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辉，钱俊希

（1.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2.香港大学地理系，香港 999077）

引言

旅游地作为旅游开发所在地和游客到访目的地，是旅游研究和实践的核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得到迅猛发展，而近20年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遍地开花式的旅游开发，更使得我国旅游地数量、种类和规模急速增长[1]。但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地遇到发展停滞、快速衰退、难以复兴等问题，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2]。在此背景下，厘清旅游地发展和演化的深层机制有着相当的紧迫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地演化向来是旅游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已有80多年历史[3]。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关于旅游地演化的理论认识尚不充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唯一得到广泛应用的理论，其理论基础及关于演化阶段划分和旅游地衰退等的论点在不同学者之间尚未取得完全的共识[4-5]。为此，部分学者尝试引入点-轴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作为补充性或替代性理论考察旅游地演化，但均尚未被学界广泛接受[3,6]。此外，基于供需均衡模型的思维、采用单线逻辑叙事的研究范式越来越被质疑[7-8]，而旅游地演化动态、复杂的特征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9-10]。旅游地演化研究的重点逐渐从阐释演化过程，提供对策性分析、诠释性和描述性论证，转向剖析演化背后的运行机制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应[6,11-12]。构建一个系统、综合、实证可行的研究框架仍是旅游地演化研究的重点。

强调演化历史过程的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近年来逐渐得到旅游学者的关注，其结构性内生演化的视角为理解旅游地演化路径的创造、重建、衰退等过程提供了重要启发[13-14]。但是，演化视角缺乏对不同尺度社会情境的关注，对主体能动性的考察较为局限；在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中，忽视了广泛的社会情境对主体行为的塑造作用，以及由此对社会变迁和演化产生的可能性[15-16]。关系经济地理学（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多分析单元”和“多地理尺度”的视角，在解释外生力量和多元主体对旅游地演化的推动作用上，能弥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15]，但还较少应用于旅游研究[17-18]。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我国香港长洲岛为例，综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对其演化动态和机制进行考察。本文的研究问题聚焦在：（1）作为旅游地的长洲岛是如何随时间而演化的？其演化过程在旅游的兴起、衰退和复兴上表现出了怎样的阶段性特征？（2）驱动长洲岛旅游兴起、衰退和复兴的深层机制是怎样的？在这一过程中，内生和外生力量是怎样相互作用的？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旅游地演化综合分析框架，挖掘旅游地兴起、衰退和复兴背后的深层机制，并对旅游地如何避免发展停滞或衰退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启示。

1 研究回顾及分析框架

1.1 路径依赖：演化经济地理学对旅游地内生演化的关注

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以演化经济学思想为内核，在时空约束条件下探讨经济行为的空间和地理变化的经济地理学说。一般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以广义达尔文主义、复杂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为理论基础，且路径依赖理论因综合前两者的概念和理论优势而更具系统性[19-20]。路径依赖理论坚持历史的重要性，强调地方经济发展对其自身的历史路径和沿袭的资源、知识、制度、技术、设施等的依赖作用[21]。路径依赖的常见结果是锁定，即地方按原有路径发展，异质性不断减弱，专业性不断增强，组织结构和惯常组织程序逐渐僵化，从而出现停滞[19-20]。而当地方发展受到不可预测、非预期的外部冲击时，可能会产生路径解锁，进而经历路径衰退[22]。但是，路径依赖理论并不认同历史决定论。相反，其认为偶然历史事件及竞争压力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内生衍化赋予地方发展新的行动可能性，即所谓的新奇[20]。演化过程因而呈现多样化，新路径发展即路径扩展、路径升级、路径分支、路径导入和路径创建等成为可能[22-23]。

