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其龙 余丽婴

（云南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昆明 650504；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昆明 650032）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后影响深远。习近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根植于传统文化之沃土，各民族在具体实践中内载着这一经验智慧。绘画既是一种生态知识的视觉文本和传承形式，也是一种民族与生态关系的理解路径和表征方式，“绘画还能穿越时间的隧道再现记忆中已经消失的传统的民族生态学知识，也能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交流障碍，形象地把各民族的世界观、生态观和生活技能表现出来”[1]。民族生态绘画交叉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论并与绘画创作相交融，由徐建初、杨建昆从民族生态学视角提出“利用绘画的形式来展示民族传统文化中对生态系统的认知、维护和管理”[1]。民族生态学常将绘画作为地域环境分类、动植物描述性记录的插图；生态人类学多以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观念文化这三个主题为讨论的核心，借用绘画观察和探究民族群体或个人与生态相互作用的知识；艺术生态研究多围绕主流艺术家及其所创作品而论。实际上，学界对民族生态绘画仅视为生态或民族维度的论证材料，然“中国当代生态实践是从民间开始，但他们尚在美术史视野之外，因为资本和市场遮蔽了生态艺术发生的在地性、在场性和在野的民间属性”[2]。民族主体维度的生态审美化创作与阐释未加真实关照，更无民族、生态与绘画的关系之辩、学理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