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小悦

在2021年初播出的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喜爱，大胆突破了主旋律影视剧的传统创作模式，以真实饱满的故事为基础，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生动的讲述，引发了观众的热议与支持。学者毛尖认为《山海情》是一种“元电视剧”，“它壮阔地恢复了土地、食物、天气包括人包括钱的原始形象，恢复了社会主义政治最淳朴的一面和能量收支”。《山海情》对真实历史和场景的再现唤起了观众对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反思，对中国农村时代性改革的刻画与表达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共情效果，在中国化的叙事表达中唤起了观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主旋律影视剧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山海情》以个人叙事为线索，以时代变迁为脉络，以“共同体意识”为精神内核，通过群像塑造讲述了闽宁镇的脱贫壮举。

一、创作面向与美学旨归

（一）创作面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山海情》是一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主旋律电视剧，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创作导向，通过创新性的艺术形式表达，实现了与人民的情感共鸣，产生社会共情效应。《山海情》在情节构思和脉络连贯上都进行了设计，不是单一的对某一个人物或事迹的呈现，而是运用家国叙事结构，将主人公马得福串联在多个家庭和整个闽宁镇的叙事中，用贴近百姓的口吻讲述了脱贫攻坚最为真实的困难与故事，客观地反映了脱贫攻坚过程中百姓与扶贫干部的力量和温暖，通过最真实的环境和人物刻画建立了与观众的“亲缘性”。“脱贫攻坚主题电影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内核’，也需要类型化叙事的‘外壳’。”[1]《山海情》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导向下，还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类型整合的创新，打破了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固定套路，在脱贫攻坚主线中穿插爱情、亲情、励志、喜剧等多种类型。如马得福与水花，马得宝与白麦苗之间的爱情故事，既没有与电视剧表达的现实主义精神冲突，反而为剧情的发展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和表达的张力，更贴合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喜好。《山海情》极具创新性和感染力的创作面向不仅直观地传递了脱贫攻坚主旨，还建立了一种最温暖的与观众情感沟通的方式。

（二）美学旨归

观众在观看一部电视剧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地机械化接收电视剧传达的信息和内容，观众是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个体，在观看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在电视剧情节的推动中建立一种与创作主体间的对话空间，“通过这种对话空间，创作者能够与观众形成良性互动进而达成契约，最终建立起一种基于‘共情、共鸣、共振’的情感感知基础的美学环境，也即共同体美学”。[2]《山海情》通过马得福一家以及闽宁镇相关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向观众展现了闽宁镇20多年的历史变迁。电视剧将马得福作为主体的个人叙事融入以闽宁镇村民和整个闽宁镇为主体的家国叙事中，形成了一个叙事“共同体”，通过群像式的人物和多线索故事的设计连接了每一个观众个体，由此形成了另一个情感“共同体”，在脱贫攻坚历程中层层深入，使观众的情感共鸣在视觉满足和情感冲击下不断积累，完成与创作主体间的“双向式”对话。《山海情》塑造的共同体美学没有脱离观众，与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在最大程度上与观众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和价值上的认同。

二、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新时代的媒介技术日新月异，传播方式多元化、新鲜化。影视剧具备了以影像建构传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2021年，脱贫攻坚剧《山海情》在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方面进行了对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和探索。

（一）政治认同：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归属

近年来，各民族的脱贫攻坚工作有序展开、顺利进行，与各族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连。《山海情》是在2021年脱贫攻坚工作重要节点中涌现出的一部优秀扶贫题材电视剧，它也是农村剧的进一步延伸与升华，是一种新型的主旋律题材，具有更为重要和更加鲜明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和政治属性。《山海情》主要讲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宁夏贺兰山东麓的一个小村镇如何在20多年间使其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讲述了福建与宁夏这样一个跨越民族、穿越山海，互相帮助和协作脱贫的故事，栩栩如生地演绎了如何“开对药方子、拔掉穷根子”，阐释了不仅“扶贫”，更要“扶志、扶智”，展示了脱贫之难，也诠释了扶贫战略的重大意义。福建对宁夏的对口帮扶，是地域上的结合，也是民族间的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基础、情感归属和精神指引，其根本归属是各民族在革命建设、实践发展中所凝聚的政治认同。《山海情》中随着从福建来对口帮扶的陈金山、凌一农、吴月娟等人的到来和劳务输出、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让“固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悄然发生着变化。短短的二十多年，通过福建省的对口支援，热血、勤劳的西北人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青山绿水的新家园，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出现在了西海固的青翠山林里。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质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共同体意识所凝聚的政治认同是以国家为中心，各民族人民团结协作、共生共存的合作意识。

