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舒翔

(1.台湾大学 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台湾 台北 10617；2.泉州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王铭铭[1]将古泉州的历史发展归纳为3个时期：一是泉州设府前的内部拓殖期；二是唐中后期至元代，泉州的海外交通核心地位逐渐形成；三是元末至清代，在区域性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变下，泉州逐步式微.泉州古城的形态从生成到稳定，主要发生在第2个时期之内，可再进一步细分为初创期、成型期和繁荣期，分别对应城市建制、初步成型和规模扩张的进程，具有明显的中国古代贸易港口城市的形态特点[2]，这是现阶段泉州古城形态研究的核心议题.

中微观层面上，虽然关于泉州中山路、西街、城南等历史片区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很少有探讨街区的空间形态生成与宏观城市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类型形态学方法看，这部分内容是帮助以历时性视角理解历史街巷形成过程，并关联起宏观城市形态和中微观建筑肌理类型演变的关键分析层级，其结果可为名城制度中强调的历史风貌保护提供多尺度关系的讨论框架，甚至可转化为保护规划的内容[3].

因此，本文尝试基于泉州古城形成、发展和衰弱这三个主要形态时期的相关研究，透过中国传统城市的一些普遍特性，如从里坊到坊巷的制度变革与空间转型，结合地方志和历史地图等文献资料，进一步勾勒出其日常生活街区的可能特点.然而，泉州地方史料中关于街区的记载并不充足，文中的分析源于参照各类文献后的推测，一些观点仍待进一步考证，但希望借此为城市历史空间提供更多的想象及未来深入研究的可能.

1 唐子城规划下的坊与市

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形态研究中，施坚雅[4]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唐宋时期，经济快速进步，引发社会各方面的革命，同时造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即从坊市制向坊巷制变革.这两套统治制度在决定城市的街区结构和肌理组织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武进[5]从形态学视角，将中世纪城市革命前后分别定义为封闭形态时期和封闭的解体与开放形态的产生时期.

首先，在西周至隋唐的封闭形态时期，坊市制的显著特征是市坊分离.市是官方管理下居民商品交换的场所，是城市集中的商业区.用于管理居住的里坊单位是为加强统治而形成的封闭式结构.各区由城市主要街道划定，多呈方形制，以坊墙围合，坊门昼启夜闭.坊内的土地组织承袭了田制，即由十字街划分为田字道路骨架和4个区块，其下再由十字巷划分为1坊16区的格局[6].曹魏邺城(图1[7])、北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图2[8])等众多都城都体现出这样的空间关系.

图1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7] 图2 唐长安城内各坊(局部)[8]Fig.1 Restoration plan of Ye City in Caowei period[7] Fig.2 Every Fang of Changan City in Tang Dynasty (partial)[8]

图3 庄为玑绘制的泉州唐子城布局图[9]Fig.3 Layout of Quanzhou City in Tang Dynasty drawn by ZHUANG Weiji[9]

关于唐时泉州城的坊市，庄为玑[9]指出，由于唐子城有东西两坊，坊门设在正中，有东西二门，故地方有将子城谯楼所在的十字街交界处称作双门前的习惯.双门以北是州治，以南是东西两侧整齐对称的街坊，为工商业集中点.庄为玑绘制的泉州唐子城布局图[9]，如图3所示.图3中:商业与居住是隔离开的.可见，庄为玑对唐子城规划的想象主要参考了坊市制下的封闭形态时期样貌.

然而，地方文史专家陈泗东[10]曾查唐代城区坊隅之设，莫得其详，且对双门前的另一解释指出，该名源于此地原有两仪楼，东西两门，中垒石如城，盖楼其上，以两边楼宇相对，故名[11].《晋江县志》中亦有记载：谯楼相传为唐末王审知所建，前辟双阙[12].因此，该说法更为可信，双门指的是州治之门，而非坊门.泉州是否存在过分区的坊市、封闭的里坊、隔离的坊墙、坊内建筑如何布局等，都没有更多资料可考，这无疑是对当时城市内部空间想象的巨大空缺.但若将唐宋作为城市空间形态变革的过渡阶段串联起来理解，结合泉州的政治经济背景横向对比其他城市，或许可收获一些新的思路.

