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栋　贺与诤

2022年8月22日，常州新世纪商城半山书局邀请邵栋做新书推介，借此机会，我有幸专访到邵栋老师，做进一步创作谈活动。

邵栋，1989年生，江苏常州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博士，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写作文学硕士课程主任。历获“文学与人”全球华语文学原创大赛小说首奖、台湾林语堂文学首奖、第四十二届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已出版学术专著《纸上银幕：民初的影戏小说》。《空气吉他》是邵栋的首部小说集。共收录9篇小说，每个故事都围绕一件日常物品或一个随处可见的场所发生开来。聚焦庸常日子和微妙人心，一半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另一半是青少年时期人人有过的经历。早熟的少女从喜爱的小说中窥探未来；平凡的青年在防疫糖丸里咂摸过去的错误和快乐；困窘的打工者因一台旧冰箱，体会到一丝欢欣；丢失的钻石戒指见证了感情的变迁和遗憾……

  邵栋老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翠苑》杂志的支持下采访到您。在今年，您新出版了小说集《空气吉他》，我想就这本小说为基点，和您谈谈小说创作。

  1. 无论是在讲座中，还是在小说里，感觉您始终有一份思绪是在和“真实性”博弈，请问这一思考的由来是源自理念层面，还是生活的某种确证？

  因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虚实难辨的现实，或者说二手经验，它既不是虚假的，但同时又与切身体验不同，某種意义上我们又离不开这种经验，而这恰恰可能是现代生活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人：被恋爱综艺甜到，为偶像的吻戏萌发醋意，沉溺于言情故事，为与自己无关的集体感到骄傲或愤怒。午夜时分，无数人躺在床上刷着相同的手机软件，了解遥远的从未听说过的明星男女的八卦新闻。日常经验是无趣的，所以我们需要二手的，他人的奇遇。我想，这可能是现代的困境，也是现代的妙处，我的小说大多数取材都来自这样的二手经验：比如《钻石山》当中骨灰钻戒的知识，就来自于坐小巴经过西九龙时看到的一个广告牌；《泊凫》故事的起源是，一个港大的师姐，抱怨总是收不到邮局的信；《鹦鹉》的写作灵感，则源于江歌案的猜想……某种意义上，二手经验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认知，连做菜都可以看youtube和小红书，与此同时，而我们也在制造大量的二手经验，甚至是误导性的二手经验予他人。譬如，明明吃了一家米其林餐厅很不值，但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夸赞就餐体验甚佳；明明生活一团糟，还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网络和虚拟生活为我们创造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为我们制造了更多撒谎伪装的可能。这同样也是我写作的一个核心兴趣点。

2. 许多人说您的写作有张爱玲的身影，这或许在我看来，除去细腻的笔触之外，更多的是您在文字间向我们展示的跳跃的机敏，那种灵动感是对自我少年时代的回望，也是对于曾经记忆的褒奖。请问可以和我们谈谈您的“枕边书”或是学术史吗？

  我本身并不十分喜欢张爱玲，但却十分佩服她的一篇叫作《封锁》的小说。小说描绘了封锁阶段一辆电车上，陌生男女来得快又去得快的爱情。作者对于虚拟关系的描绘，对于都市人面具下的真情，谎言中的默契有着非常动人的描述。因此可以说，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就预言了我们当代生活中的荒谬，以及荒谬中的爱情生活。孤独的人在城市中对于虚拟生活的依赖，构成了生活本身。而这也是我想在小说中书写二手经验的重要原因和相当重要的起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尤其是《佩德罗巴拉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另外，郑克鲁编写的《新派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算是我的写作启蒙读物。最近的话，把四大名著和金庸的小说重看了一遍，觉得挺受启发的，怎么把小说写的好看比写的深刻要有意思多了。

  3.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一段璀璨而炙热的时期，在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于家庭与时代震动的影响或许会更为深刻，您的小说中也有一些篇目触及了这一母题，请问您如何看待时间与空间的破碎感和切割性的？

  我小时候还有一些计划经济末期的产物，供销社，粮店和饭票，这些我小学时还经历过见过，但少年成长时期就是加入WTO，整个消费文化都改变了，许多地方原本都有自己城市的山寨可乐、山寨雪碧，很快这些作坊式的经济体就被舶来品打垮。过往的社区结构也变了，小时候住平房，和周遭小朋友的互动方式，自然与如今楼房的结构非常不同。实际上，我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经历过改造，搬迁和拆除，使得我常常怀疑一些记忆是否真实，自己所在的地方究竟原来是什么地方，这是我感到最割裂的地方。

4.虽然我们现在不再愿意武断地去用代际来规约作家，但是在相似的地域或所处的时代，仍然不免给年龄相当的作家群体带来某些共性，这些共性也是无法避而不谈的。在历史上常州是一座轻工业城市，想请问您对于您的童年与少年阶段“工业文化记忆”是如何看待的？

