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福安，李晓冬（博士），马元驹（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由工业经济时代片面追求高速增长的速度型发展模式转变为数字经济时代以ESG理念为核心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新形势下，企业能否积极承担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责任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王双进等，2022）。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与指引也日趋完善。譬如，2014年实施的《公司法》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企业需要增强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并将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竞争纳入国家竞争的组成部分中。可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基于此，在ESG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地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对企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认知理念和管理实践（肖红军等，2021），这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注重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打破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陈旧观念，在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同时自觉维护顾客、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Dahlsrud，2008）。近年来，学术界基于各前因条件对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O rlitzky等，2003；周中胜等，2012；贾兴平和刘益，2014），也促进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认识与理解。但是，在我国现实情境下，不同前因条件并非独立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而是通过不同条件组合之间的联动匹配来协同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因而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企业不同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背后复杂机理的认识和理解（陶克涛等，2021）。

鉴于此，本文基于多因素协同作用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实践背景，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通过分析企业内外部七个前因条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从而识别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驱动路径。具体地，本文尝试解决以下三个问题：①存在哪些条件组态对于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②哪些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升更为重要？③不同产权性质下，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路径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以2020年具有和讯网社会责任综合评分的深市A股135家医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多种条件组态与影响机理。本文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加深了对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路径与机理的理解，旨在为ESG背景下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从而助力企业有效践行ESG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打破了以往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分析的局限，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问题的研究从关注内外部各因素的单一视角转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社会监督水平、企业组织冗余、企业产权性质、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等前因条件联动效应的整体性视角，克服了现有文献单一视角的研究局限。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境，探索了多层次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联动效应，并将fsQCA方法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方法。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探讨了引致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各前因条件之间的联动匹配效应及其因果复杂性，并发现了四种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驱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社会监督水平、企业产权性质、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等多个内外部因素对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同时为ESG背景下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构建

（一）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研究

实践与学术研究发现，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导致环境污染、不公平劳动条件、拖欠工资及货款、生产伪劣产品、偷税漏税等问题频发（杨帆，2013），这不仅限制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导致了大量的治理成本及社会成本，严重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指导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逐渐出现并不断深化（张兆国等，2009）。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主要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不断丰富和拓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1.围绕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的问题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由国外学者Sheldon（1923）提出，此后学界及其他社会组织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观点。例如，Carroll和Buchholtz（200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较广，主要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以及慈善责任。但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异质性。我国公司治理报告将企业责任分为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两部分，二者是对应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而经济责任主要是指企业所承担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责任（上海证券交易研究中心，2007）。

2.围绕企业为什么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展开。在讨论企业为什么承担社会责任之前，应解释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部分学者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提出，为股东创造更多财富是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而解决市场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是政治家的工作（李国平和韦晓茜，2014）。但也有很多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虽然公司的所有权属于股东，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员工、上下游供销商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财务绩效、获得经济效益（Griffin和Mahon，1997），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王晓巍和陈慧，2011），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李培林，2006），因此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3.围绕如何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问题展开。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外部重要因素探索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实现路径。在企业外部环境方面，杨树旺和孟楠（2016）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整体水平。当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可知，企业愿意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以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进而通过政治寻租来获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贷款扶持（李四海等，2015）。贾兴平和刘益（2014）的研究表明，来自社会外界的舆论压力会驱使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突出了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监督作用。在企业内部环境方面，陈承等（2019）认为组织冗余作为企业实际或潜在的缓冲性资源，可以有效增加企业内部决策的灵活性并有效缓解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王士红（2016）认为，国有企业受制度约束以及政府管制的影响，在社会责任履行及行为表现方面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郭文忠和周虹（2020）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性别差异、学历水平、行业背景均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可以通过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来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构建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本文认为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虽然已有文献为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证据与实证支持，但难以针对不同企业的现实情境提供差异化的路径选择。第二，贾生华和郑海东（2007）率先提出应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看作关乎社会发展的集体问题，而不只是企业单方面的义务，通过政府引导、社会监督和企业履行多方协同以达到互动与合作的效果，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与理论支撑。对于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和如何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已有研究都是从单一视角展开讨论的，主要关注不同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独立净效应，却忽略了各前因条件之间的匹配联动，未能从整体上研究各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共同作用，由此导致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驱动路径的认识较为模糊。第三，从现实环境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等各个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单个主体很难达到较为理想的预期效果。

