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中国遭遇重创之后，清廷不得不着手实行新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能够与民间报刊舆论相对抗的官方报刊体系。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1906年到1911年《商务官报》的办报宗旨、征稿标准、报刊内容等，研究其是如何通过传播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传授商人新兴商业理论，刊载世界各地最新商业经营状况，来扩展商人视野、开通商人智识，为商人经营状况的改善和地位提高而不断努力。通过研究得出，《商务官报》在推进商人近代化启蒙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商务官报》虽然是落后的清政府所办的报纸，但有着热心实业、较为开放的一面，其丰富的内容和扎实的调查报告也能够为促进晚清商人接受新思想、推动商人近代化从而加入商战做出贡献。

关键词：商人；开商智；清末新政；《商务官报》；启蒙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24-0115-04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趁机侵华，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仓皇出逃并在出逃过程中颁布谕旨，推行变法。由于清廷认为民报“乱是非而淆视听”、“挟清议而以訾时局”，因此决定兴办官报，掌握舆论主导权，以寻求变法的舆论支持，并力图开启民智以巩固变法基础。而《商务官报》作为农工商部的机关报，在开通商智、宣传新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商务官报》于1906年5月创办，是旬刊，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出版，隶属商部，后商部改名农工商部，《商务官报》也就成为农工商部的机关报。《商务官报》前身是商部郎中吴桐林及其子所办的《商务报》，这是一份官商合办的报纸，以“浚商智”为宗旨。1906年商部下发堂谕，“本部开办之初，派章京吴桐林、吴兆鉴父子在京师创办《商务报》以开风气，数年以来，该章京父子，经营组织，颇具苦心，销数至四五千份之多，不为无效。惟查究系商办，与本部体制，大有不合。亟应收回本部衙门，改为全归商办。所有原招商股，仰该章京父子如数退还各股东，毋得有失信义”[1]。因此，《商务报》的商股被收回，成为一份完全官办的报纸并改名《商务官报》，转手由当时的商部主事章宗祥经理，直到1907年3月，章宗祥被调往吉林，《商务官报》转由钱承德、金绍城二人接办[2]。

《商务官报》创办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商部主事章宗祥负责，汪有龄为杂志编辑，章乃炜为总编辑，主笔有章乃炜、汪有龄、杨荫杭、杨志洵等人，章宗祥的兄长章宗元，族亲章震福等也时有投稿。他们大多都有新式教育或留学背景，因此熟悉国外环境和政策，能够翻译和撰写大量关于实业的文章，传递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和实业经验，为国内实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商务官报》为清末农工商部所办，自然是以商人为主要读者群体，以开通商智为己任。开通商智是《商务官报》创办的首要目的和内容选编的首要准则。《商务官报》局通告中称“开通商智为本局第一责任，伟近世商业日繁，情形瞬变，调查译述恒惧不足以餍海内外之望”[3]。

《商务官报》宗旨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发表商部之方针；二是启发商民之智识；三是提倡商业之前途；四是调查中外之商务。在体例方面，《商务官报》主要有论说、译稿、公牍、法律章程、调查报告、专件、记事、附录等。后又增“参考资料”一栏，专门登载国内外的贸易状况。也曾开办“访问录”栏目，以登载与日本各商务要员的谈话记录，从中吸取商务发展经验。该报的报尾是广告页，有少数商人登载的广告。

《商务报》销数大概有四五千份，收归官办后的《商务官报》销量也不错，刚出版时频频再版加印，颇受欢迎。据统计，1906年总共发行《商务官报》18万8500份，1907年20万1300份，1908年保持20万1300份。印好的报纸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发行，一是代销，二是派销：代销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北京、上海、汉口的总代售所购阅，二是从各省商务局官报局、商会处购阅。报费全年5元，半年3元。《商务官报》也欢迎号召他人代售报纸，并承诺将二成利润作为报酬，销售百份以上报酬可再加半成。

在官僚制度内部派销，随着职官等级层层分发，是官报的主要发行方式，《商务官报》也是如此。《袁世凯为改办商务官报事札津商会》中提及“中国商民风气尚未大开，将来该报行销全赖官为提倡”[4]，因此，商会是《商务官报》派销的主要场所，袁世凯还要求“各省除督抚将军由本部送阅一份外，所有实缺各官，自司道以致州县及办理有关商务之员，均应派令购阅，至少一份”。在派销渠道外，《商务官报》也不断寻求提高销量的办法，不但经常在《申报》上频繁登载广告，还在阅报所和学堂处销售，要求“自正月份起，由学司札派各学堂购阅”，“使学生藉以输入实业智识而商务官报亦得推行尽利”[5]。

