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军，温旭新，张 波

(山西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一、引言

“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50～70年“碳达峰”和“碳中和”周期相比，在短短30年时间内完成减碳减排目标任务的挑战巨大。从目前碳排放现实情况来看，仅煤炭消费一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达100亿吨以上，占到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80%。(1)数据来源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研究报告》。可见，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燃烧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要想保障“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关键是减少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然而，能源消费结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中预计的GDP增速、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比例以及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等指标测算可知，未来，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将保持1%的年均增长速度，占全部能源消费量比重依然高达50%。在此情况下，对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不切实际的“跃进”式转变，无疑会危及国家能源安全。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多省市相继出现电力短缺问题，对煤炭的消费需求再度高涨，充分说明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源供应主体仍然离不开煤炭等化石能源这一基本事实。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充分肯定了煤炭在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压舱石”作用，同时提出能源富集地区要对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走绿色低碳道路的要求。同年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以上事实表明，煤炭等化石能源产业要在双碳目标实现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不仅要做好“减量”文章，更重要的是要在清洁、低碳、绿色、高效开发利用上实现突破。

能源富集区是一个蕴藏有丰富煤炭等化石能源并对其进行开采、加工和利用的地区，既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保障重大使命，又是推进传统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开展智慧矿山打造、燃煤发电节能减排、新型储能设施建设、智能电网配输及应用，保障“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责任主体。近年来，德国鲁尔区在能源领域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经验表明，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地区发展问题，需要能源开发和利用所在地政府做出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因而，以煤炭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首要的关键不在产业，而在于富集煤炭等能源资源的地区能够改变固有发展模式，以政府为主导构建与能源低碳绿色转型相适应的地区发展战略。

当前，国内外不少学者已对能源富集区的绿色转型问题给予了关注，研究普遍认为该类地区整体绿色发展水平较低[1][2]、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3]。虽然多数文献将其归因于资源部门对制造业和创新的挤出，并主张能源富集区应尽快摆脱资源依赖，加快向多元产业转型，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4][5]，但从实践情况看，能源富集区迫于形势压力由单一能源产业转向多元产业，表面上看多点开花，实则收效甚微，多数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被动发展局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关系难以根本改变。因而，能源富集区推进绿色发展的方向虽然明确，但在具体实现机制和路径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立足资本循环理论，对绿色发展的内涵以及推动力进行了理论剖析，明确绿色发展理念对资本运动带来的变化与影响；从能源富集区资本循环和积累的现状特征出发，分析其在推进绿色发展上存在的多重约束；最后立足绿色发展的内涵及要求，从畅通能源富集区资本循环的角度提出解决路径。

二、绿色发展的内涵：基于资本循环理论的剖析

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发展状态，马克思曾多次论及自然对人类及其社会生产的作用，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社会性质如何……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6]，强调了自然是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和重要要素，并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地域分工，指出“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传承了马克思“自然即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并通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形象表达，突破了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长期对抗关系，将自然对社会生产的意义从使用价值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从生产力层面深入到生产关系层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环境和背景，强调了人类同样可以通过价值的生产、交换和实现将自然对生产力的贡献转化为人类的财富所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系统更高水平的优化和平衡，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大贡献。

因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绿色发展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创造和实现模式的重大变革。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以机器大生产为主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都是围绕资本增殖逻辑而展开，没有资本增殖，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也就不会有更多的“金山银山”。绿色发展不服务于资本增殖，但也不排斥利用资本进行价值创造。因此，要深刻理解绿色发展的内涵，有必要洞悉绿色发展对资本运动造成的影响和变化。根据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资本的运动建立在一次次的自我循环和积累基础上，绿色发展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绿色门槛”成为资本循环的约束条件

