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运文，崔 潇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与理论探索。新时代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持续谋划、部署和推动，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先后建立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和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众多领域诸多学者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经系统详细深入梳理，新时代十年学界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进展如何”四个脉络展开，形成的研究结论和提出的研究观点对指导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通把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现在、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前瞻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是什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内涵

（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骆永昆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其次也是责任共同体，即中国与东盟都肩负着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的责任。①骆永昆：《打造中国东盟新型命运共同体》，《国际商报》2014 年11 月17 日第 A04 版。陆建人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双方对基本价值观、发展观的认同，是加强彼此认同感的过程。②陆建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创新》2015年第5期。刘军、柯玉萍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东盟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有认同和共同利益，且不断制度化或组织化。①刘军、柯玉萍：《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学术探索》2016年第1期。赵铁、林昆勇、何玉珍认为，交融性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意。②赵铁、林昆勇、何玉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容

陆广济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由集体认同、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长期共同利益等三个要件构成。③陆广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天府新论》2019年第5期。李文认为，“发展安全”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④李文：《“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10期。葛红亮、鞠海龙认为，增进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合作安全关系的落实则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和体现。⑤葛红亮、鞠海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4期。

（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陈邦瑜认为，“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和“平等互信、睦邻友好”分别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证。⑥陈邦瑜：《国际共同体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领导科学论坛》2015年第19期。赵铁、林昆勇、何玉珍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基础是兼顾共同利益，重要内容是承担共同责任，首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发展，精神保障是推动共同理解。⑦赵铁、林昆勇、何玉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四）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甘雪春、邵建平认为，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形式，涵盖了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层面的现实内涵：一是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中国—越南政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的特殊性所在，也是最具战略意义的部分；二是经济发展目标相似，越南要实现迈向现代化工业国的目标，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三是安全上中国与越南都希望地区和平与稳定。⑧甘雪春、邵建平：《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和建设路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二、为什么：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与意义

（一）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动因

1.推动区域合作“更上一层楼”。阮建平、陆广济认为，建立利益深度交融和战略互信的命运共同体是深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根本途径。⑨阮建平、陆广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陆广济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能淡化和化解冲突与对抗，推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往更高层次发展。⑩陆广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赵铁、林昆勇、陈林认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⑪赵铁、林昆勇、陈林：《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增进政治与安全互信。曹云华认为，由于不信任甚至猜疑的加剧，中国与东盟需要共同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⑫曹云华：《新型的中国—东盟关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2015年第3期。刘军、柯玉萍认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的是全力推动中国与东盟政治和安全互信。⑬刘军、柯玉萍：《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葛红亮、鞠海龙认为，中国以“命运共同体”审视和看待中国—东盟关系，主要是希望推动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战略互信。⑭葛红亮、鞠海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3.践行周边外交理念和方针。林昆勇认为，中国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在东盟国家得以践行。①林昆勇：《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7期。陈邦瑜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思维和美好愿景。②陈邦瑜：《国际共同体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邦瑜、韦红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针对东盟的具体方式和远景目标。③陈邦瑜、韦红：《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4期。

4.重新定位与东盟的关系。曹云华等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由地区性大国逐步向世界性大国迈进，中国需要努力与东盟一起着力打造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与区域外大国共同促进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地区秩序，以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加快区域一体化，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④曹云华、张彦：《东南亚国家“海权观”的建构和变化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

（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

1.“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的机遇。陆建人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和东盟将获得更多的共同利益、增加更多的认同感。⑤陆建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祁亚辉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巩固和拓展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带来历史性机遇和条件。⑥祁亚辉：《教育合作：巩固和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10期。李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同秉持和平发展理念，创新区域合作新模式，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佳路径选择。⑦李文：《“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2.面临地缘经济合作阻碍因素制约。黄英明认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相似性、CAFTA 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国内的矛盾和摩擦、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条件恶化等因素，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成挑战。⑧黄英明：《“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东盟深化地缘经济合作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翟崑、陈旖琦认为，中美战略博弈迫使东盟国家“选边站”加剧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体系压力。⑨翟崑、陈旖琦：《第三个奇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及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面临西方国家负面杂音的挑战。刘盈认为，西方政客对中老关系的歪曲、对“一带一路”的污名化、老挝资源和环境民族主义、老挝与越南特殊的历史关系等，是影响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负面杂音。⑩刘盈：《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进展、挑战及强化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顾佳赟认为，柬埔寨社会矛盾、西方利用关税对柬埔寨施以重压、西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是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新挑战。⑪顾佳赟：《新时代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挑战与建议》，《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