《商务官报》并不满足于在官僚内部传递，而是想尽办法打破壁垒，吸引商人作为官报的创作群体、读者群体。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破官僚内部办报的封闭系统，将官报办成商人们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平台，加强与商人群体的互动，扩大其在官僚体系外的影响力。《商务官报》定位自身言，“况报之所用，原以资互换知识。集众思，广公益”[6]，谦逊的态度和渴求商人来稿的期望十分明显。它广征投稿，鼓励各实业家有所发声，议论实业。征稿要求比较宽松，基本没有文笔上的要求，这也是考虑到商人多实干、少理论，在文笔上可能有所欠缺的情况，允许商人讲述自己的经验思想，由《商务官报》编辑部润色刊出。

因此，《商务官报》只在内容种类上做了大致的规定，“（一）所论关乎公益不涉及私人恩怨者；（二）诉说利弊不涉诋毁者；（三）报告情形或发明新理者；（四）有所发起而欲颁布其理由者；（五）商会之说帖及议案章程等可以增人智识者；（六）所欲宣传之事非有虚诞及无疑他人营业名誉者”[7]。

《商务官报》在寻求商人投稿时并非没有疑虑，在六条投稿要求中有一半在强调不得用《商务官报》来作为不正当商业竞争的工具，可见其作为官办报纸谨慎小心、避免在报上发生争论的态度，但为能扩大在商人中的影响，还是向商人积极开放了版面。从报纸刊载内容看，最终报纸选取的文章多以商务调查和商会、农会的章程为主，绝少商人间的主观批驳和论战，力求保持高度客观的立场。《商务官报》十分爱惜羽毛，在报刊上保皇党和民主党讨论、论战激烈的时期，并不愿意卷入到任何争端当中，仅有商业知识、近况和其余材料的报道，报纸新闻性不强，显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静滞感和封闭感。

（一）广泛介绍世界各国经济制度、政策与商业状况

在清末新政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定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希望建立起与君主立宪国家所匹配的近代化经济体系。为此，《商务官报》以日本为主，报道了各国的经济制度、政策，以資学习。《日本农商务省官制》《英国商部官制大略》《日本大藏省官制》《日本商务省分课规划》《新译日本商务省官制叙言》《日本农商务省办事细则》等详述日本等国财政部门的内部职权分化、部门设置原理，通过引入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为商人创造出便利的经营环境。《论近世英国商业政策之发展》连载至7期，《德国无线电信管理细则》《美国之货币制度》《美国度量衡制度概况》《墨西哥货币制度》《美国商法大意》《美国航业法案》《日本盐专卖法》《美国新通货法》等文章也多有刊载。

当时清政府正在逐渐建立起立宪制度应有的宪法，并改进原有的刑法、商法等法律，陆续制定《破产律》、商标局法规和铁路、矿务章程等法律法规，《商务官报》的这些文章对各国制度加以详述，甚至因篇幅太长而连载数月，内容极为详尽，为政府部门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借鉴模仿的资料，并为解决当时国内严重的货币危机和度量衡混乱的问题也提供了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为了配合当时农工商部正在提倡的举办赛会和成立商会的建议，《商务官报》登载了《欧美各地商会章程》《利物浦美利坚商会功绩》《欧洲商会权限略说》《论日本大博览会我国赴赛会之准备事宜》《万国博览会之效果》等文章，细致分析成立商会组织，举办赛会的益处。针对我国商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现状，《商务官报》列举各国商会章程和赛会的开办历史、性质、举办方法、效果，鼓励中国商人、商会加以模仿。这既是为了配合农工商部的商业政策，更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考虑。建议商人建立起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和贸易往来平台，推动商人团结起来形成商业协会，并通过赛会增长见识，将中国商业从国内发展到国际。

（二）登载经济学理论和连载农、商业书籍以培养商人的先进经营理念

晚清商业环境剧烈动荡，新事物和新情况层出不穷，传统商人的经商手段和经验已经无法应对这一崭新状况，中国仍处于商智未开阶段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识。成都票号面临外国银行汹涌攻势而难以抵抗时曾感慨：“我国商务未入过商学，商智不开，如在睡梦不觉……行中一切章程，均照外国章程……”[8]中国商人要想保住本国市场，与外人争利，必须要学习西方的商业知识理论。因此，报纸连载了大量农商书籍，介绍西方经济学派和重要经济理论。比如《近世最近世经济学派别略说》系统讲述欧美经济学科的形成过程，并讲解实验派、共产派、重商派、不重商派、重农派、亚当·斯密派和非亚当·斯密派等学派的代表理论，在讲解时辅以结构图，直观描述各派的代表人物和彼此之间的对立、归属关系，希望中国商人改变以往重经验轻理论的经营习惯，除了学习西方经营手段外，也能学习西方商业理论并加以化用。《银价腾贵之原因》列出表格直观反映1881年至1905年银块市价和金银比价，分析变动趋势和经济学原理，并预测金本位的趋势下银价的未来走向。