绿色发展强调生态优先发展，将人类经济活动限定在维持并不断优化生态、经济与社会动态平衡的范围内，对资本的运动和循环形成了三重约束：一是时间上的约束。正如《管子八观》所言，“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绿色发展要求资本循环的时间和周转次数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为了短期增殖需要依靠不当的科技手段人为改变和加速自然的新陈代谢和演化进程，进而造成对自然生态不可修复性的系统性破坏。二是空间上的约束。绿色发展杜绝资本在空间上无限扩张，更加注重主体生态功能区作用，将资本循环活动严格限定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较小的区域。三是技术上的约束。绿色发展杜绝对自然造成破坏和不利影响的任何生产过程和技术条件，要求资本的运动和循环必须建立在具有减污、降碳、节能、环保功能的绿色技术基础上。

(二)“生态资本”和“生态价值”成为资本循环的必备要素

绿色发展反对为了资本增殖而一味强调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人类劳动，主张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有序发展生产力，强调和肯定人类在保护自然、改善自然等方面所付出的劳动，诸如从事节能减排、减污降耗方面的技术开发和材料、设备制造，生态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生态资源交易的相关服务等。当这类劳动与资本结合，资本也就从传统的产业资本变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的出现，不仅会创造出一个专门进行生态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新的增殖部门，还会对传统的资本循环带来两方面的变化：其一，在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环节，货币资本不仅要购买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进而转化为生产资本，还将购买用以维持生态环境良好状态的劳动或产品、技术及服务，从而转化为生态资本。它与生产资本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不直接服务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只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二，在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转化环节，保护生态环境的劳动或者会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创造新价值，或者蕴藏在其所开发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中，以生产资料的形式转移价值，以上两种情况都会使商品资本较之以往具有了更大的价值量，这部分增加出来的价值便是商品价值中的生态价值部分。总体而言，绿色发展要求将生态资本的循环加入到传统的资本循环中，在商品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实现生态价值。

(三)培育绿色发展的市场成为资本循环的关键支撑

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本位，不以单纯迎合和满足人的现实欲望为目标，更不以服务资本增殖为宗旨。在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环节，蕴藏了更多人类劳动的商品资本在向市场出售时，会因价值量大、使用价值未变而难以被购买者接受，导致“惊险的一跃”难度加大，需要依靠市场之外的力量给予需求方面的支撑。一是需要构建引导绿色需求的制度与政策，通过在能源消耗、生产工艺、污染物排放各个生产环节制定严格的管控标准，激发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绿色产品、技术和服务的需求；二是需要构建适应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利用银行和资本市场引导产业资本围绕绿色产品技术和服务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促进绿色发展的市场形成；三是需要加大与绿色消费有关的公共支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营造适宜绿色生活的软硬件环境。

综上分析，从资本循环理论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是人类为了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动态平衡而对资本增殖行为的主动约束和调整，是人类保护和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进入资本增殖过程，依靠主动培育绿色需求，实现传统资本循环与生态资本循环有机统一的价值创造过程。

三、能源富集区推进绿色发展的约束分析

能源富集区作为主要依托矿产资源向外输送能源动力的功能性区域，资本循环主要围绕能源商品的价值生产与实现进行，对天然形成的矿产品依赖度高，对外依附性强，垄断地租在商品价值中的占比较大，在推进绿色发展上存在多重约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绿色门槛”约束效应突出

绿色发展初期阶段虽然会对资本循环形成普遍性约束，但对能源富集区而言显得更加突出。首先，资本循环在能源富集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限。很多能源富集区通常生态资源也相对丰富，在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毗邻众多国家级或省级生态功能区(见下页表1)，有限的土地和割裂的点状分布空间格局使资本难以依靠铺摊子式的规模扩张找到增殖机会，致使资本循环失去了在地理空间上延展的可能。其次，资本循环在能源富集区的增殖能力进一步减弱。能源富集区资本投向较为单一，多集中在对生态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破坏的矿业和能源生产部门。面对要求更高的绿色门槛，必须在全局范围内尽快增加生态资本的投入，由于这种投入不来自于资本增殖需要而是外部强制，在结果上对资本增殖的影响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只要生态资本的投入未能带来能源部门更高的生产率或更高的垄断租金时，生态资本就会减少剩余占比，削弱资本增殖能力。如文后图1所示，虽然2016年以来我国煤炭价格基本恢复到2013年以前的水平，但是从我国A股上市的19家煤炭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看，却从12%～21%两位数的水平下降到了10%以下，个别年份甚至为零或负数，可以表明资本在煤炭行业的增殖能力确实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

