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雄，沈 娅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0 引言

推动乡村振兴是黄河流域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未来区域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内在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旅游业本身的融合性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对产业增长及转型具有重要意义[1]，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突破口.农旅融合是农业和旅游业相互交叉、渗透、不断融合，逐步成为一种新型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2].合理开发和利用农业旅游资源，为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3].所以，如何实现二者在发展上的良性互动，对推动黄河流域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农旅融合已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我国对农旅融合的研究多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论述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4]80-98.通过产业粘度测算[5]、编制投入产出表[6]、构建耦合协调模型[7]等方法总结区域农旅融合的发展规律，分析其影响因素[8]，为未来区域农旅融合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建议.但现有研究多是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从产业角度出发，分析农旅融合产业发展的新路径[9]143-146，对于二者具体关系的探讨则有所缺失.据此，以黄河上游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该流域农业和旅游业耦合度与协调度，用熵值法分别测算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运用PVAR模型对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动态关系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该流域制定科学化、区域化和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促进农业、旅游业与乡村振兴持续高效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黄河流域的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黄河上游流域范围覆盖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五个省(自治区)，流域面积占总面积的51.3%，因此该流域的发展对黄河流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农旅融合水平总体较高，且表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其中上游地区的甘肃省和青海省为稳定高效率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为非稳定高效率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稳定低效率地区，四川省为非稳定低效率地区[10].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的农旅融合，一方面，可以利用已有农业资源开展旅游观光；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旅游业推动传统农业优化升级，促进流域整体健康发展.但如何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流域内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探讨.

笔者以黄河上游流域作为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于201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2.1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是衡量系统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指标，协调度可以反映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11].为探究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状态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1)

(2)

式中,Ai表示农业第i省(自治区)综合评价值，Ti表示旅游业第i省(自治区)综合评价值，C∈(0，1)表示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度，D∈(0，1)表示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度，G表示农业与旅游业综合评价值，α、β表示各系统权重系数且α+β=1.

2.2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PVAR)模型可以通过捕捉个体差异特征，分析各变量及其滞后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运用PVAR模型模拟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二者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并运用脉冲响应图对系统进行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3)

式中,j表示滞后期数(j=1,2，…，m)，k表示滞后阶数，Yit表示农旅融合发展水平(AT)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RR)的2×1维列向量的系统变量矩阵，λ0表示2×1阶截距项向量，αi表示2×1阶个体效应向量，βi表示2×1阶时间效应向量，ξit表示2×1阶随机扰动项向量，γj表示待估的滞后期系数矩阵.另外，对序列AT和RR均使用对数的形式，即ln AT和ln RR.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农旅融合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

3.1.1 体系构建与耦合协调分析

立足于产业融合视角，在参考陈红玲和郑馨[12]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实际出发，基于产业基础、产业人力资本和产业效应三个方面构建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划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根据《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及我国其他地区的经验[13]构建评价体系的指标层，通过熵权法测算各项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表2.

表1 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2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测算黄河上游流域农业和旅游业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图1).根据陈东军等[14]对耦合度等级的划分,除青海省在2012年处于较高强度耦合以外，其余各省(自治区)在2011—2019年农业与旅游业都是高强度耦合状态.根据周蕾等[15]对协调度等级的划分，0.5为失调与协调的分界点，2017年后黄河上游流域(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实现了由失调向协调的转变.这是因为我国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农旅融合发展的目的就是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以旅富农.政策会对旅游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除了受政策影响外，本身与乡村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乡村振兴对农旅融合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图1 黄河上游流域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度与协调度

3.1.2 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分析

从时序角度看，根据黄河上游流域5个省(自治区)的农旅融合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图2)可知：除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两者在整体上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在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方面，区域间极化现象逐渐显现，青海省增长幅度最大，为85.08%；在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方面，甘肃省增长幅度最大，为88.89%，这主要与两省起步阶段发展水平极低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增长速度最慢，分别为48.12%和65.00%；只在2015年出现过一次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快速增长后快速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2015年大力发展粮食高产创建工程，并在全面推进绿色增产模式上取得重大突破.通过测算黄河上游流域5省(自治区)2011—2019年各年份与上一年的发展水平增长情况可知：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增速总体上得到提升，可见乡村振兴与农旅融合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乡村振兴对于农旅融合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图2 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综合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