（三）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1.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刘稚认为，相似历史命运、经贸交往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广泛影响、共同的亚洲价值观特征，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历史发展基础。⑫刘稚、徐秀良：《次区域合作视野下中国在周边的软实力建设——以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为例》，《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12期。任珂瑶、艾伦（老挝）、钮菊生认为，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记忆、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为构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扎实的社会制度基础。⑬任珂瑶、钮菊生、艾伦：《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路径探析》，《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4期。

2.深厚的感情友谊基础。张颖认为，传统友谊和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分别是构建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和道义基础。①张颖：《中缅命运共同体及其示范意义》，《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甘雪春、邵建平认为，“同志加兄弟”友谊是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两国关系框架、党际关系成为构建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②甘雪春、邵建平：《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和建设路径》。

3.合作共赢的现实基础。赵铁、林昆勇、陈林认为，“共享发展机遇”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基础。③赵铁、林昆勇、陈林：《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甘雪春、邵建平认为，贸易和投资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是推动构建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坚实经济基础。④甘雪春、邵建平：《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和建设路径》。张颖认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交汇点。⑤张颖：《中缅命运共同体及其示范意义》。

4.共同的安全目标基础。陆建人认为，追求共同目标和利益、肩负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责任，是中国首选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原因。⑥陆建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陈邦瑜、韦红认为，中国与东盟建立的一系列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⑦陈邦瑜、韦红：《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区和试验田。于洪君认为，中国和东盟完全有能力把中国—东盟打造成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区和样板区。⑧于洪君：《中国—东盟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先行区和命运共同体示范区》，《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2 期。邢广程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经走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第一方阵。⑨邢广程：《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代世界》2021年第8期。

2.增强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阮建平、陆广济认为，随着中国—东盟交往范围和程度的扩大、加深，中国与东盟既有的政治互信已明显滞后，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中国与东盟通过加强沟通和制度建设超越历史恩怨，克服现实的安全困境，深化政治互信。⑩阮建平、陆广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探析》。

3.实现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范佳睿、翟崑认为，通过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能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设计、制定和遵守地区规范转变。⑪范佳睿、翟崑：《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翟崑、陈旖琦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堪称“第三奇迹”，加强了中国与东盟的连接性，史无前例、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地区系统的互动。⑫翟崑、陈旖琦：《第三个奇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及展望》。

4.促进东南亚、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阮建平、陆广济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双方超越现实经济纷争，探寻合作共赢时代方案。⑬阮建平、陆广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探析》。陆建人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东盟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提炼、升华和集中表达，对促进中国—东盟发展，促进东南亚、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⑭陆建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怎么样：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略

（一）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思路

1.“三个层面”建设思路。刘稚认为，一是从地区合作层面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推进，二是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层面通过发挥山水相连、人文相通优势注入建设内容推进，三是从各国关系层面通过与中国关系密切、基础扎实、互信度高的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取得突破推进。①刘稚：《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光明日报》2015 年3月19日，第 7 版。

2.“六大方面”建设思路。曹云华认为，一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二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并重，三是正确处理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四是与东盟国家携手共同促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五是更全面、更有效地促进民间交往，六是从构建利益共同体再往构建社会与文化共同体、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循序渐进迈进。②曹云华：《新型的中国—东盟关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3.“2+7 合作框架”建设思路。徐步和杨帆认为，一是将提升东盟地区人民福祉作为首要任务，二是在推动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三是深化合作（尤其要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和互联互通合作），四是继续妥善管控分歧、排除域外势力干扰。③徐步、杨帆：《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启航》，《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4.“一项原则、两个统筹、三大支柱”建设思路。李晨阳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统筹好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密切人文交流。④李晨阳：《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

（二）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1.通过海上合作推动构建。陆建人认为，一是通过共建海上合作项目推动中国和东盟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二是通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打击海盗、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推动中国和东盟建立责任共同体，三是通过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中国和东盟从发展共同体迈向命运共同体。⑤陆建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2.通过创造环境与平台推动构建。李文认为：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更加安全的和平环境，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朋友圈，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良好经济合作氛围和安全环境，四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发展安全，五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安全。⑥李文：《“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基于新时代外交理念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方略