纵观该时代背景，随着手工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愈加繁荣，城市中人们对更多商业空间的需求与严格分区的坊市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以扬州为代表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坊市混合的情况.空间上，商业不仅溢出了规划的市，在近场处广造铺店、在坊内设店、“侵街打墙，接檐造舍”成为普遍现象；时间上，夜间商业活动也开始兴盛.这些都动摇了坊墙的限制功能及其规划管理原则.经济与政治的结构性冲突日益激烈，促进城市空间模式向下一个形态时期演变，即武进定义的封闭的解体与开放形态的产生时期.

因此，这一时期商贸型城市的规划和发展都普遍呈现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影响的共性，泉州唐子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伴随唐朝的分崩离析和闽国的建立，子城的形制首先遵循了中国传统城市的营造思想.这是由于空间的正统性有利于新的统治集团借以正当化其统治，体现出城的政治性.但同时，替代大一统帝国的阶段性地方分权，为了长久治安，就需要实行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政策[1].当时泉州已有初步的海上贸易，统治者渴望进一步推动其发展[13]，因而进行了北朝南市的功能布局调整，反映了因应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务实性.大部分的研究都关注到这一城市形态筹谋了向海而生的意图，也预示了泉州城向南拓展的进程，从而更强调城南片区在海洋贸易市场中的空间角色.至于城中的其他街区，“就算这些城门周围的确存在一些市场，但它们并未占据很重要的地位[13]”.然而，诚如休·克拉克[14]所言，苏基朗在分析泉州城的形态时关于聚落区实际形态的内容很少.若要更整体地理解城市中的街区形态及其变迁，这些信息都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

进而思考唐五代时期泉州城中坊和市的关系.首先，王铭铭[1]指出，古代之市多与庙会相关，他推测泉州在正式建城之前，元妙观就以仪式活动中心汇聚人群，形成较密集的聚落.而分别位于十字街东西两向的元妙观和开元寺，都比筑城历史更为久远，依中国传统城市形成的特点，周边早已应该存在开放型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市.《泉州市志：商业志》[15]中有简单记述子城建造前的商业情况：大和间(828-835年)，泉州郡城有私营店铺经营粮食、杂货等，郡衙前南大街和东西两街各种店铺林立.说明在唐旧城中，商业活动的分布就不局限于固定的市场里.其次，泉州作为一个离中央遥远的边陲地带，在行政上一直远离国家的控制，地方权力高于朝廷，甚至达到过自治的状态，但财政上就也不得不自给自足[16].建立新政权的地方统治者有意与民间互利并发展经济，就意味了既要延续已有的商业活动，又要进一步扩张贸易.休·克拉克[14]指出，泉州1087年正式建立市舶司之前，地方官员便允许走私贸易.可以推测，城的经济性超越了政治性，子城的建设虽延续了传统形制，但已不采用坊市制度.

此外，即便之后城南逐渐发展为城郊最重要的商贸区域，但地方志中的记载表明，城中十字街附近的商业行为依旧活跃.明代《八闽通志·卷十四》[17]：东街市，在谯楼东；西街坊，在谯楼西；南街市，在谯楼南；会通市，通远市，车桥市，新桥市(上三市在府城南德济门外).清代《晋江县志·卷二十一》[12]：城中双门前十字街，有市，从双门前往东南西北方向至各子城门以上街各有市.

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子城双门前的十字街周边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内日常生活及经济行为的主要发生场所.庄为玑[9]提出，唐子城十字路以南，有东西两坊，为工商业集中点，指的应该是包含东西街在内的以南区域分布有工商业，而不是限定在南街的某个范围内.早期泉州城内有较大可能就是以坊市混合的形态存在.同时，据苏基朗[13]推断，10世纪中叶之前，闽南地区的生产力和手工业产品都还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因此，市场主要是服务于当地的基本生活所需.

2 宋元时期坊的演变

北宋中叶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时期，各地出现地方官吏侵街营建房廊租给商人的情况，甚至将租税纳入政府收入，表明了临街设店的合法性受到官方承认[18].约1041-1048年间，东京汴梁城废除坊市制，拆除坊、市的围墙.南宋时期，最终完成了从坊市制到坊巷制的变革.城市空间由封闭形态转变为开放形态，坊不再指传统的方形居住分区，而是演化为原先坊内的街道名称.坊内外街道两侧，出现沿街商铺.街巷组织着城市的居住和商业，并形成混合功能的土地使用方式.

