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巧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引言

《新三字编句解》（以下简称“《句解》”）由成都刘芳远编撰，犍为（今四川乐山犍为）乾隆十六年进士李拔作序，文童苟定江抄于道光二十三年，仿《三字经》体例，三字一句，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曾一度在四川广为流传。《句解》全篇正文部分1 926字，合标题、序言、句解近9 000字，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经书、史书，主要覼缕“经史之源流”，和《三字经》《弟子规》等侧重于教化类的蒙书不同，应属于知识性蒙书。现全国各大图书馆馆藏与科研机构暂无收存此书，民间私人庋藏亦未可知，仅在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和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的《成都县志》中有其名，同治年间的重修《成都县志》卷七《人物志·行谊》有撰者刘芳远小传：“刘芳远，字德馨，邑诸生，读书敦行，不欺衾影，乡人谓为‘刘夫子’，生徒从事者甚众，所作有《正史文法》《二辩一解》《三字编》诸书行世”[1]。此书是笔者在整理祖屋时偶然拾得，是祖父的遗物。祖父是旧时代的文化人，新时代的老中医。《句解》作为一本民间遗存的家传蒙书，因历经战乱和改革而渐被搁置，淡出世人视线，虽吉光片羽，但对我们了解清代文人的文字使用情况，分析俗字、俗写与异体字三者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俗字、俗写与异体字的各自特点

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最早提出“正体”“通体”和“俗体”的分类方法：“所谓俗者，例皆浅近；所谓通者，相承久远；所谓正者，并有凭据”[2]。颜元孙所提出的俗体和通体，是依据时间和应用场合来进行划分的，“俗体”适用在“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