Brouder和Eriksson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对演化历史过程的强调和对区域经验的重视，与历史性和地域性强的旅游地天然耦合[24]。Ma和Hassink亦指出，路径依赖理论在阐释旅游地演化过程和机制上可较好弥补生命周期理论的缺陷——简单地将旅游地视为旅游产品；它对旅游地在景区、产品、机构等多层次的演化过程给予了更充分的关注[25]。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特别是路径依赖理论，近年来愈发得到旅游学者的关注[7,26-27]。不过，借鉴胡晓辉等关于老工业区重构[15]和贺灿飞关于区域产业发展[16]的论述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没有实现主体在演化框架中的嵌入性，忽略了旅游地演化过程中情境和主体在多个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具体就路径依赖理论而言，其基于内生视角的锁定、新奇等核心概念在解释旅游地演化动态上存在局限。一方面，它因忽视宏观结构性情境对中观旅游产业和微观能动主体行为的影响塑造作用[28]，难以提供下行的因果解释力。另一方面，它缺乏对旅游地外部主体及非旅游主体（如政府、企业家、社会组织等）的微观能动性[29]及其对旅游地整体演化的向上因果理解。因而，不少学者呼吁将演化视角和关系视角等加以综合，在强调路径依赖效应的制约作用的同时，将宏观情境和主体能动性综合纳入分析，用多尺度视角来研究地方经济演化[30]，包括旅游地演化[18]的本质问题。

1.2 主体、情境、尺度：关系经济地理学对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启示

关系经济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末Allen等推动的地理学的关系转向[31]，并由Harald 和Johannes、Yeung系统整理和推广[32-33]。这里的关系是指个人、企业、组织等能动主体的行为互动网络及其所根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其表现形式有权力、网络嵌入性、主体能动性和不同尺度下的人际网络[33]。关系转向认为，地方本身并不能为其动态演化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解释，而应将地方以及地方的不同主体放在跨地方的关系网络之中，探讨本体和关系之间的互塑关系[34]。关系经济地理学以关系为核心，重点关注主体的行动和相互作用如何塑造不同尺度的经济景观。首先，因经济主体具有能动性，其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性质不被事先假定，而是研究分析的对象[35]。其次，关系经济地理学关注个人、企业和政府等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情境中的位置和嵌入性，尤其是引入尺度的视角，强调跨尺度情境下的社会能动性和关系资产对地方重构的作用，摆脱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以企业和区域尺度为核心的单一分析视角[15,36]。与将地方视为“固定”空间的传统视角不同，关系经济地理学将地方视为“流动”的、颇具复杂“关系”的空间，因而并不首要关注任何一个地理尺度，而是着重考察不同地理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导致的空间问题。

在这一视角下可以看到，旅游地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地域系统，并不只被旅游业所定义，而是具有复杂的历史沉积，嵌于多尺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37]。其演化是由全球、国家、区域、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是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分层不断叠写的过程[38]。关系经济地理学既强调微观主体的作用，又关注跨尺度情境间的相互影响，其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在解释外生力量和多元主体对旅游地演化的推动作用上，提供了一种开放视角。但是，当下关系经济地理学尚极少应用于旅游研究，多元能动主体和跨尺度情境塑造和重构旅游景观的机制尚需更多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17-18]。

1.3 演化和关系综合视角于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应用优势

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核心假设类似，在理论建构上互相包容和影响[39-40]，在解释产业空间演化以及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等问题上优势互补[30,40-41]。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演化和区域内部的组织变迁，对关系和跨地方机制的关注有限；关系经济地理学强调地理过程的跨地方性和多尺度性，虽关注区域短期演化动态，但不涉及对区域长时间缓慢演化路径的考察。前者重点考察内部自组织对地方经济演化的影响，后者则以多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以及其中的主体实践及其相互作用作为研究核心。前者强调历史，关注演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后者虽亦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却相对更关注截面上的空间模式，较少关注时间轴向的过程。旅游地演化是一个多元综合的过程。对于旅游地演化仅考察新奇和地区的根植性等内生动力是不充分的，同样仅关注基于不同尺度下的能动主体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也是不充分的[11,37]。胡晓辉等指出，关系经济地理学中的多层次视角能够结合“多分析单元”和“多地理尺度”两种优势，系统阐释老工业区重构中宏观情境变迁-中观产业转型-微观行为动态之间辩证因果关系[15]。相应地，在旅游地演化语境下，关系经济地理学或亦可弥补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力不足问题。综合两者的理论主张可为旅游地演化提供一个囊括时间、空间、多元主体、内生与外生力量的多要素、跨尺度和多主体的分析框架和视角。关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结合研究，部分学者开始将关系尺度、关系主体等关系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引入城市产业升级[42]、产业集群演化[43]和旅游地演化[44]研究，不过，总体而言，相关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30,39,41,45]。就旅游领域而言，仅发现Sanz-Ibáñez 和Clavés 基于路径依赖、主体行为和情境3核心概念，在理论层面对旅游地演化的机制进行了讨论[18]。具体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可如何为旅游地演化研究提供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尚需更深入的探讨。