继续将泉州城的空间变迁安置于这个历史脉络中.北宋开始，闽南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进入区域和跨区域商业竞争创造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前提条件，而后逐渐形成了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地方发展模式.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后成为可以直接对外的口岸，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不仅有外地商户在城内开设郊行，著名的如苏州郊、杭州郊[15]，城南还开辟了供外国人居住、贸易的番坊.因有利可图，拥有权势的官宦之家也投资于商业.因此，地方需要宽松的人员流动环境，且“民淳讼简，素称易治”、“爱身畏法，崇逊耻争”[19].在城市空间的管理上，泉州就未严格建立王安石推行的保甲制，而是以松散的社区管理制度取而代之.

城区内依方位设置厢与坊，北宋末年，知州陆藻《修城记》云：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街坊有统于五厢.说明城内当时已有80个宋坊.苏基朗[13]通过统计地方志中的人口数据，指出城内人口密度非同一般的高，甚至远超唐时的京都.他认为合理的解释是相当高比例的人口从事非农务职业，进一步证明了城市经济基本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其中，城南市场主要服务于进出口贸易，重要的商品有香药、珍贵饰材、丝绸等，但这些并非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供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奢侈品；以及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如铁、染料、木材等.因此，可以想象在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空间中，肯定还需要许多服务于地方日常生活的社区型商业.作为城内最早中心的十字街及其周边，基本上此时已发展为商铺林立的街市.

综合学者们对《八闽通志》、《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等地方志中宋坊的梳理，如杨清江整理出五厢七十五坊的位置，苏基朗归纳了坊的主要类型和分布规律，为理解中微观尺度的城市空间提供了更详细的线索.以唐子城可能的西坊区域(图4)为例进行讨论，并尝试回应以上猜想.

苏基朗[13]将77个宋坊按建造原因，分为仕途成功、金榜题名、捐助地方教育、道德楷模和商业因素5类，如图5所示.图5展示出宋代时期，有大比例的地方菁英集中在子城西坊及周边区域，并较多向西和向南辐射.辐射范围主要覆盖宋代城五厢的右南厢.宋代城五厢所对应的坊，如图6所示.图6中：标注下划线的也是唐坊.据地方志记载，这是五厢中坊数最多的一个，因此也可能聚集了最多的人口.

图4 泉州唐子城西坊区域 图5 泉州宋代城五厢及坊的分布[13] Fig.4 Xi Fang area of Quanzhou city in Tang Dynasty Fig.5 Distribution of five Xiang and Fang of Quanzhou City in Song Dynasty[13]

西坊区域中包含5个宋坊，由北往南分布依次为阛阓坊、好义坊、好德坊、熙春坊及师模坊.宋坊位置示意图，如图7所示.图7中：阛阓坊位于西街头，是唐坊，该坊的边界从双门前至子城西门.阛阓指街市、店铺，说明此处从唐代开始，就有街市商铺，且是商人阶级的居住区，极可能是前店后屋、坊市混合的形态.到了宋代更为热闹，道光县志称：宋时贾肆皆聚于此.而子城城墙内侧南北走向现名为会通巷的一段，原为仕曹巷，俗称士曹，意为市内商业集中之处.坊名与巷名共同印证了子城西门附近的商业活动，从唐代开始就一直十分活跃，且一路向城门外开元寺方向蔓延.

同时，九三学社“泉州古城址踏勘与研究”课题组[20]还指出，好义坊、好德坊、熙春坊、儒林坊、育材坊也疑为唐坊.虽然暂未有更多考证，但参照其他城市从坊市制向坊巷制变革的空间演化，宋坊通常是由原来的里坊单元分裂并依主要街巷重组而来.对照1922年的历史地图，同时参考唐长安城和曹魏邺城的里坊平面(图1，2)，会发现西坊区域内的街巷肌理是以正南北朝向的十字巷形式划分(图8)，具有唐时里坊的布局特征.而宋坊的名称主要是以区域内所立的牌坊加以识别，如《八闽通志》记载：师模坊，宋郡守吕用中辟郡人张过典教，因名.依据杨清江[21]的考证，将宋坊对应到推测的位置上，其分布刚好呼应了区域中几条主要巷道与西街、南街的交界，符合宋代坊巷制的命名习惯.

