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吉玲，李传军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南部新书》是北宋钱易所著的一部史料笔记。它多记唐朝事，兼及五代、宋初事，既记载朝章典故、政制沿革，也记载士人轶事、谣谚诗文；既记载节日风俗、山川古迹，也记载鬼神异闻、音乐方技，对于研究唐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学术界针对该书书名的研究较少，周勋初在《唐代笔记叙录》一书中认为“钱易著书时在越地，故取此名”；周瑾锋在《唐宋笔记研究》一文中提到《南部新书》书名与地名相关，但并未展开论述。因此，笔者结合全书内容对书名词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力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有《南郡新书》的异称的问题，二是关于“南部”“新书”的词义。

1 《南部新书》与《南郡新书》

《南郡新书》见于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续古逸丛书·影印南宋理宗淳祐所刊袁本》)，其“小说类”记载：《南郡新书》五卷，右皇朝钱希白撰记唐朝杂事。而袁本《郡斋读书志》“杂史类”录“《南部新书》”，与衢本《郡斋读书志》杂史类录“《南部新书》五卷”同。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六载“《南郡新书》十卷，宋员外郎钱希白著抄本。是书纂辑唐代遗事”，而在卷三又载“《南部新书》十卷，是书杂记唐初至五代朝野故事”[1]。

此外，《记纂渊海》(四库全书本)《兰亭考》(四库全书本)《永乐大典》《弘治徽州府志》(明弘治刻本)《嘉庆长兴县志》(清嘉庆十年刊本)等典籍亦然保存一些此书的条目，条目出处亦载“《南郡新书》”，且在记载“《南郡新书》”的同时，其中大部分书目亦记“《南部新书》”，且《南部新书》出现的频率更高。

《郡斋读书志》《记纂渊海》《兰亭考》等成书于南宋，且都载《南郡新书》这一异称，并不是偶然的。《南郡新书》这一异称，最早或在北宋钱易作此书后就已经出现，且在当时名为《南郡新书》的抄本数量较多。关于出现这个异称的原因，笔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南部新书》成书于北宋初，属于钱易的私人著作，受初宋印刷须向国子监报备的影响[2]，加之文人们沿袭以往抄书的风尚，故成书后流行于当时的文人阶层。现存的《南部新书》多为抄本，而少有刻本。“南郡”一词，《辞源》载：“南郡，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县北。汉移治江陵，即今治。汉郡有江陵等十八县。辖境东到武昌黄冈，西到四川巫山，北到襄阳安陆，南到恩施等地。”[3]此为狭义的“南郡”，广义的“南郡”指广大南部地区。而“南部”据《辞源》载，广义亦指南方地区。“南部”与“南郡”广义相似、字形相近，且钱易“父倧嗣吴越王”，籍贯为吴越地，故极容易在传抄中出现《南郡新书》这一异称，且因为种种因素流传开来。

王丽娟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补正》一文载：“郡”“部”字形相近，疑“郡”乃“部”之形误，而非《南部新书》别称《南郡新书》[4]，并通过《郡斋读书志校证》语“沈录何校本改‘郡’为‘部’”论证其观点[5]。

笔者通过对记载《南郡新书》这一书名的典籍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典籍作于南方地区，尤其集中在浙江、四川等地，这些地区自五代以来就是文化繁荣、印刷技术发达的地区。《南郡新书》别称在宋代或已出现，到明清时期依然见录于一些书籍中，可见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有此书名的抄本流传、收藏，大部分书籍中《南郡新书》与《南部新书》两个书名同存，说明此别称具有流传的合理性。

《南部新书》书名具有可靠的证据支撑，如：钱易子钱明逸为此书所作的序提及《南部新书》；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衢本)、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及一些题跋以《南部新书》为名，而非《南郡新书》；与《南郡新书》这一别称相比，《南部新书》这一书名的内涵更丰富，尤其是“南部”具有多层含义。