（二）身份认同：共同体意识的群体确认

影视剧是具备大众文化属性的媒介，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传递着创作者和被创作故事对于自我文化的取舍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不断被稀释，历史发生断裂，社会发生断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人类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获得产生迷茫。”[3]在影视剧的创作中，创作者需要不断地确认自己身份的认同与属性，并重新思考其所创作内容的文化含义及文化价值的传递。《山海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只有黄土的戈壁滩，以马得福、马得宝、白麦苗、尕娃、水旺这五人的命运变化和奋斗历程为线索，以他们所在的闽宁镇在脱贫攻坚背景下的发展为纽带展开叙事。将家国情怀融入个人、家庭和两个民族的发展叙事中，由小及大、自下而上、层层递进，讲述了中国西北脱贫攻坚的故事，唤起了观众的集体记忆，使观众在剧情发展中获得身份认同。阿莱达·阿斯曼认为，“集体中无疑有记忆，但记忆不可能从集体中创造出，因为集体中不存在有机的地盘。集体记忆背后存在的不是集体精神或客观精神，而是社会所使用的符号和象征等。”[4]影视剧是以视听元素为主的媒介，《山海情》表现了最为自然的戈壁风光和真实的西北生活，这些特定符号是观众对于特定背景、生活环境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确认。《山海情》在语言上的选择也促进了身份归属的进一步确认，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曾指出，“方言才是源初语言，是语言之母。在聚集意义上，它是存在的本真之家。”[5]方言元素作为一种文化符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语义和审美增效。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更愿意选择与自我身份相近的语言来进行交往并由此获得身份认同。《山海情》采用方言台词，不管是浓厚的西北腔调还是充满“海水”味道的福建口音，使得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自动对语言进行识别和区分，语言带来的熟悉感使观众从中获得认同感和身份归属。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影视剧对于视听元素的设计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认知的整合与实践。

（三）情感认同：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情感是一种具有传递性和共鸣性的心理体验，影视剧中对情感的表达是凝聚观众情感认同的重要机制，也是影视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情感叙事在影像叙事中呈现出一种自然贴近的叙事风格，其叙事的逻辑是在“情感”外衣的包装下与观众保持亲近的距离，观众在接受电视剧影像叙事的同时，也在情感营造的氛围中接受了影像所传递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6]《山海情》将情感附着于情节发展和视听表达中，将叙事主题牢牢紧扣“脱贫攻坚”这一国家和广大人民共同关心的时代主题，将观众潜在的情感进行调动，使得情感上的共鸣获得高度的统一。2021年，《山海情》的播出背景正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节点，其中不管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脱贫还是任劳任怨扶贫干部的坚持，一系列的脱贫写照都被放大映射在现实的脱贫实录中，情感在影视与现实的比对下进一步得到释放。新时代影视剧在基于对情感的营造使得传播效果由个人自我的情感寄托逐步发展扩大为群体道德的激发和思想内涵与价值的传递。《山海情》通过多条个人叙事，将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放置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和问题下，它关联着每一个人、每一群人、每一个民族对于贫困的深刻记忆，由此形成了最为强烈和真实的情感感召力。因此，《山海情》既是个人奋斗史，又是为中国乡村变革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一代人的精神史，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集合体，它关系到每一个民族。

三、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书写

中国的发展历史和进程中，56个民族联系越来越密切，感情越来越深厚，“56个民族是一家”的意识越来越普遍。近年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任务的推进，一大批脱贫攻坚主题的优质剧目纷至沓来，掀起荧屏脱贫攻坚主题宣传的高潮。“影像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构成了从自在到自觉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递进式完整想象，影像中建构了‘原生论’色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但这些表现手段本身却具有‘现代论’的色彩。”[7]扶贫剧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促进了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传递，推动了扶贫剧创作的创新性，同时也激活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意义。