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使用fsQCA方法，结合已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因素，从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方面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和社会监督水平，内部因素方面选取企业组织冗余、企业产权性质、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共七个前因条件综合研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联动效应，并分析不同前因条件之间的联动匹配关系，旨在探索ESG背景下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驱动模式，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本文构建的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下文将对图1中的三个外部因素与四个内部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制度及法律体系相对更为完善，营商环境水平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也更高（邹萍，2018）。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使高质量的劳动力、大量资本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流向该区域，从而能够较好地满足该地区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提高区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张旭等，2010）。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受要素禀赋、资金和生产技术等限制，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加之制度体系不健全及政府监管相对较为薄弱，很容易导致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产生“短视行为”（朱永明和陈心怡，2021），从而缺乏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规划，造成该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偏低。基于此，本文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2.市场竞争程度。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是实现企业价值的重要场所，更好地适应并融入市场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吴建祖和范会玲，2021）。关于市场作用效果的理论研究，学术界大多关注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当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企业管理层会感受到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管理层会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谭雪，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此外，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制度与法律体系更为完善，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关系较为协调，从而有利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此时，社会公众、债权人和客户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较大，这会促使企业管理层从多方利益出发制定长远的企业发展战略，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郭文忠和周虹，2020）。基于此，本文选取市场竞争程度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3.社会监督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除了受到政府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正式制度因素的制约，还面临着来自社会媒体及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监督。然而，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内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适时感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此情况下，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可知，企业管理层可以通过选择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向外界传递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以提升信息透明度（张正勇和戴泽伟，2017）。但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上市公司“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仍大量存在，此时注册会计师凭借其独立性、专业性与客观性，通过对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合理保证或有限保证而出具的社会责任鉴证意见，成为外部信息使用者识别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依据（黄超等，2017）。基于此，本文选取社会监督水平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4.企业组织冗余。根据“资源基础观”，组织内部所具备的资源和组织自身的能力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组织层面，现有文献大多围绕企业组织冗余状况对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而展开研究（孙晓妍和宋岩，2021）。不同于企业短期经营决策，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保障社会责任的长期履行，企业内部资源不足可能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足甚至缺失。一般而言，组织冗余程度越大，企业受资源条件的限制越小，决策灵活性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吴建祖和范会玲，2021），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选取组织层面的企业组织冗余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5.企业产权性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分别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企业管理层，目标是监督和激励管理层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属于全体人民。相较于其他产权性质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其更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张兆国等，2018）。正如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云南省国资委印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ESG）的意见》等政府文件中所指出的，在不断深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升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我国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形成机制远比表率作用更复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是一把“双刃剑”，并在制衡中推动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刘春济和朱梦兰，2018）。基于此，本文选取企业产权性质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6.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高阶理论认为，高管作为企业的核心决策者，其工作经验以及知识水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行为（Hambrick，2007）。关于高管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大多从高管认知及其背景特征两方面展开。

通常不同的教育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企业高管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越强，社会责任被纳入管理层战略决策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孙德升，2009）。基于此，本文选取高管学历水平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与此同时，企业高管具有不同的行业任职背景，其积累的工作经验以及人脉资源明显不同，导致其对企业的经营决策理念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行业协会在规范企业行为、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当企业高管存在行业协会任职背景与任职经历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规范，表现出较强的自律性与责任意识，从而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张国富和王冉，2021）。基于此，本文选取高管层面的行业协会任职经历作为驱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前因条件之一。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深市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原因如下：一方面，制造业在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其数量多、污染物排放量大，会带来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吴建祖和范会玲，2021），因此制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环境下，医药制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选取2020年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作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度量指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市场竞争程度数据来自樊钢和王小鲁（2021）编制的《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fsQCA方法基于集合理论以及布尔代数，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出发深入探索各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联动匹配效应（Fiss，2007）。该方法从各前因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出发，认为一个结果的出现并非是由一个前因条件单独引发，而是多个前因条件之间通过联动匹配从而产生的同一效果（陶克涛等，2021）。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对结果变量与各前因条件进行分位数校准以进行fsQCA分析；其次，通过fsQCA软件进行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再次，进行条件的充分性分析；最后，进行真值表完善和标准分析，进而得出引致结果发生的各条组态，并通过解的一致性与覆盖度检验各组态的合理性（吴建祖和范会玲，2021）。fsQCA方法主要用于解决管理研究中各前因条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探究引致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等问题（张驰等，2017）。