1.4 演化和关系综合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分析框架

综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张，参考现有两者结合研究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探索，本文构建了演化和关系综合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分析框架（图1）。该框架以路径依赖效应、能动主体行为、跨尺度情境变迁三维概念为核心，考虑各维度相互作用及其对旅游地演化的影响。首先，根据演化经济地理学特别是路径依赖理论的理论主张，历史发展路径及沿袭的资源、知识、制度、技术、设施等对旅游地演化起到制约作用。具有对应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设施是旅游业兴起、发展、巩固和复兴的基本条件，也是旅游地演化过程中新发展路径出现的前置条件。而与外部冲击和内生衍化不匹配的制度僵化等负向锁定则是旅游业衰退的重要原因。笔者将这一维度分析和解释为路径依赖产生的制约效应。其次，旅游地本质上是由多元能动主体共同建构的系统。根据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张，能动主体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包括旅游地在内的区域经济景观动态演化的深层原因之一。因此，若要探究旅游地演化的过程和机制，需判别和分析旅游地演化过程中所涉及的能动主体、它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它们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动态竞合关系。旅游地演化所涉及的主体是多元和跨尺度的，包括以企业、居民、游客为代表的微观主体，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中观主体，以及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宏观主体。与此同时，能动主体的行为对旅游地演化起到的作用既可能是正向的，即推动新发展路径的形成和发展，亦可能是负向的，即带来路径停滞和路径衰退。最后，根据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张，旅游地演化及该过程中能动主体的行为和相互作用，是根植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情境的，并由全球、国家、区域、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但是，与路径依赖起到的作用类似，情境的变迁并不对旅游地演化和能动主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为其提供了一个特定的促生性或限制性的环境。

图1 演化-关系综合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分析框架Fig.1 The integrated evolutionary-relat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estination evolution

综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张，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路径依赖效应、能动主体行为、跨尺度情境变迁三者之间是动态和复杂地相互作用的[18,45]。第一，就路径依赖与行为主体的关系而言，主体的行为在路径依赖效应影响下受所承袭的资源、知识、技术、制度、设施等的制约，而同时主体的知识创造和产品创新是新路径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二，就情境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在任一时间点，主体的行为受所根植的多尺度情境影响；但从长远来说，情境因被社会行动建构，因此是动态、可变的[45]。第三，就路径依赖与多尺度情境的关系而言，结构主义视角认为，地方构造性演变的动力来源于所处空间系统的演变，即情境变迁是旅游地呈动态演化的前提；但从全球地方化的视角，旅游地产业演进、社会流动、文化变迁和地域重构，是旅游地外在结构与其因为路径依赖效应而承袭的内在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46]。

总而言之，路径依赖的结构性影响、宏观情境变迁的扰动和能动主体的适应性行为三者的相互作用，是旅游地演化呈动态、复杂、非线性特征的深层原因，对旅游地路径演化的性质和方向起决定性作用。