从空间角度看，选取2011年、2019年的截面数据,归纳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空间演化特征.由图3可知,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水平以甘肃省为过渡地带，2011年呈“北高南低”的发展格局，2019年呈“南高北低”的新发展格局.2011年甘肃省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展水平在相对中等水平以上，南部青海省和四川省则在相对中等水平及以下；2019年，四川省和青海省的发展水平转变为相对中等水平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水平则有所下降.由图4可知：该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大体与农旅融合相似(青海省、甘肃省除外).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相对较高水平以上，甘肃省和四川省则在相对中等水平以下；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相对高水平，宁夏回族自治区由相对高水平转变为相对较低水平，内蒙古自治区由相对较高水平下降为相对中等水平.结合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二者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结果可以看出，二者在空间变化上大体呈高水平区域向南演化趋势，可以推测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结合实际分析可知：农旅融合想要更好地发展需要依赖一定的基础，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因其自身的资本条件，对政策的响应速度要快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黄河上游流域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地区可获得突破性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也为农旅融合更好地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图3 2011年、2019年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图4 2011年、2019年黄河上游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3.2 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动态关系

3.2.1 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滞后阶数选取

为防止数据因非平稳产生伪回归现象,影响PVAR模型的构建及脉冲响应分析，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运用异质单位根(IPS)和同质单位根(LLC)两种方法对ln AT和ln RR及其一阶差分序列 D.ln AT、D.ln RR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在对ln AT和ln RR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二者无法拒绝变量非平稳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序列D.ln AT和D.ln R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变量ln AT和ln RR都是平稳序列，可以进行PVAR估计.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由表4可知，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即ln AT和ln RR存在协整关系.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4 协整检验结果

在构建PVAR模型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以防止滞后阶数过长而损失自由度.笔者运用AIC、BIC和HQIC判断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由表5可知，最佳滞后阶数均为1.

表5 滞后阶数

3.2.2 脉冲响应分析

在PVAR模型中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通过一个标准差冲击，可以使脉冲响应函数较为直观地刻画其对所有内生变量的动态影响[16].为进一步分析我国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机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5.其中横轴表示对冲击响应的预测期数，纵轴表示对冲击的响应程度.

图5 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脉冲响应

实线1表示农旅融合对自身的冲击.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当期对其自身产生的影响为正并达到峰值，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影响逐渐减小，在第19期后逐渐达到稳定状态.说明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对其自身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存在依赖自身惯性发展并呈现逐渐减弱现象.总体来说，黄河上游流域是农旅融合的惯性发展区.

实线2表示乡村振兴对自身的冲击.黄河上游流域乡村振兴在受到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对其自身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并在当期达到峰值，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对自身影响逐渐减小，在第14期后趋向于0.说明黄河上游流域的乡村振兴依赖自身惯性发展并呈现减弱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黄河上游流域也是乡村振兴的惯性发展区.

实线3表示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冲击.黄河上游流域面对农旅融合的一个标准差冲击，乡村振兴的当期响应值为0，在第5期达到最低，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抑制作用总体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并趋向0的变化趋势，表明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抑制作用会不断减小并最终消失.短期内产生该影响的原因主要是：1)农业方面，黄河上游流域农业旅游中采摘旅游占有重要地位，但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季节性，非收获季节的农业旅游发展面临困境，对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同时，目前农旅融合发展中对流域内上古时期产生的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仍不足，这会对乡村文化振兴产生抑制作用.2)旅游业方面，其自身的脆弱性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旅游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与其他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促进其他产业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其他产业的影响，因此过度依赖旅游业容易导致经济发展不稳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不利于乡村经济振兴.同时旅游业过度发展也会对乡村社会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黄河上游流域本身就是生态脆弱区域，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和大规模旅游接待活动的开展都会对本就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消极影响，使乡村生态振兴发展受阻.3)农旅融合方面，农旅产业整体发展并不充分，黄河上游流域各地区产业基础存在差异，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需不平衡，加上经营项目严重同质化，使得农旅融合自身发展仅处于初步协调状态，难以通过自身发展积极有效驱动乡村振兴.因此，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存在滞后性，还没有形成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农旅融合的不断发展，产业间协调水平将不断提升，当二者融合发展突破瓶颈达到高水平协调状态时将会对乡村振兴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农旅融合有关政策方面应注重长期规划的制定.