针对金银之价不合常理变动的情况，又于1909年陆续发出《论银之将来》《论铜产铜价》《维持银价说》对金银比的意义和作为晴雨表对商业的影响做出更加全面详尽的解释，指导商人从经济理论出发认识金银铜价格变动背后的征兆和应对措施。《生产与消费相关说》《供求说》则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供求关系进行讲解，将国外较为成熟的理论补给国内的传统商人。这些刊载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在各种商业状况分析时所常提到的各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为市场剧烈变动下晚清商人经商提供了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指导，力图改进原有落后的经营方式，推动中国商业经营模式近代化。

《商务时报》也登载了大量农工商业书籍，教授商人先进的经营方式以改进现有不足。它从1907年第27期开始连载章震福的《广蚕桑说辑补增订》和《广蚕桑说辑补校订》，章震福的《农家言》也在报纸上连载多期，介绍了养菱、养鱼、种藕、种竹等多种水乡经营方式。此外，国外植棉、灭虫、养蚕、饲牛、炼煤等诸多劳作方法也都有教授，希冀读者能从国外养殖、工业冶炼方法中有所收获。

（三）刊登自然科学知识，以开阔视野，移风易俗

除经济学知识外，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也能破除我国传统商人的封建迷信思想，帮助其接受新事物。《商务官报》认定实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当人文发达人知开通之世，能取科学之新发明而应用之于实业。是谓最新式之实业国。二十世纪号为科学世界，无论何事，依科学者容，不依科学者辱。其于实业亦然”。为了实业进步，《商务官报》也积极传播科学知识，破除商人的迷信思想。《汞气灯是否伤目》是为破除汞气灯导致眼病的谣言，对不同容器对眼睛的影响分别做出解释，从科学的角度破除谣言，消减谣言对汞气灯买卖的影响。《测算弹丸之速率》讲述西人是如何通过试验的方法得出子弹的速度，表明子弹也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是人力所致，与封建鬼神无关。这破除了汞气灯、子弹的神秘色彩，而施加物理上的解释，能够开拓商人见识，传递新知识，消除商人对新事物的顾虑和恐惧。

《神秘之森林》解释满洲的开呼尔森林，向来被民众传说为鬼神所居之地，敬畏而不敢进入，近日森林得到开发后，发现此地并无幻想中的鬼神，以事实破除时人的鬼神迷信思想。也有一些是为向读者展示世界上的新奇事物和奇闻逸事，领略各地风尚，这些内容也可为报纸增添些许趣味性，让报纸读起来不至于过分枯燥。《世界最高之堤堰》介绍美国刚刚落成的三百二十八尺零五分尺的堤堰是如何雄伟，《值五百万圆之金刚石》讲卖出高价的金刚石，趁机科普了金刚石乃是矿物结晶产生的形成原理，《美国大统领之逸事》讲罗斯福的个人逸事，《俄人请求新式假发》讲俄国流行戴假发的风尚。《商务官报》对于国际内容的偏重，也使得这份报纸比其他商会、农会自办的报纸更有帮助商人见识世界、沟通内外的价值和底气。

（一）能够为商人传达信息，起到开商智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来，大清的国门被打开意味着西方国家能够进入中国大肆掠夺，某种角度上说，也意味着中国商人能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郑观应所代表的商战论就提出“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當以商往”[9]。郑观应的想法颇有实业竞争精神，但这一设想在现实遭遇阻滞。落后多年，中国商业的实际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下风，参与世界竞争而屡有失败之后，朝廷和各商业团体都逐渐注意到掌握新式工商业知识，提升国内商业竞争能力，才能在商战中占据主动地位。各地商会都十分重视开商智、兴商学，将调查商情、研究商学作为商会宗旨。而《商务官报》主要派发正在于商会，这样一份提倡开商智的报纸和商会、商人们的需求一拍即合，并不会受到开明商人的抵触。

虽然官报在人们印象里一向因行政派销备受诟病，内容枯燥，时人不愿阅读，但就《商务官报》而言，其内容对商人贸易往来极有用处，派发后并非是全都被束之高阁的。《申报》上有一论者是《商务官报》的忠实读者，“居常读《商务官报》，见其公司注册门，今日某公司注册设厂，仿造洋货，明日某公司注册购机改良土货，不曰振兴实业，即曰挽回利权，观其所递之呈词，娓娓动人，颇有实心办事，力求成效之概”[10]。而商人在《申报》上打广告时也会特地说明自己曾经登上《商务官报》，作为商品正规的保证。可见报纸虽是派发，但也在商人中颇有影响，报纸所做的商情观察和商学传播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开通读者的智识。