2 研究案例、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案例地介绍

长洲岛（下称“长洲”）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离岛区的一个岛屿，距离香港岛西南方约10 千米，面积约2.46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是离岛区人口最稠密的岛屿。岛上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齐全，餐馆、酒店、民宿、商铺林立，有北帝庙、张保仔洞、长洲石刻等景点。此外，长洲每年佛诞假期均会举办被称为“全球十大古怪节日”之一的太平清醮。因节事期间会举行飘色巡游、粤剧汇演，特别是抢包山这一特色活动，因而被俗称为包山节。长洲旅游发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 世纪初[47]，至今已有100年左右，现今它已成为香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数据收集采用田野观察、史料收集以及深度访谈等方法。笔者长期居于香港，在2016—2019年期间分7 次前往长洲进行田野调查，每次停留时间不等，总计调查周期15天。笔者对长洲社会经济及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观察，并以文字和影像记录的形式存储观察数据。此外，笔者系统收集了长洲旅游发展相关的历史资料，如报纸、论文、书籍、政府公告、社会团体通讯等。同时，笔者围绕长洲旅游发展的历史对5 位（前）当地政府官员、两位民间团体负责人、10 位普通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平均已居于长洲55.5年。基于数据客观性、准确性、全面性的考虑，本研究以历史资料作为主要数据来源，访谈数据作为补充性和验证性数据，田野观察结果作为背景补充。将史料和访谈文本进行匹配，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全面性。

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和历时分析结合的方法。笔者首先按时序和主题对研究数据进行梳理、归类和总结，进而撰写长洲旅游地演化过程故事线，然后基于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抽象出长洲旅游地演化的阶段性特征，阐释其内在机制。

3 长洲旅游地演化过程与机制分析

利用基于路径依赖效应、能动主体行为、跨尺度情境变迁的三维框架，对长洲旅游地演化动态（图2）进行分析，探查其背后的深层机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图2 长洲旅游地演化过程与机制分析Fig.2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Cheung Chau tourist destination

3.1 演化过程

3.1.1 1900s—1930s：路径创建和分支与旅游业浮现（西方人士传教、度假）

长洲因存在天然避风塘，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香港知名渔岛。至1898 年与新界一起被割让给英国时，长洲已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往返港澳交通便利、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岛屿。历史遗承的良好的区位、资源等禀赋，为该阶段长洲的传教基地的发展和旅游业的浮现提供了初始优势条件。19世纪中后期，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赴华传教的浪潮，而作为英殖民地的香港和葡殖民地的澳门，成为了西方赴华传教的重要中转站和枢纽。同期，香港、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相应地，两地市区交通拥堵、地价飞速上涨等城市问题开始涌现。因长洲具备前述优势条件，一些传教机构和居港、居澳西方人士逐渐迁入，居岛西方人士、传教机构、殖民政府因而成为本土渔民外的推动长洲演化的新能动主体。首先，来自美国、新西兰等国的传教士和20余家传教机构于20世纪初陆续从澳门、香港岛和海外迁入长洲，长洲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传教士社群，并逐渐成为西方赴华传教的新基地。一方面，长洲逐渐成为了传教士赴内地传教前或回国述职前进行休整或培训的新去处。另一方面，岛上传教士和传教机构之间合作紧密，联合为在华传教士举办圣经大会、慈善晚会等，共同推动赴华传教工作。圣经大会自1926年起每年举行，面向周边地区传教士及其家属，参会人员多时仅儿童就可达50位。其次，随着长洲居住环境的改善，部分非传教士居港西方人士亦开始迁入长洲。另外，殖民政府对岛上的基础设施比如水、电、绿化等进行了特别改善，长洲因而愈发繁荣。鉴于居岛西方人士、传教机构、殖民政府各自在新居住地、新传教基地、新殖民地建设方面的需要，三者战略耦合于长洲“西化”和进一步开发。三者根据各自的战略需要，逐渐形成了稳定合作关系。一方面，他们共同推动了香港政府1919 年限制令①即1919年立法会会议通过的“Cheung Chau(Residence)Ordinance,1919”。根据该限制令，除非得到总督同意，任何人不得在长洲南部山顶居住。的颁布，使得在长洲山顶新建房子基本成为西方人士的特权。另一方面，三者共建小学、会堂等设施，对观音湾、白鰽湾等沙滩进行开发，并时而举办音乐会、运动会等文体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长洲从纯粹渔岛向西方人士聚居地和传教基地演变。此外，演化过程中受以上情境和主体协同作用而形成的新路径，因在设施、资源、知识、技术等方面与旅游发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为后者划定了可能性空间。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来长洲短居或培训，本具有旅行度假的性质。随着沙滩、奇石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及登山径、度假别墅等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长洲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暑期及节假日期间来岛度假。岛上旅游业因而浮现并得到发展，长洲逐渐亦作为度假胜地被传教士所熟知，并进而多元化发展出“度假胜地”路径。