2 “南部”释义

2.1 “南部”与钱易籍贯地相关

关于笔记的命名，曹之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到笔记“以与作者有关的地名命名。这些地名又可分为籍贯地、做官地、写作地、被贬地等”[6]。故一种说法是，“南部”意为钱易作此书时在南部地区。周勋初在《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中写道：“‘南部’云者，南方之谓，汉魏时有南部校尉等职务。钱易著书时在越地故取此名。”[7]这里的越地应是泛义，指南方区域。钱易子钱明逸序：“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8]可见，《南部新书》是钱易任开封知县时所作。

为确定钱易的著书地，笔者对钱易的仕途经历进行了简述。《宋史·钱易传》记载，淳化三年(992)，易举进士，后被罢。咸平元年(998)，易再举进士，开封府试第二，后作讽喻诗，被降为第三。第二年中第，补为濠州团练推官。不久后为光禄寺丞、通判蕲州。景德三年(1006)，钱易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第四等，改为秘书丞，不久为信州通判。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禅泰山，钱易献《殊祥录》一篇，后迁为太常博士，不久直集贤院。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祀汾阴，钱易奉命修《车驾所过图经》，后迁尚书祠部员外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钱易因国子科事，降监颍州税。“岁中，知开封县”[9]。天禧元年(1017)，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钱易判三司都磨勘司[10]。天禧三年(1019)后，“擢知制诰、判登闻鼓院、纠察在京刑狱。累迁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11]。《东轩笔录》卷十三载“祖宗朝，赤县、箢库犹差馆职人”，故钱易在大中祥符年间职闲无事，潜心著书。

馆阁藏书浩如烟海，“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咒、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12]。《南部新书》内容繁杂，所引用参考的书籍类型多样，梁太济《南部新书溯源笺证》载，《南部新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来源于国史实录，如《旧唐书》《唐会要》等，约半数来源于《太平广记》引录的笔记小说，引用或参考的小说笔记有《朝野佥载》《酉阳杂俎》等几十种。《太平广记》于太平兴国三年(978)成书后交付史馆，“六年诏令镂版，广记镂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墨板藏太清楼”[13]。此书当时没有大规模印刷，钱易只有在馆阁供职才能取用方便。因此，钱易作《南部新书》时主要在馆阁供职，即使外出为官也在京畿附近，不可能在南部地区。

笔者认为“南部”与钱易籍贯地相关，无论是出于对故土的情感还是有关《南部新书》内容的写作。钱易是吴越废王倧之子，祖籍临安(今浙江杭州)。其叔吴越王钱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整个钱氏家族随之入京。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载：“希白世据吴越，唐之故老，多居其国，故承平文献，述之甚详。”[14]吴越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印刷技术高，刻印了大量书籍。《册府元龟》载，吴越曾向后唐献九经、《唐书》等书籍，说明当时吴越刻印经史之书已形成一定规模。吴越归土于宋后，众多书籍悉送馆阁。钱氏家族藏书丰富，钱氏子孙擅文，举进士者众多。钱易嗜读书，其堂兄惟演亦“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15]。因此，钱易作《南部新书》时除在馆阁抄录外，很有可能利用了家族的藏书。《南部新书》记载众多有关佛道典籍、佛教故事的条目。《宋史》记载钱易才学过人，“及喜观佛书，尝校《道藏经》，著《杀生戒》”[16]。钱易崇佛向道，可追溯到他的先辈，历代吴越王都兴建佛寺、造佛塔、译佛经，吴越国举国盛行崇佛的风尚。因此，钱易作此书与他的家世背景、家学渊源密切相关。

2.2 “南部”指书中所涉主要唐朝官署机关位于宫城之南

《南部新书》多记一国一朝之事，载唐朝政事，尤重官员轶事琐闻，杂载政制沿革、官职迁转等，官员交往、政务运转、仕途升迁、科举应试的活动集中发生在中央政府机关及其他官署机关，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卫等文武机关。

