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陈云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参与者和核心领导成员，并且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重新建立了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一年之久的联系；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关于遵义会议召开情况的现存最早的一份档案性质的历史文献；几乎与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同步，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第一时间向共产国际系统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作为长征非同寻常的亲历者，陈云撰写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成为最早全面宣传长征的传世之作。系统梳理和回顾陈云当年的相关历史贡献，对于深化长征史研究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辉煌，教益良多。

一、陈云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

陈云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参加长征的，是当时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四位常委之一（另外三位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是遵义会议上补选的常委）。[1]173-174他在长征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坚定支持者。以往学界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在遵义会议前后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的态度也是十分关键的。在长征以前的革命生涯中，陈云从未从事过军事斗争，但他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对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和“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很早就有所了解和认识。他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就分析了福建事变后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合作协定，但军事指挥上却没有配合这一政治决策，错失粉碎敌人“围剿”良机的问题。长征开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教条主义的机械指挥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这个错误很大”。[2]6长征开始时陈云由于没有随中央纵队行军，而是作为中央代表领导协调红五军团的行动，因此没能出席讨论改变红军前进方向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但是张闻天后来向他介绍了当时所争议的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陈云因此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他后来记述了黎平会议后党“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因而出现的转机，即“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2]71934年12月13日陈云兼任军委纵队政委后，出席了1935年元旦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进一步明辨了是非。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样，是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明确地把陈云和张闻天、王稼祥并列为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3]128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回顾这一时期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1]389他在1940年7月10日的自传中写道：“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4]166-167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后，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成果，成为陈云更加自觉的积极行动。

第二，推动长征胜利的“政治局代表”。陈云在长征期间的职责不断变换和加重。在长征开始前，身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而红五军团肩负为全军出征殿后的重任。陈云不负众望，协同红五军团首长及全体将士掩护全军连续冲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转兵贵州后，陈云改任军委纵队的政委，遵义会议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正确组织路线的落实，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与此同时，陈云还承担了一项又一项临时指派的艰巨任务。首次占领遵义城后，他奉命担任警备司令部的政委；一渡赤水时他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中央纵队的笨重物资（轻装）；二渡赤水时又负责指挥架桥；抢渡金沙江时，他出任渡河指挥部政委，和司令员刘伯承一起创造了七天七夜指挥全军“巧渡金沙”的传奇；穿越彝族区时，他出色地组织并完成了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后续民族工作；随后，他一度接替拟到雅安冕宁地区开展地方工作的李维汉，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曾撰写《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告诫离开主力部队到沿途开展游击战争的同志，必须反对关门主义，树立独立打造新局面的决心。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长征期间中央对陈云没有明确固定的分工，他是个机动干部。他由于能力强，善于指挥协调，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任，也深受部队指战员的信服，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5]297

第三，离开长征队伍后的长征“参与者”。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泸定会议，正式决定派陈云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并尝试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早在1935年2月底或3月初，党中央就有要陈云去白区工作的动议，当时派潘汉年先行离队赴沪；4月底，当红军兵临昆明时，中共中央又有让陈云离队从昆明去上海的安排，后因行动受阻，他只得折回红军大队；6月12日，陈云结束了他8 个月的万里长征（他当年记述是走了“一万两千里”，实际是近18000 里），惜别朝夕相处的战友，由当地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党员陈梁护送，由天全、雅州(今雅安)、成都、重庆等地辗转，经过一个多月的危险曲折，在7月中旬抵达上海。陈云出川，未能走完长征全程，对他来说看似一个遗憾，但却对长征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远离了长征队伍和战友，但陈云的思绪一刻也没有离开长征，因为他深知长征的胜负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上海领导开展地下斗争之余，他从8月就开始起草记录红军长征经过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陈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这与陈云到上海的另一使命不谋而合。经宋庆龄安排，由当时在上海开诊所的马海德掩护，陈云一行登上开往海参崴的苏联客船。