3.1.2 1940s—1970s：路径转型与旅游业早期成长（本土团队游）

20世纪30—40年代，限制性情境的出现及关键能动主体即居岛西方人士和殖民政府或被动、或主动地偏离原有路径的行动，使得长洲的演化路径经历了大的转变。从限制性情境视角看，全球层面，殖民地赋权运动兴起，类似长洲山顶限西方人士居住的举措遭到强力反对。区域层面，1937 年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影响下，内地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的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逐渐断绝其与外国传教团体的宗教事务以及经济联系。地方层面，长洲管理的权力中心逐渐由西方人士向本土居民过渡。在以上情境的推动下，居岛西方人士、传教机构、殖民政府的战略耦合关系开始解构。首先，西方传教士纷纷离华，在长洲的传教士和传教机构亦陆续撤离。其次，殖民政府取消了长洲山顶的限制令，并极力推动长洲管理的本土化。再次，大量华人开始迁入长洲山顶地区居住，加之不少来自内地的难民迁入长洲，长洲人口剧增。受这些限制性情境以及关键能动主体战略耦合关系解构的影响，长洲快速失去作为赴华传教基地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传教基地”的发展路径受到了强力的冲击而快速衰退，长洲整体演化面临转型。

长洲前期作为“传教基地”和“度假胜地”的发展，使其在沙滩、奇石等旅游资源的开发，登山径和度假别墅等旅游设施的建设，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医疗和教育等服务的提升等方面积累了良好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作为分支路径，原在长洲整体演化过程中，仅起有限作用。随着“传教基地”路径衰退，旅游业则在承袭上一发展阶段丰富的资源、设施基础的情况下依靠惯性继续发展。而且，20世纪50—70年代，在促生性情境及能动主体正向作用的交互影响下，长洲逐渐向以旅游为主导的路径发展转型，且其旅游主体和形式逐渐由西方人士度假转变为以民间团体一日游和青少年营会为代表的本土团队游。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施禁运，而香港作为殖民地，未在被禁之列。在此政治经济情境下，香港工业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的繁荣催生了香港居民的本土旅游需求。20 世纪60年代初，香港民间旅行社团涌现，许多行业协会、同乡会以及宗亲会等民间团体亦开始组织本土出游，包括当时热门的目的地长洲。本土旅游产品通常以包价一日游的形式推出，包含往返船票、午餐费和一般性娱乐开支。每团平均100～300 位游客，多时亦可能有上千人。为促进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扩大其对香港社会及经济的贡献，香港旅游协会于1957年成立，在景点建设、营销推广、政策保障等方面提供支持。具体到长洲，新的政府主 体——1961 年由长洲华人领袖组成的长洲乡事委员会——于1966年专门成立了长洲旅游发展委员会，在修缮庙宇、改善岛上设施和环境、开发新景点（如张保仔洞）等方面作了大量努力。与此同时，岛上华人社群取代居岛西方人士成为旅游生产的主体，为到访团队提供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靠海且居住有较多居民的东西滨水区则逐渐成为长洲新的旅游区。香港民间团体、香港政府及长洲政府、长洲华人社群由于各自在团建、发展新产业、生计方面的需要，与长洲旅游业的发展在战略上相耦合。在这些主体的共同推动下，长洲旅游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成长，以致于该岛在20 世纪70 年代一度被称为长洲旅游区。然后，1966 年和1967 年，香港爆发了激烈的反殖民爱国运动。香港政府调研后认为，其是由社会经济快速变革带来的社会张力造成的，并与人口占比极高的青少年精力过剩以及缺少教育和娱乐机会有关。港府把举办青少年营会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营会一般持续2～3天，参与人数可达数百，主题涵盖体育、文化、责任教育、技能培训等，期间通常亦组织其他休闲娱乐活动。长洲作为当时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设施齐全、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丰富，是举办营会的良好地方选择。香港政府、长洲政府以及救世军和青年会等非政府组织各自基于青少年社会教育、推动地方经济特别是旅游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扩展公益事业的目标，在资金投入、土地供应等方面展开战略互动和合作，共同推动了明爱、白普理等营地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长洲因而逐渐成为香港青少年营会的主要举办地之一。

