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燕

（四川博物院，四川 成都 610031）

鱼是人类捕食的食物来源之一，相关信仰与习俗起源甚早。史前时期，鱼纹饰便出现在彩陶器皿上。如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绘有人面鱼纹[1]，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有旧石器时代的鱼叉和鱼的脊椎骨[2]。鱼本是水中生物，无腾云升天能力，但在作为墓室装饰物的汉画像石中，却被赋予了多种寓意。鱼文化研究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陶思炎《中国鱼文化》[3]系统地对鱼的文化寓意进行了解读，朱存明在《汉画像的象征世界》[4]中阐释了“鱼莲”等组合的象征意义。一些学者对汉画像石中特殊构图也作了专题研究，如宋艳萍《汉画像石中的鱼车图》[5]对鱼车图进行了分析，单剩平《汉画像石（砖）上鸟啄鱼图象的意义探析》[6]、周玫《汉画像石鸟鱼组合图像解析》[7]等对鸟啄鱼的文化寓意进行了解读，而对画像石中鱼图像系统分析较少，本文旨在对画像石中的鱼图像进行全方位考察，并延伸探讨汉文化，以略陈管见。

一、汉画像石中的鱼图像及其来源

（一）鱼图像出现的场景

汉画像石中表现鱼的题材非常丰富，在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中均有发现，鱼图像主要出现有以下场景：

第一，生产生活场景。鱼一直是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汉画像石中有许多描绘捕鱼、钓鱼的情景：四川彭州义和乡出土的一块东汉晚期的“渔筏”画像石（图1）。宽阔的河面，一人持杆撑筏在河中行进，龟、虾、鱼等在水下游荡。筏中部一人跪蹲筏边，手提线，线下悬者好似一鱼。一人蹲于河岸左侧，持杆，抛线，似在钓鱼。靠近钓鱼者身旁一物，很像鱼篓。[8]

图1 “渔筏”

山东微山县两城出土有两幅东汉中晚期垂钓画像石，一幅水榭上二人坐观、垂钓，梯上四人登临，见图2。另一幅水榭上三人坐观和垂钓，梯上六女登临，如图 3。[9]

图2 摇船、捕鱼图

图3 撑船、罩鱼图

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砖见图4，图像中部画一横线，上部刻画弋射，下部刻画收获。在弋射的一侧为湿地，莲花莲叶星散，水中有鱼在游。[10]

图4 弋射收获图

四川新都出土的一幅东汉晚期莲池画像砖（图5），图中莲池内莲蓬累累，二人分驾两小舟，其中一人高举双臂。池中有鱼、蟹等。[11]

图5 莲池画像砖

此外，一些地方出土的庖厨图画像石中也刻画有鱼，如山东临沂吴白庄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中的庖厨图（图6），画面屋檐下悬挂猪头、猪腿、鸡、鱼等。[12]

图6 庖厨图

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东汉时期画像石（图7），左边是一个两火眼灶，斜烟突，灶上放甄、釜，一男子跪坐在灶前烧火。灶旁悬挂猪腿、猪头、鱼、剥好的鸡、兔等。[13]

图7 画像石

江苏徐州铜山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画像石（图8），画面分三格：上、中两层为庖厨场面，最上方可见悬挂有鱼等食物[14]。

图8 画像石

这类写实风格的鱼图像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市井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汉代饮食图和生活风貌，表明了鱼在汉代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祭祀场合。《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5]凡祭祀都要陈供祭品，人们向鬼神献祭，一方面为回避灾难，另一方面更多是为了祈求祝福。用鱼作为祭品在汉画像石中也出现多处。

徐州铜山青山泉出土东汉画像石（图9），画面以“十字穿環”为地，画面中央刻有三条鱼，鱼头向上各自放入盘中。[16]

图9 画像石

东汉时期的武氏祠汉画像石中一幅表现祭品摆放的画像石（图10），画面上方两个小圆盘里各放置一条鱼，鱼头向上，下方两个圆盘各摆放另一祭品。[17]

图10 画像石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乡出土的一块东汉中期画像石（图11），画面中间刻画一香炉，香炉中插有三支香，两侧各方一盘，盘中有鱼。[9]

图11 画像石

第三，神灵仙境。汉代是一个追求天人合一，讲求长生不老的时代，在这一风气导引下，汉画像石上有很多表现神灵仙境的场景，而在这种场景中也有鱼的身影。

江苏徐州铜山县洪楼祠堂出土的一幅东汉时期画像石（图12），左侧为画面中心，下为三龙驾车，上为三鱼驾车，车前坐一羽人，当为驭手，车后坐一人，头戴鱼形冠，应为河伯出行。[16]