9月上旬，陈云抵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是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陈云第一时间掌握了相关的内容和精神。到莫斯科后，他先是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随后又到列宁学校学习，同时准备给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地汇报了红军长征的经过，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阐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能够转危为安并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情况下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主要原因。这是自1934年10月初因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破获（中央苏区与莫斯科的电讯是通过上海中转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整整一年后，共产国际第一次得到来自中共中央的全面汇报。李德曾不无怨意地记述了毛泽东派陈云去莫斯科的情况：“他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按毛泽东的旨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据我以后知道，他首先是要说服苏联政府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质上和军事上的援助。”[3]142的确，陈云的汇报不仅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引起斯大林的特别关注。斯大林专门抽出时间于12月3日下午再次接见陈云、王明和康生，详细询问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也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支援中国革命的愿望。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因此进一步设法建立与正在向陕甘地区进军的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先后派张浩、阎红彦、刘长胜等三批次的人员携带文件、密码或电台，由不同途径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同时还通过宋庆龄等渠道，了解中共的最新情况，并设法建立联系。此后，负责与中共中央和长征队伍的联系与协调工作，成为陈云在莫斯科期间的主要职责之一。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中旬，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并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林育英（张浩），抵达瓦窑堡，先后同张闻天和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从前线回来的毛泽东等见面。林育英的到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表明共产国际对在遵义会议上中共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认同，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同；其次，他对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口头传达，推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正式确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再次，他作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协调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大大加重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径作斗争的砝码，对于团结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全体将士北上，最终促成全国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成就的缘起，主要就是基于陈云关于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与沟通。1936年3月，从苏联辗转回到陕北的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七大的书面文件和密码。但是，由于电台功率等技术原因，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从1934年10月中断的电讯联系直到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文原稿注有“发报第1 号”字样）才得以恢复。[5]233首次进行电讯联络时，共产国际请陈云验证来电是否来自中共中央。陈云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前，刘伯承为他写了两封信介绍沿途的友人和他弟弟掩护陈云，信件藏在其随身携带的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共中央极个别人知道。因此，陈云复电中央询问：“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了什么地方了？”对方回答：“放在暖水瓶底部和里面了。”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的电讯联系才正式恢复。[1]216

电讯联络的恢复，使中共中央在确定向陕甘进军战略方针时就计划的“打通国际路线”，得以提上议事日程。为迎接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共中央制定宁夏战役计划。10月，陈云奉命拟率队并携带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取道外蒙古回国，迎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后鉴于宁夏战役受挫和国内形势的变化，11月3日，陈云和王明致电中共中央明确：不再执行从外蒙古输入军事物资的安排，正在研究经新疆哈密运输装备的计划，询问有无占领甘肃西部以接收物资的可能。[1]22512月8日，陈云按计划率队乘车离开莫斯科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的霍尔果斯，等待接应奉命西进的西路军。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4月18日，陈云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令，筹集食品衣物，经迪化（乌鲁木齐）到星星峡，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接应安置西路军余部李先念等417 人。陈云的长征之缘，就此告一段落。

从1935年6月由天全离开长征队伍以来的两年间，陈云虽然人不在长征队伍里，但一直心系长征。他是重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第一人，是推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促进中共中央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作为长征的亲历者，他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伟大业绩的传播者。陈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二、陈云与长征宣传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的宣传，有两个重要特点：一者他是红军长征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是红军长征诸多决策内幕的知情人和见证人；二者他是海内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诚然，以《大公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在西北考察的范长江，自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陆续在《大公报》发表沿途见闻69 篇通讯（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内中有许多关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形，以及刘志丹红军情况的报道。比如他在9月13日《大公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尔盖地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这篇报道的发表时间就早于陈云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首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但范长江的那些报道尽管难能可贵，可毕竟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其系统性、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以及传播面和影响力，自不可与陈云的相关著述相提并论。

陈云关于长征的著述中,重要性和权威性要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为最。但这二者都是内部的机密文件，很长时间都是秘不示人的。而在当年就产生轰动效应的则是《英勇的西征》和《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一文。笔者1995年为参加纪念陈云诞辰9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撰写一篇论文时曾向当时主持编辑《陈云文选》的一位负责同志（20世纪80年代曾任陈云的秘书）询问此文的作者是否就是陈云，他说他曾问过老人家，陈云否认写过此文。但笔者将此文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照，二者的起止时间是一致的，内容上也有相近之处。而且，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也将此文归在陈云名下。可是因为有权威人士的否认，只好存疑。1996年第5 期《党的文献》重新发表《英勇的西征》，文章注释明确，“施平”就是陈云。2001年第4 期《党的文献》发表陈云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对比之下更是明显可见，《英勇的西征》不仅主要内容与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大致相同，甚至有些段落的行文也相当一致。“施平”应该是“史平”的谐音，《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整理的。报告是在会议上进行汇报的记录，其中有陈云的临场发挥和现场提问及回答问题的记录，而《英勇的西征》是正式公开发表的文本，发表前对文字作过推敲，删节了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因此更为严谨、简洁，或者说是报告的“压缩版”。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更便于阅读和普及。