本文选择使用fsQCA方法探索企业内外部七个前因条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机制，主要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本文研究样本量高于案例研究的要求，不满足大样本实证研究的样本数量，但是符合fsQCA方法研究的样本区间。其二，从现实情境出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条件所引致，fsQCA方法被用来分析不同条件组合引致的结果等效性，与本文的多角度分析框架不谋而合。其三，不同前因条件之间可能形成不同的组合来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在不同的组态中各前因条件可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fsQCA方法适用于研究多个复杂前因条件以及结果的等效性问题。因此，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fsQCA方法更适合本文的研究情况，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将更符合现实情境。

（三）变量衡量与校准

1.变量衡量。

（1）企业社会责任。本文选用2020年和讯网公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评测体系的评级得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该评测体系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环境责任和公共责任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评测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陈丽蓉等，2021），分值区间为0～100，得分越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越高。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较高，政策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更为完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更为重视。参考朱永明和陈心怡（2021）的测量方法，本文选用地区人均GDP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3）市场竞争程度。参考陶克涛等（2021）的研究，本文选用樊纲、王小鲁（2021）编制的《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场竞争程度。

（4）社会监督水平。一般而言，会计师事务所排名越靠前，其对被审计单位财务以及非财务信息质量的要求就越高，在此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审计更为严格，出具的反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鉴证报告信息也更为全面和可靠（M anetti和Becatti，2008）。因此，参照王磊（2020）对社会监督水平的衡量方法，本文选用会计师事务所排名作为社会监督水平的代理指标。具体而言，本文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20年度综合评价前100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为标准，如果样本企业聘用的是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则社会监督水平赋值为1，否则为0。

（5）企业组织冗余。目前学界衡量企业组织冗余的标准较多，如企业资金存量、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流动比率只能反映企业在某一时点的偿债能力，容易受到人为操纵的影响。现金存量指标只涵盖了货币资金，不足以反映企业的冗余资源。相对而言，速动比率剔除了存货等非流动资产，能更为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组织冗余状况（吴建祖和范会玲，2021）。因此，本文参考李健等（2018）的衡量方法，采用速动比率来测度企业组织冗余程度。

（6）企业产权性质。如果样本企业是国有产权控股，则赋值为1，否则为0。

（7）高管学历水平。参照郭文忠和周虹（2020）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使用上市公司高管学历水平之和与高管人数的比值来度量高管学历水平，其中高中或中专以下赋值为1、大专赋值为2、本科赋值为3、硕士（含MBA、EMBA）赋值为4、博士及以上赋值为5。高管学历水平数据通过CSMAR数据库——高管信息库查找下载，并与企业年报公布的高管信息进行核对。

（8）行业协会任职经历。本文借鉴罗劲博（2020）等学者的研究，采用赋值法测度高管的行业协会任职经历。具体地，若公司董、监、高三类高管曾在我国县级及以上的行业协会和一些无行业属性的社会组织中担任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正副理事长、理事或执行理事等职务，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2.变量校准。在fsQCA方法中，将结果变量与各前因条件都视为独立的集合并对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度的过程即为校准（Fiss，2011）。借鉴现有研究（Ragin和Fiss，2008），本文运用直接校准法完成对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数据的隶属度转换。具体而言，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的变量校准方法并依据本文研究案例的实际情况，对企业社会责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企业组织冗余和高管学历水平采用统一的校准标准，交叉点的校准标准为0.5分位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25分位点，完全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75分位点；社会监督水平、企业产权性质、行业协会任职经历属于虚拟变量，完全隶属为1，完全不隶属为0。各条件和结果变量的校准信息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必要性分析

由fsQCA方法的经典文献可知，在进行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之前，需要考虑单一前因条件是否构成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必要条件，判别标准为每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一般而言，当解的一致性阈值高于0.9时，可以认为该前因条件为结果变量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当结果发生时，该条件一定存在（Ragin和Fiss，2008）。

表2呈现了本文使用fsQCA软件对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必要性条件分析结果。各前因条件及其非集的一致性水平都小于0.9，说明所有前因条件均不能作为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必要条件。这也表明七个前因条件中单个条件对结果变量影响的独立性解释力不足，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实现路径远比传统实证验证结果所显示的更为复杂。基于此，需要对各前因条件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关系实施进一步的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表2 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必要性检验

