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建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1]出版业是阅读内容的主要供给者，一直坚持为人民出好书，以精品阅读引领时代风尚，为书香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与智能技术发展，信息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也随之改变。出版业的新变化和发展新态势，需要构建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新体制，确保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精品出版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要。

一、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新态势

出版业是党的宣传思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传播与主流价值观塑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文化产业领域改革发展的试验田，一直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思想，全行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业获得新的历史机遇，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1.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新闻出版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新闻出版要讲党性，坚持党性，就是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的重要理论创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2]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原则，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3]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4]新闻出版工作者要深刻把握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工作全面领导思想的深刻内涵，增强遵循新闻出版工作规律的自觉性，大力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2.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5]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存在发展的定海针与压舱石，规定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生命ID与根本属性，解决了新闻出版业的本体问题。[6]新闻出版的本体一旦确定，围绕新闻出版的所有争议也就有了明确方向与标准答案，[7]诸如真实性、客观性、新闻出版双重属性、新闻出版功能与效果等认识性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近年来，出版业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出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精品佳作。主题出版正引领时代潮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主题图书成为畅销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求我们，出版内容要为人民群众负责，要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有了优质的内容就要把它传达到用户，要拓宽新闻出版的渠道，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接触到内容，真正做到“内容为王，渠道制胜”。

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围绕优秀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创新出版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8]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与任务就是增强出版公共服务效能、创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保障特殊群体基本阅读权益和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健全建设出版公共服务网，不断丰富和完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方式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一是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自2006年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以来，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连续九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的贺信，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全民阅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掀起了书香中国建设的新高潮。根据《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到2025年，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将基本形成，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9]二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农家书屋成效显著。农家书屋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五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目前，各地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农村农民读书月、主题阅读等活动，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也在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无障碍出版服务水平大幅提升。2022年5月5日，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得文化和教育权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正式生效，目前，我国盲人出版服务的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盲文读物、有声读物、数字出版物、大字读物和盲用信息化产品等多形态盲人文化产品系统。[10]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活权利，既是一个合法政府的基本义务，也是其合法性存在的必要前提。就图书出版业而言，相继实施的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国家盲文出版基地等工程为全民阅读和书香中国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4.全媒体融合发展引领风潮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媒体融合的终极目标就是全媒体。[11]2022年4月18日，中宣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打造一批竞争力强、优势突出的出版融合发展示范企业，有效巩固数字时代出版发展主阵地，始终用主流价值引领网上出版舆论，进一步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12]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如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中南出版集团等，积极布局全媒体发展，经过多年实践，已成为拥有出版社、期刊社、报纸、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多种媒体形态的有强大影响力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13]实体书店积极转型，拓展功能，由单纯的卖书场所逐渐变成市民活动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智能型文化书店将打造成线上线下融会贯通的新型环保生态书店。印刷业坚持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印刷方式、印刷工艺、印刷管理、印刷经营方式、印刷业务模式等不断创新，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出版物智慧印厂成为建设重点。企业之间的融合、企业内部业态的融合、渠道的融合、各种技术的融合、市场的融合等，应该多管齐下，在大数据等技术的推动下，实现新闻出版业与新兴媒体、上下游产业、相关产业之间的大融合与全媒体发展。

二、出版体制机制的新变化

1.党对出版业要求的新变化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4]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5]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6]出版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在新征程、新理念、新格局下，党赋予了出版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这个使命任务下，党对出版业的新要求就是建设出版强国、实现文化惠民。如此，出版业就要有明确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首先是以社会效益为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其次是做创新型企业，在改革发展的所有环节推动内容创新、科技创新、渠道创新、营销创新和服务创新；最后是在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调适的基础上，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进行高质量发展。

2.宏观管理职能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探索阶段，以治理整顿和强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阶段，以转企改制和集团化为主要内容的体制转型阶段和以融合发展和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业态转型阶段。[17]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关于出版物的属性非常明晰，出版物首先是意识形态属性，当然也具有商品属性。不论是纯公益性的出版机构还是产业性的出版企业，其出版物无一例外兼具这两个属性，这就决定了出版业必须要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新时代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出版体制改革在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打破束缚出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中，宏观管理职能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全国新闻出版业划归中宣部管理，强化了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属性。二是着力朝服务职能转变，通过创新、政策、奖励、资助等方式营造较好的出版环境，拉动出版业的整体发展。三是强化政策和法律手段，通过各种要素管理，实现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协调。四是担负引导出版全行业产业链重塑职能，积极培育市场、渠道和新兴出版业态，着力推动出版业向全媒体出版转型。