陈云宣传长征的最主要作品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他在上海蛰居等待赴苏联时就开始起草，1935年秋完成（略晚于《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他假托为一名被俘后随红军行动的国民党军军医，化名“廉臣”，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8 个月的不平凡经历，全景式地真实记录了红军长征的一段历程。《见闻录》全文约四万五千字，完全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是作者在离开长征队伍不久即写出的，加之作者曾经参与长征的领导决策这种特殊身份，因而兼具真实性、思想性、权威性、生动性，既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见闻录》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开启长征，到1935年6月陈云从天全离队这8 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这段行程。单就战役而讲，《见闻录》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连破敌人四道封锁、转兵贵州、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具体描绘了红军将士一路过关斩将、势不可挡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这虽然不是长征的全部历程，但还原了中央红军整整一年长征史中三分之二的过程，描述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中近一万八千里的行军作战经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正面记述红军长征的历史，而且将这些战役行动中红军指战员之迅捷、果敢、勇猛、机智、坚韧、刻苦、耐劳和英勇无畏，刻画得纤毫毕现，其传神和点睛之笔，奠定了后世几乎所有长征作品对相关情景描摹的基调。

第二，《见闻录》不仅系统地记载了长征中红军将士行军打仗的主要过程，而且还用一个个真实情节的记录，细致入微地生动再现了红军的官兵一致、群众工作、组织纪律、民族平等、宗教政策、优待俘虏以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帮助等感人至深的场面。比如，与彝族交往，对于红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见闻录》详细记录了红军由冕宁至安顺场过彝族区，在遭遇不了解红军情况的彝族群众围击时是如何应对的情景：“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赤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7]79

第三，《见闻录》用第三者的眼光，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在为路旁饿以待毙的农妇让衣让粮时所表现的一片爱心；如朱德素有“伙夫头”的称谓和他与士兵水乳相融的关系；如“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如徐特立、林伯渠等的乐观、豁达和和蔼、可敬；等等。在《见闻录》中提到的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还有张闻天、彭德怀、刘伯承、董振堂、林彪、李富春、罗炳辉、贺诚、周昆，以及陈云在长征期间未曾谋面的赵博生、陈毅、徐向前、张国焘等几十人之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对普通战士和英雄群体的记述。比如关于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他写道：“此次战役，赤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十七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赤军模范。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7]82在国民党方面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加诋毁的情况下，如此全面真实地歌颂红军及其领袖，宣传红军的政策及红军的英勇无畏与不可战胜，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心，团结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素材。

此外，《见闻录》还描述了红军将士肩负拯救民族于危亡的责任，万里跋涉北上抗日的坚定志向和英勇行动，在沿途宣传抗日主张的情况。比如毛泽东在遵义民众大会上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7]60在述及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陈云写道：“此时赤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赤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赤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7]85陈云在分析红军为什么能够冲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克服千难万险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赤军兵士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赤军士气大振。”[7]86针对国民党所谓“赤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的污蔑，陈云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民众共赴国难的政策：“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7]90-91已对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了然于胸的陈云，在《见闻录》的末尾，以第三者的口吻感叹：“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7]91把夺取长征胜利和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这在中共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和全体红军将士的初心与夙愿。这表明，《见闻录》不仅是记录宣传红军长征的作品，而且是把红军北上抗日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联系起来进行宣传的优秀读物。

《见闻录》写成于1935年秋，最早发表于1936年3月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刊载此文。8月5日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这样就首先在海外宣传和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出版并全文收入此文的是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①该书是由北平进步青年王福时（张学良的幕僚、东北大学负责人王卓然之子）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在美国记者斯诺与夫人尼姆·威尔士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汇集并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系32 开本，共8 篇300 页。前三篇《毛施会见记》《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是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在陕甘苏区采访毛泽东等的整理稿(当时斯诺根据译音取中国名字为“施乐”)；第四、五、六篇是根据英文刊物《亚洲》刊载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的三篇见闻翻泽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第七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是3月10日毛泽东亲自托人捎给斯诺请他“广为宣播”的；第八篇就是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需要强调的是，该书收录的文章虽然都是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但专门谈红军长征的只有陈云这一篇。《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第一版印行五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各地出现过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全国解放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国内较早出版的单行本有两种，即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本(题目改为《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和1937年12月陕甘人民出版社本。此外，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还将斯诺采访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的那段记述同陈云的这篇文章一同结集出版，题为《长征两面写》（32 开本，62页，由国家图书馆收藏）。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 周年，《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发表了这篇著作。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又根据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的此文单行本，重新校订，作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附录全文收入。《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系统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陈云是传播红军长征事迹的第一人。

