图尔对地球当下境况与未来命途的忧思与追索，与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相关。

与20世纪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一样，拉图尔将困扰当今人类社会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归结到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二元论上。在拉图尔看来，从水体污染、新型致命病毒、臭氧层空洞等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到科学技术对政治生活、人性、伦理与道德等的操纵与背离，这些问题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二元对立思维的深刻影响。二元对立不仅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个体性的对立，同时也指向着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总体性的深度割裂。在拉图尔看来，无论是人们惯常称谓的社会、文化还是人类，都指向着传统二元论中主体的一元，它被人们习惯性地理解为一种对自然界施动的、加以改变、利用和重塑的能动力量。而与之对立的则是“物”或曰“非人类”的集合，是众多在传统主客二元系统中处于被动和被塑造地位的客体一元。站在科学技术的环境伦理视角来看，全部现代性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这种整体层面上的主-客、人类-非人类之间的根本对立上。无论是单子性的个人，还是群体性的社会，都作为一个不断向外部、向自然施加影响的主體，改变着非人类的存在样态。

拉图尔并非没有意识到他的前辈哲人们早已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作出了种种批判与回应。但在他看来，人们对二元论的批判、对对立二元的弥合都难称成功。那些试图批判并解决二元对立问题，并以弥合主客体为最终目标的人们，要么对主体失之偏袒，要么侧重于客体的维度，到头来都只是拉近了二元之间的距离，却没有真正令二元化为一体。

那么，究竟如何克服现代性问题及其二元论根基？拉图尔给出的办法是对现代性进行根本性的重置。必须从根本上打破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在思想和观念的源头上反思二元论。概言之，这种重置意味着从“我自己”亦即主体、人类这一方入手，通过改变我们对作为人类-非人类有机整体的世界的惯常认识，进而主动地改变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真正修复破碎的世界二元。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具有现代性色彩的语词与概念进行重置。这并非腐儒式的咬文爵字，其目的乃是要通过改变概念和语词，进而改变人的思维，并最终重塑思维者的行动。基于这一意图，拉图尔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例如，以“拟客体”概念取代传统二元论中的主体或客体概念，由此凸显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在现代世界中处于相互塑造、相互混合的复杂状态之中。又如，以包含了人类与非人类两种不同属性存在物的“集体”概念，置换传统中凝固于主体一元之中的“社会”概念。同理，前文提到的以“盖娅”之名指代自然或地球，其中也包含着类似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