（二）发布新政方针，扩大新政影响范围

对清末新政中所提的种种措施，《商务官报》都立即将其刊登在报纸上以推广新政。公牍部分是官员对新政中商业改革的设想和政府最终的公示，反映了清廷的种种动向和对商业发展的指导方向。而公牍中“本部要批一览表”将商部所经手的商务事项都一一公示，包括公司注册成功情况、失败缘由、专利申请的内容和结果、商务纠纷的最终调查结果等等，这也是为了显示农工商部处理商务不偏不倚、力争清白的一种手段。此等行为也将农工商部的内部运作透明公开了一部分，能够极大减少徇私舞弊、恶意欺压的情况。登在报上的最终结果无论何时无论何人皆可查阅，也可从中领会到农工商部在商事上的实干态度，提升商人对新政的信任度。

《商务官报》“参考资料”和“调查报告”栏目刊报大量国外农工商业信息，内容涉及他国的物价银价涨落、商品进出口情况、农业收成情况、税收情况、农林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提供了大量调查而来的数据，分门别类用表格列出，尤其是从国外而来的调查和资料，弥补了国内商人信息匮乏、滞涩的缺陷，对于商人颇有益处。官方这样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来支持商业发展，扶持商人视野，也是通过令商人获益的形式来打消商人对于新政的空谈顾虑，树立新政的实干形象。

（三）强调商业重要性，提升商人地位

作为古代“士农工商”中的最低阶级，商人历来是不能参政议政的，而《商务官报》将清末新政中所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与商人自身地位、利益结合在一起，劝导商人支持立宪。《商务官报》作为推进新政的报纸，必然要积极传递新政举措，拉拢商人对于新政的支持。但同时，作为一份商业报纸，《商务官报》也致力于改变商人地位。《商务官报》认为以往“以官为贵，以商为贱。是以夫诏其子，兄勖其弟，以得官职为正鹄”。《商务官报》站在商人的角度，积极推动宪法的制定和出台，表明制定宪法能够对商人的地位起到提升作用，对商人在国内外的财产起到保护作用，能够达到“四民平等，无所偏倚”“吾民商业利害所关，必有国际条约随而保护之”的程度。承诺商人如今经营所遇到的困难和欺压都会在新政实施后得到解决，以此扩大新政的影响力。如此，可以将商人的自身利益盈亏与新政的实施建立密切联系，争取商人群体为新政的支持者，同时，以商人地位高低作为新政是否成功的标准，也令朝廷和官方对商人更为重视。

《商务官报》虽然是朝廷的喉舌，但从办报伊始就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商人有很好的启蒙作用。对商人群体内部而言，《商务官报》接受各团体、个人投送的章程、见闻，但凡有用皆可采纳，不论身份地位高低，其重要编辑之一杨荫杭在此时正因为宣传革命被清廷通缉，但因为其在实业发展方面极有见地，也被《商务官报》欣然接纳。

就《商务官报》的登载范围而言，官报将国内外商业情况尽数道来，辅以专业人士的分析，丰富的商情调查能够减轻地方商会的负担。国内消息由各地商务议员上报，国外消息由驻各国领事和商务议员不惜人力物力递送回国，准确性和专业性都能令人信服。

就《商务官报》的立场而言，《商务官报》虽然圄于体制，不可能发起对体制本身的冲击，但仍是尽其所能传递诸多如“反对地主将土地私有”“保障工人心理健康”“政府对商业当持放任主义”等等为商业挣脱束缚、保障个人合法权利的考虑。

因此，《商务官报》虽然是一份官报，但在思想和内容上都秉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从西方迎入的种种新知识、新思想也确实能为商人经营手段提高、权利意识觉醒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0.

[2] 陆阳.唐文治年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84.

[3] 佚名.农工商部近事[N].申报，1907-03-30（003）.

[4] 佚名.商务官报局通告[N].商务官报，1908-08-05（001）.

[5] 天津市档案馆.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218-221.

[6] 佚名.推广商务官报销路之办法[N].申报，1909-02-03（001）.

[7] 侯龙，解洪文，薛军.晋商发展史话[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286.

[8] 杨荫杭.银价腾贵之原因[N].商务官报，1906-08-25（001）

[9] 郑观应，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96.

[10] 佚名.对于南洋劝业会之评论[N].申报，1910-11-08（002）.

作者简介 魏钰娟，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