表1 我国北方主要煤炭基地及所属生态功能区

图1 煤炭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与价格指数变动走势数据来源：煤炭价格指数是基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以2004年为基期重新计算得到的同比数据，煤炭上市企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的19家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二)生态价值的创造动力不足

绿色发展将资本循环建立在更多依靠维护生态平衡的人类劳动上，这就要求能源富集区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还需将人类用在保护和开发生态资源的劳动与资本结合并创造出生态价值，要想商品价值与生态价值同步实现，能源富集区将面临以下两方面现实障碍。一是能源富集区很难将从事生态保护的劳动与资本循环结合。能源富集区因长期从事矿产开发造成的地质破坏、环境污染等历史欠账太多，或所处的生态环境本身较为恶劣。以能源储量大且能源产业占比较高的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为例，2021年度六省区森林覆盖率仅陕西超过全国水平，其余五省区均位列省市森林覆盖率排名后十位，其中甘肃、新疆排在最末位；“十三五”时期人均水资源量年均值仅有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西、宁夏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6%(见文后图2)。山西作为全域性煤炭开发的省份，环境破坏问题尤为严重，境内有近42%的区域因煤炭开采成为高等级的地质灾害易发区，存在巨大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及地面塌陷隐患。(2)这些区域分布的主要煤炭矿区有：大同煤田、宁武煤田、西山煤田、霍西煤田、沁水煤田等煤矿区及中条山铜矿区、五台山铁矿区。资料来源于《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 “十四五”规划》。可见，能源富集区的生态环境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修复和治理，在恢复和强化应有的生态功能之前很难满足商业化开发经营的条件，这对于在短期内以逐利为目标、更愿意在本就生态基础良好的地区进行生态价值开发的资本而言明显吸引力不强。二是能源富集区缺乏开发生态资源价值的高端劳动力。能源富集区技术对外依附性强，受经济发达地区虹吸效应明显，又因长期依靠垄断租金而缺乏革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导致地区创新能力长期偏弱[8][9]，很难培育和吸引可进行生态价值生产的高端劳动力。据历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排名评价报告》(3)报告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统计，2017年至2021年，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创新能力排名除陕西在全国中等偏上位置，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山西总体排位均在中等偏下位置，且除了山西外，其余四省区的创新能力在全国的排名还在不断后移，其中，甘肃从2017年的21名下降到2021年的25名，新疆从25名下降到29名，内蒙古从28名下降到30名，宁夏从22名下降到28名，只有山西从2017年的30名提升到2021年的22名。总之，能源富集区尽管相较于其他地区要尽早在资本循环中加入生态资本，却因人才和技术缺乏无力创造出更大的生态价值，在绿色发展上存在明显的先天劣势和后发劣势。

图2 “十三五”时期中国北方能源富集省区人均水资源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绿色发展的市场基础薄弱