三、陈云与长征史研究

陈云对长征史研究的贡献，集中体现于他当年撰写的四种极其珍贵的文献和著作。前面着重介绍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并提及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1935年10月15日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如何从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如何经陈云认定是他的笔迹，以及胡乔木如何考证《提纲》的写作时间是1935年2月至3月上旬并得到陈云本人认可的，这些情况已被学界所熟知。①有些学者考证这篇文献形成的时间是在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应该是陈云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书面材料的一部分，而不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参见费侃如：《〈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形成时间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 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且学界公认这篇文献是关于遵义会议现存的三篇最重要的档案文献之一。②另外两篇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与此相同，陈云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汇报的记录稿，也是作为档案留存，很长时间未能公开，2001年第4 期《党的文献》才首次发表了此报告俄文记录稿的翻译整理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一卷，再次全文收入此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6 册，发布了该记录的译稿。这篇文献也被学界公认是长征史研究中为数不多的第一手档案文献之一。此外，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关于长征、遵义会议和西路军等问题，还有过多次批示、回函和谈话。这里综合上述材料，从史料价值和观点指导的角度，谈谈陈云对长征史研究的贡献。

第一，关于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也就是长征的实质或直接目的。长征是从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的，又是以能否找到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立脚点）作为其胜利与否的标志。根据地的存在壮大与否，关系红军与党的生存，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刚刚抵达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就豪迈地宣布：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无独有偶，几乎与毛泽东同时，陈云也写道：“我们深知牢固的根据地为红军所必需，没有这种根据地，可使国内革命战争之进行感受莫大的困难。从1927年起，我们党就已开始用全力来解决这个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直到今天，这还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他接着叙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为保全红军实力，中共中央“于是决定主力退出中央苏区，以便在中国西部广大领土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因此，中国共产党便有这次著名西征之组织”。[8]104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先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目的，遵义会议后又一度以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目标，在当时红军队伍中，许多人都认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就标志着西征（长征）的结束。陈云离队时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认为“两军会师以后，建立了新的、更强大、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他断定“西征目的已经达到了”。[8]105可见，陈云把根据地的“得”与“失”作为长征成败标志的观点，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而他关于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把根据地条件等同于有无人民的支持，认为人民的支持，“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9]207的阐述，都反映出这一观点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第二，关于长征出发前是否做过精心准备的问题。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认为当时的突围行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10]18与此相应，后世的学术著述在论及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长征时，也大多一味责难“左”倾领导者不准备不动员，仓促行动。而陈云当年的文稿却给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他在《见闻录》中就明确：“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7]46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和公开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中，更是具体列举了当时所做的各项准备。一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党已经派遣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进军闽浙皖赣地区，在从东北方向“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的后方击敌；同时派红六军团西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在从西北方向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后方扰敌。二是对红军基本干部进行加速训练，大部分干部进过红军大学、步兵学校、防空和防毒的专门军校，以及卫生、通信等学校，接受过培训。三是采买60 万石粮食，加紧生产军装、火药，产量提高了6 倍到30 倍，还吸收了三万志愿者参军。陈云称在这两到三个月的“短促期内，而准备工作还是做得尽美尽善”（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称“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2]2）。[8]104-105

陈云的记述，再现了一段被误读或忽视的历史——长征不是仓促无准备的行动，而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战略行动。事实上，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难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早已明朗，中共中央就战略转移问题请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6月就回电表示原则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了保密，“左”倾领导者将行动神秘化，或是把计划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是可能的，但不进行任何准备，完全不进行动员是不可能的。循着这样的思路回顾长征前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年做了不止陈云所记载的那些准备工作，还进行了组织地方武装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守阵地、和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安置伤病员、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思想动员、派遣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以第二抗日先遣队名义远征等，都是长征的前期准备。上述情况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尽管“三人团”专断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给党和红军、给苏区人民造成严重损害，但是，在危急时刻，党的领导还在，党中央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般的红军指战员，无不从坚定的党性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的指令。用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将士，不仅没有在危急关头如其他军队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