1.基于“亲诚惠容”理念的构建方略。陈邦瑜、韦红认为：一是通过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二是通过树立共同的安全理念，推动形成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三是通过公共外交加强人文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增进民间友谊，使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⑦陈邦瑜、韦红：《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构建方略。王义桅认为：一是推动中国—东盟战略对接，以点带面、聚点成片带动中国与东盟乃至亚太的互利合作；二是推动中国—东盟使命对接，共同为各项建设事业注入新活力；三是通过东盟与APEC、RCEP、FTAAP 对接推动中国—东盟机制对接，带动区域发展为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⑧王义桅：《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迎来新机遇》，《北京日报》2017 年11月15日，第3 版。

（四）基于共同价值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方略

1.基于“和”“合”文化的构建方略。范佳睿、翟崑认为，中国“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⑨范佳睿、翟崑：《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古小松认为，推进新时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要“以 he 为贵”，“he”包括“和”与“合”，要做到政治外交上的和平共处、经济贸易上的平等合作、民间文化上的和谐交流。①古小松：《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时代的中国东南亚关系》，《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基于“身份认同”的构建方略。陆广济认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就是塑造集体身份，首先需要形成互利共生文化，其次需要建立“以心相交”的互动文化，再次需要形成共同安全的战略文化。②陆广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刘军、柯玉萍认为，不断增强东盟认同、培养处于萌芽期的东盟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力。③刘军、柯玉萍：《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五）扩大人文交流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方略

1.基于宗教合作交流的构建方略。郑筱筠认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重视宗教的变量作用，要从文化交流层面完善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寻找最大公约数稳步推动交流对话，要深入研究在宗教领域展开对话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夯实交流对话的人文基础，要多途径积极参与宗教全球治理，参与制定宗教全球相关领域治理规则。④郑筱筠：《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2期。

2.基于民间交流合作的构建方略。于洪君认为，RCEP 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扩大中国与东盟教育交流与合作规模并提高质量和水平，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东盟文化艺术合作、媒体交流与合作和智库交流与合作。⑤于洪君：《扩大人文交流与合作，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第4期。祁亚辉认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快实现从教育融合到文化融合，构筑起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⑥祁亚辉：《教育合作：巩固和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3.基于抗疫合作的构建方略。雷小华、刘肖华认为，中国与东盟携手抗击疫情，诠释了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积蓄了更多新动能。⑦雷小华、刘肖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抗疫中进一步升华》，《广西日报》2020年3月27日，第14版。马丽、董川认为，中国与东盟抗疫合作充实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诠释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邻里之道，为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动力。⑧马丽、董川：《中国—东盟：迈向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学习时报》2020年5月29日，第2版。

（六）地方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方略

1.广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方略。鹿心社提出广西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五大方略：一是坚持讲信修睦，切实健全合作平台机制；二是坚持合作共赢，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三是坚持平等互利，不断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四是坚持守望相助，积极参与安全领域合作；五是坚持美美与共，全面深化政党人文民间交流合作。⑨鹿心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服务和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2021年第8期。

2.云南服务构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方略。张瑞丽、徐志亮提出了云南服务构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宏观与微观互动”方略。⑩张瑞丽、徐志亮：《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云南方案：跨境民心相通的视角分析》，《普洱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吕琼梅认为，云南可以从继续加强政治互信、加快跨境产业合作、优化边境通道管控、促进民心相通、巩固传统友谊等五个方面推动构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⑪吕琼梅：《云南参与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探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4期。

（七）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国别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略

1.推动构建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略。王灵桂等认为，中国和柬埔寨应积极推进包容性经济发展、加快发展战略对接、做好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减贫合作，为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经济基础、创造合作条件。①王灵桂、宋独、赵江林等：《面向命运共同体的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外联合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4页。顾佳赟认为应通过强化政策沟通与协调、推动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注重优化社会宣传、强化执法合作推动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建设。②顾佳赟：《新时代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挑战与建议》。