除中书省和门下省位于宫城内外，其他官署机关都位于皇城，位于宫城的南面。皇城亦曰子城，“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卫”[17]。南北走向的承天门街位于承天门外之南，南通朱雀门。《长安志》载：“承天门街之东、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从西第一门下外省。次东殿中省。次东左千牛卫。次东左卫。承天门街之东面、第四横街之北。从西第一尚书省。承天门街之东，第五横街之北。从西第一左领军卫。承天门街之东第七横街之北。从西第一太常寺。”[18]台、省、寺、卫的分布与位置亦可以清楚地从图1看到。

图1 唐长安城官署机构图

2.3 “南部”与钱易任职机关位置相关

《南部新书》记载尚书省的条目约百条。尚书省在唐代有“南省”“南宫”的别名，龚延明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解释“南宫”为：“(唐)尚书省或礼部别称。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唐人本以尚书省在大明宫之南，故谓之南省。’南宫，即南省。”[19]《南部新书》载“南省”“南宫”条目，如甲卷载：“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有小桥，相承曰‘拗项桥’。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20]

《南部新书》有关尚书省的条目涉及吏部、礼部、户部的描述笔墨较多，兵部与刑部次之，工部条目所占比重最小。从地位上说，吏部为尚书省六部之首，“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21]，在职能上尤为重要。此外，钱易曾任礼部的祠部员外郎、户部的度支员外郎，虽然为阶官，但对本司的一些事务有相应了解。

“南部”与钱易任职机关位置密切相关，亦有他据可证。《新编古今分门类事·梦兆门》录“钱公自述”：“后捷制策，通闺籍，直集贤，宰南部，凡十五年，五品之消息寂无闻焉。及摄鸿胪少卿。”关于“宰南部”，钱易直集贤后，曾为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和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知开封县等。宋代沿袭唐代关于职官的称谓，尚书省称为“南省”，其员外郎亦可称为南省员外郎，《事林广记》《宋代东京研究》等书记载，宋中央主要官署位于宫城南部[22]，可见“宰南部”确与钱易任职情况密切相关。综上所述，“南部”与钱易的仕途经历、政治诉求和思想情感等密切相关。

3 “新书”释义

“新书”指书的体例、编排方式。《南部新书》“因以《新书》次为门类”，且成书后“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说明钱易作此书有一定的次序。其书原本已散佚，传世的多为抄本。虞云国的《〈南部新书〉小考》将《南部新书》抄本版本流传分为节本和足本两个系统，学术界以研究足本为主，《南部新书》的点校本以十干为十卷，条目偶有重复、编排混乱，因此，此书为钱易兴致所来，信笔所作，亦可解释。《南部新书》原本的分类、次序已不存，虽然条目编排混乱，但依然有规律可循，吴松的《〈南部新书〉整理与词语研究》为验证《南部新书》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对书中一些条目的来源进行考察发现，书中有连续几条内容都来源于同一书籍[23]。

与前当代笔记小说相比，《南部新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容题材和体例格式上。在内容题材方面，与《大唐新语》《朝野佥载》等专记士大夫轶事、朝野轶闻的唐人笔记小说相比，《南部新书》内容繁杂，有作者的观点及考证，历史琐闻与考据辩证较多，小说成分有所减少[24]。《南部新书》写作目的集鉴诫、教化、博知于一体，书中内容具有补史阙、资考证、广见闻的作用。在写作风格、体例方面，与《洛阳缙绅旧闻记》《北梦琐言》这类条目内容翔实、条目书写方式相似的笔记小说相比，《南部新书》叙事风格简洁、条目精练，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形式上每条都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从内容上看，或者各条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各条互不相关”[25]。条目长短不一，上下条目联系不紧密，体现了该书为钱易兴致所来、信笔而就。

4 结语

《南部新书》作为原书名是无疑的，其别称的产生，很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字义、字形的相近造成的。与《南郡新书》这一别称相比，《南部新书》这个书名更能揭示内容主旨，“南部”对于揭示钱易的仕宦经历、情感及书中内容具有独特的意义。“新书”展现了该书的内容、体例安排等，对于研究北宋笔记的发展特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考证《南部新书》书名，对于揭示作者的写作意向及书中内容与体例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