这一事实还表明，尽管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在长征中党中央的领导并不是始终坚强有力的，但是，和过去各路红军在各自的根据地孤军奋战不同，长征不仅是中国南方各路红军的共同行动，而且得到了坚持在南方十多个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大力配合，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一次相互配合的战略行动。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使全党和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广大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信仰没有改变，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没有动摇。他们的忘我牺牲精神和勇往直前的革命斗志，以及坚韧不拔的党性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风骨，是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难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之原因所在。这也是主力红军能够相对顺利地连续冲破国民党大军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原因之所在。而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的安全保存，是后来中共能够实现遵义会议的转折的基本前提。对此，陈云有精确的分析和总结：“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2]28

第三，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问题。坊间一度流行一种观点，即遵义会议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开展延安整风之后。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11]作为那段历史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陈云非常清楚，在遵义会议上以及以后的长征中，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对于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沙窝会议调整常委们的分工，正式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2]467陈云由于已经离开中央红军并不知情）。[7]43这里对陈云1935年关于长征的几种著述中与毛泽东相关的记载予以综合分析。

前文已述，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他后来回忆：“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的那些。”[3]168他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一是讲遵义会议前党内对于错误的军事指挥是有争论的，“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7]42其意是指毛泽东等是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立的正确意见的代表；二是具体记录会议讨论的情况，“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指李德——引者注）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7]43这段话表明毛泽东所代表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完全赞同；三是说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并在会后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7]43表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参与军事决策；四是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中央各常委，在遵义会议决议下发后到各军团传达决议精神，得到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拥护。这些记载非常客观，也非常明确，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拥护，他本人因此重返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层。

在《见闻录》中，囿于叙事者的身份和视角，陈云没有正面提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职务和作用，但毛泽东是被他提及最多的人物。他用第三者旁观的视角，在突出反映毛泽东作为红军最高首领作用的同时，兼及其不平凡的多彩人生和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他把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与徐向前、贺龙、萧克等率领的红军并列，称它们“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7]44他介绍了朱毛红军的由来及其在八九年间愈战愈强的光荣历史；他描述了毛泽东的文人气质，说他“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7]45待人谦和；他记述了毛泽东在路遇即将饿毙的老妇和童子时，赠毛线衣、赠被单、赠米的行动和仁爱；他见证了毛泽东手执竹杖步行登山，双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7]63的吃苦耐劳；他在感叹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二占遵义胜利之出奇制胜时，特地写道：“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7]64实际点明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人物，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陈云在对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对外宣传红军长征时，还有所遮掩和保留的话，那么，他在向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隶属的上级组织共产国际汇报时，则是直抒胸臆。他在汇报遵义会议的成就时明确写道：“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2]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云绝不止是为了突出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地位，他强调的是全党的成熟。他在述及红军为什么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时明确表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2]27“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2]26在这里，陈云指明一种现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已经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语），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提出和解决党所面临的任务。正是基于此，陈云不无自豪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2]33-34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我们有真正英勇的，为民众根本利益而不惜牺牲的共产党干部。”[8]123-124在这里，陈云用“党的领袖”专指毛泽东。

众所共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有其成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又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因此，中共一大就作出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3]8自中共二大确立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的决策都要听取甚至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意见。遵义会议才第一次改变了这种状况。陈云结合长征前后的历史，及时向共产国际阐明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及其力挽狂澜从危机中挽救革命、挽救红军、挽救党并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历史，这不仅使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崭新的认识，而且为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如何确立的，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当时听取陈云汇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就表示：“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外国党的这类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14]57陈云的汇报和沟通，又恰逢共产国际七大决定以后对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不再过多过问的重要时机，这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新的领导集体的巩固，为中国革命在此后的征程中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秉承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陈云对于长征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第一次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的长征史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得失，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指挥是错误的，而遵义会议后的第三阶段则取得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2]9他系统记录了遵义会议召开的细节，包括动因、时间、参加者、过程、内容和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及其成效，至今再无更权威更全面的材料可以替代他的记录（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他精辟概括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种种错误，这不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相关内容的丰富，而且还有不尽相同的独到见解；他在充分肯定遵义会议伟大成就的同时，第一个提出这次会议具体决策中的一个失误，即改变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转向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发展，他认为“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7]37这反映了陈云对长征前进方向的思索；他细致阐述了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二是“我们的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成长起来了”，[8]120三是红军长征到处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他总结说直到长征初期“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认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2]30-31希望“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2]34陈云亲笔书写的长征历史文献，既是对长征历史真实系统的记录，也是党中央核心层当事人对长征历史的深刻总结，开启了长征研究的先河，奠定了长征史研究与宣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