绿色发展对能源富集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绿色发展对能源使用提出更高要求，在2030年碳达峰的任务要求下，煤炭消费量增速整体还将呈不断下降趋势[10]，使能源富集区资本循环长期依赖的外部市场不断压缩。另一方面，在国家严格的环境管控政策下，能源富集区势必围绕传统能源清洁生产、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催生出庞大需求，有望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市场找到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因而，在外部需求下降、本地绿色需求旺盛的市场形势下，能源富集区为谨防动能转化断档，对打造绿色发展的市场迫切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但是受限于薄弱的发展基础，绿色发展的市场在能源富集区形成并壮大的难度很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能源富集区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薄弱，围绕绿色需求进行产品和服务开发的资本有限，资本循环更多依靠经济发达地区的产品和技术供应，(4)2020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确定的31个绿色产业示范基地中，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中只有3个入选；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公布的2021年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单中，没有一家企业出现在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而华东、华南和京津地区占到全部企业数的86%；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公布的2021年全国52个绿色工业园区名单中，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共占据7个，低于均衡发展视角测度下应占有量(10个)。进而形成新的对外依赖，难以有效扩大内需。其二，能源富集区金融系统积聚和引导资本流动的功能较弱。银行机构每年存款持续大于贷款，资金总体向外流失。虽然地区也在不断通过私募、产业基金、吸引外资、创新金融产品等方式积极积聚和引导资本转向绿色产业，但从效果来看多以政府项目为主，市场接受度不高，规模有限。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排名(见下页表2)可知，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省会城市，有五个排在全国倒数位置，只有陕西省西安市进入了前20名。其三，能源富集区缺乏支撑相应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从德国鲁尔区的能源基地建设实践可知，能源富集区要想发挥好清洁能源供应主体的作用，不仅要有产业领域的升级换代，更要在能源消费和使用方面率先革新，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进行用能设施的翻新改造、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构建、城市交通的低碳更新等。然而，能源富集区市场经济总体不发达，经济总量规模在全国排名整体靠后，政府财力十分有限。据统计，2018—2021年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财政收入总和年均值不及排名第一的广东，与位列第二位的江苏基本持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规模不足全国的10%。(5)对国家统计局2018—2021年度省际财政收入、GDP数据求均值排名，中国财政收入、GDP分别189790.95亿元、1015840.83亿元。其中，位列第一、第二的广东、江苏财政收入分别为12946.77亿元、9126.63亿元，而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六省区财政收入总计为10151.44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35%，GDP总计为89498.71亿元，占全国比重为8.81%。以这样的财力、经济体量要独立完成能源转型的难度巨大。

表2 北方六大能源富集省区省会城市绿色金融全国排名

四、能源富集区推进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构建

综上分析，绿色发展对资本规模有限、生态基础薄弱、对外依附性强的能源富集区而言，虽然是助其加速转型的推进器，但短期内受到的冲击较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很多，不仅会带来经济增长点匮乏、发展后劲不足的区域性问题，也无助于能源革命排头兵和主战场作用的发挥，进而造成全域性影响。因而，能源富集区虽然所处发展阶段较为落后，但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上必须率先突围，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构建，畅通资本循环。

(一)提升区域势能，在集中连片能源富集区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能源富集区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发展长期以政府主导为主，面对当前绿色发展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挑战，为了尽快推进能源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接续新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爆发强烈的一致性需求，致使地区政府之间不得不陷入你追我赶、你争我抢的恶性竞争之中，极易造成产业布局雷同、同位竞争加剧、企业短视化倾向更加明显等问题，进一步放大能源富集区原有的后发劣势，加剧资本循环的对外依附性，导致能源富集区既无时间、也无能力积蓄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有生力量。因而，能源富集区要想在绿色发展方面率先突破，首要关键是打破当前各自为政、分离发展的割据状态，通过空间上的优化整合，形成区域发展合力。一是在集中连片能源富集区跨行政区划创建能源综合改革绿色发展试验特区。从我国目前能源基地分布情况看，黄河中游流域以山西、陕西、内蒙古为主的能源富集区煤炭产能占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超亿吨级省份总量的83.87%，覆盖锡林郭勒、鄂尔多斯、晋北、晋中、晋东、陕北等全国6个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6)国办发〔2014〕31号《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指出重点建设锡林郭勒、鄂尔多斯、晋北、晋中、晋东、陕北、哈密、准东、宁东等9个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涉及榆林、延安、大同、忻州、太原、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二连浩特等15个地市，既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开发地带，又是生态相对脆弱地区，城市之间相互距离平均不超过200公里，是最有条件、也最有必要推进一体化发展的区域。二是创新区域治理，打破地方本位主义。改变单一依靠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绿色发展的传统治理模式，成立由政府、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等共同组成的区域发展管理机构，立足区域绿色发展的市场多手段组织和调度资源，构建效率更高、灵活性更强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三是优化区域空间格局，打造能够集中资本和源源不断创造经济剩余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形成能源富集区域范围内的中心—外围圈层结构，加速资本在区域内的循环周转，减少外部依赖，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二)主攻生态化转型，以生态项目为牵引推进绿色产业集聚