（二）充分性分析

与必要性分析相比，充分性分析的最低标准与计算方法有所不同，但仍依据组态的一致性水平来判别其合理性。具体的设置标准与过程如下：根据QCA研究主流的设置标准，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一般要高于0.75；频数阈值需要依据案例样本量来确定（陶克涛等，2021），当样本量为中小样本时，频数阈值默认为1，当样本量为大样本时，频数阈值应该大于1。如：程聪和贾良定（2016）将结果一致性门槛值都设定为不小于0.8；张明等（2019）根据自身样本数量及特征，将一致性水平设置为0.76，频数阈值设置为默认值1。在具体研究中，需要依据案例在真值表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对样本案例的认知程度来考虑（陶克涛等，2021）。综合以上设置标准与本文研究案例的样本数量，最终确定一致性阈值为0.80，频数阈值为默认值1，在中间解的计算过程中直接选择了“存在或缺席”选项，由此得到七条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组态。

表3为运用fsQCA软件分析案例样本并根据中间解和简单解得出的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组态结果，即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这一结果变量的充分性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这七条组态单个解与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在0.8以上，大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也符合本文设置的充分性条件组态标准。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98、覆盖度为0.363，说明七条组态可以较好地解释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驱动模式，在各前因条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表3 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组态分析

进一步地，通过分析各组态的前因条件构成情况，本文根据七种组态呈现的特征将其归纳为四种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驱动模式，分别为经济推动型、压力驱动型、认知推动型和能力推动型，以更好地识别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路径。其中：经济推动型路径是指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即使在社会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依然能够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压力驱动型路径是指企业不仅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在被公众高度关注的同时又面临着严格的社会监督，企业在各方压力驱动下而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认知推动型路径是指作为全体人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其所有权性质从本质上决定了其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企业管理层在个人认知与企业属性的双重作用下，即使在社会监督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能力推动型路径是指有较强经济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在有专业背景和知识能力的管理层的带领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这里的“能力”不仅包括高管的个人能力，还包括企业的经济能力。下文结合表3对上述四种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1.经济推动型路径。经济推动型路径对应的组态有C1和C3。C1和C3均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核心条件，可见地区经济环境对企业高水平社会责任的履行至关重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地区经济，其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影响较为显著。纵观历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500优评价报告》不难发现，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大部分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入围企业的比重很小。可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越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为地区内企业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促进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向企业，并为其发展及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法律基础设施等制度较为完善，企业的法律、伦理和慈善等责任意识较强，因而会表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政府与企业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从而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履责意识较弱。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法律制度体系等不够健全，缺乏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因而表现出较低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C1中，虽然市场竞争程度、社会监督水平、企业组织冗余、企业产权性质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等核心前因条件都缺失，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核心条件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企业依然呈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可见，相对于其他前因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十分重要，该要素可以单独构成解释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在C3中，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外，较高的企业组织冗余、较高的高管学历水平以及较低的社会监督水平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市场竞争程度条件存在与企业产权性质条件缺失发挥了辅助作用。可见，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推动下，当企业拥有冗余资源能力，同时管理层知识水平较高，经济、法律、伦理、慈善责任意识较强时，即使在社会监督缺失的情况下，企业依然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此外，当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更强。

由以上分析可知，除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单独的充分性条件，企业组织冗余和高管学历水平协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可以共同驱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2.压力驱动型路径。压力驱动型路径对应的组态有C2和C5。在这两个组态中，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社会监督水平、国有企业性质以及较低的高管学历水平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说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格的社会监督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作用十分显著，即使是较低学历背景的企业管理层也会通过选择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方式来缓解外部市场竞争和社会监督带来的双重压力。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可知，当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企业管理层会明显感受到市场竞争带来的威胁，出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考虑，管理层会在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维持市场份额；反之，企业可能会淡化社会责任的履行（Flammer和Luo，2017）。第二，国有企业因需要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而备受社会关注，由此带来的外部社会监督压力也可能会向企业发出威胁信号，在此情境下，为了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管理层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向外界传递“利好”消息，从而缓解社会监督压力。此外，国有企业中高管的晋升与其社会影响力息息相关，为了提高声誉，获得公众支持，管理层也会重视企业的社会效益，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C2中，企业组织冗余与行业协会任职经历条件缺失发挥了辅助作用，这进一步说明，当面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外部压力时，即使企业资源能力有限、管理层没有行业协会任职经历，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C5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条件存在与行业协会任职经历条件缺失发挥了辅助作用，这进一步说明，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来自市场竞争与社会监督的压力更明显，即使管理层没有行业协会任职经历，企业也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来自市场竞争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外部压力是驱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两个充分性条件。