图7 宋坊位置示意图 图8 1922年街巷结构图 Fig.7 Sketch map of Song Fang location Fig.8 Street structural map in 1922

由于年代久远，没有明确的记载可验证上述猜测.通过检视清乾隆和道光两个时期的城池图，或可有一些补充.乾隆版的泉州府城池图[22]，如图9所示.道光版的晋江县城池图[12]，如图10所示.这两张图是泉州城可追溯的最早历史地图，具有中国传统制图学特点，即没有精准比例，是卷轴式的画意表达，通过特定空间要素来呈现城市形态组织关系.在乾隆版地图(图9)中，除城门城墙、道路水圳外，只标识了重要的公共建筑.即便如此，西坊区域内的主要十字巷结构都得到了清晰完整的呈现.而道光版地图(图10)则采用类似南宋时期随坊巷制形成的图学表现方法，主要的巷坊名会依照其走向标注在地图上，典型的如南宋《景定建康志》中的府城图.其中，西坊区域的几条巷名都被标出，是整个地图上巷道密度最高的区域.从侧面反映出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街区的肌理结构是城市中相对稳定且被熟知的，可作为人们识别城市空间组织的重要元素.

图9 乾隆版的泉州府城池图[22] 图10 道光版的晋江县城池图[12] Fig.9 Quanzhou City map of Qianlong edition Fig.10 Jinjiang County map of Daoguang edition

陈飞[23]指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尽管中国传统城市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但城市变化基本上是缓慢的.城市的肌理形态在1949年中国建国以前几乎都保持了高度的连贯性.坊的形态经历了长期的有机发展过程，通常是基于先前形态的分裂和重组，或因应新的街道产生而形成的[24].虽然传统里坊制度的形式不复存在，但在一些地方，坊对传统城市街区和地块形态的影响依旧可能被识别[25].因此，大胆假设这一区域的地块结构和肌理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融合了唐宋不同形态时期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城市中坊的规划及其演变在泉州地方的体现.

3 明清铺境体系下的双重城市空间

元代以后，泉州建立起类似保甲制度的铺境体系，作为城市基层政权单位和行政区划.以城墙为范围，城下设隅，隅下设铺，铺下设境.铺境的前身为铺递或铺驿，初为官方文书传递或物资储存的单位，后衍生出供往来官员、宾客和信使留宿饮食等功能.但随明清时期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深入，铺境很快发展出明确的管理功能.乾隆《泉州府志》界定3项：辨民数之虚盈；审其财蓄之聚耗；反映年岁丰凶，兵役动定.道光《晋江县志》列出6项：考闾阎、耕桑、畜牧、士女、工贾休戚之利病；立铺递，以计行程而通声教；稽其版籍；察其隆替；除其莠而安其良，俾各得其隐愿；治教礼政刑事之施.同时，官方在铺境中设立祠庙，将民间崇拜神挪用于宣扬正统意识形态，还充当约所，即古朔望讲约之所、约束士民之所，或设有社学，都是用来宣讲推广乡约或执行教化的场所[26].可见，铺境系统是当时政府出于对居民进行军事组织目的而设计出来的城市空间区划，用于构建和维系地方城市的正统性[27].

然而，在加强地方政治控制的同时，民间通过模仿官办或官方认可的祠、庙、坛、学社等，在每个铺境单位都兴建自己的铺境宫庙，明清时期被官方称为淫祠，培育出地缘组织单位内部自下而上的空间秩序.由上而下的区划和自下而上的营造是双向融合的过程，同构的铺境体系在明代后期已相当完整活跃，清代初期达到鼎盛，且一直延用到清晚期[28].