3.1.3 1980s—1990s：路径升级与旅游业壮大（本土个人游）

初始的区位、资源等禀赋为长洲旅游发展路径的生成划定了空间，而本土团队游的发展则为长洲旅游业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充实的资源、知识、设施和制度基础。在收益递增、规模效应和自我强化的作用下，20 世纪80—90 年代，长洲旅游业不仅延续了原有发展路径，而且继续发展壮大。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旅游业壮大的前提是供给动态匹配市场的有效需求，即市场能够为产业提供持续的经济回报。20世纪70年代末，在内地改革开放的推动及邻近国家和地区相继工业化的竞争压力影响下，香港经济开始转型，重心逐渐从工业转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一方面，工业的衰退使得行业协会组织团队游的热情快速消退；另一方面，香港服务业包括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加之居民人均收入随着香港总体经济进一步腾飞而得到提升，居民个人出游的意愿和能力得到增强。外部情境的变迁催发市场产生了新的有效需求，即个人游逐渐取代本土团队游，成为长洲新的客源主体。至1986 年，长洲游客平均参团人数已下降至9.29，过夜游客数量则增至游客总数的58.6%。该阶段，旅游生产主体呈现出香港政府更多自上而下地支持、长洲地方政府更多的旅游投入、岛上居民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的旅游参与等特征。首先，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香港政府对离岛旅游包括长洲旅游的开发、宣传、经营、管理进行了特别支持。其次，20 世纪70 年代末，长洲工业和渔业快速衰退，旅游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关键，得到长洲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具体而言，当地政府新建了小长城、五行石等景点；整合岛上景点，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3 条游线；兴建了标识牌、游览图、观景台、游步道、烧烤点、自行车道等旅游专用设施；为长洲知名传统节事即包山节提供经济和宣传支持。再者，传统产业的衰退使得更多岛上居民开始以旅游为生计，具体体现为“度假屋”创意的出现和传播。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长洲居民将自身闲置房屋以度假屋的形式出租给游客。因不像常规酒店对每房住客数量有限制，度假屋广受过夜游客特别是学生群体欢迎。因可额外盈利，度假屋的做法在长洲居民中迅速传开，并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岛上住宿的主力。总结而言，香港政府和长洲当地政府产业转型的需要以及岛上居民生计发展的需要，促使他们在发展长洲旅游业特别是动态匹配情境变迁催生的个人游市场需求上展开战略互动。而情境-主体的协同作用则进一步巩固了旅游业的发展路径，推动了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促使其往本土个人游的新方向转变，长洲经济依赖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逐渐形成。

