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聿木

12月7日—1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公约秘书处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办。

11月28日，在生态环境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指出，2021年10月，自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以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迈出了新的步伐，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90%的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野生动植物得到了保护。同时，将更新修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最重要的标志性预期成果就是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对此，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周国梅说，中国自担任COP15主席国以来，全面履职尽责，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沟通协调，发挥主席国的领导力和协调力，积极推动“框架”磋商谈判的进程。

中国继续作为COP15主席国

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来自150多个缔约方国家、30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的代表共逾5000人参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出席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中国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正式落实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等一系列务实有力的东道国举措。会议通过《昆明宣言》，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注入强大政治推动力。

崔书红透露，为加快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进程，综合考虑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经中国政府、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加拿大政府协商，并经COP15主席团决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于2022年12月7日—19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中国将继续作为COP15主席国，领导大会实质性和政治性事务。” 崔书红说，“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题和会标等大会主要元素保持不变。

崔书红介绍，中国政府将派出由生态环境部、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香港特区政府等多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赴蒙特利尔参会。

“过去一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迈出了新的步伐。”崔书红说，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度谋划发展，将强化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作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崔书红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深入实施，印发《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更新《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目录》。同时，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北京、广州国家植物园挂牌并向公众开放，拉开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

崔书红表示，过去一年，中国还多角度、多维度、全方位发挥主席国推动力和协调作用，切实履行主席国责任，取得了积极进展。他说，一方面加大高层推动。中国充分把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20国集团环境与气候部长联席会议、第77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等重要场合和时机，与各国高级别代表就推动COP15第二阶段会议成功召开进行沟通协调，有效提振了全球的政治势头。另一方面主持召开了近40次《生物多样性公约》主席团会议，出席在瑞士日内瓦和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与各缔约方共同就“框架”相关议题开展讨论，开展更加深入的交流，凝聚更加广泛的共识，为“框架”的最终达成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将更新修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爱知目标”是指联合国制定的一个2011—2020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从全球部分来看，“爱知目标”的20个行动目标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没有一个行动目标完全实现。

针对记者提出的涉及“爱知目标”实现问题，崔书红表示，COP15会议将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转型变革。

“在制定新的全球目标时，应充分吸取‘爱知目标’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既要提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雄心和信心，更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充分考虑目标的可达性、可操作性以及各国的发展差异，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崔书红说，同时，“框架”还应坚持公正、透明、缔约方驱动原则，完善执行机制和保障条件，特别是要重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加强资源调动、科学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履约能力和水平，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崔书红强调，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认真落实“爱知目标”，明确各项任务和责任，目标执行取得积极成效。他说，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中也多次提到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宝贵经验：一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成效显著，探索形成“政府引导、企业担当、公众参与”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模式；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力度持续加大，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等突出环境问题；三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形成，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显著提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

崔书红称，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深入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更新修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持续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外来入侵物种的预警和监测体系，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更多的中国实践，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我国已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出的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中国创造性地设立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崔书红说，党的十八大以来，30余份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均对“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做出规定部署。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生态环境部协同有关部门，立足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性监管职责，不断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崔书红透露，我国已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他说，生态环境部协同自然资源部积极指导31省（区、市）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地面积的30%以上，覆盖了所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分布关键区，90%的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野生动植物得到了保护。

同时，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崔书红指出，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编制印发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聚焦“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监管目标，生态环境部制定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指标体系（试行）》，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保护成效评估（试行）》等七项标准规范。同时，自2020年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天津、河北、江苏、四川、宁夏等省份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管流程，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制度。

此外，还建设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崔书红介绍，目前，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已经在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上线试运行，并初步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数据库。平台正式运行后，可以及时将监测结果推送给管理人员，发挥“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作用，成为生态环境部履行监管职能的“千里眼”“顺风耳”和“预警机”。

崔书红强调，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动生态保护红线工作，以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为依托，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管流程，及时发现生态破坏问题并监督整改落实，保障生态保护红线能持续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

崔书红透露，2022年，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绿盾2022”专项行动，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卫星遥感监测，向地方推送了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重点人类活动问题线索，组织各地开展实地核查，严肃查处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问题，推动问题整改和生态修复。崔书红说，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组织好“绿盾”专项行动等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自然保护地生态安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备受关注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致力于达成怎样的目标？无疑，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最重要的标志性预期成果就是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周国梅说，正在谈判中的“框架”是为2030年前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谋定方向的总体性、战略性纲领文件。她透露，“框架”着眼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以“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向恢复之路”为方向，在总结以往生物多样性全球目标制定和执行的经验的基础上，凝聚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的合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新的政治引领，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以全面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简而言之，‘框架’的目标就是要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国际社会对此高度期盼。”周国梅说，中国自担任COP15主席国以来，全面履职尽责，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沟通协调，发挥主席国的领导力和协调力，积极推动“框架”磋商谈判的进程。

周国梅表示，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中方在高级别会议期间首次设置并成功举办了领导人峰会，九位国家政要和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峰会，进一步凝聚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合力，习近平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务实有力的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作用。她说，第一阶段会议还通过了《昆明宣言》，提出了当前一段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一揽子的行动方案，呼吁各方为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框架”贡献最大的力量。这也充分体现了各方采取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政治决心，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提供了政治推动力。

周国梅指出，截至目前，中方作为主席国，已组织召开了38次COP15的主席团会议，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一道，先后在日内瓦、内罗毕等地主持召开了四次“框架”工作组会议，为推动“框架”的磋商做出了重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