图12 画像石

山东邹城北宿镇南落陵村出土的西汉后期画像石（图13），图中一尊者、一驭者坐于三鱼拉的车上，车无轮，车的竖杆上悬两条鱼作为车盖。一人面鱼身者在导行，车后一神人骑一马，双手举曲杆，杆挂放光宝灯，其上一飞鸟。[20]

图13 画像石

河南南阳王庄出土的河伯出行图（图14），推测其为魏晋时期，画中四条大鱼拽引一车，一驭者手挽绳，河伯端坐车中，左右各有一鱼相随，后有二水神以鱼为乘骑。[18]

图14 河伯出行图

第四，特殊搭配。汉画像石中还常见一些和鱼相关的特殊组合，如“鱼莲图”“鸟啄鱼图”等。

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一幅东汉时期莲纹、鱼画像石（图15），画面刻八瓣莲纹，空隙处刻画有鱼，画外有题记。[9]

图15 莲纹、鱼画像石

安徽宿县褚兰镇出土的一幅东汉时期鱼、莲画像石（图16），莲花纹周围四个方向分别有两条相对的鱼。[16]

图16 鱼、莲画像石

四川内江关升店的东汉崖墓画像石棺刻画了一幅鸟啄鱼画像（图17），画面左侧一鸟低头似乎正欲啄下方的鱼。[19]

图17 鸟啄鱼画像

山东邹城市卧虎山出土一幅西汉时期画像石中（图18），画面刻画二鸟共同衔一鱼。[9]

图18 画像石

（二）鱼图像的来源

汉画像石中各类鱼图像的出现源于现实生产生活，与人们对鱼的崇拜和鱼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密不可分。渔猎是古时人们食物来源的重要部分。《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20]汉代社会饮食生活已经比较丰富，《盐铁论·散不足》曰“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肴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杨豚韭卵，狗摺马朘，煎鱼切肝，羊淹鸡寒……”[21]张衡《南都赋》“若其厨膳，则有华薌重秬、滍皋香秔、归鴈鸣鵽、黄稻鱻鱼，以为芍药。”[22]鱼成为当时日常生活常见的食物之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分析出的食物中，鱼类已经有鲤鱼、鲻鱼、刺鳊等。[23]《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24]《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25]渔猎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汉代渔业发展较快，渔猎资源得到很好的开发，《汉书·地理志》记载颍川、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25]楚地“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25]《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安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26]说明渔业在汉代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作为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鱼肉鲜美，是物质生活的重要部分，汉画中的各类捕鱼、庖厨图就是这种现状的折射。

由于鱼的使用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汉代社会中也盛行养鱼，有的会在鱼池中种上莲，图4 的“弋射收获”画像和图5 的莲池画像砖即反映了蜀地莲池养鱼的丰收景象。汉代捕鱼的方法已是多种多样，微山两城汉出土的画像石有持带柄网具捕鱼、用矛或叉击刺水中游鱼的画面。《论衡·乱龙》还记载了一种钓鱼方法:“钓者以木为鱼，丹漆其身，近水而击之，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27]

当人们物质生活满足后，就会想着精神上的愉悦。在汉代社会中，王侯将相等贵族钟爱钓鱼活动，《淮南子·兵略训》记载君主“射云中之鸟，钓深渊之鱼，弹琴瑟，声钟竿，敦六博，投高壶。”[28]将垂钓与弹琴、投壶等并列。班固在《西都赋》描述帝王的垂钓:“于是后宫乘輚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揄文竿，出比目。”[29]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文学贤良就曾为此提出批评“今贵人之家……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21]说明在当时贵族中垂钓风气之兴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画像石中生活气息浓厚的坐观和垂钓画面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写照。图2 和图3 的垂钓画像石中，有专为观鱼而建的水榭，有数人旁观，俨然一幅热闹的休闲垂钓场面。

二、汉画像石中鱼图像的文化象征

生存的需要是基础性、低层次的，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弱，随之衍生出的文化却历久弥新。蒋英炬先生曾指出:“汉画像石是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功能艺术，是密切联系并从属于那些‘鬼神所在，祭祀之处’的墓葬建筑物。其艺术功能不仅有装饰华丽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它充实了墓葬建筑物的内涵意义。”[30]何以出现这么多鱼的形象在墓葬中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多子多福的世俗理想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的汉代，家族只有通过不断地繁衍生息才能对抗大自然，祈求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愿望，在作为丧葬产物的画像石中，更是寄托了汉代人向往生殖繁衍、家族兴旺的愿望。