（一）传递共建共治共享主流价值观

脱贫攻坚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上升发展到了国家经济社会治理领导层面的战略高度，社会治理工作是推进国家经济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共建共治共享，即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参与分享，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组织通过结构性地整合成为一个‘共同体’来共同治理、共享利益、共生发展。其意在构建一种基本的社会治理形态，通过民主协商、共商共治、群策群力，充分调动和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共同治理社会事务，缓和社会主要矛盾，提升政府效能，实现社会均衡发展。”[8]《山海情》用影像呈现了“固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实施“吊庄移民”政策，在戈壁滩上新建家园的故事，展现了脱贫攻坚在艰辛历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浓缩了时代精神，反映了“共同发展”的中国式发展经验。《山海情》中呈现的共建共治共享是以基层组织为力量，结合东西部对口帮扶结构性地整合成一个“共同体”。这种模式解决了发展过程中不均衡的问题，有效地动员了基层群众，完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流动，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形态。社会资源配置的流动以社会人员的流动为依托，成为利益共享、共生发展的基础，资源、技术、文化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主流价值观在社会流动中得以共享且产生密切联动。

（二）推动扶贫剧创作的创新发展

《山海情》作为一部扶贫剧，不是空洞的国家扶贫政策宣讲，也不是表面的扶贫干部事迹歌颂，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家国同构和类型整合的创新。每一个国家都是由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小家构成的，每一个小家的兴盛衰亡或是悲欢离合都是一个国家的映射和一个时代的缩影。电视剧《山海情》中国家情怀被融入个人、家庭和闽宁镇的发展叙事中，以马得福、马得宝、白麦苗、尕娃、水旺这五人及家庭的奋斗历程和命运变化为线索展开叙事，烘托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亲缘体这一独特性质。在剧目类型创作上，《山海情》整合了励志剧、情感剧的叙事手法，以闽宁镇的脱贫发展为主线，其中穿插马得福与李水花感情错过和马得宝与白麦苗辛勤工作、艰苦创业的剧情，这些广受大众喜爱的桥段和剧情增强了扶贫剧的趣味性，壮大了扶贫剧的观看群体，扶贫故事向多元化延伸，在视觉、听觉和情感建构上展现出了活力与创造力。

（三）激活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价值

影视剧是最贴近社会生活的大众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对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教育，是影视剧尤其是主旋律影视剧一直所贯穿的内核。《山海情》通过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艺术化表达，以“以小见大”的故事呈现方式，获得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各个圈层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信息多元化的今天，“对包含中华民族历史精神与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主旋律传播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影视作品必然更要承担起‘以文化人’的重要作用，展示时代风貌，沉淀信仰力量。”[9]《山海情》人物形象的勾画展现出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教育价值，剧中的人物塑造都是有原型人物作为支撑，剧中菌草专家凌一农的原型林占禧教授率领团队扎根工作在环境恶劣的第一线，任劳任怨地给予菇农帮助，成功解决了蘑菇种植和生产滞销的问题，让观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大爱无疆、奉献牺牲的精神；扶贫书记张树成在电视剧结尾因车祸牺牲，这也是其原型人物李双成的真实结局；马得福原型人物谢兴昌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坚定无私地带领村民摆脱苦难，过上美好的生活。就是有这些原型人物的真实故事作为支撑，让观众更深刻地体会到脱贫干部工作的艰辛和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与精神，这些精神内核在一集一集情节的推动下，传递着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与当下在各行各业同样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灵魂共振，使电视剧颂扬的主旋律在潜移默化中更为深入人心。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友好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逐步被广大群众所认知和接受。影视剧用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和实践在不断提醒我们：博大精深、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是中华各族人民书写出来的，《山海情》中跨越戈壁滩和大海的民族情是伟大中国里普遍且真实的存在，这些真切的感情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也是继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情感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