3.认知推动型路径。认知推动型路径对应的组态是C4。在该组态中，较高的高管学历水平、国有企业性质以及较低的社会监督水平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程度条件存在以及行业协会任职经历条件缺失发挥了辅助作用，这说明管理层自身的知识水平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当企业管理层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时，其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会更多地受到文化和知识的熏陶与影响，对事物的理解更加全面、社会责任感也更强。此时，即使不存在严格的外部社会监督，管理层也会领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赵彦锋等，2021），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学历与能力较高的管理层更可能获得政治晋升。因此，出于企业长远发展和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管理层会在谋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向社会传递尽职尽责的良好信号。此外，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拥有高水平知识和能力的管理层会面临更多的机会与挑战，此时其知识和能力条件更能得以显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也会更高。

综上所述，高管学历水平是驱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一个充分性条件。

4.能力推动型路径。能力推动型路径对应的组态是C6和C7。在这两个组态中，较高的企业组织冗余、较高的高管学历水平、具有行业协会任职经历以及非国有企业性质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由此可见，即使是非国有企业，当其存在较高的组织冗余，管理层学历水平较高而且有行业协会任职经历时，企业也会自觉、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一般来说，组织冗余资源能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资金支持与资源供给。孙晓妍和宋岩（2021）研究发现，当组织冗余处于一个最佳水平区间时，有利于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冗余资源能否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决策与执行，若管理层学历水平和行业自律性较低、社会责任意识较差，那么即使企业存在较高的组织冗余资源，管理层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C6中，除上述三个核心条件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条件存在和市场竞争程度条件缺失发挥了辅助作用。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组织冗余、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协同发挥作用，从而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但是当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组织冗余状况，从而不利于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C7中，除企业组织冗余、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这三个核心条件以外，社会监督水平条件存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条件缺失发挥了辅助作用。这说明即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严格的外部社会监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组织冗余资源、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三者对于驱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协同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企业组织冗余、高管学历水平和高管任职经历三者可以协同驱动非国有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五、总结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深市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究了ESG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社会监督水平三个外部前因条件，以及企业组织冗余、企业产权性质、高管学历水平、行业协会任职经历四个内部前因条件对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驱动路径，揭示了各前因条件在不同驱动路径中的作用及其复杂的互动本质。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内外部七个前因条件都不能单独作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必要条件，同时，各前因条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同一前因条件在不同组态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第二，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七条组态，具体可归纳为四种驱动模式（路径），即经济推动型模式、压力驱动型模式、认知推动型模式和能力推动型模式。在经济推动型模式下，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不会受到市场、社会和内部资源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在压力驱动型模式下，来自市场竞争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外部压力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驱动力；在认知推动型模式下，高管学历水平在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对国有企业而言，即使在外部监督不足时，管理层由于受知识水平与晋升激励的影响，也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能力推动型模式下，企业组织冗余、高管学历水平和行业协会任职经历协同驱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即使是在非国有企业中，当具备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条件时，企业也会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二）管理启示

在当前全球大力推广ESG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1.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微观市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区域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质量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由经济推动型模式可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推动高水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对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合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区域内企业的发展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激发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发挥国有企业带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于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程度和社会监督水平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激发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使其更加积极地融入市场竞争中，全面深化和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动国有企业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同时，加强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社会监督，提高国有企业年报审计中注册会计师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监督比重，建立、完善国有企业统一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机制，健全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内容，引导与鼓励国有企业单独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从而真正发挥国有企业带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

3.鼓励与支持非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促使其主动承担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非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非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中，企业组织冗余和高管特征发挥核心作用。因此，一方面，进一步鼓励与支持非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在财政、税收、政府补助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加大对非国有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及时对生存与发展存在困难的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不断增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能力和韧性，为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鼓励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持续接受学历教育，促使其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同时，鼓励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积极地在各全国性和地方性行业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并扩大其任职比例，从而不断增强非国有企业管理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促使其主动承担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仅归纳选取了七个前因条件以及135家医药制造业的样本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取和归纳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因素，扩大案例样本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此外，本文侧重于探讨多个前因条件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静态关系，而未考虑案例数据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动态变化，未来可以引入时序QCA方法，以更加深入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