就鱼的本身特性来说，其腹内多子，繁殖力极强，故往往成为家族兴旺的象征。如画像石中的“鱼莲图”，在古代，鱼、莲均产子较多，都象征着家族不断地繁衍生息。鱼和莲组合，其实是一种对生殖的崇拜。如今浙东一带仍流行一种和鱼有关的婚俗，新媳妇下花轿时，随手把一些铜钱撒在地上，唤作“鲤鱼撒子”，因鲤鱼产卵多，意味着子孙满堂。

汉画像石中的鸟啄鱼图则是阴阳五行思想和生殖崇拜结合的表现。《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27]阴阳和谐则万物顺。两汉时期阴阳五行和谶祎神学流行，汉画中有许多表现阴阳对称观念的画像，如伏羲女娲日月轮、西王母与东王公等。这些代表阴阳的物体往往以对称形式出现，其构图含义就是象征阴阳交合、万物化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更是发展出一套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31]汉画像石中，与鱼相关的阴阳结合构图最典型的莫过于“鸟啄鱼”画像，在古人心中，鸟属阳，《鹤经》云:“鹤，阳鸟也，而游于阴。因金气，依火精。”而鱼则属阴。《汉书·五行志》“鱼去水而死，极阴之孽也”[25]《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赢蛖膲。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32]鸟和鱼被赋予了阴阳观念，鸟啄鱼图像就蕴含着阴阳和合，以期待人丁兴旺，家族繁盛。

（二）风调雨顺的现实愿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的丰收离不开雨水，祈雨成为农业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仪式。古人认为鱼具有预测水旱的功能，《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了一种赢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33]这种鱼的出现意味着水的降临。葛洪在《抱朴子·对俗》曰“鱼伯识水旱之气。”[34]在汉代人心目中，鱼是具有祈雨功能的。《西京杂记》记载:“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鬐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35]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描写了汉代求雨过程:“春旱求雨……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膊脯，择巫之清洁辩言利辞者以祝。”[31]鱼被作为祭祀祈雨的食物之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鱼生活在水中，且鱼、雨谐音，很容易被人们和雨联系起来，使得先民们将鱼视为庄稼丰收的吉祥之物。在科学知识匮乏的古代，由于对河水的依赖和对洪水的恐惧，人们认为河水中有河伯，生活在水中的鱼自然成了河伯的坐骑或驾驭工具。汉画像中的河伯出行图像多由鱼牵引，河伯也被奉为“天河”之神，往往和雷公、雨师等众多气象神灵相组合被刻画在墓室中，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由于鱼和雨、水之间象征性的微妙的联系，鱼也常被视为吉祥物，用来占卜、祭祀，可以驱邪求福，代表农业丰收。在先秦时期鱼已经成为瑞祥之物，《诗经·小雅》云：“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36]《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了一种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见则天下大穰”，注释曰穰即庄稼丰收。[33]《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作昆明池，池周回四十里，池中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35]。日本学者家井真在《诗经原意研究》中认为古代中国人借助鱼的多产来象征女性的生殖能力以及作物的丰收。[37]汉代双鱼纹也常在铜洗上见到，往往和“君宜子孙”“大吉羊”等吉祥语一同出现，显示出鱼是汉代盛行的祥瑞之物。

（三）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终极追求

升仙是汉代神话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人的思想里，存在现实与虚幻两个世界，人死后不是消失，而是可以借助仙灵到达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汉画像石属于丧葬艺术范畴，其图像的刻画往往是有一定目的性的。正如刘宗超所言:“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现在所看到的图像艺术品基本属于墓葬性艺术，由于制作环境的神秘，创造者不会随意而必定通过特定图像赋予他们特定的观念意义。”[38]在汉代画像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神仙和升仙的图画。鱼原本生活在水中，但在汉画像中却被赋予了拥有腾云升天能力的使者身份，可以引导墓主人升仙。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33]认为河水的源头是从天而来。在这种观念下，生活在河水中的鱼不仅可以畅游水中，还可以顺着河流进入天界。同时，古代阴间又称为“黄泉”，《左传·隐公元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注释曰“黄泉，地下之泉。”[39]即喻指“阴间”。怎样在黄泉和人间，即生死之间联系起来呢？生活在水中的鱼成了人们想象中的沟通媒介，“鱼车图”即成为通天的使者，人们希望借助鱼进入天界，达到沟通生死的目的。汉画像中的鱼车图多被刻画于墓室或祠堂的上方，鱼也和虎、鹿等动物一样变成了牵引甚至直接成为墓主人坐骑，和天界诸神一起出现在升仙队伍中，成为墓主人的升仙引导者。