当前，能源富集区在发展战略上应避免多头出击，要以生态化转型为基本方向，统筹推进城乡建设、能源变革、产业发展、民生福祉等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其原因在于，第一，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限制资本在能源富集区传统产业领域循环和扩张的最大掣肘，又是难以吸引资本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劳动相结合，进行生态价值开发的重要原因，在能源富集区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薄弱、绿色产业发展不具备条件和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尽快补齐生态短板，加强生态修复与治理，提高清洁生产能力，降低资本循环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才能有效防止资本陷入传统领域不得进、新兴领域不愿进的境地，避免能源富集区在新旧动能转化中出现断档。第二，能源富集区肩负能源绿色转型的历史重任，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城市改造、产业培育等方面进行的投入将十分巨大，即使是在能源绿色转型做出成功示范的鲁尔区也要长期依靠来自欧盟各类基金的援助。中国的能源富集区大多地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底子薄，资本存量规模小，政府财力更为有限，在推进能源绿色转型上必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不能获取国家层面的更多支持将在绿色发展方面很难有所建树。鲁尔区绿色转型发展的经验表明，将自身发展战略融入更高层级的战略安排是获得外部援助的有效途径。强化我国能源富集区的生态化转型方向，就是要通过凸显能源富集区在国家能源和生态两大安全战略上的重大地位，以利于在能源绿色转型和生态修复领域争取到更多国家级公益项目、科技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吸引大资金、大企业和优秀人才，扭转资本流向、聚集高端要素资源，为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做好前期准备。

(三)加强能源收益管理和生态资源权益交易体制机制建设

能源富集区要推进绿色发展，不可能脱离市场。当前，能源富集区一方面因生态和技术基础薄弱无法吸引资本和劳动进入生态领域，另一方面因环境约束导致的被动升级使生态资本几乎没有增殖能力，难以进入到资本循环中，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弥补市场机制的缺位。一是建立煤炭超额收益收缴及管理制度。在我国对煤炭仍存在刚需的情况下，能源富集区仍然具有依托矿产开发产生大量经济剩余的条件，这部分剩余构成除了有劳动创造的价值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因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超额收益，这部分收益具有被政府收缴并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11]，也是能源富集区在对资本的吸引力不强和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望加大生态资本投入，最大限度提升生态资本比重的可行途径。建议由国家能源管理部门履行主体职责，对煤炭超额收益进行统一征缴和管理，设置煤炭基准价格，对高出基准价格而形成的煤炭收入进行100%征收，收缴的资金进行基金化运作与管理，专门用于能源富集区的生态建设与能源绿色转型。二是健全和完善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的体制机制。能源富集区资源消耗基数大、环境破坏程度高、生态总体脆弱，在节能、减排、降污、碳汇各方面具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建议在资源确权登记、生态权益价值评估、权益指标分配与交易管理、推进生态权益交易市场建设等方面完善相应体制机制，加强对企业和资本的引导和激励，促进本地资本更多向生态资本转化，吸引地区之外从事生态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资本涌入，打造生态价值链，扩大能源富集区绿色发展的市场规模，夯实经济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