3.1.4 2000s至今：路径扩展与产品创新（本土休闲和内地游客观光）

在锁定效应的影响下，创新是旅游业继续发展和增长的核心环节和过程，是旅游地维持动态竞争优势的关键动力。20世纪末至今，受特定的促生性情境的影响及能动主体创新性行为的推动，长洲打破了旅游地演化的市场和技术瓶颈，维持了旅游业的活力与竞争力，并在本土休闲的基础上扩展出内地游客观光路径。一方面，20 世界90 年代起，内地出境游得到快速发展，加之香港回归后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及深圳居民“一签多行”等政策陆续推出，赴港内地游客人数急速上升，到访长洲的内地游客的数量亦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商户、居民等主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强化相互间的合作交流，支持了旅游业的持续壮大，推动了旅游产品的创新和发展。首先，2001 年香港特区政府、长洲政府和岛上居民经共同商议，将包山节的举办日期由请签问神决定改为固定在佛诞公众假期期间举行。其次，三者在资金投入、安全措施、人员组织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推动包山节品牌活动——抢包山于2005 年起恢复举办（该活动自1978 年发生人员伤亡后一度停办）。再者，长洲居民多元、积极地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本土商户围绕包山节设计和推出了扇子、钱包、钥匙串、坐垫、T 恤、手机套等主题纪念品。当地居民推出了“长洲糯米糍”这一本土小吃和“长洲大鱼蛋”这一源自国外但冠名本土的小吃，两者因广受游客欢迎并被游客通过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推介逐渐成为长洲继包山节后的新名片，并被推广至香港其余各地、澳门以及广东等地。在新市场即内地游客的出现以及政府、商户、居民有针对性的行动推动下，长洲旅游业实现了渐进式创新。2000年以来，长洲码头附近的主要道路两侧餐馆、度假屋、小吃店、纪念品铺等数量逐渐增加，并进而逐渐演化成为旅游商业街，中央峡部因而逐渐成为继东西滨水区和南部山区之后的热门旅游区。另外，虽然沙滩运动、水上运动、爬山等传统活动依然受不少游客欢迎，边走边买边吃式的“扫街”成为游客活动的主流。同时，长洲不仅继续广受香港居民欢迎，更逐渐成为内地游客观光游览的胜地。

3.2 演化机制

就各维度对长洲旅游地演化的影响作用而言，首先，沙滩、山石、庙宇等丰富的资源基础，每一阶段所传承的丰富的设施、知识、技术、制度，和据此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为长洲旅游业的浮现与不断发展供应了深厚的土壤。其中，旅游吸引物、旅游区的历史承继性尤为明显。如南部山顶现如今依然是一个受香港居民特别是基督徒欢迎的退修目的地，而这显然与长洲先前传教基地的发展及青少年营地的开发有关。其次，跨尺度情境变迁所引致的市场需求变革，是长洲旅游业在规模上得以发展和壮大的核心助力。在不同演化阶段，全球、国家、区域、本土等不同层面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变革催生了传教士和居港西方人士等来岛度假、香港本土团体赴岛一日游、香港本土居民个人来岛游览、内地游客来岛观光等新的有效需求，推动了长洲旅游业的不断演进和发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长洲旅游地的演化并不拘泥于旅游地的定义，而关乎其在广泛的、多尺度情境中的嵌入关系。许多引发长洲旅游地演化路径变化的关键情境，如西方赴华传教浪潮、英国殖民地赋权运动、香港及长洲工业和渔业衰退、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都不是本地尺度的，亦非与旅游直接相关。再次，香港政府、长洲当地政府、传教机构、商户、居民、非政府组织、游客等主体基于各自战略兴趣而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建构、解构和重构以及所开展的战略行动，为长洲旅游业不断发展、持续变革提供了充足动力。长洲旅游业的浮现与发展并不是自动发生的。香港特区政府和长洲当地政府在政策引导以及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上的支持，岛上商户和居民的积极参与以及在度假屋、包山节系列旅游商品、长洲糯米糍、长洲大鱼蛋等方面的产品创新，游客需求的变化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对长洲旅游的推介，传教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的配合，共同构成了长洲旅游地动态演化的动力来源载体和微观分析单元。

进一步而言，长洲旅游地的演化是一个多因素、跨尺度、多主体影响下动态、协同演化的过程。在长洲旅游地演化过程中，路径依赖、情境变迁和主体行为的影响作用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化的。首先，在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下，长洲旅游地的演化受历史承继的资源、知识、技术、产品等的制约。其次，各能动主体的行为和相互作用以及其对外部情境变迁的动态适应，则为旅游地演化新的行动可能性划定了空间和方向，推动了演化路径的发展和变革。一方面，政府、居民、游客等主体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并非自始至终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受历史演化路径的行为制约的同时，亦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偏离行为策略性地影响路径的发展或甚至创造新的路径。另一方面，宏观情境的变迁，比如新政策的实施、旅游消费市场的转变，给予了长洲旅游地路径创造的压力和机会，这种机会空间能促使能动主体发生路径偏离行为，进而产生新奇并帮助其融入原有演化路径中产生面向变化的新动能。再者，变革后路径的资源、知识、技术、产品等又进一步对长洲旅游地的后续演化产生路径依赖作用。最后，在这个循环迭代的过程中，路径依赖、情境变迁和主体行为的影响作用并不是固定的，如在长洲作为西方人士度假胜地的兴起和衰退过程中先有路径资源的承袭与弃置以及主体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促生性与限制性情境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资源、知识、技术、产品等多样化要素在不同主体和不同地理尺度中不断流动，将历史遗承与新生事物、内部资源与外生力量组织起来，加增长洲旅游地演化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演化过程先后呈现出路径分支、路径转型、路径升级、路径扩展等特征。

