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光

《西江月》是我的文学家园。我第一次看见《西江月》，是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和村里一个小伙伴去县城玩，顺便去找他父亲。他父亲在县城上班，星期天才回家。我们来到他父亲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大，是几个人合用的。办公桌上有报纸和杂志，放在最上面那本杂志，就叫《西江月》。小伙伴叽叽呱呱地向父亲传达母亲交办的事情，我没事干，就顺手拿起那本《西江月》，站着翻看。

这时候有个女干部进来，我抬头看她的脸，她却低头看我的脚。我这才意识到，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是穿鞋子的，只有我光着一双脚板。我家那时候很穷，天热的时候我从没穿过鞋子，这次来县城也是赤脚走了两个小时。我被看得很难为情，就悄悄把赤脚藏到桌子底下去。看不见我的脚，女干部就盯住我手里的杂志，很认真地说：“看你那手，不要弄脏书哦。”

我的手经常干农活，尤其是暑假，割谷插田，风吹水浸日晒，黑乎乎的，在城里人看来，确实像沾染了脏东西。我哪里还敢翻看？双手捧着杂志，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我和《西江月》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被女干部打断了。

虽然这次阅读只有两三分钟，但我却记住了《西江月》这本杂志。那时候我只有15岁，很天真地想，《西江月》上的文字每一个都很珍贵，那些作家、编辑，每一位都像神仙一样高贵。

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考上大学，毕业后像当年那个小伙伴的父亲一样在县城工作。单位里有报纸杂志，有《西江月》，我爱怎么翻看就怎么翻看，再也没有人来打断我。

更幸运的是，我爱上了文学，写小说、散文、诗歌，很自然的，我向《西江月》投稿。收到《西江月》杂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文章登在上面了。

此时，我对文学的热爱，比少年时候更深沉。我先把《西江月》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下班后才带回家，坐在阳台的椅子里，把杂志从大信封里拆出来，一边喝茶，一边慢悠悠地翻看。暖暖的阳光穿过窗户，落在我的身上，也有几点细碎的阳光落在《西江月》的书页上。那些熟悉的文字，仿佛睡在书页上的孩子，让我仔仔细细地欣赏。这是多么惬意的时光！

30年来，我一直是《西江月》的忠实读者，感谢它给我带来许多阅读的快乐。更感谢《西江月》对我的厚爱，发表了我的很多文章。

我在《西江月》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印象最深的一篇叫《纸灰》。这是一篇2000字的微型小说，最早发表在《西江月》2009年的增刊上。第二年，我把小说改名《锁在箱子里的思想》投给《北京文学》，发表在该刊2010年第10期，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在第九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中，《锁在箱子里的思想》获得一等奖，名列榜首。2018年，广西作家协会出版《文学桂军二十年》丛书，总结广西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成果，《锁在箱子里的思想》被收入《文学桂军二十年》（小说卷）。此外，这篇小说还被收入其他多种选本，并被山东等地收入高考模拟考试语文试卷。我接受过几次媒体采访，每一次采访，记者都提到这篇小说，我每一次都郑重地告诉记者：这篇小说原来叫《纸灰》，发表在梧州市的《西江月》杂志上。

记得《西江月》改版的时候，曾开过一次作者座谈会。照惯例，这类座谈会一般是不邀请蒙山作者的，因为蒙山路途遥远，要安排参会者吃住，既花钱又麻烦。这次座谈会却不同，不但破例邀请蒙山作者参加，还一下子邀请了四个，我有幸是其中一个。

这次座谈会让我集中认识了《西江月》的编辑，大部分是熟悉的陌生老师。说陌生，是因为从来没见过面；说熟悉，是因为通过书信和电话，对方的名字甚至连声音都早已熟悉。大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就是从这天起，我觉得《西江月》像一个大家庭，我是大家庭里的一个成员。

《西江月》的编辑中，跟我联系过的有好几位，每一位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对朋友真诚热情，对工作认真细心。记得《西江月》用过我一篇写瑶乡的散文，编辑审稿的时候觉得文章结尾收得太快了，应该再写两句。为此，编辑给我打了两次电话，仔细讨论怎样把结尾写好。编辑的认真感染了我，我对写作也更加认真了。

《西江月》不但给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还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是我永远的文学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