3.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变化

政府在出版业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合理的政策制度、保证较为充足的投入、维护正当的市场竞争等。《纲要》强调，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以高质量统摄公共文化服务。在《纲要》中，党和政府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范围，不仅提供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文化产品，而且提出要加强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原创能力。在强调创作生产的同时，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传播也是重中之重。第二，要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下功夫，尤其要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一体化、全民阅读和书香中国、全媒体出版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好工作。第三，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变化还体现在对外文化传播上，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积极开展“感知中国”“走读中国”“视听中国”活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4.社会监督方式的新变化

社会力量对出版业的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重要内容。从理念上来看，社会监督是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助推器。通过社会监督，出版企业生产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高质量产品，有利于主流价值观传播和正面舆论引导，更好考虑利益相关方的福利，注重生态环保，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很多出版企业已经切实加强了与包括政府部门、NGO组织、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组织机构的合作，旨在共同提升我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执行能力。公众评价在推动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和主动参与意愿的多元群体， 社会公众会对产品进行监督，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发表意见、建议或批评，使出版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出版业的全民自治不断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社会化治理体系正逐渐形成。全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舆论监督将是出版业社会监督的主要方式。智能技术、大数据与算法等新技术会给公众带来更多利好，有利于激发公民意识，开展成熟有效的科学监督。

5.出版行业自律的新变化

中国出版业的行业协会如中国出版协会等，对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行业协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是“加强行业自律，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出版单位和从业者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2019年12月，中国记协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该准则自1991年颁布以来，历经三次修订，在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提升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8]2015年50家行业社团联合签署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突出自律，促进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道德坚守与法律治理相结合。[19]为促进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执行，应从以下方面着力。首先， 在行业层面， 各行业协会要主导建立普遍认可的价值、行为和道德规范， 成为从业者和机构的基本工作原则。其次，设立由出版业内外相关人士组成的图书评议机构， 对整个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 接受社会对行业的投诉。再次，加强和规范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为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利用新媒体技术精准评估个体和机构的自律行为与后果，使全行业在法律和职业道德的框架内更加规范地运行，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图书产品。

三、构建新时代出版管理新体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按照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新体制正在建成并不断完善，本文从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方式和管理职能四个维度对出版管理体制构建作一简要勾勒。

1.出版管理主体问题

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对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经济属性及相互关系有了新的科学认识与界定，进一步明确了出版业“社会效益为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要求，充分保证了出版业传播真理、塑造信仰等功能的发挥。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作为管理主体，中宣部直接领导管理出版业的各项工作，体现了出版业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性，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新体制的根本基石。

2.出版管理客体问题

出版管理客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新体制的着力平台。这实际上是指出版管理内容问题，也就是党和政府应该管什么的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20]从办文化到管文化，从操盘手到服务者，管理主体必然始终紧紧抓住社会效益为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个主线，以政策和法律为准绳，以科学有效的监管评估指标体系为手段，借助新媒体技术，即时掌握出版物的生产与传播情况，运用各种奖惩机制，确保出版管理客体多出精品佳作。

3.出版管理方式问题

不断革新的系统性的管理方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新体制的基本法宝。当前，我国出版业逐渐从直接管理为主过渡到间接管理为主。融合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与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管理方式也日益灵活和丰富。从宏观层面来看，基于法治的间接管理将会带来全过程民主的参与型管理方式。新媒体技术尤其是大数据、算法和智能技术，可以使出版全行业在纵向与横向上实现较好的信息公开透明。同时，围绕管理客体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生产主体运营等要素产生合力，使出版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得以最大化。从微观层面来看，新媒体技术使得管理方法和管理程序日益灵活多样且科学有效：未来应该是行政、法律、经济、思想、人本、目标、系统等方法融合发力的态势，管理程序日益简洁有效，管理客体充分发挥生产主动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新性，出版生产力从而不断提高。

4.出版管理职能问题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管理主体的职能也有了相应变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新体制的基本保障。新时代出版管理职能的核心要义就是进行正面引导、解决市场失灵、培育健康市场和维护公平竞争。2018年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并入中宣部反非法反违禁局，各项行政命令也大多以反非法反违禁局的名义发布，体现了出版管理机构职能的新变化。未来，出版管理职能将始终聚焦这一核心，在出版融合发展战略中发挥灵魂作用，助力全媒体出版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