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峻玮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33；南开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天津 300071]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创新驱动发展，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1]。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是通过高质量的要素供给、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服务、健全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加速科技与经济间的渗透扩散、互补互促、共同繁荣，逐步打破原有系统的分散结构，推动两者融为协调统一整体的过程，是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继承、发展和深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我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得到快速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工智能、高铁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综合发展水平已跃居全球前列，不但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应对重大应急事件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提供了保障。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但是，我国在推进科技与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科技创新要素配置有待优化

一是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力度不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的科技创新长期处于跟随发展阶段，近年来由于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逐年增长，许多领域主动转向并行、领跑阶段，但是在芯片、基础工业、高端医疗设备等前沿技术领域，与西方科技强国仍然存在差距。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经费支出的6%左右，仍然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0%，当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二是创新主体与市场需求的交互作用有待提升。当前我国高校科研、市场运作、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多方主体间的协同发展模式还不够成熟，缺少长效稳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机制，导致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影响各主体与外部创新需求的匹配效率，不利于科技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1.2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仍需完善

一是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滞后。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人才，如成果转化服务人才、技术经纪人等职业化人才的培养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培养方式也主要依靠短期培训，缺少相对完整规范的科技服务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导致这一类人才的市场分析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不足，在项目的前景、先进性的评价、风险的评估、投资融资管理谋划等方面缺乏经验，影响了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匹配效率。二是缺乏立体化科研人才评价机制。过去我国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机制主要是侧重数量指标，缺乏相对健全的技术评估体系，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和转化效率都缺乏有效评判，使得大量科研成果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科技创新人才队伍难以匹配市场需求，影响了我国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水平。

1.3 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尚待健全

一是区域间创新生态系统发展仍然不平衡。《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1》和《2020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城市科技发展整体水平呈现出南强北弱、东高西低的特点，仍然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区域间科技创新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势必影响中西部地区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以及跨区域间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了区域间科技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有待加强。当前我国研发经费的资金来源大多集中在国内。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显示，2021年中国国内研发总支出中，国外资金占比（GERD）仅排在全球第94位，而其所属的三级指标“创新联系”居第32位，二级指标“商业成熟度”居第13位，中国综合创新能力则居第12位[3]。通过这一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国外的研发关联仍然相对薄弱。科技创新活动的对外开放程度不足的现状，也使得我国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研究机构失去了大量与国际国内创新主体深化合作的机会，阻碍我国科技创新成果迈入全球产业链中高端。

2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成因

2.1 要素投入及供需匹配的政策导向不完善

过去我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低廉劳动成本和资源的基础上，侧重于从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两个方面解决技术科学与生产科学等关键技术问题。相比之下，基础研究因投入周期长、成果难以预期，加之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奉行拿来主义的政策，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使得我国在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的研究动力和政策导向不足，科技创新投入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另一方面，过去我国在推进产学研合作过程中，过多的追求投资规模，忽略了企业和高校等科研主体之间存在的研究目的、动力机制不一致等问题，加之系统内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政府统筹和政策引导，导致各主体间无论是在创新意识、研发方向等方面都存在不同，使得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与需求脱节，影响了创新要素的配置和创新成果的供需对接效率。

2.2 对科技创新人才的认识不充分

科技创新人才除了包含研发人才、创业人才、科技管理人才等之外，还包括科技服务人才。近年来我国认识到科技创新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了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但是却忽略了科技创新服务人才在科技与经济融合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完善的科技创新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导致科技创新服务人才缺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起步较晚，近代科学和科技人才评价大多参照西方模式，没有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特点的复合型人才评价体系，在衡量人才质量的过程中，忽略了科研成果长期效益及科研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程度，由此制定了一套重量化轻定性、重短期轻长远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出现科技创新人才评价片面性和单一化的问题。

2.3 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国际化与协同化意识不足

由于我国许多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地方政府、企业家、还是孵化器等科技创新载体，没有很好地把握国家提供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这一契机，其境外拓展的意识和能力不强，融入全球化建设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不够，使得创新生态系统的国际化水平与国际影响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区建设的创新生态系统相对独立，尚未形成协同联动、共赢共生的创新生态体系，缺少能够衔接省域间、区域间合作的协同规划政策和制度体系，使得各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的不同主体与要素各自发挥其所长，地区间人才扩散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从而出现区域间创新生态系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3 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

3.1 拓展科技创新主体协同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进一步加大国家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有序推进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企业实验室等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组建重基础、高投入、跨学科的基础研究联盟，定期邀请领域内领军科学家、企业家进行交流，加强联盟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打造基础研究策源地和自主创新主阵地。通过政府引导资金、商业化保险等投资模式，完善基础研究风险分担机制，降低科学研究试错成本，依托高密度创新要素资源，高频研发创新活动，宽容失败的科学研究环境，实现核心领域基础研究的新突破。二是加强高校、研究机构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和衔接。通过设立科技与经济融合研修班、跨学科领域实训班等新教学模式，整合多元化的产业、实践、科研资源，打造科技创新课程互相交叉、科技研发资源开放共享、创新创业人员自由流动的交叉式协同体系，推进企业为牵头单位的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企业主导、高校院所支撑、投资机构加持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和科学家、企业家高度配合的“新研发”模式，提高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效率及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使科研成果更加契合企业和政府的实际发展需求，推动创新、研发和产业化的高度一体化和高端价值产业链的形成。

3.2 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评价模式

一是优化科技创新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多层次服务人才梯队。建立和完善国家科技服务学历和职业培训体系，将科技创新服务人才纳入国家和地方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服务人才；优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梯队，通过学历教育与社会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技术工人、高级技师等专业化的高技能服务人才。二是加快制定多维度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应当结合《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科的特点与研究性质，划分不同层次评价标准，将学术论文、发明专利、研究报告、实际学术贡献等都纳入成果评价指标中，借鉴英国REF高校可研评估体系等立体化评价模式，针对特定基础研究领域制定周期性评价机制，适当延长评估时间，保障从事基础学科的科研人员有足够时间创造高质量成果，并依照研究成果的质量赋权，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的人才评价体系。

3.3 构建区域战略性创新生态圈与国际化科技创新生态共同体

一是建立区域多层次开放创新圈层。制定区域间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专项计划，加强区域、省域间的分工合作、联合研发与成果转化活动，以“点面结合”的形式，推动区域创新资源配置；通过跨区域联合培养等新模式，打造符合区域发展特点的高精尖人才团队，打破区域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和体制束缚，构建省域个性创新生态圈与区域开放式创新生态圈。二是推动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平台化、专业化建设。打造涵盖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等种类健全的科技服务载体，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和创新资源链接，引导孵化载体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升级；建立健全科技成果信息共享体系，加速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匹配与互动，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活力。三是加快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中国—东盟信息港等国际化交流合作的契机，通过建设国际化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大数据共享中心，重点围绕5G、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高精尖产业领域，为企业搭建展示交流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技术转移与产业融合活动，打造国际化协同创新生态共同体，全面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生态国际化水平。（文责自负）