铺境的出现取代了之前以坊组织城市的空间认知模式.泉州古城铺境分区和铺境庙分布图[29]，如图11所示.然而，观察这一套长时间存在和运作的空间系统，铺境的划分边界极其不规整(图11)，并不像里坊、巷坊通常以明确的方形或线性的形态布局，也很难符合惯常理解中由街道巷弄围合的街区概念.上文分析的西坊范围由一个较规整的四边形分裂为不规则的三部分，分别隶属于万厚铺、清平铺和阳义铺.万厚铺、阳义铺局部图，如图12所示.图12中：划分的边界与区域内最明显的十字巷结构几乎没有重合.仔细对照会发现，铺境与原本的宋坊仍有一定关系，如归入万厚铺的一侧是阛阓坊所在，沿西街的部分归属清平铺，而好义坊、好德坊、熙春坊、师模坊一起并入阳义铺.尽管如此，铺境系统的划界在长期运作下与实质空间仍没有形成明显的对应界面，说明这一套制度的建立对城市街区的结构形态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图11 泉州古城铺境分区和铺境庙分布图[29] 图12 万厚铺、阳义铺局部图Fig.11 Distribution map of Pu-Jing districts and Pu-Jing temples in Quanzhou ancient city Fig.12 Partial map of Wanhou Pu and Yangyi Pu

泉州铺境空间的形成过程深受民间信仰的影响，岁时民俗和民间游艺都和铺主、境主崇拜分不开，在迎神赛会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王铭铭[1]指出，明清泉州城市空间的内部社会组织正是以这些周期性的仪式为内在逻辑，营造出包含家户、宗族、地缘性社区(铺境)、城市几种社会空间层次的共同体秩序.这一套城市的空间组织的物质性主要体现在家中的厅堂、宗族的祠堂、铺境的宫庙等，结合了非物质的仪式活动来构建各层级的领域边界及其间的网络关系，是由物质、关系和意义共同形构而成的.从而，铺境的空间领域不完全是通过空间实体来界定的，还涵括一系列仪式以彰显人在空间中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两者共构形成了人们对各个社区单元的认知地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认同的地域性建构，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0].

综上所述，虽然铺境体系取代了原本的巷坊制度，但新的空间治理体制的特质，更多体现在地方的社会活动及与其关联的空间节点上，而不是透过大量的城市建造实践来彰显，形塑出新的空间边界是物质上模糊而心理上清晰的.因此，可将府城图和铺境图理解为古城居民同时存在两套时空观，一套是基于原本里坊和巷坊制度产生且持续发展的城市实质空间结构，继续组织着人们在城市中的每日生活；另一套则是以铺境为心理边界的地方认同网络，以仪式为周期重复营造社会的共同体.两套系统并行发展又相互交织于地方生活之中.从而，城市街区的实质空间总体仍遵循了之前的结构形态，继续有机缓慢地演变，并未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发生物质性的突变，这也保证了古城空间的延续.

4 结论

以城市形态下一层级的街区为分析尺度，尝试从一些碎片中建构泉州古城街巷空间的肌理形态从唐代建城至清末之间的发展特点.由于篇幅有限，文中初步归纳了3个形态时期的特性.首先，唐子城的建造遵守了传统城市营造的准则，城内街区具有唐代里坊的布局特点，但早期就以坊市混合的方式存在；其次，在宋元时期的快速发展下，坊的形态在原本基础上重新以街巷进行组织，坊内的主要巷道转变为城市尺度中重要的空间识别要素；最后，明清的铺境系统虽然取代了巷坊制度，但形塑的新城市空间更多是通过心理上的建构，而非物质上的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的街区形态生成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和地方统治制度的影响，在朝代更迭下，一些可能被废弃或抹除，一些则以有机而连续的方式演进.泉州作为远离中央控制的边陲城市，地方统治者与城市管理方式也发生过多次变革，但基本上未受到战争的明显破坏，在明清时期还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停滞.古城的空间组织单位在经历不同制度和划分下，街区结构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融合了各形态时期的特征，至今仍可识别，这是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遗产.

从类型形态学视角看，街巷尺度的空间演变考察可帮助进一步将城市形态和建筑类型两个层级的研究串联起来.如未来研究可将泉州的官式大厝、手巾寮、番仔楼等传统地方建筑类型更具体地置于街巷的结构变化及其地块肌理的分裂与兼并的脉络下讨论，从而揭示特定时期的建筑类型如何与街道系统、地块组合相互形塑，并关联起更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转变下的城市空间变迁.这种对遗产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视野，有利于指导历史城市风貌的活态保护工作，特别是泉州古城作为现今历史文化名城中原生态保护较为完整、大量居民仍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城区，这些知识可转化为街巷结构、地块肌理、建筑类型等方面的保护内容，引导居民开展渐进式、微更新的建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