实线4表示乡村振兴对农旅融合的冲击.黄河上游流域面对乡村振兴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农旅融合的当期响应值为0，随后增长速度加快，第4期后增长速度放缓并随着期数的增加而逐渐趋于稳定，表明乡村振兴对农旅融合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主要是因为：1)产业兴旺带来产业振兴，从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为农旅产业规模扩大提供坚实基础，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生活富裕也会带来旅游需求的扩大.2)教育投入增加及居民文化水平提高带来乡村人才和文化振兴，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保障，同时有助于维护黄河上游流域乡村地区特有的传统农耕文化.2016年国务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黄河华夏文明旅游带列入国家精品旅游带，独具特色的黄河农耕文化将会对农旅融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3)2019年国家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列入战略层面，生态环境承载力提高带来乡村生态振兴的同时，为农旅融合进一步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保障.4)乡村组织振兴使得乡村地区医疗、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不断优化.交通条件是否便利是黄河上游流域能否吸引旅游者前往的重要因素，交通、通信的发展增强乡村可进入性，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因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出台时间相对较短，政策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化，所以对农旅融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总体来说，黄河上游流域乡村振兴对农旅融合发展产生了稳定的正向影响.

通过对比四条实线可知：农旅融合对自身的影响始终大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乡村振兴对自身的影响在第10期之前大于对农旅融合的影响，之后对农旅融合的影响开始大于对自身的影响.结合实际可知：我国自2015年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至此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不仅是脱贫攻坚战取得的重大胜利，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成果.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其对自身的影响不断减小，而带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则使乡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为农旅融合奠定了基础.

综上，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响应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在制定促进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时，应当以长期规划为主，注意把握互动峰值期，力求二者相互促进作用最大化.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黄河上游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基于产业融合与地理空间视角，探究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化规律，并对二者的互动响应关系进行探究，主要结论如下：

1)由农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水平测度结果可知：除2012年的青海省外，2011—2019年黄河上游流域各省(自治区)农业和旅游业的耦合度都处于高强度耦合状态，协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17年后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各省(自治区)都实现了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由失调向协调的转变.虽然该流域农旅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实际两产业的协调水平仍然偏低，且极化现象逐渐显现.

2)由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二者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可知：2011—2019年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发展速度加快，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也在不断提升.从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上看，二者在黄河上游流域的发展水平空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前期呈“北高南低”的发展格局，后期呈“南高北低”的发展格局，且基本保持一致的增长态势.

3)由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知：第一，从农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对自身的冲击作用来看，二者对自身的影响持续为正逐渐减弱，存在依赖自身惯性发展的现象.第二，从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冲击作用来看，存在滞后效应，还没有形成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从乡村振兴对农旅融合的冲击作用来看，存在持续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也存在滞后效应.第四，从综合分析来看，农旅融合对自身的影响始终大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乡村振兴对自身的影响在第10期之前大于对农旅融合的影响，随后对农旅融合的影响开始大于对自身的影响.

4.2 建议

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研究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发现以黄河上游流域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农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大，这与钟漪萍等人[4]80-98的研究结论具有相似性.而对二者具体关系的研究与陈建等人[9]143-146有所不同，不是仅将乡村振兴作为背景，还将其作为研究的一个主体，具体探讨二者的关系.

基于以上结论，在我国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地促进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提出如下建议：

1)在产业方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与旅游业优质融合，发挥农旅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正向推动作用.当前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主要面临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旅游产品的同质性等问题，为保证农业与旅游业的良性互动，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背景下合理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除了重视对实体旅游资源的开发外，也要加强对黄河流域传统农耕文化这类精神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传承，不断强化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性，提高农业与旅游业的资源流动性，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2)在政策方面，各省(自治区)应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从整体来看，在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上，应注意借助西部大开发政策继续加快乡村振兴发展.从各省(自治区)来看，各地自身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后续发展策略的制定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著名“网红打卡地”四川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程度较好，旅游相关配套设施相对完善，拥有庞大的旅游客源市场，因此在后续的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质量和效益提升策略的制定；对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此类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交通通达度较低，但农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后续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策略的制定；而对于青海省和甘肃省此类自然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政策制定应更倾向于环境保护方面，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发展乡村振兴和农旅融合.

黄河流域农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区域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实现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促进区域繁荣的重要保障.基于产业融合视角对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发展及其与乡村振兴之间互动响应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为未来黄河上游流域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考虑到评价指标体系的适配性与数据的可获得性，仅选取黄河上游流域为研究区域，尺度较小且指标体系有所局限，未来会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为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提供整体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