古时鱼还常和玉结合，作为可沟通天地的灵物。《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40]鱼可以化而为鸟飞上天空。在此观念下，人们将鱼和玉结合起来，制作成玉鱼。《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41]。玉鱼能沟通生死两界，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遗址中均出土有玉鱼，人们希望通过鱼的沟通，引导亡灵升入仙界，获得长生。

此外，鱼可以死而复生，助人升仙的传说由来已久。《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一则“死而复生”的故事:“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33]意思是颛顼死后，化为鱼妇，死而复生。《淮南子·地形训》“后稷垄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32]可见，在先民认知中，鱼是具有死而复苏的能力。除了化身为鱼复生，鱼还可以作为工具助人升仙。山东苍山县城前村画像石墓中元嘉元年的题刻铭文刻有“僮女随后驾鲤鱼”。《太平广记》引用刘向《列仙传》记载了一则乘鱼升仙的故事:“琴高者，赵人也……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之曰，皆斋洁，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42]刘向是汉代人，表明汉代有了鱼助人升仙的思想，并且在后世流传。据《太平广记》记载：张镐妻子“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42]葛洪在《抱朴子·对俗》中说道:“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34]宁波先生提到:“由于古时鲤鱼常与得道成仙相关联，因而道教自汉末将鲤鱼定为圣物。”[43]乘鱼升仙，迎合了汉代人强烈的升仙愿望，成为当时人想象中升仙的一种途径。

三、汉代文化探微

图像资料和文字资料同等重要，都是古代社会的真实反映。汉画像石中刻画的形形色色的鱼图像，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人的人生观、思想观念影响，留下汉代社会文化的一些印记，为管窥汉代文化，尤其是汉代丧葬文化提供了一个视角。

鱼图像在汉画像石中大量出现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和社会风尚密不可分。信立祥先生曾说：“汉画像石并不是一种自由创造的艺术，它是严格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制和宇宙观念刻在石结构墓室、石棺、祠堂和墓阙上的。”[44]两汉时期神仙思想迅速发展，神仙道教孕育而成，阴阳五行和谶祎神学流行，“谶”是一种假托神意而制造的政治预言，“纬”是儒生用阴阳灾异、神道迷信解释和附会儒家经典，充满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学说，社会普遍流行长生不老的成仙思想。鱼代表祥瑞、鸟鱼图象征阴阳组合、鱼车图传达升仙等均为该思想的产物。

在汉画像石中，各类鱼的刻画更像是一种符号的象征，既有现实性，更有深层次的文化象征。结合丧葬文化来说，其文化象征性占比更高，这种象征也是汉代文化的一种折射。在两汉时期，由于儒家忠孝观念的主导、政府举孝廉政策的推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厚葬之风空前繁盛，细究会发现，这些鱼图像的刻画其实有很强的功利性。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财产观念时说:“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物品都成为所有者的随葬品，以供他在冥中继续使用。”[45]在文化功能主义者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从这种理论来看，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鱼还是象征意义的鱼图像，都在一定层面体现了汉代民众的社会追求，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长生不死等。基于此，画像石中各类鱼的形象既神秘地出现在升仙队伍，又鲜活地呈现在现实画面中，也正是这些思想的表现。

此外，画像石主要是生者为逝者所刻画，其目的更不仅体现在安顿逝者，同样还关乎生者。“汉画像石艺术功能的终极结果，是从属并满足着人们对死的观念和欲求，抚慰着生人的灵魂。”[30]即使像方士肥致这类道人，其墓葬里出土的陶罐，也刻画有两尾鱼纹和“大吉”“宜子孙”字样。[46]从这一层面看，人们在墓室刻画各类鱼的图像，其实就是以鱼为寓意符号，寄托了人们对家族繁盛、子孙兴旺、生活美满的期盼和祝福，也是中国传统宗族观念的产物，流行几千年而不衰。

中华民族不仅有一部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有一个图像呈现的世界。汉画像石刻画的鱼图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出现源于汉代渔猎的重要地位，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结果。而作为丧葬礼俗的产物，鱼图像的刻画又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蕴含了祈求多子多福、风调雨顺、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等功能，更关涉到汉代人的精神信仰，承载了其对生之彼岸的美好想象和辟邪祈福、渴望生命延续、家族繁盛的美好愿望。

滴水见太阳。汉画像石中各类鱼图像更像是一种象征符号，是汉代文化的一种折射。透过各类鱼图像，汉画像石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时人对现实人生的期盼，呈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这种符号象征是汉民族内在生命本质的图像呈现，承载的意义历久弥新，至今仍能在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