  最深的记忆就是，对工业有概念的时候，认识的工厂里的亲戚都下岗了。只能在“谁谁谁原来是毛纺厂的”“谁谁谁和我曾经是一个车间的”这样的说话了解过去的情况，而那些废弃的厂房就在社区周边，现在想起来，很像一篇韩国小说，金爱烂的《水中的歌利亚》，好像一些曾经无比巨大的宏伟之物，静穆地被淹没。

5.“双城书写”构成了您《空气吉他》中的重要内核，对于江南和香港的双重视角，当下也有许多作家在各自的方向上爬梳着。请问您可以从城市体验的陌生化与文化共性这两个方面谈谈您对于“双城书写”的看法吗？

  有次在九龙坐的士与司机闲聊，司机问我来香港多久了家在哪儿，我都一一作答。他又问：“你现在在香港工作，那多久回去一次呢？”我说：“过年的时候回去。”他便转过头来和我说：“我懂了，就是和内地的那种农民工差不多对吧？”我说：“是是是，师傅你总结的太好了。”这段对话似乎提醒了我，作为现代都市成员中那种不可摆脱的异乡人身份，永远生活在别处，工作性质的不同并不会影响这一本质。

  在香港和江南故乡之间，常让人犹疑自己的身份，也曾叩问，是不是不够香港，却始终记得一位学院前辈和我说，香港不止是个本土的城市，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呀。既不在此，又不在彼，可以有多重身份，又可以什么都不是，这可能是香港教会我的武功心法。所以也许可能双城不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兼顾。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并没有从双城的角度上思考写作问题，但是小时候所有的香港记忆，金庸的武侠电视剧，武打电影，搞笑片，录像带里面的香港确实在最近十年的生活中慢慢变成某种现实，是我理解华人文化共性的一种角度。

  6.城市中的漂泊感与悬浮感构成了现在许多青年人的生活关键词，您如何看待这种空虚、浮荡之感，或者说在您看来青年人城市生活贯穿性的精神实体是什么？作为一位80后作家，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城市生存经验带给您怎样的体会吗？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讲过一个理论，叫作惊颤经验（chockerfahrung），他通过研究波德莱尔的诗歌，捕捉到巴黎都市生活中琳琅满目的要素给我们心灵的震荡，而这在农村小镇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中尤其明显。所以我小说里会写到，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外乡到香港，年轻人还是会渴望熟人社会结构当中的亲密和支持，渴望跟本地文化产生联系。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青年的动力和资源没有达到一定地步，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融入更广泛的人群中去，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在城市中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我也很着力地去描绘这样的状态，希望在小说中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共通的身份焦虑和疏离心态。同时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共通的困境，如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现代人永远不真正属于一个地方，这也是永远值得书写的境况。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些是一些蓝领阶层或者更底层边缘的人，大部分来源于我的现实观察和情感体验。我中学时暑假曾在一个很高级的饭店打工，见过包厢里的海鲜盛宴，也见过后厨员工餐的简陋，试过下班后汽车坐过站的疲惫。我也曾经在广州的一个城中村住过，里面电线排布杂乱无章，24小时都会有人醒来。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住民的手机还是蛮不错的。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很快买到一套房子，但他们很需要让人知道自己赚到了钱，而表征就是能买一个好手机，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夸耀的事情。这样的所思所想让我动容，所以我很想去观察他们，并且希望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尝试体验他们的生活。再加上我父亲是记者，一直都有观察底层生活，也是受到家庭影响。

  7.虽然在《空气吉他》的后記开头您说自己在音乐方面是一位“门外汉”，但实际上您却用“空气吉他”弹奏出了虚构与生活中蕴蓄着生活中的审美趣味、记忆、地域见闻等等，在您看来，文学与音乐之间具备怎样的联系，或者说两者在节奏上有什么共性？

  文学和音乐一样，充满了变化和选择，或者说在写作的时候和音乐一样，可以有很多元的自由，而且两者在创作上基本不需要花钱，也没有太多门槛。但我本人其实连五线谱都不熟悉，由此也可以说两种艺术都有一定的表达限制，需要一定程度上熟悉规则。但大体上，个人觉得心中之事最为关键，无论以音乐还是文学，都是一种外化的形式。

8.在阅读您的小说时，我感觉到您十分注重对于感觉的描述，这也使得您的文字充满了丰盈的细节感，当然也不乏游戏性的俏皮。有许多人说您的写作与张爱玲具有某种链接或共性，您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的语言问题的呢？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以五四前后的文学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时段。所以看了很多民国时期相关材料，尤其是通俗小说之后，我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语言训练，可能和普通的语文训练略有不同，这也是常常为编辑所诟病的。实际上，现代中文的语法相当欧化，和过往的白话殊异其趣。港台的中文和内地的中文表达略有不同，其实是因为来自于不同的传统，因而会有我的语言和张爱玲相近的理解，本质上是因为我和当下一些内地作家语言相远的缘故。

  此外，我认为喜剧特别难写，所以日常只能写点没有那么欢喜的内容，但多多少少希望有多一点不同的笔调，也希望自己的小说更多一点幽默。

作者简介：

贺与诤，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现当代文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写作发生学、江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