2.推动构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略。任珂瑶、钮菊生、艾伦认为，应发挥中老经贸互补、制度相同、地缘相近和人文相似的优势，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③任珂瑶、钮菊生、艾伦：《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路径探析》。刘盈认为，应通过深化治国理政交流与党际合作、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老挝战略命运共同体建设。④刘盈：《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进展、挑战及强化路径》。

3.推动构建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略。甘雪春、邵建平认为，在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和越南应坚持“十六字方针”和“四好原则”，深入挖掘“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从深化党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海上争端的管控、推进“一带一路”和越南“两廊一圈”对接、深化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四个方面入手推进中国—越南战略命运共同体建设。⑤甘雪春、邵建平：《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和建设路径》。

4.推动构建中国—马来西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与方略。宋效峰认为，中国应以互联互通为抓手，以经贸和投资为重点，推动构建马来西亚（东盟）—中国利益（经济）共同体，应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共同管控地区热点，推动构建马来西亚（东盟）—中国安全共同体，应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助力马来西亚（东盟）—中国命运共同体建设。⑥宋效峰：《马来西亚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分析》，《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

四、进展如何：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成就与经验

（一）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1.取得全方位进展。刘盈认为，中国和老挝签署《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推进了政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夯实了利益共同体的基础，加强了责任共同体意识，推动了民间对两国命运共同体的认可。⑦刘盈：《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进展、挑战及强化路径》。李嘉宝认为，中老铁路通车是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的硕果，成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写照。⑧李嘉宝：《一条铁路，诠释中老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12 月9日，第6 版。

2.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实践经验。李珍刚认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六大经验启示：一是顶层设计和平等尊重是基础，二是国别和区域是有效切入点，三是目标引领和重点突破是重要路径，四是组织机制是重要平台，五是积极实践与探索可以为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赋能，六是需要长期的累积过程。⑨李珍刚：《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和国别视域下中国与老挝实践的逻辑》，《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4期。

（二）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1.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王文天认为，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建设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一是中国和柬埔寨高层往来频繁，战略互信持续加深；二是中国和柬埔寨互利合作提质增量，经贸关系加深融合；三是中国和柬埔寨执法合作更加密切，捍卫共同利益能力增强；四是中国和柬埔寨民心相通深入推进。⑩王文天：《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成果》，人民网，2020年5月5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BIG5/n1/2020/0505/C411 83731697074.html.

2.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示范作用。王文天认为，中国和柬埔寨签署的《中柬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是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签署的首份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将对构建周边乃至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重大示范引领作用。①王文天：《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国际商报》2019 年4月25日，第B02 版。

（三）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快车道

李令认为，中国和缅甸政治合作不断深化，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已从概念规划阶段转入“工笔画”快速实质建设阶段，共建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前景可期。②李令：《中缅70 年：从胞波情谊到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7月9日，第8 版。张颖认为，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建的第三个国别命运共同体，以“胞波”情谊为标志的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③张颖：《中缅命运共同体及其示范意义》。

五、前瞻：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拓展方向

综上所述，学界研究成果表明，新时代十年，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要求总结好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提供了前瞻方向和重要遵循。

（一）总结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一是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系列论述，全面收集数据实例，进一步丰富相关重要定论。二是针对历程总结的不足，可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历程进行科学划分，把党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分阶段总结好。三是针对成就总结的不足，可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方面，把党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系统总结好。四是针对历史性变革概括的不足，可通过充分阐释中老铁路通车等标志性事件的实践价值，把党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概括好、凝练好。

（二）总结好积累的新鲜经验

一是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形成宝贵经验的系列论述，广泛收集实践做法素材，充分阐释相关宝贵经验的内涵，指导新发展阶段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动。二是针对形成的经验总结的不足，可分国别对中国与东盟探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经验进行总结，把党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宝贵经验总结好。三是针对历史意义总结的不足，可从为解决东南亚地区发展重大问题的角度，把党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的历史意义总结好。

（三）探索研究科学逻辑体系

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进行历史溯源，深刻揭示党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二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进行理论溯源，深刻揭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三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进行实践溯源，深刻揭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四）面向新发展阶段开展研究

一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与东盟提升战略互信、经贸合作、科技创新、抗疫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共建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友好家园开展方略研究。二是针对尚未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展战略研究的不足，可通过分析研究新发展阶段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基础条件、环境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远景目标和重点任务等，为新发展阶段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研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