总体而言，长洲旅游地的演化既凸显了路径依赖效应对旅游地演化的制约作用，又彰显了情境变迁和主体行为推动旅游地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演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对其演化过程和机制的考察提供了一个超越单因素、单尺度、单主体、单向过程的实证解读，表明了演化和关系综合视角，特别是路径依赖效应、能动主体行为、跨尺度情境变迁三维综合框架，在研究旅游地演化问题上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香港长洲为例，综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张，利用所构建的基于路径依赖效应、能动主体行为、跨尺度情境变迁三维度的分析框架，对其旅游兴起、发展、壮大等演化动态进行了考察，对推动其演化路径发展的深层机制进行分析，主要有3个结论。

第一，旅游地演化是一种特定空间经济系统的转型，长洲旅游地的演化不仅和其特定的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有关，更依赖于推动变化的能动性及其所关联的情境变迁，是一个在路径依赖效应、跨尺度情境变迁和主体战略行动协同作用下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与部分学者关于旅游过程中内部自组织和外部他组织在各个层面、要素上错综复杂地相互影响的观点相呼应[45,48]。演化和关系综合视角强调多地理尺度下的多种动态因素及其作用逻辑，将旅游地演化看成宏观情境变迁、中观产业转型、微观主体行为的辩证互动的过程，为阐释旅游地的兴起、发展、衰退和复兴提供了一个向上和向下因果多尺度融合的综合分析框架。关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优势互补和方法共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旅游地演化实证研究上尤处于相对边缘地位。本文所构建的强调路径依赖效应-能动主体行为-跨尺度情境变迁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及其在长洲研究案例中的应用探索，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补充。

第二，长洲旅游地的演化明显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却并非一个固定、静态和惰性的呈现。在主体和情境的作用下，它先后经历了路径创建与分支、路径转型、路径升级、路径扩展的非线性、动态、复杂的演化过程，表现出不断演化、总是正在形成中或在过程中[30,34]的特征。在长洲旅游地演化过程中，主体和情境的关系尺度在本地到全球之间移动。传统及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旅游研究认为，旅游地演化根植于历史发展路径，产生于垂直空间中。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地亦通过与外部的联系产生于水平空间中。旅游地不是保守和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和充满权力关系的空间。

第三，长洲旅游地演化过程中，全球、区域、地方等传统尺度的地理空间单元，因为主体关系网络而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其旅游业的兴替也因此受到非旅游要素、非旅游产业和非旅游主体的影响。此研究结果意味着旅游地演化的分析单元和研究对象不应拘泥于本地，就旅游地论旅游地，而应跨越多个地理尺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践亦不应只关注旅游地及旅游业，以孤立的视角来分析一个旅游地的竞争力和旅游业升级的策略，而应该从旅游地与其他尺度的地理空间以及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互动的通道入手，去寻找介入的机会。

本研究并未对路径依赖、主体行为、情境变迁影响作用的衡量，旅游地地理尺度大小对三者协同作用的影响，不同演化阶段情境和主体协同作用的具体内涵和边界等作深入探讨，后续研究可在这些方面作更多的探索，进一步提升、完善演化-关系视角下旅游地演化研究框架。本文的研究结果可在监测旅游地演化过程、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管控多元主体的行为、推出前瞻性的发展策略等方面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